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像花一样盛开------“中国现代解诗学”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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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像花一样盛开------“中国现代解诗学”学术报告 2006-11-2 上午     10月30日上午九时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孙玉石教授在博文楼梯教（一）为我院中文系学生做了一场精彩的“中国现代解诗学”学术报告。孙教授通过对诗的解读，透过对诗性的想象与升华，展现了现代派诗的丰富形态和复杂内涵,引导我们在现代派诗美丽的海里领略中国现代诗歌的独特魅力。 　  孙玉石教授,辽宁海城人，196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1964年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鲁迅与五四文化以及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孙玉石教授师从王瑶,学术成就蜚声国内外,是我国著名学者。著有《〈野草〉研究》、《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中国现代诗歌艺术》、《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等。 　  孙玉石教授在对中国现代诗歌的研究中 ，重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统一，在研究中渐渐发现一个很重要的批评诗学形态即中国现代解诗学。孙教授用诗学批评的思想重建了中国现代解诗学。在他“接近诗美”的追寻过程的背后，蕴含了这一代学者对于自身学术生命的执著，蕴含了把学术理想与人生理想以及对生命境界的超越性追求融为一体的治学态度。　 　  孙玉石教授详细讲述了中国现代解诗学的产生与理论来源。      1918年1月，《新青年》发表胡适的《鸽子》、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沈尹默的《月夜》等，被看作是现代第一批白话新诗。      孙教授认为胡适的《两只黄蝴蝶》太过于直白，刘半农也只是把乐府诗翻译成白话文，用一种自然景物描绘烘托出自己的内心情感，而沈尹默的《月夜》则可以称的上是中国第一首完美的诗，认为其表达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意思。 月 夜 霜风呼呼的吹着， 月光明明的照着。 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 却没有靠着。     孙教授认为，白话新诗开拓者沈尹默的这首《月夜》写出了“五四”时代精神，显示了人格独立、个性解放的思想。这首诗没有一句概念的叙述，没有一句抽象的说教，画面很简洁，展现的是霜风呼叫，明月高照，一株高高的树和一个与树并排而立的人。意象的排列组合清晰地体现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独立不羁的人格。就像鲁迅借着子君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样响亮的个性解放呼声。     1925年李金发在现代诗坛上的出现给人一种“横空出世”之感，他的《微雨》被评论界称为“别开生面之作”，其人也因诗歌创作的晦涩与朦胧而被称为“诗怪”，孙教授把李金发置于20年代中期出现的象征派的艺术潮流之中，从时代氛围和总体艺术倾向着眼，分析了李金发出现的必然性以及其诗的可理解性。孙教授指出，现代派诗人对法国象征派注重暗示与朦胧的技巧的借鉴，以及对英美意象派意象原则的认同，与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晚唐温李诗风之间建立了深刻而内在的联系。     1927年，郭沫若第一次从理论上阐述了象征手法在新诗中的意义，这是对胡适的白话诗的一种反思，甚至很尖锐的批评胡适，认为他给散文穿上了韵文的衣裳。这一理论的提出象征了朦胧诗的的产生。       1930年代初出现了以戴望舒为代表的朦胧诗派人。从1917年到现在1930年，这十几年，现代主义诗歌产生了巨大的变更。因为象征派诗歌潮流的出现，也随之出现了理论性的争论，展开这长达10年甚至20年的有关晦涩诗即朦胧诗的论战。     1937年，诗坛展开现代主义诗歌的“懂与不懂”之争，与之相关的讨论则是现代主义诗歌的“晦涩”问题。而在此时，胡适和刘半农他们从斗争策略着眼，导演了一出“双簧戏”，激怒了封建卫道者，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与封建主义守旧派短兵相接的斗争由此展开，其实争论本身就是历史的一个批评的论证，是关于晦涩的真理的一种梳理。     孙教授说懂得诗的意思和懂得诗的好处是两回事。理解诗是鉴赏诗的基础，而鉴赏是理解的一种提升。他研究现代解诗学的理论来源一方面是阅读了大量西方阐释学的理论，另一方面学习了70年代的接受美学，从而比较充分的理解了接受阅读的重要意义、接受的过程，强调解读对与作品的的加深有重要意义。    孙教授以《野草》为例，讲述了其采取的一个比较特殊的表现方法，就是象征主义的表现方法。鲁迅那种独特的追求，造成了艺术传达的幽深和神秘，使《野草》具有一种神秘美。鲁迅在这里阐释的是《过客》的哲学，绝望而反抗者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鲁迅先生自己曾明白的说过，他的哲学都包括在他的《野草》里了，这句话在无意之中，给我们透露了两个重要信息。第一个是读者的反映，对鲁迅先生的《野草》，人们普遍的都说不懂得；一个是作者直白，他的哲学都包括在我的《野草》里边了。  孙教授觉得鲁迅的生命或人生哲学的体验，离不开他对于他所生存的社会现实的关注和经历；鲁迅的现实生活感受，到他的象征性的艺术创造中又努力去挖掘哲学思考的深层内涵。    这里孙教授又为我们举了戴望舒的《我思想》。     　 我思想 我思想 故我是蝴蝶， 万年后小花的轻呼， 透过无梦无醒的云雾， 重新震撼我斑斓的彩翼。”       孙教授为我们详细解读中说蝴蝶梦庄周，庄周梦蝴蝶，人生如梦，可以这种人生虚无看透了的一种安排。但是也可以另外一种读法。我创造着，我思想就是一种艺术创造者的自卑。我创造着故我是美丽的。蝴蝶嘛，我思想故我是蝴蝶，即使我现在不被理解；即使我现在死去了；即使现在被否定为资产阶级颓废派的艺术等等被淹没了。但是只要经过一种历史的理解者的呼唤，万年后小花的轻呼。蝴蝶和花是一种被理解和理解的关系，那么一种理解者的轻轻的呼唤，我就会透过死亡的云雾。无梦无醒是一种死亡的境界。透过死亡的境界重新展示我的美丽，重新震撼斑斓的彩翼。一种对于自己艺术的自信，这是我的理解。这种理解和前一种理解都可以存在，哪个更接近，很难说。就是这种多意性，这种多意性本身当然有一个更接近客观意义，但是这个很难，作者说那个那可能是。于是李健吾说，与其说我跟你的两种说法是相对立的，不如说是相得益彰的，互相补充的。 　 孙教授特别强调了对话形式解诗对于建构解诗学的重要性。 　 对话形式的解诗学始于1990年的由他主编并撰写大部分篇幅的《中国现代诗导读》，正是基于解诗学构想的理论阐述和操作实践。孙教授开始对作品本体性的高度重视，把文本视为复杂性与审美性的统一体，并注重文本的接受过程，把读者的理解和介入视为文本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孙教授创造性地接受了新批评、形式主义的文本中心论、接受美学、阐释学的合理成分，从而使解诗学的建构具有一定的理论思辨色彩。读者对文本阐释和再创造的自由度与文本的客观性加诸读者身上的限制性结合起来，这是自由与限制的对立统一。他又把实践原则精辟地归纳为“开放式的文本细读”与“有限度的审美接受”的结合，文本结构与接受过程的双向交流就这样架通起了桥梁。    在这里，孙教授为我们举了卞之琳的《断章》 断章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有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你的窗子， 别人装饰你的梦     在这首诗的解读中，一个典型例证是李健吾与卞之琳就解诗分歧的相互答问。李健吾说，这是表现了人生的悲哀。因为人生都是互相装饰的，最后大家死了就是地球的装饰，坟墓里的人，人生的悲哀。卞之琳和李健吾是好朋友，他说李先生不对，李先生你解释得不对。我这首诗讲的事物都是相对的一种观念，相对的。你在桥上看风景的时候，你是被看的风景。你在看风景你是主体，被看的是风景。但是有人在楼上看你，那么看的人就是主体，你就是被看的风景了。看风景的人变成被看的风景。“明月装饰你的窗子，别人装饰你的梦。”你是主体，明月是客体，但是就在同一个时空里边，可能你进到别人的梦里面。那个做梦的人是主体，你就是被做梦的对象，那里边的客体。我是讲一种事物都是相对的，幸福和悲哀、伟大、渺小、崇高，任何东西，黑暗、光明都是一种相对的，都可能转化的。一种哲学观念的表述，这一类的现代象征主义作品，它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       这种对话形式的解读让孙教授很震撼。       孙教授谈到自己的著作《重建现代解诗学》中说对话形式的解读是批评、反批评再进行答辩，是具有创造型的一种解读。基于这种观念，孙先生开始了对解诗学的深入探讨，力求贡献一种相对系统化的理论形态，这种系统性追求集中体现在孙先生对解诗学理论内涵和实践原则的双重建构中。      孙教授以废名的《桥》为例，把废名的观念视为中国现代诗论中极富创见的一部分，其每一件作品就是一个“召唤结构”，其间布满了无数不确定的“空白点”，它挫败了读者的“期待视野”并向他们的审美感觉提出挑战，孙教授说要把这座桥拆了，自己去造桥，追踪作者的想像，展开心灵的翅膀，由这样的象征形成诗的意向。 孙教授教导我们不要拒绝陌生的东西、深刻的东西、象征的东西、复杂的东西，应该以诗的思想去思考诗的物理学，诗歌的音乐美，试图追求一种陌生化。有的时候我们必须做这样的工作，多读几篇深入进去会惊讶的发现这是对美的一种收获。     孙教授在提到思维运动与文章的冲突时讲述了一段他读诗的经历。     他在1960年做研究生的时候，读了一篇文章叫《诗人的餐巾》，当时他读不懂。后来他明白了，文章就是说，因袭传统，艺术创造不能因袭传统，因袭传统就是艺术的死亡，只有创新才有生命。它被放在《现代》杂志1932年5月施蛰群创办的第二篇，是一种不是宣言的宣言，翻译者是戴望舒，宣言他们这个刊物是创新，是一种艺术生命的一种惊魂的存在。提倡的是一种艺术创新，一种用诗来表达诗的观念，用散文诗来表示艺术观念。 孙教授用这段经历说明对深层艺术的理解鉴赏能力是积累来的，不是天生的。启示我们碰到一些难懂的，不要拒绝。多琢磨几遍，可以增加自己的鉴赏能力。因为心理类型是可以改变的，思维能力也是可以培养的。引导我们要看到误读和正确的阐释之间的界限，学会产生一种冲动对起创造生命的解诗，学会对语言特殊意义的应用，这不仅仅是一种诗学理论的思考，更是思维与文化素养的一种养成和提高。     最后孙教授对我们提出了殷切的希望，让我们多给自己一些难题，多去思考每一幅画，每一本小说，每一首诗用超越一般人的思维去思考最深沉性的东西，只有把这种素养一代代传承下去，中华民族的文化素养才会有真正的提高。因为物质的发展不能代替精神的提高，要让美的东西更多的参与到民族精神的提升。     感受诗意像花一样的盛开，倾听诗花开的声音，我们的生命将呈现别样的色彩，我们的民族将因此而精神富足。这是孙玉石教授带给我们的深刻启示，也必将引导我们走更正确更有意义的文学之路，让我们视为生命的文学之树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