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啸：诗就是诗 任何的解释都牵强附会

教师之友网

海啸：诗就是诗 任何的解释都牵强附会



　　
　　西风：你在13岁时发表了第一首诗作，还记得那是发表在什么杂志上，那首诗的内容是什么?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又是如何走上(选择)了诗歌这条道路?
　　海啸：我的第一首诗是1987年发表在安徽的《诗歌报》上，当时正上初一。至今记得那首诗叫《南方的树，南方的草》：
　　南方的树是轮月牙
　　南方的草是颗星星
　　我既是月牙又是星星
　　南方是蓝色的
　　我也是蓝色的
　　蓝色的海滩蓝色的梦境蓝色的翅膀
　　忍受过百年
　　才将最后一种姿势
　　在冬天的雪地里留下
　　苍白的影子
　　我就在这雪地里
　　无声长大
　　那时有母亲牵着我
　　而今是我自己
　　在这里漫步
　　只不过
　　脚印已经很深
　　应该是小学四、五年级吧，开始试着“写诗”(那时根本就不懂什么是诗，无非在进行一种涂鸦式的分行文字)。童年、少年都是在乡村度过，不像生活在城里，有那么多人，那么多有趣的事情可以来注意。我从小就不太合群，喜欢一个人胡思乱想。我的家就背倚山林，春天的时候小鸟开始试飞，我于是跑到山上抓小画眉，起风的时候晃动树枝，小鸟纷纷坠落。要是“收成”好，最多能养好几十只小鸟。我给每只小鸟都取了一个得意的名字，现在想起来，把那些名字串起来，可能就是“诗”了。但真正自认为的“诗歌”写作，应该是进入初中之后。
　　西风：你曾是名噪一时的中学校园诗人，是否仍旧怀念那段岁月?我觉得你的诗歌是经过了青春写作的，不过时间并不长。有人从来没有经过青春写作，而有人一辈子始终处于青春写作。这一时期你的诗歌创作(或者青春写作)有何特别之处?对后来有何影响?
　　海啸：恰恰相反，我的“青春写作”或“青春期”写作经历了很漫长的一段时间。记得中学阶段，除了有限的普希金、雪莱、拜伦等之外，几乎难以接触到更多的诗人和作品。80年代中后期，我还在上初中，当时正值“朦胧诗”、“第三代”和“汪席风暴”(汪国真、席慕蓉)尤为活跃的阶段，可惜除了汪国真、席慕蓉等的作品可以在县城书店或校图书馆较为容易读到，像“朦胧诗”、“第三代”诗人的作品，反而是“遮天蔽日”，一诗难求。记得我上初一的时候，偶尔在县新华书店见到一套(上下两册)《当代台湾诗萃》，至今印象极为深刻，那两本书是红色封面，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主编我还能记得，叫雁翼。我一下子被吸引住了。原来诗歌还能那么写。当我阅读了洛夫、纪弦、商禽、郑愁予、罗门等诗人的作品后，便自认为这些诗远远要比“汪席”之类的诗歌好上几百倍。那时我在周末的时间骑着自行车一遍遍往县城跑，为了读这两册书。当时这两本《当代台湾诗萃》价格不菲，好像接近20元人民币。要知道，20元相当于我一个月的生活费用。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十分小心地和母亲说起这件事。真没想到，对开口要2元钱买支钢笔都极其苛刻的母亲，竟然非常爽快地给了我书钱。想起这件事，至今让我感怀。
在我的中学阶段，包括军旅几年，可以说完全是一种“情绪写作”，因此值得留下来的并不多。我觉得这些经历或者经验对后来的写作影响是巨大的，喜忧参半，正面与负面的都有。若不及时警醒，带来的“裹脚”是致命的。后来我接触到一些年轻的诗友，他们有的比我小好几岁甚至十几岁，但他们所受的文化浸染，包括阅读的途径要宽泛的多，所以他们的起点往往很高。我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去摆脱和克服当时带给我思维与语言的“惯性”。即使是现在，还需要不断地自我约束，以免轻易陷入当初“青春期”带给我的写作“技艺”。所以，我不再轻易相信所谓的灵感以及瞬间跳出来的、自以为十分高妙的某个意象或者词语。在写作的时候，更多的是考虑如何将自己躲藏起来，在词语的背后，去开启诗歌的钥匙。我始终坚信这一点，诗歌写作是一种“慢跑”，仅仅靠青春的激情是远远不够的。
　　西风：和大多数七十年代出生的诗人不同，中学毕业后你没有进入高校，而是入伍参军，用你自己的话说，就是“用诗歌换来了一套军装”。我想知道这六年军旅生涯给你的诗歌和人生带来了什么?这是一段被你自己和别人忽略的历史。
　　海啸：曾不断有朋友问起我当兵的那段岁月，我似乎在有意“回避”。主要是那几年，的确留下了“不堪回首”的经历。应该说，十六、七岁到二十来岁，可以是极为可贵的“青春年月”，但这几年的军旅生涯，留下了比“空白”还要可怕的“空白”。那个阶段写了很多，但大多是“沿袭”了中学时期的“抒情”风格。但这些作品应该有它们独有的、阶段性意义的。其中还有一件事，1994年春天，我趁部队探亲休假的机会去兰州看望一个朋友，在回家途中，火车到了河南漯河站的时候，我的行李包被坐在我对面的两个家伙“取”走了。记得一路上还和他们聊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天，直到火车启动，发现对面座位空了，才发觉我的行李也随他们不知所踪。行李中有我那些年所有的写作手稿，包括我此生最为珍贵的情感记忆。这六年军旅生涯给予我的收获，用一句话可以概括：有怨无悔。
　　西风：你真正以“海啸”身份引起诗坛的关注，应该是1996年底来北京之后(巧的是我在几乎同时离开北京去了美国)。自七十年代以来，北京、上海、成都一直是诗歌重镇，这是你离开军旅选择北京作为落脚之处的原因吗?你的诗学观念在到北京之前和之后有无明显的变化?
　　海啸：是朋友给我的勇气。当初分别给广州和北京的朋友打电话，广州朋友说：这里不适合你。而北京的这位朋友说：来吧，过来先住我这里。就这样，我选择了北京。其实这一切和诗歌本身毫无关系。初到北京的那几年，基本上是在为生存而奔波，不过也断断续续地写，但很少拿出来。2000年是我的一个转折点，我创办并主编了一份人物周报《时代人物周刊》，并有了自己的公司。正当所谓的事业开始蓬勃发展的时候，母亲遭遇了车祸。后来报纸和公司运转也发生波折，资金链条出现了瓶颈，造成入不敷出。这种恶性循环的局面一直持续了大半年，让我负债累累，不堪重负。可以说，在经过所有的世态炎凉之后，才发现只有在诗歌中才能找回自己。2001年春天母亲去世，我已万念俱灰，之后便停办了报纸，公司也随之倒闭。那时便开始动笔“三部曲”。应该说，我的诗歌是在创作“三部曲”的过程中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
　　西风：诗是最难定义的事物，我还是想请你下个定义，或者说你认为什么样的文本才算诗?
　　海啸：什么是诗?已有诸多“答案”了。我以为，诗就是诗(这肯定是句废话)，任何的解释都牵强附会，都是多余。
西风：你心目中的好诗有什么样的标准?你怎么判断一首诗的优劣?
　　海啸：好诗就是好诗，我坚持的好诗标准便是那种能使自己“一见钟情”的诗。如同走在大街上，在你身后或在视线之外的地方那个绝色女子。你会霎那间地被她“擦亮”，会木然地惊艳于她超凡的韵致。一首好诗也是这样，就像电流的对接，一瞬间被窒息、感动和惊憾!诗歌是有生命的，首先是它的结构建筑，也就是文字间的排列;再就是气息，甚至气味。即使语言外衣怎样的华丽，文字堆砌得如何整齐，若缺乏那种“与生俱来”的气质，任何刻意的包装都是枉然。所以写诗和做人是分不开的，有着高洁的品格和修为，字里行间才会拥有那种豁然出壳的光芒。
　　西风：朦胧诗和第三代诗对你分别产生了什么影响?其中哪些诗人你最为喜欢?你经常读别人的诗吗?你主要读哪些人的诗?你的阅读和创作是怎样的关系?
　　海啸：若说没有影响，这是不客观的。至今我仍能一字不落地背诵北岛的《回答》等作品。主要是那个年代，他们的诗歌给予我们的记忆太深了。“朦胧诗”及“第三代”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诗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目前依旧是当代诗歌的“主流”。在这些诗人中，我较为“集中”地阅读了北岛、杨炼、于坚、伊沙等人的作品。当然，对诗歌的阅读，我情愿将更多的时间放在一些经典诗人及文本的阅读上。主要是一些国外诗人的作品，相对来说，他们更丰厚、宽广，具有诗歌的内在力量。
　　西风：你通常在什么情形下开始写一首诗?当你产生创作的欲望时，是立即动笔，还是要先等一等?为什么?你经常修改作品吗?
　　海啸：我现在不太喜欢一种即时性的写作。一般不会立即动笔，可能会在内心酵存一段时间，甚至会推迟好几年。也许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喜欢那种冲刺般的“快跑”。往往产生了创作欲望，也就是所谓的“灵感”，会迅速对自己产生一种迟疑，尤其是面对一首长诗，这种“缓慢”的节奏会更加的明显。比如说我去了某个地方，被当时的风景或旧人惊醒某根“诗弦”，但往往也会“无功而返”，若当时没有动笔，肯定会懈怠下来。直到在未知的岁月里产生同一种知觉，也就是当时的写作欲望出现某种重合与验证。因此我的创作量极少，几乎到了一种濒临“破产”的地步。
　　我对自己的作品从不修改，我尊重自己的原态。所以，我对诗歌所谓的“推敲”做法基本上是嗤之以鼻。这是一个人的习惯问题，没什么对与错。
　　西风：你的诗歌让我发现了久违的英雄主义色彩，这种英雄主义和北岛式英雄主义有着根本上的不同，你能谈一下吗?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反英雄”一直是诗坛的主流，为什么你却要反其道而行之?
　　海啸：北岛属于他的时代。我更多地尊重自己个人的喜恶，以诗歌的形式在内心建构一个“审时度势”的秩序。为自己代言，而不是考虑这个“时代”。华兹华斯也这样解释：“诗人是以一个人的身份向人们说话”。但是，诗坛出现过分自我的风气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也就是一味的“反英雄”。于是，大量“伪英雄”的出现，造成当代诗歌的大面积“缺钙”和“贫血”。其实，“英雄主义”是一种高蹈的精神向度，是一个诗人从一而终的生命关照。
　　西风：你的诗几乎都是抒情诗，而当今诗坛致力于减少抒情增加叙事，有人甚至提出从诗歌中剔除抒情成分，你对此有何看法?
海啸：“抒情”是诗歌本身最为珍贵的品质，当然，在这里所说的“抒情”不应该是平面的、狭隘的、浅显的，而是诗人本身具备的感觉、知觉、意识和体验。当然，诗歌的叙事也应该是基于“诗情”上的叙事。有些人把自己生活的琐事，甚至便溺的过程都以诗歌的形式津津乐道开来。诗歌就是诗歌，不需要替代日记、随笔、小说、告示，或黄色段子的功能。我敢说，真正优秀的，甚至伟大的诗歌作品，哪一首不是为情而诗的“抒情诗”?!
　　西风：现在口语诗大行其道，而你的诗歌语言仍然主要是文学性很强的书面语，能否谈谈你对口语诗、反意象等的看法?你怎样看待诗人和语言的关系?
　　海啸：我觉得，当今诗坛对所谓口语诗和非口语诗的界定(其实根本就没有界定，也无法界定)本来就有失偏颇。由此自然会想到诗坛所谓“知识分子”和“民间”两大阵营的争论，最后竟然到了水火不容的境地。其实这是一小拨诗人彼此间的一种“策略”，他们考虑的不是秩序、建设，而是如何抢夺所谓的诗歌“话语权”，从而使自己的文本受到更多一些的关注。若在写作的过程中，一味注重“口语”而拒绝“书面语”，或坚持“书面语”而回避“口语”，我难以想象这是多么滑稽的局面。
　　西风：我认为诗歌内在的气质始终应该是高贵的，这在你的诗歌里面有着集中的体现。你对当下诗坛出现的“崇低”、“尚丑”等等有何看法?
　　海啸：“崇低”不是崇尚低俗、低下，而应该是“向下”的一种精神。关注底层，人生存的基本状态，以真正“人”的视角直面现实;“尚丑”也如此，以诗为刃，揭露那些黑暗与丑陋的部分，这样的作品是应该值得肯定的。但诗歌毕竟是诗歌，不同于其它文学形式，它在语言和内涵上是应该有所警觉和取舍的。当下“诗歌作品”中，出现大量的，无论在语言还是内容都极为肮脏、低俗甚至下流的文字垃圾。这样的文字是不应该被纳入诗歌范畴的。就如同所谓的“下半身”、“垃圾派”等，不断被人演变成黄段子、泼妇骂街般的“口头禅”。如果把这些东西归纳成“先锋”、“实验”、“后现代”，实在是无稽之谈!诗歌应该有它一定的道德底线和语言规范。
　　西风：就我所能读到的你的诗作而言，我感觉后现代主义对你影响较小，你的诗作基本上属于现代主义，你同意吗?你对中国目前后现代倾向的写作有何看法?你认为现代主义仍旧应该是当代汉诗的追求吗?
　　海啸：“创造陈词滥调，这就是才能”，波德莱尔在《赤裸的心》中这句话令人深省。然后他又说：“我得创造陈词滥调”。一味在语言上追逐与“创造”中的诗人，往往表现出一种急功近利，贪图“捷径”的做法。动不动就pass谁，就“先锋”，就“后现代”，实际上是一种极为幼稚的表现。真正的“先锋”与“后现代”是一种精神血质，是体现于内心的独立意识，而不是粗暴地理解为“暴力行为”。大众传媒(包括网络)的空前发展的确为我们增添了诸多色彩，诗歌应该是“寂寞”的，不应该成为“大众娱乐”的殉葬品。现在许多年轻诗歌写作者，其中当然也有一些业已成名的诗人，对当今“流行事物”趋之若骛。其中表现在诗歌写作上的轻迈与游戏心态。譬如说吧：西方国家的电视与网络比我们发达那么多年，往往对所谓的“流行语”极为警惕。而我们呢，一夜之间，“超女”或“超女”产生的“PK”等词可以铺天盖地。目前国内有位在电视台讲“三国”的学者很火，最近一期的《三联生活周刊》做了一个专题，封面赫然打着《学术超男×××》，实在让人如梗在喉，哭笑不得。说了些似乎与诗歌无关的话题，我想我的立场无非如此，坚持“优雅的汉语”，致力“创造陈词滥调”。
西风：你的诗中有着丰富的情感，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同时又不乏智性元素，避免了滥情。你认为情感与智性在诗歌中应该有怎样的地位?缺乏情感与缺乏智性的诗相比，哪个更不可能成为优秀的作品?
　　海啸：情感是诗歌尤为重要的诗性元素之一，这也是有别于其它文体的区别所在。当然，那种所谓“浓得化不开”的浓情之作，很容易让人厌烦。所以，要善于“压榨”，直到露出语言的“骨髓”。也就是你所说的避免滥情，诗的“智性”写作之所在。我倒觉得，诗歌可以缺少情感，但不可缺乏“智性”。
　　西风：你的诗几乎没有失败之作，风格还是很统一的。一贯的内敛、厚重、唯美，核心如同钢筋混凝土般坚韧，这是你自觉追求风格的结果吗?而近期某些作品，例如《黄果树》、《奔走的春天》等，和你这一风格不一致，这是你在尝试突破吗?
　　海啸：相对来说，我对自己较为挑剔，自己不满意的东西一般不会拿出来。我也有很多失败之作，尤其在30岁以前，被自己否定的作品不在少数。你提出的比如《黄果树》、《奔走的春天》等，应该是我较为随意，或“即兴性”一些的诗作，谈不上去刻意尝试某种风格。我觉得诗歌还是深思熟虑些好，需要留点时间和空间来进行“发酵”，不宜太随便了，把诗歌当成“日记”，大量复制或拷贝一些分行文字，是不可取的。
　　西风：最近你喜得贵子，向你表示祝贺。我以为正常的家庭生活对于一个诗人至关重要，尤其是在诗人进入青春后写作阶段。能否请你谈谈诗歌和家庭、社会的关系?
　　海啸：谢谢。不错，正常的家庭生活，包括健康的心智、朋友间的交往等等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是至关重要。很难想象，一个对自己的基本生存都不能保障，生活上浑浑噩噩，一团乱麻的人，怎么能有一颗正常的心态进行写作?不仅仅是诗意的“构图”，其实每个男人都有一个相似的梦想：跨马天下，浪迹天涯。但我们毕竟有亲人、朋友、爱人，以诗歌为“借口”，将所谓的“诗歌方式”强加给别人是不道德的。当然，苦难(甚至是灾难)往往喜欢眷顾那些敏感、脆弱而又善良的诗人，许多大师正是在这种命运多舛的状况中留下了杰出的诗篇，但“苦难”不是可以刻意追求与索取的，它们是上帝的“恩赐”。
　　诗人于坚早年有句话我印象颇深，我想大致是这样：像上帝一样思考，市民一样生活。诗人首先是一个人，心智健康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诗人。
　　西风：你的长诗《海啸三部曲》出版发行。对你个人和当今诗坛而言，《海啸三部曲》都是里程碑式的作品。这三部作品气势恢宏，结构庞杂，出现了晦涩难解的部分，尤其是《击壤歌》。你自己怎么评价这三部作品?能否作一点解读?我最喜欢第一部《祈祷词》，而你最珍爱第三部《追魂记》，为什么?
　　海啸：关于我的这三首长诗，自然有它自己的命运，就让时间来回答一切吧。在最近出版的《海啸三部曲》一书中，已集中收录了近10万字的评论文字。不过我始终认为，以“我们能以诗人本人更好地理解诗人”来进行解构，无疑是可笑的。这些评论为读者提供了一扇门，通过这些较为客观与具体的解读，也许可以更快、更“准确”地进入一种有效的阅读。
　　至于《祈祷词》，有人把它作为我的“心灵史”而存在，其中蕴涵着“某些同社会事件相联系的考证价值”，但又强调“不是完整的史料”。我是认同这种论断的。而《击壤歌》中所谓的“晦涩难解”，可能正是因为我的顾虑所产生的游移，也就是矛盾中的有意“弱化”与模糊。或许是迫于无奈吧，不得不制造一种模棱两可的词语效果。整个“三部曲”中，我最为珍视《追魂记》，理由是：这首诗更能有效地缝合(而不仅仅是敞开)我的灵魂!
西风：现代诗歌的晦涩难解一直是阻碍其读者数量增长的重要因素，这种晦涩是人为造成的，还是不可避免的?你认为有没有一个晦涩程度，我们不应该超过?
　　海啸：一个成熟的诗人肯定有他(她)独特的情感及语言密码，评价一首诗的好坏，与“晦涩”的程度没有关系。当然，我反对(甚至厌恶)那种故作高深，云山雾罩的“痴人说梦”。你所指的现代诗歌的晦涩，有一部分是诗人本身造成的，但最重要的一点，是现代诗歌与当下的社会形态、文化语境产生一定的剥离，造成读者对诗歌的距离感与落差感。这不仅仅是指阅读层面上的隔阂，和整个时代背景不无关系。可能更多的人根本不“需要”诗歌，他们情愿看看花边新闻，时尚读物，或者用别的休闲方式来消磨时日。因此，在写作的过程中，坚持自己内心的“词语”召唤，而不需要过分在意读者能否读懂与读不懂。有的人在诗中感受到美，而有的人在诗中获得了宁静。这就够了。
　　西风：在《海啸三部曲》中，我能感觉到艾略特、里尔克对你的影响。能否谈谈你所喜欢的欧美诗人有哪些，对你的诗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海啸：艾略特诗歌中的精神内蕴是无与伦比的，无论他的《荒原》，还是《四个四重奏》等，包括里尔克、波德莱尔、博尔赫斯、阿米亥、希尼等等，都是我极为喜爱的诗人。当然我的了解都是寄托于“中文翻译”后的阅读，所以在语言上，不可能，也不敢有过多的“获取”，我愿意从他们的作品中，进入诗人的精神景深，尽可能地抵达他们的内心。
　　西风：你的诗歌同时具有古典美，比如《河流》、《侧面》等短诗，而在《海啸三部曲》中有许多诸如“白面书生，倒驴着一支/烟雨蒙蒙的短笛”的诗句。能否谈谈中国古典诗词对你的影响，你认为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和现代诗歌有没有关系?
　　海啸：古典诗歌和现代诗歌是一脉相承的“父子关系”，都是在几千年的文化血流中奔腾着的耀眼浪花。如何传承先人为我们留下的精神遗脉，不至于让真正的汉诗血统在我们的手中断裂，是每个诗歌写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古典诗词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从不回避他们对我的诗歌浸染和“拦截”。
　　西风：也许现代诗歌与古典诗歌最大的不同在于和读者的关系，能否请你就此谈一谈?
　　海啸：不错，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诗歌形式，无论是古典诗还是现代诗，和读者的关系都是寄托于“时代背景”中的有效“对视”。新诗发展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已近百年，或许若干年后，再出现一种新的诗歌形式来替代目前的“现代诗歌”也不得而知。所以，有人认为诗歌可能会消亡纯粹是杞人忧天。
　　西风：在你发表过的超过1000首诗作里，除了长诗《海啸三部曲》，你最珍视的作品有哪些(限10首)?如有可能，请简单讲一下原因。
　　海啸：很惭愧，我主要发表作品的阶段是在中学与军队期间，这几年写的少，当然也发的少了。有许多诗歌写作者，可能一辈子都在固执地坚持自己的“发表率”，而忽略了对于自己的及时梳理与总结。其实，发表1000首与发表100首，甚至发表10首毫无区别，关键是能否留下，或者是否可以让大家记住某一首诗，哪怕是留下一句词。至今，我对自己满意的作品不多，如果“必须”让我列出10首“清单”，我想有这么一些，如《雨天》、《门外》、《存在与虚无》、《泡沫之诗》、《由来已久》、《静止的琥珀》、《清明》、《鼠》、《河流》、《站台》等。至于自己较为偏爱这些作品的原因，也许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我可以通过这些诗句，更能接近于手中这把“开启”诗歌的钥匙。它们更*近我的灵魂，我的情感和生命的磁场。
　西风：你的诗歌理想是什么?在诗歌上取得什么样的成就你才会认为达到或接近了这一目标?
　　海啸：说实在的，还真没有好好考虑过这个问题，将来是未可知的。有一点可以肯定，诗歌永远是我生命中尤为重要的一部分。写作是个人内心的事情，如果有一天我对诗歌产生了厌倦，或者是诗歌对我产生了厌倦，我也许会离开。就这么回事。
　　西风：你提出的“感动写作”引起了诗坛的关注和争议，我想知道你是在何种语境下提出的?坦率地说，读完你的和马知遥的关于“感动写作”理论论述，我还是不能形成一个清晰的理论纲领和写作规范，你能够作进一步的阐述吗?
　　海啸：现在看来，“感动写作”的提出也许不是最“恰当”的，但应该是最及时的，也是必要的，它凝聚了“新诗代”诗人的集体才华和智慧。的确如此，包括我本人和马知遥关于“感动写作”的论述，是在一种尤为紧迫，势在必行的状态下所产生的，难免有些粗燥。当诗风日下，当代诗歌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肮脏、色情、浅薄的代名词，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也许，我们这种行动只是“杯水车薪”，与事无补。曾不断有人问起我，到底什么才是“感动写作”，再此我愿做一个较为直接的阐述：“感动写作”的提出，是21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的一次灵魂觉醒和精神建瓴。反对肮脏、虚伪、暴露和歧途，提倡人性之光和汉语之美，以感恩、悲悯的情怀，直面现实，胸怀天下。
　　西风：我觉得读你的诗歌和听美国灵魂音乐有很多相似的感觉，因此我更愿意把你的写作称之为“灵魂写作”(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提出过)。我个人认为“灵魂写作”比“感动写作”更深入了一层，能否谈谈“感动写作”和“灵魂写作”的关系?
　　海啸：不是没有考虑过，包括灵魂写作、悲悯写作、心灵写作等等。其实叫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在文本中是否真正体现了内在的精神追求。在这里，我希望能理解为一种诗歌的“感性行动”。
　　西风：你认为当代诗歌究竟应该承担什么，不应该(不必要)承担什么?
　　海啸：我觉得承载可能更恰当些。承担更侧重于诗歌外的“重量”，古往今来，中国诗人已承担够多的了。诗歌的写作应该注重于心灵，向“内”，而不是向“外”。把诗歌当成武器、工具、教义或准则，都是不正常的，只能代表那个时代的疯狂与变态。如果必须要承担，就去承担那些该承担的：光明、梦想和黑夜。
　　西风：你在2003年创办了《新诗代》，这是你诗歌生命中的大事，标志着你从单纯的诗歌写作转变为集诗歌创作、诗歌编辑、诗歌活动为一身。我想知道诗歌编辑、诗歌活动对你的诗歌创作的影响。“新诗代” 是特指这一诗歌写作群落，还是有所泛指?“新诗代”的宗旨是什么?你希望“新诗代”将来能够对诗坛产生什么样的推动?
　　海啸：办一份纯粹性、倾向性，却又能体现当前汉语诗歌的创作水平和重要文本参照的诗歌刊物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事实上，我们做到了。《新诗代》以民间姿态和公开出版物的身份出场，到目前已出版了六期，包括《2004新诗代年度诗选》，在诗坛产生的重要影响是有目共睹的。
　　“新诗代”最早是作为网络平台而存在的。包括定期出版的《新诗代》诗刊，也都是基于网络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拓展与延伸。我们遵循独立、专注、思辨的办站与办刊宗旨，提倡先锋性、实验性、纯粹性的诗学文本和纯明、高远的诗歌品质，提倡并实践“感动写作”的诗歌主张。“新诗代”不是所谓的诗歌派别，其中间力量应该是在“朦胧诗”、“第三代”之后，成长并成熟起来的新一代诗人。在“新诗代”的诗人群落中，我们能看到活跃着的各个年龄层面的诗人，当然也包括所谓“60后”、“70后”，甚至“80后”诸多优秀的诗歌写作者。所以，年龄不会是我们的“分水岭”。
诚然，维系“新诗代”的确需要倾注了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肯定会对自己的创作有所影响。但我最大的收获便是通过这样一个平台，相继结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诗歌兄弟。他们拥有着真正的艺术良知，独立的诗学取向和价值体系，在写作上始终保持着严肃、纯粹的探索精神。我曾在《感动写作：21世纪中国诗歌的绝对良心》一文中提到：新诗代诗人的整体出场，是一种“自组织”和“自然选择”。任何有使命感、责任感的诗歌写作者，都将自觉融入到“感动写作”的舞台中来。新诗代不是诗歌机会主义者的道场，那些违背语言道义，脱离灵魂，将文字作为语言玩具的“诗人”，当然无法列入到我们的阵营中来……至于对诗坛能产生什么样的推动，也许现在为时过早。不过有一点可以相信，那就是对于诗歌本身，我们已经做出必要的努力。
　　西风：我很惊讶于“新诗代” 的执行主编南方狼的诗歌，他在80后的诗人中几乎鹤立鸡群，匹“狼”领先。我想知道除了他个人的天才与努力外，什么是他得天独厚的?你对他有什么期待?
　　海啸：你能将南方狼迅速从“80后”诗歌写作者中脱离与区分开来，我很高兴。从中可以证明几点：一、南方狼的诗歌在诗歌界，至少在新诗代已经受到广泛注意。二、把南方狼放置所谓“80后”阵营中来对比，完全是不恰当的。他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开阔、丰富、广博的内涵，和他圆雕般的语言质地和思想洞察力，使得他做为一个独特的、优秀的诗人傲然于世是恰如其分的。三、南方狼博览群书，能很好地继承和开拓前人为我们留下的精神遗脉。他善于思考，并且有着良好的家庭教育背景。他父亲和我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也是一个作家，与我已有至少15年的交情。南方狼诗歌的独到之处，还在于他小说创作的经历和经验，他15岁便完成并出版过一部30余万字的小说。后来他来北京上大学，我亦是通过他父亲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那时他还公开出版了一本《少年乔的理想》的诗文集。当时他的文学理想和他的主要兴趣点还在小说创作上，这个立志于向海明威或福克纳靠近的少年，也许根本没有意识到，其实他的诗歌才华已远远超出了他的年龄本身。诗论家沈奇开玩笑地说我目前真正为诗歌做出的贡献不是《新诗代》，也不是“三部曲”，而是我“发现”了南方狼。他还不止一次地提到，南方狼的诗歌不管是“80后”，哪怕与“70后”、“60后”相比，也是尤为突出的。当然，诗歌写作不是三两年的光景，成就“大诗”需要一生的时间来完成。南方狼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只要坚持下去，前途是不可估量的。
　　西风：众所周知九十年代的诗歌和八十年代相比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个人认为九十年代诗歌取得的成就远小于八十年代，你同意吗?○○年代刚刚过去一半，你认为这六年的诗歌有无显著特征?仅仅是九十年代的延续吗?你对汉语诗歌的未来有什么期待?
　　海啸：我不太认同你的这一观点。至于某一阶段的成就，需要时间的验证。八十年代的诗歌“图腾”很大程度归功于当时的社会转型和变革，“成就”的确认是综合性的，有诸多因素的构成，若单一从纯粹的“诗歌成就”来讲，我不认为八十年代就比九十年代强。如今诗歌越来越边缘化，从社会文化生态上来讲，这才是正常的发展轨迹。诗歌就是诗歌，不需要承载或承受太多。很多人在臆想着诗歌的“复苏”，甚至期待什么“大唐盛诗”的妄想，无非在做着对某种“社会身份”进一步确定的白日梦。诗歌还将越来越寡众，越来越边缘，但并不影响诗歌的发展进程。事实上，世纪之交以来，诗歌呈现出的勃勃生机绝对不亚于八、九十年代。尤其是网络的飞速发展，造就了一大批以诗取乐的网络诗歌写手。“精英”写作的逐步失效，从而诗人变得越来越“平民”和“市井”。因此，巩固自己的心灵，维护好诗歌的纯度和审美意趣尤显重要。
西风：除诗歌外，你还阅读和创作哪些文学形式?这些对于你的诗歌创作有何影响?
　　海啸：阅读的沉淀对于一个写作者(不仅是诗歌写作者)很重要，到了现阶段，诗歌阅读反而越来越少。我小学时曾经疯狂地迷恋过武侠小说与神话故事，后来就读卡夫卡、海明威、卡尔维诺等的小说，包括散漫地读些散文、随笔等。如今，对阅读的取舍目的性越来越强。倍感遗憾的是，我一直对政治、经济内的书籍寡有问津。
　　西风：你愿意在将来更多地参与诗歌批评活动吗?你对目前中国诗歌批评界有何看法?
　　海啸：以前都是较为被动地介入一些诗歌批评方面的写作，如果有时间，我是很愿意做些这方面的努力的。如今中国诗歌批评界有此怪状，要么追捧要么棒杀，圈子观念极为明显，具备真正诗学良知的批评家与评论家真的太少。绝大部分人愿意做些锦上添花的劳动，谁最近热闹了，曝光率高了，或谁又提出一个新的“口号”了，于是纷纷抛头露面，生怕错过了大好的“历史”时机。保持纯粹诗学品格的诗人很多，他们在坚持自己的内心，不为“诗坛”潮流而动，但我们的批评界主动予以关注，“雪中送炭”的不多。这是诗歌的悲哀，也是这个时代的悲哀。
　　[西风：诗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后。现为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大学(Colorado School of Mines)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