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千帆先生的学问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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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千帆先生的学问人生
时间:2001年11月15日 作者：杨玉圣（学术批评网主持人） 来源:《学术界》

在程千帆先生去世一周年前夕，6月2日，接到程先生高足莫砺锋教授的赠书《程千帆先生纪念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5月第一版），即手不释卷，一鼓作气读完（对不少篇目还读了不止一遍）。因为，这本书太吸引人了；这种兴奋而激动的读书滋味，记忆中，只有在读陈平原教授赠送的同样也是纪念文集的《王瑶和他的世界》时才有过。

收入这本《纪念文集》的文章有57篇，另有“程千帆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纪要”（收有32位学者的致辞和发言）以及挽联、挽诗、挽词、唁电唁函选录。尽管这些文章或长或短，作者也长幼有别，但对程先生的道德文章，莫不交口称赞。这是一本纪念集，但又不是一般的悼亡之作、无谓的溢美之辞。“千帆的本色使我感到一种心灵的真实和温暖，在互勉的人生旅途中，常常给我这个接近百岁的老人一种生活的力量，我至今还在分享这份生命的光芒。”对于程先生，99岁高龄的钟敬文先生《追怀千帆》中的这段肺腑之言，可能是再好不过的写照了。对于学界中人（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而言，毋宁说，这是一本难得的人生教科书。

                                          （一）

程先生88年的人生旅途，不无传奇色彩：少年得志，大器早成，而中年厄运、身不由己，晚年大展抱负，教书育人，终成一代师表。先生体现了20世纪中国学人荣辱浮沉的际遇，更是他那一代学人的卓越代表。程先生是享誉学界内外的硕学大家，这当然是与他学问高深、著作等身分不开的，但又不仅止于此。先生之受人敬重和爱戴，还在于他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楷模，还在于他特有的人格魅力。这本书，既是对先生的追悼和纪念，也是对吾等后学的鞭策与激励。读《纪念文集》，给我触动最深的正是这一点。

令程先生本人、也让许多学界中人感慨无限的是，当初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曾经使这位才华横溢、风华正茂的学者在武大蹉跎岁月、英雄无用武之地达18年之久，“经受了无穷尽的批判、斗争，乃至谩骂、殴打，不但侮辱人格，而且折磨肉体”（莫砺锋《莫信诗人竟平淡》），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和尊严，学术报国而无门。但是，“他是那种只要有一个安身立命之地、只要有一个支点，就能干出一番事业来的奇才”（吴志达《一炷心香悼恩师》）。多亏了匡亚明老先生在1978年毅然礼聘程先生到南大，先生终于获得了第二次学术青春，“是匡老给了我二十年的学术生命。”事实已经证明，匡老不仅改变了程先生晚年的命运，而且还给南大古典文学乃至全国的古典文学学科建设留下了一笔丰厚的财富：程先生不负众望，“以惊人的毅力和执着的精神开始了他的暮年之旅”（周勃《垂范永远》），把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搞得有声有色，“为南大带来了一个重点学科的中兴”（钟敬文《追怀千帆》），不仅培养了新中国的第一个古典文学博士和“许多顶尖的人才”（周勋初《纪念程千帆先生》），而且把南大造就成名副其实的古典文学研究基地。

程先生行之有效的人才培养方法，最应值得关注和效法。程先生1955年首批招收的研究生之一吴代芳先生回忆说，“他不是停留在给我们传授知识的阶段，而是着重为我们引路。他不是只教给我们以现成的知识，而是给我们以钥匙，让我们打开宝库，徜徉在知识的海洋中”（《半个世纪来的风雨历程》）。程先生另一位50年代的研究生吴志达也说，“他针对我们提出的问题谈他的看法，而主要谈理解问题、分析问题的方法与治学门径，他不采取填鸭式、满堂灌的方式，重在授与我们解决问题的钥匙，他说：‘我给你们猎枪，要你们自己捕获猎物’”（《一炷心香悼恩师》）。程先生说，“如果要带研究生，真正把他们带出来，就要用母亲般的慈爱和父亲般的严厉两者统一起来”（张三夕《师范》）。先生培养学生，宗旨是“德才兼备，全面教育，不光做学问，做人的方面也从严要求”，并注意因材施教、因学施教，决不拘束学生的学术个性，“不仅尊重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见解，更鼓励学生在学术思维和研究方法上多方探索”（蒋寅《一代名师千帆先生》）。先生的认真和严格是出了名的，比如，要求学生作业不写错别字，是一点也不含糊的。按先生的明确要求，“南京大学的研究生，从硕士阶段起，就不允许写任何错别字。你们以后写一个条子向我请假，也要写正楷字，不许写文字改革委员会没有公布的简化字（但可以写繁体字）。一定要注意语法是否正确，意思是否清楚”（《程千帆沈祖棻学记》，第72-73页）。有个硕士生，作业潦草，经多次批评而不改，最终令其退学。在程先生看来，这并非小题大做，而是为了培养学生一丝不苟的认真习惯。学生们都还记得先生的谆谆教诲：“像你们这样，说重了，是把方便留给自己，把困难推给别人；说轻了，也是一种随随便便、马马乎乎的习气。不是说必须一点不写错，但是，要把比例压到最小，比如说，五千个字中勉强可以出现一个。更重要的是，要养成一种谨严的学风，做到有疑便查。一个人在小的地方粗疏，要想在大的地方有成就，也难。”（张宏生《永远的芬芳》）。

著名历史学家、已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旭麓先生说过：子女和学生分别延续着一个人的生命和学术。对于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说，学生胜过子女。无独有偶，程先生晚年也是以培养学生为最大乐趣，“我即使再多写一两本书，也不过是在原来的量上增加了一点而已，如果把精力用在培养学生上，即使不写东西了，学术生命却会不断延续下去。”（张宏生《永远的芬芳》）。先生当年在武大的老学生，每每回忆起老师的讲课艺术，总是津津乐道、无尚自豪。1978年执教南大后，“虽然年事已高，但从大学语文到专业选修，他开设了多门功课，到底有多少人受了他的感召而喜爱中国古典文学甚至以之作为毕生的事业，恐怕很难统计”（张宏生《永远的芬芳》）。

在老一辈学者中，程先生可能是最早也最强调学术规范的。先生曾一再说，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要注意基本的操作规程和基本训练，书写与叙述要规范化，即使是写作业，“所引用的任何材料都要有出处，都要有篇名、卷数和版本。凡是能找到第一手材料的，不可以用第二手材料；凡是有不同版本、有异文的，应该加以说明”（《学记》第73页）。程先生还特别在《文艺理论研究》上撰文强调，学术研究、学术论文写作“贵在创新”，并呼吁“学术界不乏弄虚作假之风，这正如经济生活中要‘打假’一样，也要‘打假’。”（《学记》第125-134页）先生一向对不良学风“嫉恶如仇”，对学术研究中的弄虚作假“深恶痛绝”（王淮冰《明月清风 何劳寻觅》，“一贯反对华而不实的学风、文风”（贾文昭《难忘的教诲》）。程先生本人更是以身作则，“学术研究的认真态度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先生的每一篇论文，每一本著作，无论在观点、材料上，还是在论证、逻辑上，都是非常严谨、规范”（张三夕《师范》），给人以警示。

                                       （二）

我自己在与程先生有限的交往中，也深深体味到这位饱经沧桑的文化老人的可敬与可爱。

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拜访先生，是在1998年5月21日。当时《中华读书报》第一版有一个“人物故事”专栏，主要是登载一些老先生的访谈（同时上一幅照片）。我那时在南大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作访问学者，于是想就近采访程先生，因为南大要上一个老先生的话，恐怕是非程先生莫属了。

按照前一天的电话预约，下午3点，我前往先生的南秀村寓所，是先生亲自开的门，拄拐杖，但步履稳健，容光焕发。虽说以前从未见过，但先生温和而亲切，跟我谈了他的师承，在武大的遭遇、南大的知遇，盛年之际无所作为的遗憾、晚年“抢时间”的拼搏。当谈起自己培养的弟子及其成就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因为耳朵聋，谈话时，我靠先生坐得很近，而且还要大声讲话。因为患白内障，先生的视力已不行了，但他说有时候还是忍不住要抽看《吴宓日记》。先生说自己已八十五岁半了，没有什么养生之道，但坚持散步，原来喝酒抽烟的习惯也改了。先生住一楼，还特地领我看了楼后的小花园，各色花草，琳琅满目。在花园中，先生为我讲了他当初在农场为小牛接生的故事，这可能是那种无奈的生活留给老人的少有的温馨的回忆了。临走时，程先生取出已事先准备好的三种著作相赠，一种是《程千帆沈祖棻学记》，先生当场在扉页上用钢笔题字留念，另两种是《被开拓的诗世界》和《闲堂诗文合抄》，由程夫人陶芸先生用蝇头小楷题字留念。前后一个小时，生怕老人因我的造访而过于劳累，到下午4点，我即向程先生、陶先生告辞了。

拜访过先生后，“学问人生”四个字即从脑际中脱颖而出。因之，我决定以《程千帆：学问人生》为题写稿。近日读《纪念文集》，发现不少学者也都对先生持有类似的看法。如称先生“以学术为第一生命”（黄进德《鞠躬尽瘁 嘉惠后进》）或“以学术研究为第一生命”（张三夕《师范》）。再如，“将生命的价值，将活着的意义与事业的追求，历史的责任感联在一起，正是先生的人生取向”（周勃《垂范永远》）。还有，“对待学术毫无倦怠之意，毫无敷衍之心，这正是晚年的先生给我留下的最突出的印象”（傅杰《记忆宝匣中的珠串》）。我很庆幸，自己的感觉大致不差。

在拜访完程先生后，我因为很快即返京办理赴美访学的手续等事宜，故未将访问记及时写出，遂将《程千帆沈祖棻学记》和采访笔记一同打入行囊，随我跨海越洋，到8月初写就（详见附文），随即挂号寄给《中华读书报》。可惜，该报因版面调整，随后取消了原本富有特色的“人物故事”专栏，所以，这篇介绍程先生道德文章的短文（连同《蔡尚思：学坛不老松》、《汪熙：跨学科求索》、《王养冲：治学贵在专、精》等访谈文章），也就无缘见报了。顺带一说的是，我所访学的堪萨斯大学有一个相当成规模的东亚图书馆，自己出国时所带的《现代化新论》等中文书在回国前都送给了该馆，唯一例外的就是这本《程千帆沈祖棻学记》，犹豫再三，但恋恋不舍，最后还是把它从美国带回了北京，成为自己最喜爱的珍藏赠书之一。

因为1998-1999年有一年多不在国内，加之采访记迟迟未能发表，我总觉得有愧于先生。一直到1999年9月，《学术界》杂志社社长袁玉立先生来京邀我协助他主持该刊的改扩版事宜，其举措之一是从全国范围内聘请一批德高望重的学界前辈作《学术界》的学术顾问，于是我写信给程先生，诚邀他屈尊就任、惠予支持，10月12日，先生亲笔回复，“愿意受《学术界》学术顾问之聘”。

因写先生的《学问人生》未能刊出，而自己对老一辈学人的这种忘我的学术境界又感佩不已，故我为《学术界》设计的新栏目之一就是“学问人生”。该栏目与“学术批评”等一起，现已成为该刊的特色栏目，也是全国数千家学刊中独一无二的品牌栏目。除了“学问人生”，《学术界》每期还在封一、封二刊载一位著名学者的大幅照片及简介。为此，我于10月中旬打电话给程门高足莫砺锋教授，请他为程先生写一篇学传，篇幅不限，文成后由“学问人生”专栏发表。砺锋教授果然一口应承，并表示将着重从历时的角度论述程先生的治学经历与学术活动。到2000年4月3日，三万余言的《程千帆评传》竣工，砺锋教授在附信中说：“标题如嫌一般，或可改为‘立雪记略’之类，但最好不改。文中事实已经程先生过目审定，均可靠，至于评价之语如有不妥，则敬请审正”。这是一篇相当难得的文情并茂之作，我自然舍不得作任何改动。

与此同时，写信给程先生，希望他选取近照两幅，并劳驾先生为《学术界》赐一墨宝，由封二刊出。4月中旬，收到先生的来信、照片和条幅。信写在一张印有“南京大学”字样的四百字的普通稿纸上，字不多，但很大，占了正好一页，系先生手书：“玉圣先生：赐书收到。今寄上照片两张，又题词一纸，备先生采用。我老病写字用笔力，勿哂也。如蒙赐刊物，请惠四份为感。敬复 即颂 著安   程千帆 上  四月十二日”。条幅写的是荀子语句：“是非疑，则度之以远事，验之以近物，参之以平心。 庚辰春书荀子语  闲堂老人”。先生虽已年高，但书法飘逸潇洒，如行云流水。我不知道这是否先生留给世人的书法绝笔，但先生的信任、认真、情谊，确实可铭可感。在收到上述文章、题词、照片后，我即将其一并编入第4期，预计6月底7月初即可印出。

可惜，在刊物印行期间，程先生道归西山。于是，人们看到的2000年第4期《学术界》封面上和蔼的先生，竟已是故人的遗像了；面对封二上先生开怀的笑容，编辑部在左下角配发了黑框内的两行黑字：“本刊学术顾问程千帆先生于2000年6月3日不幸逝世，本社全体职员谨致沉痛悼念！” 痛心不已的砺锋教授则在《程千帆评传》加写了如下一段满腔辛酸的“追记”：“此文完成于今年4月2日，那时程先生尚健在。我当时有一个小小的愿望：此文在今年7月发表出来，而由我编集的《程千帆文集》也能在那时出版，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地为先生庆祝米寿。谁知道我的一句旧诗‘微愿每乖违’竟又一次成为诗谶，今年入春后身体尚健、在5月上旬还亲自参加《中华大典·文学典》样稿讨论会的先生竟会一病不起！此刻我一边校阅文稿，一边凝视着先生的遗像，泪眼模糊，不知所言。 2000年6月10日”。

今年6月3日，是千帆先生逝世一周年。为了表达自己对先生的深切悼忱，先是商请砺锋教授将《程千帆评传》改题为《程千帆先生的道德文章——纪念程先生逝世一周年》转发于学术批评网（5月26日），之后于6月2日晚上，在学术批评网“首页布告”栏上登出“纪念著名文史学家、南京大学程千帆教授逝世一周年”的标题，并从国学网上转发了程门弟子张伯伟、程章灿、莫砺锋、蒋寅诸教授撰写的怀念或记叙程先生的文章。6月3日，又将《程千帆先生纪念文集》中钟敬文先生的《追怀千帆》、王元化先生的《悼千帆先生》、陶芸先生的《千帆，你安心地走吧》三篇文章，扫描、上传到学术批评网。这样，纪念程先生的专栏就初具规模了。这是学术批评网3月15日开通以来继4月3日至5日推出纪念著名历史学家、北大教授罗荣渠先生逝世5周年之后对一位学界泰斗加以纪念的又一尝试。如果有可能，我本人以及学术批评网将会继续为发扬光大程千帆先生、罗荣渠先生这样杰出的中国学人的道德文章而竭尽努力。

程先生仙逝后，我一直想写点什么，但始终未能如愿。读了砺锋教授赠送的《程千帆先生纪念文集》，浮想联翩，不能自已，写下这些文字，姑且算是对千帆先生迟到的纪念罢。

                                              2001年6月5日  于西三旗陋室


附  程千帆：学问人生

年逾85岁高龄的程千帆教授，是一位著名的文史学家，在专治诗学、文献学、史学、古代文论之余，兼事诗文创作，著作等身，德高望重。
程先生乃名门之后，早年毕业于金陵大学中文系（1936年），受业于黄侃、胡小石等诸多名师。曾任教于金陵大学、武汉大学等，现为南京大学教授，兼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中华大典编纂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文史研究馆名誉馆长、南京市文联名誉主席等。著有《文论十笺》、《古诗考索》、《史通笺注》等专著多种，20卷本的《程千帆全集》即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隆重推出。
当回顾自己的学问人生时，程先生最遗憾的是，反右派斗争之后长达18年之久、一生精力最好的时候，竟完全不能从事自己所喜爱的教学、研究工作，“承受着难堪的侮辱”，放牛养猪。1978年夏，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教授聘请当时已奉命从武大“自愿退休”、每月49元待遇、住在小鱼村旁边的破屋里的程先生重返教坛。“我要工作，我要有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什么条件？这就是条件。”于是，已经65岁的程先生开始了新的学术之旅，著书立说，传生授徒。他深情地说，“是匡老给了我二十年的学术生命，我终身感谢他老人家。”先生到南大后，曾给自己提了一个要求：能不能把耽误的18年时间抢回来？为此，他兢兢业业，争分夺秒，“明知抢不回，但还是尽量抢。”言谈中，先生最感到高兴和欣慰的是薪火相传，受之于师，传之于弟子，晚年生活幸福而安宁、充实而有趣。“在教学科研中要认认真真地走路，在培养青年教师和学生中要勤勤恳恳地带路，在应该退休的时候要高高兴兴地让路。”这就是道德文章皆受人敬重的千帆先生。
程先生有自成一体的治学路数，“我的家学和师承使我在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一贯文史并重。发表的著作虽以文学居多，但这些研究文学的著作都是建立在史学的实证精神和严密的史料考证的基础之上的。”先生主张文学研究应该是文献学和文艺学最完美的结合，主张以作品为中心研究文学历史和理论，将考证与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既搞考证，又搞批评”；主张“既有理性思维，又有感性思维，即使不能合而为一，也决不能将二者对立起来。”敬业、乐群、勤奋、谦虚，是程先生的人生与学问的准则。他反复强调，学术研究贵在创新，“治学，做学问，就是要创新。如果没有发展，那就不能叫作研究。”先生一再对学生说，做学问要耐得住寂寞，要有“敌情”观念，知识面要宽，手要伸得长，眼要看得远，耳朵要灵，还要有高度警惕性，“自己的是自己的，别人的是别人的。”他大力呼吁和提倡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在千帆先生看来，看风使舵是学者的悲哀，“一个真正的学者，首先要有诚实和正直的品德，不要做风里的杨柳，要做雪里的青松，既不能骄傲自满，也不能随风倒。”做学问，应该有雅量，宽容大度，要有气象，既能规劝别人，也能容纳别人的批评。学术重在自由与民主，应提倡和推动正当的学术争鸣，“历史已经证明，那种以权势压人、无限上纲的做法，除了留下伤痕和笑柄之外，不能给以其他的东西。”先生还坦率地表示，“我感到，现在学术界也不无官僚作风，一些书评变成了不痛不痒、油头滑脑的应酬文字。这不但是可悲的，甚至是可耻的。”
“春蚕到死，殉道到底，一旦把生命和自己的事业连成一体，就无所谓退不退了。”程先生77岁时正式退休，但依然退而不休，正主持《中华大典（文学典）》（约5千万字）的编纂工作。虽然患有心脏病、白内障，先生还是精神矍铄，鹤发童颜。据先生告知，他饮食起居都很随便，基本上没有什么嗜好，每天散步一小时，有20年的喝酒、抽烟的习惯现在也改掉了。像千帆老这样一位以学问为人生取向的智者，能不幸福吗？
（写于波士顿，1998年8月）

（《学术界》200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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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怀千帆
时间:2001年11月17日 作者：钟敬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来源:《程千帆先生纪念文集》

惊悉南京大学中文系程千帆教授离世的消息，悲痛阵阵袭来，几个月过去了，痛失故友的沉重心绪依然缠绕着我，这个不愿意听到而又决不容怀疑的音讯，像一块大石头紧紧地压着我。罗兰先生说：“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正对着现实而且眷爱它。”我想干帆正是这一信念最忠实的实践者，他的精神与之最为契舍。

干帆学识的积累少不了少年家学的良好熏染，他的伯父对他要求极严，也因此，千帆对国学经典有深入的学习，这种训练培养出来的扎实功底，使他后来受益匪浅。金陵大学的学生生活，开阔了他的视野，名师的言传身教，又树立起他不凡的治学心气。在他近六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古典诗歌的研究成就为一个时代领了风骚，《古诗考索》、《程千帆诗论选集》等著作早已为学界耳熟能详，而他治学中“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意识，奠定了他文史兼治的风格。

想到千帆严谨而矜重的治学所创造的业绩，不免叹佩他在长年累月的灾难与流离中仍然坚持不懈地追求，而在过去那个妖气腾腾的俗界里，他背负的精神重压与苦闷，是何等深浓和沉重呵！因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的诚邀，干帆从武汉来到南京，应该说，他为南大带来了一个重点学科的中兴，当今活跃在古典文学界的一批才俊之士就是在他精心指教下成长起来的。当他的生命之船驶避险象丛生的海面时，他没有沉没，危险只是使他更加认识到生命的意义和珍重时间的进程。而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他驾驶的小舟也不因风雨人生的折磨和年岁的渐老而放慢驶向彼岸的速度，他把亲切的抚慰、指点和鼓励及时送与彷徨中的学生。千帆的本色使我感到一种心灵的真实和温暖，在互勉的人生旅途中，常常给我这个接近百岁的老人一种生活的力量，我至今还在分享这份生命的光芒。1998年夏天，我的一个学生到南大中文系做博士后，顺路托她捎去我的小诗一首与千帆，诗是这样写的：

烛灰未尽平生意，霜鬓徒劳四海知。
书罢沉吟欲谁寄？秣陵一叟正相思。

事隔不久，就收到干帆的回信与唱和诗，诗由陶芸先生用小楷写成，从中透出他安定而幸福的生活，远在千山万水之外的我也在心中甚为老友快慰。

两年过去，往事历历在目，千帆的精神牵引我对他产生无尽的追想。我的秃笔写不尽他治学与育人的虔诚和勇毅，惟在心中默念千帆的一切和我们之间的行谊，直到永远。

2000年秋

(原载莫砺锋编《程千帆先生纪念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5月版。感谢莫砺锋教授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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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程千帆先生
时间:2001年12月24日 作者：蒋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来源:国学网

一个品格正直的人，一个成就卓著的学者，一个杰出的教育家，一个成功的学术带头人，一个优秀的作家，任何人只要占得其一就会觉得不愧此生。而程千帆先生一身兼此数种功德，他的人生该是多么满足。然而众所周知，千帆先生为此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呀！回顾千帆先生的经历，可以看到本世纪中国学者的普遍命运，而千帆先生的立身治学和教书育人则又向我们显示了中国学者的优良传统。

千帆先生的学术道路

千帆先生原籍湖南宁乡，1913年生于长沙。叔祖是与易顺鼎、曾广钧并称为湖南三诗人的十发居士颂万，著有《十发居士全集》。父名康，字穆庵，也能诗，著有《顾庐诗钞》，为陈衍采入《近代诗钞》，又与十发居士同著籍于汪辟疆先生《光宣诗坛点将录》。千帆先生幼秉家学，少年时代便喜爱诗歌，又广泛阅读了四部典籍，打下传统学问的根基。
     
1932年，千帆先生考入金陵大学中文系，师从于黄季刚、吴瞿安、胡翔冬、胡小石、汪辟疆、刘衡如诸先生。在前辈大师的陶冶下，他在小学、史学、文献学、诗学、文学史等方面培养起广泛的兴趣和相应的研究能力。他最初的论著都是关于文献学的，从三十年代后期到四十年代初，陆续发表《校雠目录辨》、《别录、七略、汉志源流异同考》、《杂家名实辨正》、《汉志诗赋略首三种分类遗意说》、《杜诗伪书考》等论文，不仅为日后的校雠学研究奠定基石，也为自己的全部学术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此后的史学著作《史通笺记》及文学史通论《汉魏六朝文学散论》三篇，正是在此基础上加以深入研究的力作。1936年，陈寅恪先生用英文发表《韩愈与唐代小说》一文，千帆先生敏锐地觉察到文中提出的"行卷"现象对唐代文学的重要意义，立即将它译成中文，并在日后的研究中不断搜集材料，进一步丰富、深化寅恪先生的观点，终于在三十年后完成《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对这一关乎唐代科举制度、社会风气和文学创作的重大问题，作了深入的阐述。该书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后，马上被译成日文，在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这部写得极为凝炼的著作，集中体现了中国学术文史结合的传统。
     
先生自1941年任武汉大学中文系讲师，一度任金陵大学、四川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45年调任武汉大学中文系，1947年晋升为教授。五十年代初，先生主要讲授文艺学。出于对新时代人民教师的荣誉感，他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文艺的批评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对当前各种文艺理论问题的论争发表自己的意见，写作了《关于对待祖国文化遗产问题的意见》等文章，对当时流行的狭隘的文艺观念进行批评，即使今天看也通达可取。与此同时，他还有意识地在古典文学研究上进行理论探索，尝试开辟一种新的研究思路。但不久，"反右"的政治迫害就剥夺了他学术研究的权利，迫使他离开学术岗位，离开亲人，到广阔天地干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从1957到1976的二十年间，"反右"和"文革"曾消耗了两代学者最宝贵的学术青春。千帆先生也历经磨难，直到1975年才摘掉"右派"帽子。先生自己虽不以此为意，但深为年富力强被剥夺工作机会而憾恨。是啊，对一个学者来说，正值学问走向成熟的年龄，却未能留下本该是最深的学术印迹，这怎不教人抱恨！
     
1978年，千帆先生被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延聘为中文系教授，兼任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重新获得工作的先生对学术事业充满热情，尽管年事已高，健康不如从前，但依然孜孜不倦地治学著述，渊深的学养与过人的睿智以及对新知识的热切关注，使他的学术活动在八十年代以后焕发出蓬勃的活力，达到成就的顶峰。先生平时指导古典文学、古典文献学两个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主编《全清词》，还担任各级学术机构和团体的重要职务，日常事务分外繁忙。但就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勤奋地写出了一批高质量的诗学论文，使他毕生颠沛以之、造次以之的诗学研究在晚年爆发出辉煌的创造力，结出丰硕的果实。以往的旧著也陆续整理出版，在不到二十年间先后出版著述二十余种，数量惊人。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刊行的《程千帆文集》即收入其中十九种：
    史通笺记   校雠广义版本编 与徐有富合著
    文论十笺   校雠广义校勘编 与徐有富合著
    闲堂文薮   校雠广义目录编 与徐有富合著
    古诗考索   校雠广义典藏编 与徐有富合著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   被开拓的诗世界 与莫砺锋、张宏生合著
    闲堂诗文合钞   古诗今选 与沈祖棻合著  
    杜诗镜铨批钞   两宋文学史 与吴新雷合著
    读宋诗随笔   程氏汉语文学通史 与程章灿合著  
    新诗少作   俭腹抄 巩本栋编
    桑榆忆往

此外还有《治学小言》及编集《汪辟疆文集》、《沈祖棻诗词集》、《黄侃日记》等，其中除《史通笺记》、《文论十笺》及《闲堂文薮》、《古诗考索》中的部分论文作于三四十年代外，其它的都撰写于"文革"以后，仅此也可以看出千帆先生研究和著述的勤奋。但浏览这份目录，让人在钦佩之余又不免惋惜：如果不虚耗那二十年的光阴，这部选集又将会增添多少内容？"十有八年真露电，剩将白首仰苍旻"，"未答涓埃伤老悖，极知祸福自乘除"，"无成素业劳湔祓，不辨遗书孰在亡"。一诵《闲堂诗存》中的零余之作，俯仰今昔，教人悲欣交集。

千帆先生的学术品格

千帆先生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非我这个做学生的所能全面评价，这里谈论他的学术品格只能涉及诗学一个方面。诗学本是先生的家学，也是先生用力最深的学问。只要读一读《古诗考索》、《被开拓的诗世界》二书所收的论文，我们就能窥见先生在这一学术领域的造诣及其不断深厚的历程。周勋初先生为《古诗考索》写的"读后记"及同窗张伯伟所编《程千帆诗论选》的"编后记"对此都有详致的论述，无须复赘。在此我只想就自己从先生学及读先生著作的收获，略谈点对先生学术品格的体会。
     
通观千帆先生的著作，我格外感觉到受陈寅恪学风影响之深，这也是世所公认的。作为前辈大师，寅恪先生将钱牧斋注杜以诗证史、以史证诗的方法推广到整个唐代文史研究，实开一代风气。程、陈两家本是世交，千帆先生谊属晚辈，又夙钦佩寅恪先生的学问，学风受其影响是很自然的。其实，在三四十年代，寅恪先生渊博的学问举世仰止，受他沾溉的学人指不胜屈。但至今，有又多少人能继踵前修，以突出的学术贡献立于学林呢？看来，学风并不是决定学术造诣和成就的一切，还须辅以有效的研究方式和思想的智慧。以我看，开放的胸襟和强烈的理论意识乃是千帆先生治学的基本品格。从早期著作《文论十笺》和《史通笺记》可以看出，先生从青年时代就对理论怀有热情。这两部书虽以朴学的方式著成，但指归却是文学理论与史学理论。整个工作不是要完成一个朴学的成果，而是藉朴学形式的深入钻研达到对文史理论经典著作的深刻理解，从而为文史研究积累下丰厚的理论素养。值得提出的是，《文论十笺》是较早用当代眼光来处理古代文论资料，按中国传统文论的框架来建构理论体系的尝试。就我所知，这项工作发轫于刘永济先生的《文学论》，弘度先生用传统文论素材编撰了中国第一部现代形态的文学理论，但他的整体框架是借鉴于西洋文学理论的。此后不断有各种文学概论出版，大抵稗贩西说，因缺乏本土的创作实践而与中国传统文学脱节。《文论十笺》总结并建立起中国文论特有的理论结构和修辞学说，非但在当时有针砭时弊的意义，在今日"本土化"思潮下加以回顾更具有某种超前的意义。
     
应当承认，理论意识只是一个优秀学者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但它具体体现在不同学者的研究中，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千帆先生的理论意识，体现为研究活动中理论的运用与方法的自觉。考据与批评是传统文史研究的基本方式，无论古代还是今天，都有无数学者运用这两种方式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千帆先生自己在早年的研究中，也分别运用两种方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他并不满足。有感于清代学者将两种方式分开，"使考据陷入繁琐，批评流为空洞"的流弊，他试图探索一种新的方式，开辟一条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的新途径。1954年，沈祖棻先生在他们夫妇合著的《古典诗歌论丛》（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的后记中曾说，千帆先生在他的论文中"尝试着从各种不同的方面提出问题，并且企图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加以解决。因为在过去的古代文学史研究当中，我们感到有一个普遍的和比较重要的缺点，那就是没有将考证和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抱着这样的愿望，他们有目的地"尝试着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这里说的考据和批评的结合不是以作家生平或作品本事、写作背景的考据作为批评的基础，那仍是传统的方法；他们说的考据和批评的结合，是指用考据方法确立阐释的起点或者说通过考据来解决阐释的关键难点，实际上就是广泛吸收、利用跨学科的知识，从非文学的阐释中获得文学和文学史的新结论。这清楚地反映在千帆先生当时写的一些论文中。如《陶诗"少无适俗韵"韵字说》、《郭景纯曹尧宾〈游仙诗〉辨异》、二文，通过对"韵"字"仙"字在六朝、唐代的独特含义，揭示出其中包含的社会风习，从而对作品作出令人信服的分析和论断。《王摩诘〈送綦毋潜落第还乡〉诗跋》一文，从详细考察唐代科举制度入手，发抉诗中包含的社会内容，使唐代习见的送人落第诗的深刻内涵通过个案分析得到了深刻的揭示。这些论文，都显示出陈寅恪先生论著中的以史证诗的特点。而《韩诗〈李花赠张十一署〉篇发微》、《与徐哲东先生论昌黎〈南山〉诗记》二文则又运用近代物理学知识，引证登山运动者的视觉经验，用以解释韩愈诗中特殊的视觉描写，并说明韩诗艺术表现上的一些特点及对后人的影响，非常新颖，不仅显示出作者热心关注学科以外知识、乐于接受新知识的开放态度，同时也体现了沈先生所说的从不同角度提出问题，并用不同方法加以解决的尝试。读《古诗考索》中的论文，我们能欣赏到一种方法的智慧──每一篇文章都出自独特的角度，采取独特的解决方法，具有独特的构思和论析形式，给人以策略的启示。这种方法的智慧决不同于前些年学界热谈的"方法论"，因为它们既不是作者一贯标举或奉行的理论，也不是具有普适性的原则，而只是一种智慧──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的智慧。除上引沈先生那段话外，千帆先生自己很少谈"方法论"，只是通过具体的研究实践表明，解决问题是有多种角度、多种方法的，而每个问题的提出方式将决定解决的方法，或者说问题本身会构成对方法的选择。所以对所谓"新方法"，千帆先生的看法是：
     
应用新方法，有一个前提，就是一定要使结论比用旧方法得出的结论更深刻，新的方法要能发掘出新的内容。至少要对旧方法有所补充，否则又何必要新方法？新奇要落实到对作品的深入理解与开拓上，不然它就代替不了旧的。同时，不能因为提倡新的就排斥旧的，传统方法仍要保留。（见《访程千帆先生》，《文学研究参考》1987年第1期）
     
不难看出，千帆先生对方法的态度是非常通达的，因为它基于科学方法论的首要原则──有效性原则。他论文中体现出的那种讲究方法却不执著于既定之法的态度，同样也是基于上述原则的。实质上，这正是中国古代工具论的最高原则--"至法无法"的具体体现。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理论意识在千帆先生的研究中，并非仅体现于研究过程及具体手段，更重要的是还贯彻到研究结果中去，表现为超越具体认识的对理论升华的追求。学界普遍认为，千帆先生的论文是比较有理论眼光的。我想这不光与他乐于学习新知识，了解新理论有关，也与他追求认识深度的学术观念有关。千帆先生曾在《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一文中申述了如下的主张：
     
从理论角度去研究古代文学，应当用两条腿走路。一是研究"古代的文学理论"，二是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前者已有不少人从事，后者则似乎被忽略了。实则直接从古代文学作品中抽象出理论的方法，是传统的做法，注意这样的研究，可以从古代理论、方法中获得更多的借鉴和营养，并根据今天的条件和要求，加以发展。
     
同窗张宏生认为："程千帆教授的治学，资料考证与艺术分析并重，背景探索与作品本身并重。研究问题时，往往从某些具体对象入手，然后从中抽象出一些规律来。"（《江湖诗派研究》后记，中华书局，1995年）张伯伟则将老师对理论的态度归纳为"以作品来印证理论"与"从作品中抽象理论"（《程千帆诗论选集》编后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前者如《读诗举例》一文，从古代作品丰富的艺术经验出发，考察了批评史上"形与神"、"曲与直"、"物与我"、"同与异"、"小与大"五对审美范畴，以创作实践发明了理论；后者则如《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一文，由描写、时间、声律、章法多方面揭示出古典诗歌写作中整一与错综的辩证关系，从古代诗歌丰富的艺术现象中提炼出一对未经理论家总结的美学范畴，抽象出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艺术规律。这样一种主张及其实践，在理论上的意义是巨大的。从研究对象上说，它"不啻为古代文论研究界提供了已发现一个新矿藏的重要信息。而且这一矿藏，犹如古代传说中的'息壤'，是生生不息，没有穷尽的"（张伯伟语）。而从研究主体来说，它要求学者在研究古代文学时不应满足于对具体事实的认识，停留在艺术现象的表面，而应该去发现纷纭的艺术现象背后那深刻、永恒的结构性存在。这实质上是对文学研究提出了超越现象，深入内核的哲学要求。这一要求无疑是非常高的，也许就是在将来也很少有人能企及。但这志在高远的期待与黾勉不息的努力，已足以使千帆先生的诗学研究与时代的脉搏共振，以新颖的角度和独造的深度，给学术界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我们还记得，十年前《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等论文发表时，带给学界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惊喜。博得一致称赞的《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虽只是杜甫一首诗《饮中八仙歌》的阐释，可是千帆先生的阐释不仅角度新颖，分析透辟，而且通过一个个案的剖析，令人信服地作出一个论断：伟大的作家在他们创作出伟大作品之前都有个心理和艺术上的准备过程，并在一些作品中留下标志其自我觉醒之转折点的印迹。这是"从作品中抽象出理论"的一次成功的尝试，其宏观着眼、微观入手的方式，也突破"三段论"的八股气，给人一种新的感受。
     
作为亲炙于千帆先生的学生和后辈学者，我经常惊异，先生的学术研究在七十高龄还保持着旺盛的活力，保持着敏锐的思维。显然，强烈的求知欲和勤奋的思考能使人变得年轻。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学术思潮急剧涌入。当学术界非议蜂起，许多更年轻的学者都在抱怨"看不懂"，怀疑甚至拒斥它时，千帆先生却在冷静地理解、接受。以他的年龄，自然不可能去读原著，但他仍通过各种途径吸取新的知识，并以丰厚的艺术修养和通达的见识包容、消化它们。事实上，人类的心灵是相通的，对世界的认识本质上也是相通的。当人的学养与见识达到一定的深度广度时，就会在世界上发现愈益多的相似，钱钟书先生的学问便是个典型的例子。1980年千帆先生写作《相同的题材与不相同的主题、形象、风格──四篇桃源诗的比较研究》时，尚未接触原型批评的理论，只是受清代金德瑛的启发；而1982年写作《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时，也尚未读到关于接受美学及解释学的学说，可是这两篇论文的出发点、意旨和方法却完全与上述两种理论相融通。这不仅启示我们，传统的研究方法中也包含有现代批评的因素，现代文学理论需要学习和借鉴；更重要的是说明了，理论最根本的源泉是创作和研究的实践。从具体的实践中抽象出理论，才是学术研究的根本任务和最终目的。因为这才意味着认识的深化。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千帆先生的学术品格：开放的胸襟，强烈的理论意识以及建立在此之上的对认识的深化和超越的自觉追求。
     
还是在四十年代，千帆先生最初发表的几篇诗论，就以探索和创新意识博得前辈大师朱自清先生的赞赏。四十多年过去，先生的新作仍充满活力，给后辈学者以多方面的启迪。这本身不就意味着先生的诗学在随着时代进步，并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吗？如果从本世纪中国诗学研究的学术流程来看千帆先生的论著，就能感觉到它在当代中国诗学研究中所占的承先启后的位置。先生继承文史结合的学术传统，从目录学入手，以史学为本，熔考据批评于一炉，开创了一种古典诗歌批评的新模式。可以预见，日后我们回顾八十年代的学术史时，先生的诗学会愈益凸现它在学术转型中承先启后的意义。

千帆先生的教书育人

千帆先生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导师和学术带头人。十八年的政治风雨消耗了他最宝贵的学术年华，等到重返学术岗位时，先生已是六十四高龄。历经磨难使他对学术有了更深远的抱负和关怀，在勤奋著述的同时，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学科建设和培养学术队伍上。千帆先生三十四岁就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又兼中文系主任，对教学、科研包括学科建设和管理都有一定经验，更兼对匡亚明先生的国士之遇深怀知己之感，所以一调入南京大学工作，便为大学系科的建设和管理贡献一系列有价值的意见。如今，学界同人常感叹，南京大学中文系因聘请程先生任教而焕发生机，古典文献研究所由此成立，古典文学专业由此再度兴旺。先生关于古典文学文献学研究生培养的几次讲话，后来作为教委文件发到各院校，对古典文学和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培养、学位论文的规范化及评审基本原则的确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先生不仅对新知识十分关注，对后辈学者的成长，对学术队伍的建设也倍加关注。每次听先生论学，都感觉他对后辈学者的论著非常了解，熟悉许多后辈学者的特点。入学不久，他就让我们都读一下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说这部书的写法很有特点。又让我读台湾大学张淑香女士的《李义山诗论析》，说这部书运用了当今西方的各种文学理论，可谓十八般武艺俱全，读一读可以了解海外学者是如何研究古典诗歌的。罗宗强先生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也是先生经常提到并给予好评的著作。当时南开大学中文系博士生萧占鹏到南京访学，正值罗先生申请博士导师，想听听程先生的意见。我陪萧占鹏去拜见先生，当介绍萧王达津先生的研究生，也是罗宗强先生的学生时，千帆先生说："罗先生我知道的，他的文章也读过，很佩服。"萧占鹏说他担心您不知道他，先生说："我对中青年学者的东西还是注意看的。我们也干不了几年了，很快要交班，以后主要靠中青年同志来干。"这种交班意识时时萦绕在先生心头，在学会组织、系科建设、梯队培养一系列问题上表现出宽容大度的胸襟和高瞻远瞩的眼光。唐代文学会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团结和良好风气，南京大学古典文学专业梯队的形成，与先生对学术的公心是分不开的。

众所周知，千帆先生为国家培养了第一个文学博士莫砺锋，到1990年退休为止，共培养了十名博士及近二十名硕士。据说当年让程先生招博士生时，他起初是有顾虑而推辞的，因为谁也不知道博士是何等样的水平。后先生辞不获已，就提出先看看海外的文学博士论文，等到看过一些博士论文后，先生心里有了底，向有关部门说："如果博士论文就是这样的，那么我能指导。"先生的谦虚和自信就是这样统一在一起的。先生晚年将培养学生放在第一位，花了无数心血在指导学生研究上，从研究生入学的课程设置、教学到学位论文的指导，全都是他自己考虑、安排的。每份课程作业他都一字一句细心批改，然后从文章的主题、结构、材料到论证、行文、格式各方面指出还存在的不足，让我们修改，有时甚至反复多次。我作博士论文时，先生正抱病住院，部分文稿是送到医院，由先生在病房审阅批改的。第一稿上几乎每页都有先生的批语，第二稿也有许多页留下先生的手迹，后来学校图书馆要求凡博士论文须将底稿交馆保存，我忍痛交出第二稿，而将第一稿珍藏箧笥。
     
千帆先生培养学生的宗旨是德才兼备，全面教育，不光做学问，做人的方面也从严要求。平时待人接物、立身处世，甚至小到写信、题款的格式问题，都随时指点。先生对学生的要求之严在学术界是有名的，以致日后常有人问我一些传闻是否真实，我一听几乎都实有其事。先生的严格要求，有两点给我印像最深：一是从小事抓起，二是不轻许可。比如世传先生要求写字必须正楷，不许潦草，确有其事。我们入学后第一次谒见先生，他就提出这个要求，作业须工整书写，不得连笔草书。先生当时的训诫还录音保留下来，收在同窗巩本栋编的《程千帆沈祖棻学记》（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中。以前曾有个硕士生，作业潦草，先生指出多次不改，最终令他退学。我的书写也曾被先生批评过，先生强调这是要培养我们一丝不苟的认真习惯。三年中，我常听先生称赞别人的研究和工作，却很少听到对我们学生的称赞。我受到的可以认为是肯定和称赞的评语只有一次，是称赞《左传》课程作业《〈左传〉与〈战国策〉中说辞的比较研究》在思维能力和写作水平上有所提高，后来先生把他推荐给《南京大学学报》发表。
     
先生在专业上对学生的要求，正如周勋初先生所概括，是"治学应沟通古今，融文史于一炉，考据与批评并举，严谨与创新并重"。在这总的原则下，先生还要求学生知识面广，关注理论，学好外语，提高研究和写作水平。先生经常说，博士博士就是要博通一门学科的多方面知识，只知道自己研究课题的有关知识，将来既不能教书，学问境界也不高。我至今保留着博士生入学考试的试题，是应试后默记的。专业基础考试"中国文化史"的试题为：
    1.《左传》与《公羊传》有何不同，各对后世产生什么影响？
    2.试述《汉书·艺文志》的渊源与学术价值。
    3.考定一部古代作品有哪些方法？请举恰当的例子加以说明。
    4.在科学上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阙一不可，交相为用，请以章炳麟、王国维
    或陈寅恪等人的著作说明这个观点的正确。
    专业考试"唐宋文学"的试题为：
    1.中国文学史上"赋"有几种含义？它们各产生于什么时代？关系怎样？
    2.南北文风、学风不同，前人多有论述，就你所知加以说明。
    3.试述从建安到元和的骈、散文的变化。
    4.简论谢灵运诗。
    5.简论王维诗。（与上二题选一）
     
这两份试卷大概可以显示，先生心目中的博士生应具什么样的知识面。这种意识不只体现在考试之际，也贯穿在日后的教学中。当时不少学校的博士生都不读课程，入学后就研究问题，做学位论文。千帆先生不赞成那样的方式，认为课程的学习，不光能为日后的研究打下广博的基础，更直接为学位论文的研究和写作创造一个演练的机会。就我自己的体会而言，学位论文的写作是深深得益于六门课程的研习的。先生对学生的培养，不光因材施教，更因学施教，每根据各人的基础和才性以及专攻方向制订教学计划。同样是六门课，先生给我开的和给张宏生、曹虹开的就不同。我的是《诗经》、《楚辞》、《左传》、《庄子》、《史记》、《文心雕龙》，要求读完六部书，各写出达到省以上刊物发表水平的报告。因此我第一年读得很苦，报告则到第二年上学期才全部做完，后来发表了四篇，《庄子》和《史记》自觉拿不出手，至今压在箱底。我在硕士阶段除了学位论文，没做过什么大型的研究，经过六篇报告的写作，我真是感到把握问题，论述问题和文字表达的能力都明显提高了。
     
千帆先生于文学研究尤重体验，在诗歌批评方面，格外强调创作经验对批评的重要性，谆谆告诫后学："从事文学批评研究的人不能自己没有一点创作经验。"（《答人问治诗》）先生自己是个诗人，大学时代就曾与常任侠、汪铭竹、孙望等先生结土星笔会，出版《诗帆》。1937年与女词人沈祖棻结婚，虽置身于战乱流离中，不废笔墨唱和之乐。当时他们都热心于新诗创作，所有作品后由先生在武汉大学的学生陆耀东教授编为《沈祖棻程千帆新诗集》刊行。据查考，现代诗中第一首写南京的诗作就是千帆先生1934年发表的《鼓楼》。但后来先生写作更多的还是旧体诗词，前后累积有数百首，不幸毁于浩劫。劫后就记忆所及并近作编为《闲堂诗存》，约二百首，附刊于《被开拓的诗世界》，赢得广泛好评。先生曾说，此举意在让人知道，自己的诗论如果还有一二可取之处，那是与会做几句诗分不开的。基于这种体会，先生总是鼓励我们学写古体诗词。遗憾的是我夙乏才情，又比较懒惰，偶尔写一两首，始终没有进步。1997年在日本应人之请，为某尼僧作题画像诗，该尼素爱杏花，希望诗中有杏花意象，遂成七绝曰："不随群妍竞芳时，疏雨帘栊雪满枝。廿四番风吹梦远，冰心未许世人窥。"后呈先生审阅，先生复函说不成体："看来我对你们的训练还是有缺陷的，你对作诗全未入门。要下功夫好好学才行。"我看了十分惭愧，更惭愧的是我还不知道毛病何在，先生开示说∶"作诗犹学书，平日当博览，写作时则当先守一二家入门。"不知何时才能不负先生苦心。
     
千帆先生对外语水平要求之高，也是学界的传闻之一，莫砺锋大师兄是外语系出身，多多少少加强了人们的印象。这也确实是事实。但先生重视考生的外语成绩，是因为他希望学生在读学位的三年中可以少花时间在学外语上，这就不是人们都知道的了。先生曾有三年中让我们出国游学一次的打算，1986年3月他曾对我们说："我在尽力设法能让你们出去一次，把外语提高，也开开眼界。今后的文学研究，非要打开窗户接受别人的成果不可。我对考生外语要求高，正是为了入学后可以少花时间学外语，可以一心学专业。不知道的人，以为我就注意外语。"这就是先生的思路。而我当时确实参加过日本文部省奖学金进修生的申请，最终因受在学学生的规定限制未能实现。现在，南京大学的古典文学专业已和日本奈良女子大学合作，每年互派学生访学，实现了先生当年的心愿。
     
先生对学生要求虽严，但决不拘束学生的研究个性，不仅尊重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见解，更鼓励学生在学术思维和研究方法上多方探索。先生的教学方式也是灵活多变的，正像要求学生能写作诗词一样，特别注重体验。记得入学的第一年，先生有意让我们到栖霞山栖霞寺的金陵佛学院去旁听一个月，就住在寺中，跟僧徒一起晨钟暮鼓地生活一阵，好对佛门境界有所经验。为此我去拜访担任院长同时也是镇江焦山定慧寺住持的高僧茗山法师，申明此意，遗憾的是，法师当时因外事活动繁忙，法体违和，且以曹虹旁听，法席多有不安，而婉转谢绝了。现在回想当时的对话还很有趣，法师有言："小和尚怕见女人。"这个怕，我想不会是"归正求真，怕甚么虎狼妖兽"的怕，无非是他自己怕再现"闹道场"的情景罢。
     
先生为人幽默风趣，出口成章，而且一肚子掌故，听先生论学，侍先生谈笑，那绝对是一种享受。逢先生高兴，讲些儒林旧闻，庄谐杂出，一座生风。八十年代后期，先生渐觉精力不济，遂不著书。除取历年治学心得，与吴新雷教授及门人徐有富、莫砺锋、张宏生合作完成《两宋文学史》、《校雠广义》、《被开拓的诗世界》三书外，主要从事汪辟疆先生文集、黄季刚先生日记、沈祖芬先生诗词集的编订。曾对我说："顾亭林说注古典易，注今典难。许多本事，惟有当事人知晓，时过境迁，则不知所谓。"于是便举沈祖棻先生《得介眉塞外书奉寄》"犹忆春风旧讲堂，穹庐雅谑意飞扬"两句，给我讲了它的本事：王易字晓湘，博学而讷于言词，三十年代初在中央大学讲乐府通论，学者多以听受为苦。女生游寿（后任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素善谑，便拟《敕勒歌》之体嘲道："中山院，层楼高。四壁如笼，乌鹊难逃。心慌慌，意忙忙，抬头又见王晓湘。"见者无不大笑。先生当时念诗的音调和表情至今历历在目。
     
先生谈话常信手拈古引典，娓娓不绝，有些可能会引起尴尬的问题，先生以妙语出之，顿时轻松化解。曾听陈尚君说，一次章培恒教授与先生闲谈，以不娴于书为愧，先生随口说："章学诚字也不好。"盖章教授绍兴人，大学者章学诚是他的乡先辈，先生虽一时戏语，却寓褒许于解嘲，可谓妙语解颐。记得二年级的时候，看到其他学校的研究生都出去开会，我们几个也想去。对我们的要求，先生不置可否，却说了《世说新语》上的一个故事："谢安石隐居东山时，兄弟都做了官，他夫人对他说：'大丈夫不当如此乎？'谢安石捂着鼻子说：'但恐不免耳。'你们也是，他年恐不免耳。"我们都乐了。张伯伟说，程先生刚调到南京大学时，身体还健朗，给本科讲大课，那才叫精彩，真是妙语连珠。当时正值校内基建，声音噪杂，学生或不耐烦，先生泰然自若，说∶"我们应该忍受，因为这是建设。"雅量真不可及。我毕业离开先生后，常与先生通信。先生的书翰都很风趣，信手引用古诗古语，最是妥帖有味。一次讲到最近眼睛不好，很少看书，引东坡句："山中老宿依然在，架上《楞严》已不观。"让人忍俊不禁。1989年6月10日，我经历"六四"回乡省亲，经过南京谒先生。值《汪辟疆文集》甫印成，先生取一册颁赐，并随手题了一句："'犹瞻太白雪，喜遇武功天。'蒋生大弟无恙南归，书此以赠。"这种记诵涵泳的功夫和运用存心之妙，让做学生的佩服到地。
     
读先生的论著，明显能感到艺术感觉的敏锐。平时听先生论学，随便谈起古人或近人的诗，总有出自体会的妙语，如果记录下来一定是精彩的诗话。记得有次谈到风格的把握，先生说："唐诗和宋诗不同，读多了宋诗，就会不满唐诗。唐诗固有许多宋人不可及处，但与宋人比，唐人显得笨拙。唐人对仗多僵硬，而宋人则活脱。就作家而言，苏、黄同为大家，但有不同，苏浅黄深。苏尽管学陶，终浅，陶深。苏东坡对一切都满不在乎--要在乎他早死了。坡诗如浪涛澎湃，但较浅，只是在上面翻滚。"这段话给我印象特别深，回去记在笔记里，越琢磨越觉得真正是深造有得之言。如今的诗歌批评，虽然理论一套一套，横竖说得头头是道，但这种严羽称为"取心肝刽子手"的解悟，却是百不遇一了。
     
回想从先生受业之日，倏忽已十年，当日的白袷少年今已风尘满面，先生也垂垂老矣。说来我和先生也算有缘。1980年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写了一篇论绝句起源的习作，寄给先生请求指点，这也是我平生惟一的一次将习作寄给不认识的人审阅。我记不起当时是怎么想到寄给先生而不是别人的了，大概只觉得千帆先生很有名吧。那时我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学术研究，先生回信告诉我，这个问题已有些学者发表过论文，《学原》第一卷四期登有孙楷第先生的研究，值得参看。做学问必须先了解别人的研究，然后才能提出自己的看法。当时我找不到《学原》，这篇习作也没有再接着做，但先生的话深印在我脑子里。考硕士研究生时，我第一志愿就是报考千帆先生，因外语成绩不好落第，后来我再考先生的博士生，最终有幸列在门墙，饱受三年教诲。读课程的一年多，每次去先生家问学，回来都记下所闻。最近我把那些笔记整理出来，题曰《立雪私记》，附在后面，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了解先生求知治学和教书育人的苦心。
     
先生的生涯虽历经颠沛，晚年终究是幸福的。看到自己的文集、晚年主编的《全清词》、《中华大典》文学卷陆续出版，先生满心欢悦。更让他欣悦的是，他用心栽培的学生，都如他所期望，老老实实地在做学问，做人，这给他老人家的晚年增添愉快和满足。我借此机会遥祝老师身体健康，幸福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