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诗人与一本诗刊

教师之友网

一个诗人与一本诗刊
杨克
    创办于1947年的诗刊，享誉日本和国际诗坛的《地球》，在走过漫漫60余载之后，突然传来终刊消息。《地球》向我约稿并要我通知沈奇，给最后的这一期留点纪念性的文字。《地球》之所以选择在2009年春天凋谢，乃因为它的创办人和社长秋谷丰先生，于去年11月18日在日本的琦玉仙逝了。在他的追悼会上，汉学家佐佐木久春教授代读了我为这位享年86岁的著名诗人撰写的挽联：逝水无言、诗泣东瀛秋谷谢；环球有迹、樱飘富士白云飞。  

    这个世界有梦想的人很多，但为梦想身体力行的人太少。秋谷丰生于1922年，在他人生最执著于梦想的25岁创办了《地球》诗刊，这一办竟是61年。中国人先前的纪年方式是60甲子一循环，周而复始。如今生命跨越60岁的人不在少数，但坚持60年做一件事情的人则相当罕见，并且秋谷丰先生终身就靠写诗谋生，是日本为数极少的几个职业诗人之一——“我的收入全部来自写诗和与诗歌有关的活动，所以我交税时填的职业也是诗人。”日本的诗刊全靠民间和个人之力支撑，一个除了诗歌没有别的经济来源的诗人锲而不舍的主办一本诗刊61年，这在全世界都是奇迹，因为这个地球上再没有比写诗挣钱更少的手艺人了（何况真正的写作还要耗尽心力），也再没有比办诗刊更无盈利可能的“职业”了。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的现代化富裕国家的国民，穷极一生奉献给最纯粹的最无商业价值的艺术，年复一年乐此不彼，这样的诗生活可谓高尚。给秋谷丰一枚银币做支点，他就能够撬动《地球》！

    我第一次见到秋谷丰先生是本世纪初叶，承蒙他发来亲笔签名的邀请函，邀我参加《地球》主办的“东京2000世界诗人节”。被邀的中国诗人还有王小妮，诗评家有徐敬亚、程光炜、沈奇。《山花》的主编何锐也在受邀之列，他很犹豫，说平时跟日本作家没有联系，诗会结束后若再待几天到各地走走不知该找谁帮忙。我感念何锐是中国最有献身精神的期刊主编，把边缘省份的一本文学杂志办得如此精彩，全靠他用尽个人关系找经济界的朋友熟人赞助，便徒生“初生牛犊不畏虎”的豪气，在电话里答应会后带他同行。曰“初生牛犊”，乃因为这之前我也从未去过日本，其实自己心里也没有底。我提请日方再多邀一位大连诗人麦城，他在日本有业务，经常往来，没有护照签证之虞。中国诗人都是汉学家佐佐木久春教授牵线，到了东京，方知来了三十五个国家的近四百位诗人。当然讲英语、法语、西班牙语、韩语等的诗人分别由日本研究不同语种诗歌的教授提供名单。我迄今不清楚其他国家的诗人是否也像中国诗人那样由《地球》提供在日费用，可就算别的诗人自付，一再举办这种大型国际诗会也费用不菲，由此可见秋谷丰先生的威望和号召力。我不懂日文，跟秋谷丰先生对话都是靠汉学家和留学生翻译，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个温和敦厚的长者，与会的诗人对他都很尊重。秋谷丰是日本现代抒情诗派的代表性诗人，当年他的长女出生才21天就在轰炸中死去。丧女的切肤之痛让秋谷丰先生更深刻的体验到战争给人类带来的不幸和劫难。故他的诗歌中有很多反战主题。罗洛编选、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当代世界名诗》，收入他的《背包》，全诗通过士兵拟人化的背包说出了对战争的憎恶，他的另一首诗《漂流》也是同一主旨。他更多的诗篇取材于大自然，代表作品有诗集《遍历之信》、《芦苇的履历》、《攀登》、《冬之音乐》、《油灯的远近》、《时代的黎明》、《喜马拉雅的狐狸》等。他还是日本海文学大奖评选委员长和日本現代诗人会会长。同时他也以登山家的身份为世人所知，有很多关于山和旅行的著述。我读过其中由佐佐木久春翻译成中文的《井上靖和我》，记述了他1955年见到井上靖后两人的来往：“偶尔见到井上先生，我们之间很少谈诗，话题基本上是山或者丝绸之路”，“遇难的登山之友和旅行的近况成了我们的话题。说实话，我是一直默默关注井上旅行中的一个。但是我的旅行总是落在井上先生的后面。珠穆朗玛峰井上早我半年，丝绸之路早我一年。喜马拉亚、塔克拉玛干、健太罗(Gandhara)、吉尔吉斯，这些井上走过的遥远的、人迹罕至的土地，我也都走了过来。尽管有些晚。”井上靖生前访问了中国27次，1972年3月起秋谷丰走了相同的路线，我不知道他无数次云游了中国哪些地方，仅从他的文字，我相信他寻访过的中华文化远比我这个中国人要多得多。2002在西安、2007在香格里拉，我和好几位中国诗人就参加过他举办的第8届和第10届“亚洲诗人大会”，令人汗颜的是，就是在中国，我们的交通食宿费用也由秋谷丰先生筹措解决。我还应邀于2005年再赴日本参加《地球》诗社举办的“第十届亚洲环太平洋诗人大会”，而2006年到东京参加的 “日本诗人俱乐部法人化纪念国际交流会——中国现代诗的状况”专题演讲会，尽管不是《地球》举办，秋谷丰先生也是与会者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所谓“法人化”就是文化团体“公司化”，带有经营性质，日本文化省给予一定的经费资助，这有点像资本主义国家学社会主义体制。秋谷丰先生发言说：法人化，政府支持文学当然是件好事，但令人担心会丧失写作的独立性。老先生的话犹言在耳。

   《地球》先后发表过多次我诗歌的日文译作，还译介过数十位中国诗人作品，其中不少诗作译自我历年主编的《中国新诗年鉴》，这是我和秋谷丰先生的缘分，也是中日文化、中日诗歌交流史中值得纪念的篇章。我曾送过秋谷丰先生一块巴掌大的石头，上面用刀刻有一首唐诗，是凸起的阳文汉字。先生则回送我一只陶制的大风铃，我多年来一直挂在阳台上，去年在一场台风中被吹落摔碎，岁末就惊悉先生过世，冥冥中似乎有种呼应。若是在中国，先生的讣告会写成87岁，因为他已经走进生命的第87个年头，算是很高寿了。这位85岁高龄还到香格里拉看梅里雪山的老人，如今乘鹤远去，我听见蓝天白云之上，响动着他诗歌清脆的风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