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面对灵魂缺席的诗歌时代

教师之友网

如何面对灵魂缺席的诗歌时代 刘 波
一个诗人，无论你在姿态和宣言上表现得多么先锋，多么前卫，那也只是表象而已，或者因瞬间的激情使然，一旦这种先锋在遭遇现实时，它是否能经得起读者的检验？是否能经得起生活本身的考量？这些命题，可能才是先锋诗歌得以存在并持续坚韧的前提。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所谓的先锋，充其量都只是口号性的、华众取宠的伪先锋。而真正的先锋，它应该是关乎现实与理想，联于心灵和精神。脱离了现实与心灵来谈先锋，或许只是一场虚幻的期待，过眼云烟而已。
70后诗人朵渔在一次访谈中，对此曾有过清晰的表达，我们可以将其当作对先锋诗歌与诗人灵魂之关系的回应。他说：“大灵魂写大诗，小灵魂写小诗，有什么样的灵魂就有什么样的诗篇，而不是相反。”这话似乎真正触到了诗歌与诗人灵魂之间最切实的痛处，灵魂有大小，灵魂里也见气量。以知识来叫板诗歌的时代正在远去，而唯西方大师是从也遭到了年轻诗人的消解，诗歌写作正有向传统回归的倾向。在这样的转向过程中，另一重困境又开始呈现：诗歌书写中灵魂缺席的时代到来了。诗人于坚在其《棕皮手记》中有过这样的感触：“诗要到心。到语言是不够的，诗本来就是从语言开始的，只是说话是不够的，要立心。”后来，他又对此作了追踪阐释：“诗是通过语言招魂的艺术。没有灵魂的写作玩弄语言，而才子们又往往忽略如何说的智慧。”如果说这是对韩东“诗到语言为止”观念的反拨和纠偏，那么，他应该指涉了建立在语言载体之上的诗歌更为普遍的功能：首先是对语言的创新，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对世界可能性作一种艺术的描绘和书写。这种书写不一定就是“文以载道”之中的那个“道”，它更多的应该是诗人性情的真实流露。因此，诗歌不仅仅关乎语言，还应该和诗人的心灵相通，甚至联与一个人的思想境界与精神品味。
于坚对韩东当年提出“诗到语言为止”的观点作了修正，这一修正也可以说是延伸式的拓展，即强调诗歌创作的灵魂属性。对于先锋诗歌的灵魂性，诗人沈浩波说：“除了语言的先锋性，还必须看到，诗人作为一个时代最敏感的触角，他必须站在时代的前沿，用他的灵魂去感知这个时代的粗重呼吸，这就赋予了‘先锋’一词的时代性。”沈浩波曾经非常先锋过，并且声称要一路“先锋到死”，对此观点他好像至今未变。只不过，我们发现他的“先锋”，如今已不再仅是口语化与反叛道德的先锋，或者说是“下半身”时代“肉体的先锋”，他也开始意识到诗人灵魂书写的重要性了。
就像里尔克在给青年诗人卡卜斯的书简中所忠告的那样，诗歌中最好的部分，就应是那些“生活的断片与声音”。所以，一个优秀的诗人应该“走向内心，探索你生活发源的深处，在它的发源处你将会得到问题的答案”。当伟大的诗人在强调心灵之于诗歌的重要时，我们还应意识到这种强调的共性：没有精神与思想含量的写作，定不会长久流传。诗人们的“心灵”主张，放在当下来看，它应该是我们审视自己创作的一个镜鉴，一份参照。只有在心魂的参与下，先锋诗人的写作才会有欢愉或痛感的光泽，才会有精神与思想的真相，否则就可能陷入纯粹技术主义的困境，或以“知识”入诗，或沉于形式实验，而无法更开阔地前行，最终因诗歌打动不了读者而“泯然众人矣”。
在新一代诗人里，但凡有创新与冒险精神者，都在自觉地软化所学的“硬”知识，让其带有生命的气息，将其渗透到日常化的写作中。与那些将“知识”直接纳入诗歌创作的诗人相比，他们大都收敛了那种优越感与炫耀的姿态，自觉地回归到平民诗人的心态中。也即诗歌不再是哗众取宠、引人关注的表演道具，而是成了精神生活的一部分，这种转变是自然的、超越性的。世俗的物质生活与高贵的诗歌书写并行不悖，让个人的生命表达，呈现出异样的“灵光”。
介入时代现实，书写生活的美学，正是现在的年轻诗人努力的方向。生活是最质朴也是最广泛的诗歌创作来源，无论是灵感，还是素材，在真实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可竭力取用，然而，一旦我们脱离了现实的生活，而去追寻那些虚假的、飘渺的神性与幻觉，很多东西就变得不再有力量，这些其实才是先锋诗歌真正的敌人。钱穆先生在谈到杜甫的诗歌时，曾这样评价道：“工部诗最伟大处，在他能拿他一生实际生活都写进诗里去。”这种评价很到位，也很精准。中国的诗人，在过去是以生命与灵魂入诗，而在西方观念过度输入后，很多人注重技术的锤炼，而轻视精神的渗透和灵魂的参与。
所以，我现在仍然这样认为，当下先锋诗歌真正的困境，还是出在诗人自己身上，而与其所处的外部环境之关系，并未像一些诗人抱怨的那样紧张，那样不堪。没有哪个时代标明了就是适合写诗的时代，也没有什么样的环境是专为大师所设置和预留的。真正的诗人，在任何时代都可以面对自己的写作，只要他能够抓住诗歌的本质，认清自己的方向，参透诗歌与现实之关系，他也就能通晓诗歌的现实。面对自己的良心与灵魂写作，才是先锋诗人的正途，否则，就可能是一场徒劳的词语搏斗。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诗歌其实是审视国家文化艺术的一面镜子，而不是随着时代风潮涌动并随波逐流的政治同谋，它应该是个人艺术追求与时代承担相融合的表达，关乎时代与命运，同时也关乎历史与现实。由此，诗歌写作应该是由内向灵魂与心智进发，由外向时代与社会，乃至整个宇宙开放的，而不是封闭于纯粹的语言实验与游戏趣味。关于这一点，我们有过不少曲折的历程。不仅诗歌和小说创作如此，绝大多数艺术创作其实都有相通的一面，那就是面对心灵，创作者与接受者都是如此。道理如此清晰，但当下的诗人们仍然面临困境：他们大多数时候都是在做“自我表达”的书写，而与读者或他人的“交流”，则很少进入他们的视野。其实，“自我表达”并不是一个诗人或作家写作上的禁区，相反，写作首先就是在进行“自我表达”，否则，其他的一切都不可能成立。然而，一旦“自我表达”不联于诗人与读者之间心灵的平等对话，那么陷入一种自我封闭的呓语，也就在所难免了。
诗要到心，到语言是不够的，道出的正是诗人不应仅停留于狭隘的语言实验，而要在写作中保持心灵的开阔，精神的丰富，以及对诗之内涵的拓展。但这些并不是取消诗歌对时代与社会的担当，取消其批判性与审视存在的力度。相反，它由语言实验到生命书写的转换，由介入现实到艺术创造的超越，凸显的正是当下诗歌向精神纵深处迈进的探索性品质，以及理想主义重回诗人内心所产生的耀眼光芒。如果说我们的诗歌正在网络化时代走向千篇一律的困境，那么重申“诗要到心”的观念，就显得尤为必要。因为任何经典诗人，都是在个性化的语言表达基础上，带着精神、思想与心灵共同的作用，才会写出那些具有独特风格而又不乏永恒美感与普适价值的诗作，从而千古流传。

注：本文刊发于《北京文学》2012年第11期，标题为编辑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