没有文凭的北大教授——记著名文学家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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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文凭的北大教授——记著名文学家沈从文
时间:2002年3月22日 作者：柳哲 来源:北大三角地

沈从文（1902-1988），湖南凤凰县人，系我国现代著名文学家，一位曾经在北大旁听而最后成为北大著名教授的“北大边缘人”。1923年前后来到北京，开始文学创作。作品中影响最大的是乡土小说，主要表现士兵、船夫和湘西少数民族的生活，讴歌下层人民的淳厚性格以及人情美和风俗美。代表作有中篇小说《边城》《长河》，散文集《湘行散记》等。抗战爆发后，任教于昆明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后，在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主要从事历史文物及工艺美术图案的研究，著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专著。  

1923年的夏季，沈从文由故乡湘西到北平求学。在此之前，他几乎从未接受过正规的现代学校教育，大部分学识都是自学得来。他那时的最高学历，仅仅是小学毕业。  

沈从文来北京的最大目的，是要学习新知识，为此，他也曾满怀希望的报考北大。 这一年的秋天，他曾参加过燕京大学二年制国文班的入学考试。可是，考试时却一问三不知，得了个零分，主考官十分同情他，所以例外的把他两块钱的报考费退还给了他 。从这时起，沈从文对正式入学死了心。当时，北大实行开放的办学方针，学校的大门向一切渴望学习的有志之士敞开，不仅允许他们自由地听课，甚至允许旁听生们使用北大的图书馆博览群书（当然，外借不可，在这一点上还算\"内外有别\"）。北京其他大学也有旁听生，却都有一定名额限制，唯独北京大学对不注册的旁听生，毫无限制。因此，北京大学的旁听生比正式注册的学生多几倍。他们之中，有等下年再考的，有本科毕业准备再换系学习的，有等相熟同学毕业一道去就业的。因此，当时的北大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为数众多的求学之士，旁听生的实际数量甚至要超过在校生。据传有这样一个笑话——某门课程听者众多，很令先生欣慰，不料到了期未考试时，却只有一人前来应考。原来，那诸多的听课者，都是旁听者，正式生只有一人。沈从文曾居住在银闸胡同公寓，是以北京大学红楼为中心，附近几十个大小公寓之一。在这些公寓里，住满了全国各地来北京求学的年轻人。当时北大英文系的陈炜谟，德文系的冯至，哲学系的杨晦，都是学生中著名的高材生。沈从文先后结识的朋友，除陈炜谟，还有刘梦苇、黎锦明、王三辛、赵其文、陈翔鹤等人。因缘时会，沈从文也成了北京大学不注册的旁听生。他领过国文讲义，听过日语课，也间或去听历史和哲学。此外，蔡元培始终坚持学术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选聘教师不拘一格，只以能力学识为标准。 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刘师培可以同时在北大任教，连著名保皇党人辜鸿铭也被邀请讲学。蔡元培倡导的“门户开放”和“学术自由”，酝酿成一种巨大社会动力，对中国社会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它对于中国现代文化学术史的意义，决不亚于黄埔军官学校之于中国现代军事史、战争史。沈从文在北大的收获，同时还结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文学上的挚友、同好，如冯至、黎锦明、陈翔鹤等，他们互相切磋、交流、激励，沈从文在彼此间的相互熏陶之下，就此走上文学之路。  

沈从文后来这样回忆辜鸿铭来北京大学讲学时的情景：“辜先生穿了件缃色小袖绸袍，戴了顶青缎子加珊瑚顶瓜皮小帽，系了根蓝色腰带。最引人注意的是背后拖了一根细小焦黄辫子。老先生一上堂，满座学生即哄堂大笑。辜先生却从容不迫地说，你们不要笑我这条小小尾巴，我留下这并不重要，剪下它极容易。至于你们精神上那根辫子，据我看，想去掉可很不容易！因此只有少数人继续发笑，多数可就沉默了。这句话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这句话对当时在场的人，可能不多久就当成一句“趣话”而忘了。我却引起一种警惕，得到一种启发，并产生一种信心，即独立思考，对于工作的长远意义。”当时，沈从文一边时断时续地在北大听课，一面在公寓那间“窄而霉小斋”里，开始无日无夜地伏案写作。文章写成后，就壮起胆子分别向北京各杂志和报纸文学副刊寄去。然而，这些文章却如同石沉大海，毫无回音。后来他听说，当时《晨报副镌》的编辑在一次聚会上，将他投寄该刊的十数篇文章连成一个长条，摊开后当众奚落说：“这是某大作家的作品！”随后把文章揉成一团，向字纸篓里扔去。虽然文章无发表机会，沈从文却没有气馁。这个“乡下人”，虽温良柔弱在外，却顽强倔强于内。他确信别人能办到的，没有理由认为自己就办不到！他明白自己在通向文学之园的路上，根底极差；又毫无派系可供自己攀援，应分比别人要多受些磨难。今天没有希望，只要明天还可望办到，自己就没有中途罢手的理由。但这并没有让求知欲很强的沈从文绝望和气馁，他发现了一条最佳求学捷径--在北京大学旁听，并一如既往的做着他的文学梦。  

沈从文不愧为北大那庞大的\"旁听大军\"中出类拔萃的佼佼者。  

沈从文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主要选取中文系、历史系、日语系等的课程进行旁听。数载的旁听生涯中，他以塞其务实的态度虚心求学，努力汲取知识的宝贵营养，使自己在各方面均打下了坚定的基础，为日后成为一代文学大师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沈从文在此间的文学创作并非一帆风顺，这位天才的作家在起步时，也和众多的文学爱好者一样，屡屡遭受退稿的厄运，幸运的是，北大的几位教授慧眼识珠，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  
郁达夫在当时已经是著名的作家，同时在北大兼任教授。沈从文在创作上屡受挫折之际，给郁达夫写去一封求助信，向他探寻、求教文学创作的奥秘。  

令沈从文喜出望外的是，郁达夫竟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冬日，亲临沈从文栖身的小屋\"窄而霉小斋\"。看到沈从文窘迫的生活，郁达夫在慷慨地资助他衣物、钱，还亲切的邀请沈从文吃饭，席间谆谆指导沈从文创作。但郁达夫深感于沈从文的贫苦，遂以此为题材，写了那篇现代文学史上有名的散文《致一位文学青年的的公开状》，告诉象沈从文这样贫困穷苦的文学青年，在混乱黑暗的社会，为了活下去，要么从新回到老家去，要么就心甘情愿的去做小偷，从而对当时不公的时代发出了绝望的诅咒。这也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段广为人知的佳话 。 除郁达夫外，北京大学的周作人、辜鸿鸣教授等，都曾在创作与生活等多方面，对沈从文给予大量热情的帮助与扶持。他们都非常赞赏沈从文在文学方面的才华，并积极向文学界推荐、引介沈从文。在他们的大力提携下，沈文从很快结识了徐志摩、闻一多等文学界名流，并为其接纳、包容，从而一步步跨进文学圈，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通过他毕生的努力，最后成为享誉世界的文学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