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诗歌的谱系与身份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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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诗歌的谱系与身份焦虑
　　 金浪
　　
　　 当代诗坛从来都不是一片宁静的乐土。洪子诚先生曾经表示过，出于对新诗，特别是“当代诗坛”的敬与畏，以至于十多年很少涉及新诗的研究 。当九十年代以一场争论 而成为历史之后，诗坛内部的分化——“知识分子”与“民间”——逐渐成型，并在新世纪里产生着持久的影响。尽管一开始就有很多人对这种分化提出了警惕和批评，进而又有了“另类”、“第三条道路”、“70年代出生诗人”、“70后”、“中间代”等等提法。但是这些命名并没有解决任何实质性的问题，反而使当下诗坛的情况更加复杂化了。
　　 在诗歌史上，命名从来就不是件稀罕事。命名一方面是为了诗歌批评和研究的需要，具有滞后性、学理性，如“九叶派”、“朦胧诗”、“后朦胧诗”等；另一方面也便于诗学主张的提出，如“新月派”、“非非”、“知识分子”、“民间”（这里暂时搁置后两种命名的合理性问题）等，具有宣言性和新颖性。尽管目的各不相同，但这些命名至少都是从诗学内部出发的（不一定都是始于诗歌内部），而稍后的“70年代出生诗人”、“70后”、“中间代”这些命名以“出生年代”来对诗人，进一步来说是对诗歌（难道诗歌也是被生出来的？）进行强行划分，已经明显地从诗学跃入到社会学的范畴。可以说，这些命名一开始就与诗歌无关，或者说它们始终指向诗歌以外的东西——话语权力，关于这一点后面将进行详细讨论。
　　 “80后”与上述的命名一样，从一开始就继承了这种简单而粗暴的话语方式。在对“80后”进行进一步的考察之前，我们有必要事先进行一番反思和质疑的工作：即这种命名本身是否能够指涉诗学内部的嬗变关系，并具有时间纬度上的断裂的必要？是否遮蔽了新一代诗歌创作的复杂状况？是否重新陷入话语权力的角逐？又是否是在制造一种新的二元对立？……我相信这些质疑都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80后”诗歌的现实状况，从而使对“80后”的考察成为自反性的认识路径。也许有人会指出这篇文章仍然在使用这个已经被我否定的词语，但这种使用却是以充分考虑到“80后”诗歌内部的异质性和复杂性为前提的，并在此基础上对话语暴力所带来的意义趋同有所警惕。只有在完成了对意义的悬置后，“80后”才不再是一种命名，而成为一种描述。正是在对这一乌托邦性质的追逐过程中，本文才具有反思的可能性。
　　 “80后”诗歌的谱系——一次考古观察
　　 按照比较公允的说法，“80后”的最早提出是在2000年，2000年8月《诗参考》率先刊出“80年代出生的诗人的诗”，这一年也正是诗歌领域内“70后”揭竿而起的时间 。时间上的接近在某种程度上应证了“80后”对“70后”这种命名方式的有意模仿，甚至有人直接指出“80后”乃是对“70后”提法的沿袭 。而“80后”诗歌在主流诗歌杂志上的集体露面主要是在2002年和2003年 。此后他们创建网络论坛，组办民刊，编选诗集和理论集 ，逐渐成为新世纪诗歌写作中不容忽视的一部分。当然，这首先和“80后”诗人的创作实践密切相关。正如前面所说，“80后”并不是千篇一律、白板一块，而是一个异质性的指称领域。在考察80后的诗歌谱系之前，我们不妨先看一下“70后”概念的倡导者的一席描述：
　　 接触知识分子的诗人呈现出“学院派”的风格，与民间写作的诗人来往的又是“口语”写作。有一部分诗人既不是“学院”，也不是“口语”，而是另一种独立的诗歌元素，他们的诗歌方向和风格各不相同。
　　 既然是不同的“诗歌方向和风格”却又为什么同属一个“流派”？上文指出“70后”诗人具有“另一种独立的诗歌元素”，却又对这种独立的元素语焉不详，可见这种命名本身就值得怀疑。更可笑的是文中补充道：“‘70后’渗透进文学的每一个角落，并催生出‘中间代’诗歌流派。” 文学史上的后辈戏剧性地反过来决定前辈的意义，引来了伊沙等人的不屑与嘲弄 。以上的语句虽然暴露了命名方式的破绽，却已经有了指出“70后”诗歌谱系的尝试。“学院”和“口语”的分野其实也可以看作是“知识分子”与“民间”的分野。大多数“70后”诗人的创作始于90年代，是在99“盘峰诗会”之前。可以看出，这种分野其实早已隐埋在后朦胧诗和第三代的诗学实践中，只是在世纪末的焦虑中才一触即发。“80后”的诗歌谱系实际上也必须上溯到这个时期，甚至更早阶段。文学史的影响其实并不完全是机械地代代相传，很多诗人往往从更早的诗人那里直接受益，西川曾在《诗学的九个问题之我见》里论述过这样的情况 ；在接受影响的同时，诗人们也因为“影响的焦虑”而对传统进行不断地“修正”。“天底下没有什么新事物”，所有的分歧都处在历史延续的过程中，并在各种力量的偶然性建构中隐藏或突现。我们在追寻“80后”诗歌来源的复杂序列时必须坚持那些在诗歌自身散落中发生的东西。
　　 “80后”的内部其实也存在着类似的分歧。枕戈认为80年代的遗留下来的是“神性——半神性”的传统，90年代则是“口语——物欲”的传统，而且“上述两种传统都给我们打上了强烈的印记，有的人在两者之间游移而不能自拔，有的人则在作持续的激情衰退，更多的人则纷纷戴上面具以求自保” 。情况可能还要复杂得多。“80后”诗人弥撒提出过一系列繁琐的划分方法 ，不管他的归类是否准确，但很有价值的是他提出了“老八零”和“新八零”的划分，这种“80后”内部的新老划分事实上引起了新一轮的权力分化，可见代际划分在更新速度更快的“80后”身上已然失效。
　　 事实上，我并不赞成这种没有经过时间冲刷的文学史书写方式。正如敬文东在对“70后”诗歌的评论中指出，“70后”的风格还处在不断地变化中，诗人很可能会在第二天早上起床的突然转向而颠覆了风格规划的意义。面对瞬息万变的“80后”，我更加感到要把这些还在探索初期的诗人沉淀为某种风格的艰难（事实上，这种工作也意义不大）。我也不赞成上述那种“神性”与“物欲”的划分方法，类似的提法还有“神性写作”与“反神性写作”，“圣化写作”与“俗化写作” 。（我不赞成任何形式的划分和对号入座，划分隐含着“内”与“外”，注定会遗漏世界的完整性）在我看来，这种本质主义的划分方式必然导致本质决定论的机械性，造成时间上的人为割裂，忽视、压抑了事物的诸多层次。我更愿意把这种分野看作一种历史延续的过程，一个福柯所说的“呈现那些被想象成自身一致的东西的异质性” 的过程。
　　 （一） 朦胧诗——后朦胧诗——知识分子。
　　 “80后”诗人的一种写作延续了新诗的抒情传统。这种传统根植于在朦胧诗、后朦胧诗的写作中，向前还可以追述到“九叶”、“政治抒情诗”、“象征派”等更早时期。当然，这种写作还试图融合知识分子写作的精神纬度的反思和探索，试图整合90年代诗歌的叙事和口语资源。这些资源都以异质的的形式共存于当下的“80后”诗歌中。我们不妨来看一看熊盛荣的诗《后半夜》。
　　 后半夜，我是一只失眠的钟
　　 我的孤独，在滴滴答答地走动
　　
　　 除了影子之外，我找不到说话的人
　　 我的身体里缓缓地吹着一阵风
　　 风吹着我的乳名、姓氏。吹着我变粗的喉结
　　 分泌的荷尔蒙……哦，风吹着风
　　 风吹远童年的幻像、少年时期的爱情
　　 风吹响我的皮肤、肋骨。吹响这后半夜、这孤独
　　 这失眠的钟、这二十三年的岁月的河流
　　 熊盛荣的诗都比较长，很多都是关于贵州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如《在黔南》、《大田坝》等，具有浓烈的风土气息。这首《后半夜》一如他的风格，意象浓密，语言流畅，抒情性强，直接继承了从朦胧诗到后朦胧诗的传统。事实上这也是“80后”诗歌抒情一脉的共同风格。除了抒情性与意象性外，也有部分的诗人表达了自己对一些精神主题的感受、反思和探讨。如谷雨的这首《小夜曲》：
　　 一个人死了，在夜里，脸上冒着湿气
　　 仿佛一直没关上的抽屉
　　 在火柴盒里，吐出鱼刺和咖喱
　　
　　 生锈的钟表，停在那里
　　 时间：深夜十二点
　　
　　 一个人死了，在夜里，面对着墙壁
　　 墙壁上有壁虎爬过的痕迹
　　 但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一个人死了，我们看见的悲剧和葬礼
　　
　　 我的呼吸，停在那里
　　 时间：凌晨八点
　　 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无法逃避
　　 一个人死了，他的呼吸回到了夜里
　　 深夜十二点，或者更远
　　 同样是面对夜晚，谷雨想到的就不仅是对童年和岁月的感慨，他深入到了对死亡和时间的同一性的思考。谷雨的诗有效地克服了抒情诗的不及物性，从对日常经验碎片的敏锐感受和生存体验出发，开始他思辨的精神诘问。同样具备这种精神探索的还有丁成，他的《村庄腹地的火焰》关注到农民的现实处境，并通过对于农村、农民、祖先的一系列反思道出了这样的感受：
　　 在黑暗中途经农村
　　 目光不能断裂
　　 有一种姿势不能轻易改变
　　 我们现在作为城市的居民
　　 更多的我们得保持生命原初的记忆
　　 ——《村庄腹地的火焰》
　　 丁成后来的写作试图把抒情与叙事统合得更好，但似乎并没有达到谷雨的纯熟。相近的还有王梦灵、唐不遇、刘东灵、张进步、阡陌尘子等人。这些诗人（当然，只能是其部分诗作）显示了“80后”诗人作为个人存在介入当下的能力，使抒情的诗歌也具有了及物性和世俗关怀。诗评家陈超早在1993年就断言“（抒情诗）姿态降低了写作的难度，抑制了灵魂求真意志的成长，使诗走向新一轮的集约化、标准化生产。它难以有效地处理复杂的深层经验，和把握具体生存的真实性，丧失了诗的时代活力。”因此，“先锋诗歌要有勇气和力量直接地、刻不容缓地指向并深入时代。这样做是危险的，但不这样做确实更危险。” 陈超的话极富洞察力地揭示了先锋诗曾经存在的困窘和对未来的规划。
　　 抒情诗在经过90年代的叙事和口语的双重冲击下早已成为了亡国之君。事实上，这种排挤和疏离正是以“反抒情”的形式来完成的，正是这种“反抒情”使得90年代的诗歌史的“整体性”出现了很大的“破裂”，而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和“民间”的“破裂”，不可否认的是两者都曾高举过这样的大旗。当“成规”遭到排挤性的剔除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一种“成规”走向了另一种“成规”。整个90年代诗坛，诗人们谈的都是叙事、叙述、口语、知识分子、民间、中年写作、本土化……，这些关键词在被不断地赋予意义，不断地解构和重构的同时成为了诗学的时尚。我们可以统计一下90年代的诗学论争中对抒情诗的正面论述，简直是少之又少。曾几何时，抒情成为了一种落伍，成为了过街老鼠，这正是二元对立造成的新的意识形态规避，是一种话语建构的附带结果。当然，抒情从诗学中被剔除出去并不等于它不再在诗歌实践里生效。我相信没有哪个诗人敢理直气壮地说诗与抒情无关。90年代的一些优秀诗作中，抒情并没有缺席，而是通过直觉地把握保持了与其它元素的技术平衡。但是，在经验相对贫乏的年轻诗人中，直觉把握的失效使得口语诗大行其道，沦落为不入流的口水诗与打油诗。对抒情的重新重视已经提到了诗学的议事日程之中，诗人徐江在《诗歌断论》中肃清了抒情与叙事，抒情与语感的关系，并指出两者都不能构成对抒情的“超越” 。事实上，“超越”从来就不是建立在二元对立关系上的，“超越”也不能简单地解释为一种纯粹的批判话语，而应该是行动本身。
　　 现在的情况是，新世纪诗歌更好地整合了过去的诗学资源，这是新世纪诗歌的普遍倾向，而不是哪一代，或者哪一派的单独成就。具体到“80后”诗歌中，这种倾向不仅体现在有学院派风格倾向的“80后”诗人中，也深入到“第三代——口语——民间”诗歌一脉。
　　 （二）第三代——口语——民间
　　 在各种选本中，口语诗似乎在“80后”诗歌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这种情况也同样存在于“70后”诗歌中。这种局面一方面是因为编辑的品位，另一方面也的确是90年代诗歌整体性“破裂”的结果。现在的局面是，“知识分子”因为其精英位置和诗学追求本身的高难度的知识储备而使得初学者和读者都望而生畏，“知识分子”在艺术领域“反崇高”、“去中心”、“平面化”的后现代潮流中被想象为理应打倒的对象；而“民间”凭借其“人民性”先天性地具有与大众的亲和力（尽管也有很多人认为口语诗不是诗）。事实是，它无形中降低了诗歌的门槛，在技术上保证了每个人都有成为诗人的可能性。以至于似乎会说话的人都会写诗，最终导致的是口语诗的良莠不齐，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口语诗的质量。
　　 口语诗似乎肇始于第三代（准确地说应该是“非非”、“莽汉”、“他们”），但事实上，这个谱系可以向前推到“新民歌运动”、40年代解放区诗歌和更早的胡适的《尝试集》。经过90年代的诗歌实践和诗学论争后，如今口语诗的合法性危机已经不复存在，它已经被建构成为新世纪诗歌实践的主流形态之一。口语诗狂飙突进的年代正是“70后”、“80后”诗人开始创作的时期，其中很多人都对口语诗产生了强烈的认同，即便是不同路数的诗人也不得不以承认口语诗的合理性为前提。当然更有价值的是，一些诗人在诗歌实践中有意无意地克服口语诗的表现局限，在口语中进行了多方向的探索。可以来看一看木桦的诗《花火》：
　　 就是在和房东吵架之后
　　 从他家蓝色的玻璃后面
　　 我顿生了这个念头
　　 我想牵着女友的手
　　 沿着笔直的铁轨，向西
　　 到一个叫喀布尔的地方
　　 去看一次烟火
　　 在铁轨上
　　 我就作火车头
　　 女友作车厢
　　 我们在茫茫的草原上穿行
　　 我以为我们脚下长了轮子
　　 这种口语诗发掘了口语中柔软的一方面，并通过“日常想象”（而不是形而上的哲学沉思）的发散赋予了诗歌一个开阔的空间。甚至可以说，这首诗的抒情并不弱于任何意象式抒情，近于于坚的部分探索。口语的柔软和抒情性完美结合可以说是木桦致力的一个方向，再看这首他的《烟花》：
　　 我很想成为一只海螺
　　 我马上就会因为这只海螺
　　 而想起大海
　　
　　 凌晨一点的大海
　　 我也就想想你吧
　　 想想你上面的轮船
　　 想想我不在的时候
　　 简单的几句话就具备广阔的空间和浓烈的情感表达。另一个极端是土豆，同样是口语诗，他却发掘了口语的坚硬。如这首《死》：
　　 一个中年男人
　　 站在阳台上
　　 然后跳下去
　　 在这之前
　　 他把手里的砖头
　　 砸向一个想救他的警察
　　 楼下面的气垫
　　 没有接住他
　　 他选择了这种死法
　　 没留下一句话
　　 只是被记者录下
　　 在中午时分
　　 播了两遍
　　 这种砖头一样的语言和不动声色的叙述让死亡产生了一种不寒而栗的效果。在不同方向上进行口语诗写作的“80后”诗人还有旋覆，受到布斯基影响之后的旋覆，语言更有冲击力，诗作也越来越无所拘束；鬼鬼的诗意趣盎然，奇思怪想，但有时候却过分简单；赖小皮的口语诗则更重视口语的随意性，也在口语中加入了反思的纬度；春树的诗在叛逆精神和语言的干脆爽朗上下功夫，但我希望她能够走得更远；石子（小村）的诗语言节奏明朗，更重视肉体经验的表达……这些口语诗人在网络上非常活跃，主要活动在“秦”、“春树下”、“诗江湖”等论坛。
　　 （三）日常——下半身
　　 值得提出的是“下半身”诗歌对“80后”的影响。“下半身”的提出是在2000年，主要成员都是“70后”诗人。“下半身”是在盘峰诗会之后提出的，而他的主要成员也几乎清一色的是“民间”的赞同者 。“下半身”继承了口语写作与“日常性”的传统的同时又具有强烈的反叛性。在“怎么写”的形式革命走到尽头的时候，他们从“写什么”的方面提出“诗从身体开始，到身体为止”的口号，把内容革命降到了反道德的底线。事实上，在面对长久以来隐埋的意识对身体的长期统治和规训的局面下，“下半身”有其合理之处。第三代提出了“回归日常”的口号，而“回归身体”则把这种对日常经验的重视转换到身体经验上来。2000年后开始创作尝试的“80后”，很难逃脱这种极富叛逆精神的诗学主张。很多人长期光顾“下半身”的网络论坛，并尝试按照“下半身”的标准来写作，如：春树、李傻傻、阿斐、巫女琴丝等都深得“下半身”前辈的喜爱。可以说，这最后的一场诗学革命是“80后”直接从“70后”那里吸取的资源。“下半身”因为自身创作与诗学主张的脱节，由身体走向了性器官，很多“下半身”的成员如尹丽川、朵渔都对“下半身”诗歌的实际状况提出了批评。“下半身”运动逐渐平息，成员各自分化，但对身体经验的重视却保留下来，成为新世纪诗歌写作的又一资源。“80后”很多诗人正是从“下半身”开始走向了自己不同的创作道路，但“下半身”在对“80后”的谱系考察上是绝对不容错过的。甚至可以说，没有“下半身”运动，“80后”诗歌将会呈现另一番情景。
　　 上面简单勾勒了“80后”诗歌的三个谱系，很多诗人沿着这些谱系继续推进，更多的诗人则游移在三条谱系之间。当然，也有少数诗人存活在另一些诗歌谱系之中，如所谓的“纯诗”，他们直接借用了里尔克、艾略特、米沃什、叶芝、奥登、斯曼德尔斯塔姆等国外诗人资源，进行着孤独的“纯诗”写作，比如哑孩子，她的诗始终用一双纯洁的眼睛来面对世界的本质。她的是写得纯洁、干净而质地新鲜。我相信，像这样的“局外人”还有很多。
　　 诗学焦虑，还是身份焦虑？
　　 正如前面对“80后”诗歌的谱系考古所揭示的，“80后”绝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正如“80后”这个词语本身所蕴含的时间概念，它是根植在当代诗歌史的传统中的。有人为了突现“80后”这个命名的合法性，人为地制造一种“断裂”的假象。作为一种现象，这种“断裂”运动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却忽略了新诗本身的延续性和诗学根基的建设。
　　 “断裂”基于“浮出水面”的强烈冲动，这一口号在集体出线的2002年尤其响亮。被誉为“80后”第一本诗学理论集的《蓝星·80后文论卷》中大部分的文章都在强调这种“断裂”论调，但却普遍缺乏“断裂”的理论根据。事实上，这本与其说是诗学理论，不如说是宣传手册的集子充满了偏激、叛逆、甚至是幼稚的言论。文中很多的观点和立场其实在90年代的诗学论争中有了详细而周密的论证，而这些所谓“80后”的诗论家则硬是凭借其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对那些冷静而富有启示意义的言论弃而不顾。在面对诗学主张匮乏的情况下，他们更多的是凸显自己作为年轻人被压抑、受排挤的局面，企图通过对群体激情的唤起来实现“断裂”的目的。例如春树在《八十后诗歌的速食一代》中号召“所有八十后联合起来”的原因有三：
　　 1．我们的诗歌还没有形成气候；
　　 2．没有人关心我们，没有人扶植我们，我们自己关心自己，我们自己扶植自己；
　　 3．可能也是太无聊了吧，青春本来就需要轰轰烈烈的事件来点缀。
　　 请注意这和“70后”提出之时的宣言“历史不给我们位置，我们自己给自己位置”如出一辙 。仔细地来考察这三个原因，可以看到，它们分别来自于现状、处境和内心的空虚。言外之意就是，我们的诗歌没有形成气候是因为没有掌握话语权，为了掌握话语权所以必须自力更生、跻身主流，而这一切的原始冲动仅仅是因为无聊，是青春本能的发泄，从而把青春作为颠覆的合法理由，建立起一种情绪化的话语机制，试图把一切受压迫的对象集中起来。这种革命性质的运动方式在文学史上并不罕见，但运动的结果却总是会带来新一轮的混乱无序。旧的权威倒下后又会有新的权威出现，老的范式的失效总是以新的范式的建立为代价。稍了解新诗史的人都知道，80年代的朦胧诗从对意识形态话语的对抗开始的，但却很快地陷入到新一轮的意识形态话语和集体无意识中，这些又成为第三代竭力推翻的对象，新诗筚路蓝缕直到90年代才摆脱意识形态话语控制，确立了个人化写作的局面。“80后”这种命名方式却希望通过集体的想象式认同而把诗歌写作重新拉回到集体无意识的盲目混乱中，可以说是在大开历史的倒车。
　　 事实上，“断裂”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新旧对立的二元对立模式，而模式隐含的原则又总是“新”比“旧”好。这种现代性意识似乎已经根植在了现代人的头脑中。社会学研究已经证实了以十年为一代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参考系有其合理性，“代际换位”有时候甚至被看作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因。但如果把这种划分方式放到前现代社会几乎一无是处，而在后现代社会代际换位则又更加迅速。“80后”内部的分歧似乎并不比“80后”与“70后”更小。对于“80后”来说，“断裂”与其说是来源于诗学上的革新冲动，不如说是一种权力话语的对抗方式。渴望获得话语权，渴望“浮出历史地表”，渴望“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统统来源于一代人的身份焦虑。正如前面对“80后”诗歌谱系的考察我们已经看到，“80后”诗歌已经不存在什么诗学上的合法性危机，他们更多的是在深化前人的诗学主张，并在此之上进行的后续整合。决定“重出江湖”的徐敬亚指出，“70后”、“80后”诗人的作品中越来越多地出现细致的情感、琐碎的生存，他把这看作是中国诗歌“本土意识”的增强 ，可以说这也正是“深化”的结果。
　　 与前辈诗人不同的是，“80后”普遍地缺乏诗学危机感，他们更多地强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是时代造就了他们，并以此作为“断裂”的根据。这种转移事实上也是诗学——社会学转移（我并不否认社会因素对诗歌的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是否又重新回到物质决定论的老路上，而诗歌的嬗变有多少是来自于诗歌本身的历史化过程）。敬文东在评论“70后”诗歌创作时指出“时尚培养了（或实验出）了他们（70后诗人）的形式风格……追求个人在现世中的享乐、甚至狂欢，成了“70后诗人”比较打眼的外在标志。他们的动作是较为私人化的；甚至可以说，他们的私人性动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群体的方式出现的……90年代的时尚喂饱了他们。” 在敬文东那里，社会因素是一个参考因素，而在“80后”的宣传中却以决定论的方式出现 。而敬文东提到的“90年代的时尚”似乎只需换成“二十一世纪的时尚”就能原封不动地扣在“80后”的脑袋上。
　　 在文学史上，诗学焦虑和身份焦虑实际上也许从来就是一种综合症。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遇有创见地指出了焦虑症在文学史上的积极意义，他甚至指出没有焦虑的诗人实际上已经沦为仅仅是一个读者 。但是在“80后”诗人身上，诗学焦虑普遍失效，身份焦虑却成为“断裂”的绝对动力，并通过想象建构作为敌人的父亲，并通过阉割父亲来确认自己 。可以说，身份焦虑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社会学对文学的僭越。
　　 尽管新世纪的诗歌在进一步地深化，更重视生命体验，“母语思维”也得到增强。但是目前的现状是，90年代的诗歌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它们仍将存续在新世纪的诗歌实践中，而有待在写作实践中破除迷雾，实现“超越”。最近徐敬亚提出了诗歌回家的六个方向 ，对新世纪诗歌建设有着积极地的参考意义。其中一条思路是回到“业余”，回到“业余”也就是回到原生点，回到“个人”，回到“场外”，从而避免了新一轮的意识形态遮蔽。令人可喜的是，已经有“80后”诗人在这样做了。
　　 2005年11月28日
　　
　　
　　 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修订版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第一版。
　　 1999年4月的盘峰诗会，紧随其后的龙脉诗会（1999年11月）延续了这一论争。
　　 2000年，黄礼孩编选民刊《诗歌与人》2000卷《中国七十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卷》，正式出版《70后诗选》（海风出版社）。
　　 黄礼孩：《70后：一个年轻的诗歌流派》，见康城、黄礼孩等主编《70后诗集》序，海风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诗选刊》从2002年开始每年的最后一期“中国诗歌年代大展特别专号”都把“80年代诗人”放在刊首，2003年9月推出专号“80年代出生的诗人作品选”A、B卷；《诗刊》也从2002年起开辟“校园系列”收入80后诗作；《诗潮》则从2002年起设置“校园诗抄”，作为80后诗人作品专辑。
　　 曾经存在和继续存在的80后民刊主要有《八十年代》、《思与诗》、《弧线》、《秦》、《新文学观察》、《蓝星》等，出版诗集《八十年代后诗选》（春树主编，2002年）、《独立—E世代诗人作品选》（老刀主编，2002年），理论集《蓝星·80后文论卷》（丁成等主编，2002年）
　　 黄礼孩：《70后：一个年轻的诗歌流派》，见康城、黄礼孩等主编《70后诗集》序，海风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伊沙：《拒绝命名的焦虑》，《诗潮》2002年11—12月刊。
　　 西川：《诗学的九个问题之我见》，收入陈超主编《最新先锋诗论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枕戈：《80后诗歌创作现状及展望》，http://www.cul-studies.com/bbs/printpage.asp?BoardID=10&ID=2651
　　 八零后诗人弥撒归纳说：“对于八零后诗歌：集中在春树下、秦论坛和诗江湖论坛的一些口语诗人，其中大部分倡导并且跟随下半身写作，代表诗人有春树、木桦、张4、张稀稀等；还有另外一部分，既活跃在门、原、诗选刊、诗歌月刊登论坛的诗人，他们的主要风格偏向于知识分子写作，其中知识分子写作与他们、非非风格的杂糅，亦有知识分子与乡土诗的杂糅，代表人物有刘东灵、熊盛荣、张进步等，八零后口号由他们提出来，他们叫老八零一代。道不同不相与谋，最近一年来，提倡开放性和兼容性的一伙人又从老八零中分裂出了一派人，年龄比老八零年轻一两岁，主张口语写作与知识的分子写作兼容。主要有丁成、啊松啊松、 十一郎、弥撒、秦客等等！”转引自枕戈：《80后诗歌创作现状及展望》，http://www.cul-studies.com/bbs/printpage.asp?BoardID=10&ID=2651
　　 李震：《神性写作与反神性写作》，吴思敬：《当今诗歌：圣化写作与俗化写作》，均收入陈超主编《最新先锋诗论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法）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收入杜小真编选《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第152页。
　　 陈超：《求真意志：先锋市的困境和可能前景》，收入陈超主编《最新先锋诗论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3、5页。
　　 徐江：《诗歌断论》，《诗选刊》2005年4月刊。
　　 “下半身”发起人沈浩波就是盘峰诗会“民间”立场的极力鼓吹者。
　　 转引自老刀：《命名·民刊·后现代以及其他——〈蓝星·80后文论卷〉阅读手记》，http://www.poemlife.com:9001/Poe ... cleId=24597&ColumnSection=
　　 徐敬亚：《原创力量的恢复——新世纪“诗歌回家”之三》，《文艺争鸣》2005第六期，第19页。
　　 敬文东：《没有终点的旅行——也谈“70后诗人”》，收入陈超主编《最新先锋诗论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119——120页。
　　 相关文章见枕戈：《80后诗歌创作现状及展望》，http://www.cul-studies.com/bbs/printpage.asp?BoardID=10&ID=2651；李原：《新时代的诗歌写作》，http://yanruyu.com/jhy/author/35806.shtml
　　 （美）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徐文博译，三联书店，1989年第一版，第57页。
　　 “他们或者有意地倡导传统的汉诗（如杨炼），或者有意地学习西方（如欧阳江河），或者陷入古老的世纪英国（如王家新），或者不中不西（如韩东），他们都走向一个没有尽头的极端，以致完全失去自己的本真，即使看问题也带着有色眼镜，而不能自拔。”见李原：《新时代的诗歌写作》，http://yanruyu.com/jhy/author/35806.shtml
　　 徐敬亚：《诗歌回家的六个方向——新世纪“诗歌回家”之二》，《文艺争鸣》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