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历史教科书,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是:历史教科书应该怎么写?这样提出问题,当然本身就包含了对现状不满要求有所改变的意思。但我注意到,循着这个问题讨论下去,往往在实践中还是回到原来的状态,顶多是教科书的面貌有所改观。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原因不外是现状维护者和批评者的意见分歧太大,无法在一本教科书中弥合。
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能把问题从“怎么写”换成“怎么出”呢?所谓“怎么出”就是河水不犯井水,谁也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你出你的,我出我的,大家种树,犯不着在一棵树上吊死,一起竞争,最后可能是谁也吃不掉谁,各自在市场上占有份额,形成历史教材多元化的生动活泼的局面。
历史的叙述和解释本来就应该是多样化的。
之所以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手头有这样一本美国的历史教科书,是著名教科书出版社休顿·米夫林供大学生使用的美国史教材《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A People and A Nation-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这是一本被广泛使用的教科书,已经发行了很多版,书的编者来自康奈尔、耶鲁、布朗、加州大学、堪萨斯大学、康涅狄格大学、新墨西哥大学等名牌高校。随便翻到一页,看到这样一张照片, 文字说明是:1950年冬天,朝鲜战争中,中国士兵押解美军战俘。照片来源清清楚楚地印着“新华通讯社”。因为是新华社拍的,所以中国士兵正义凛然,士气高昂,美军战俘则垂头丧气。
一本大学历史教科书竟然能这样处理历史题材?尽管我在美国的年头已不短了,但在中国多年的历史本科、硕士教育以及在中学和大学教历史的经验,使得我和美国人感受历史的习惯和方式还是不一样。书的编者居然可以把当时敌国的宣传部门拍摄的这样一张有损本国军队形象和士气的照片挑选出来印在书上,而且尺寸还安排得特别大,占了差不多半页,一点也没有“批判的角度”。这样的历史教材,不由得让人浮想联翩。
再往下翻,又看见一张血淋淋地控诉美军在越战中屠杀平民罪行的照片。照片说明是:1968年3月16日美莱村惨案的场景,照片由美军摄影师罗纳德·海伯勒提供。照片的尺寸也很大,占了三分之一页多。
尽管美莱村惨案是美军中有良知的军官披露的,后来由美国民间舆论介入,迫使美国军方调查并查办了罪魁祸首,因此在美国舆论中是有定论的一件罪案。但一本历史教科书用如此突出的视觉形象来传播这个大大损害自己国家军方形象的历史事实,在其他国家你试试看,除非涉及的是被现政权推翻的旧政权,事关一件完全被否定的历史事件。而越南战争在今天的美国都不是这个情况,其是非曲直至少还是众说纷纭的。何况,有关越战的照片多了去,即使从反战的角度也数不胜数,为什么偏要用这一张。用中国人习惯的想法,编者用心何在?
确实,和很多国家的历史教科书相比,美国一些历史教科书的突出特点就是对本国政府的政策尤其是对外政策作批判,在读者中削弱和淡化政府的立场和宣传,成为政府和主流意识形态眼中的“异议分子”。这本《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看来就属于这类历史教科书。它对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冷战中的作用的评价就是一个例证。
中央情报局是美国联邦政府对外情报和间谍活动的中心,不管外国人怎么看,这样一个机构在美国政府和官方宣传中的使命是捍卫美国国家安全,和形形色色破坏美国利益的国家和集团作斗争。这种任务的性质决定了它和任何国家的情报机构一样,工作中不但会有一旦发生后果必然严重的失误,而且会使用种种不光彩的甚至是不可告人的手段。但总体而言,用中国的政治术语来说,它应该是“合众国卫士”,是“热血铸就”的“金色盾牌”,那些失误和不光彩的东西都是次要的,是可以理解的。
但这本教科书在“作为外交政策工具的中央情报局”的小标题下,是这样介绍这个“合众国卫士”的:
由艾伦·杜勒斯——他的兄长就是当时美国的国务卿——领导的中情局向外国领导人(例如约旦国王侯赛因)提供金钱报酬,资助外国工会、报纸和政党(例如保守的日本自民党),通过一个叫“假信息”的部门故意向报界提供假新闻,它还向外国军事官员提供扑灭革命运动的训练。它雇用美国记者和教授用职业为掩护来为它服务;它秘密资助美国全国学生协会发展和外国学生领导人的关系;它利用商业界人士作为它的外围成员;它在当事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在一些美国人身上试验“心灵控制”的药物(即MK ULTRA)。中央情报局还策划了很多秘密行动,包括暗杀,来颠覆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中央情报局在1953年颠覆了伊朗政府,1954年推翻了危地马拉政府,1958年在印度尼西亚发动了未遂政变,1961年还企图推翻古巴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