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批评家向社会学取经

教师之友网

艺术批评家向社会学取经

	2005年12月03日

中青年批评家论坛闭幕 　　本报讯（特派记者周文翰）在深圳、澳门两地举行的“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中青年批评家论坛暨第二届深圳美术馆论坛”昨天落幕，为期三天的研讨会上十多位艺术批评家和社会学家郑也夫、历史学家高华、文艺理论家单世联等学者发表了各自对现当代文艺创作历史和艺术创作现状的观察。 　　会议上发生的戏剧化一幕是中国美术馆副研究员徐虹就1989年现代艺术大展上发生的“枪击事件” 　　的发言，她认为那是女艺术家肖鲁独自创作的作品，而掌握话语权的男性社会、男批评家———主要指的是栗宪庭———却自觉不自觉地解释为她和同学唐宋的作品，表明了男女在艺术创作、解释权上面的不平等。 　　这次会议似乎也表现出同样的格局，获邀出席会议的29位学者、批评家中只有两人是女性。 　　论坛学术主持鲁虹告诉记者，深圳美术馆在2003年策划举办了第一届学术论坛，邀请老中青三代26位批评家对中国当代艺术批评与当代艺术20年的历史进行梳理和检讨，“当时有几位与会批评家不约而同地关注到当代艺术与社会学的关系问题，所以这次我们把主题圈定为‘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想对这个趋势做个描述。这次会议举行前，澳门塔石艺文馆主动提出可以联合举办此次学术会议，所以决定在两地举办论坛。” 　　与以前的批评家会议不同的是，这次会议邀请了社会学家郑也夫、于长江、文艺理论家单世联出席会议，与艺术批评家共同研讨，在昨天下午的自由辩论阶段的争论也相当激烈，可惜由于时间有限，大家都表示言犹未尽。 　　鲁虹表示“深圳美术馆论坛”将两年举办一次，对当代艺术和当代批评的热点理论问题进行持续的关注，“推动当代艺术创作与批评的发展”。 　　■论坛焦点 　　艺术批评家为什么失语？ 　　在论坛举行的同时，深圳美术馆和澳门塔石艺文馆举行两个艺术展览，但是来参加开幕式的绝大多数艺术家都没有兴趣旁听批评家的会议，一位艺术家私下称“批评家是玩嘴皮子，和我们搞创作的没多大关系”。画家张小涛认为“批评家对当代艺术最真实的情况几乎是失语的，一方面是他们的知识结构、观察能力跟不上创作的进展，另一方面批评也大面积商品化，可以买卖批评文字，这也让批评家变得没有说服力”。 　　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邹跃进认为，虽然目前批评界情况确实比较混乱，众多批评文章都是应景文字，但是也有真正出色的评论，只是因为艺术圈很小，不为外人所知。他也指出，期望批评家无欲无求是不可能的，当前批评家要么栖身学院，要么到美术馆、画廊策展，这也有其合理的一面，“因为靠稿费生存是很难的”。 　　批评界要争夺话语权？ 　　像大多数会议一样，参会的批评家、美术媒体从业者的私下议论更为火药。多数人热谈的话题是某某画家的画卖到多少万元、某某批评家写文章要多少钱之类的话题。 　　相比上世纪80年代批评家们的影响力，现在的批评家越来越圈子化，而掌握资金的画廊主、策展人乃至美术馆馆长的影响力日增，所以有参会者私下称这次批评家的聚会的潜在背景是批评家试图通过干预社会吸引大众的眼光，从而增加自己在艺术界的影响力。深圳雕塑院院长、批评家孙振华并不这样认为，他说真正的原因是批评界意识到，“现在中国正处于转型期，社会出现了很多独特现象，艺术家的创作也涉及了，这就决定了批评家转变的必要性”。 　　批评家鲁虹也指出，虽然上世纪80年代一些艺术批评家在艺术界“呼风唤雨”，“但那并不是正常状态，因为那时侯还没有画廊、策展人，而批评家往往又垄断了媒体发表渠道，所以一篇文章就能让一个艺术家在全国出名，但现在，在这种多元的状态下，想恢复以前那种影响力是不可能的”。 　　艺术转向泛社会化？ 　　孙振华和批评家李公明在2003年第一届深圳美术馆论坛上提出“社会学转向”的问题，孙振华强调说，当时他们感到当代艺术创作出现了一个明显趋势，“比如很多作品表现城市里的新人类、卡通形象，这和当今中国的都市文化、消费主义、物质主义、新人类现象有直接关系，用传统的个人表现、形式分析的批评无法很好地解释这些作品，所以我们主张借鉴社会学的方法进行批评”。这个观点得到深圳美术馆的赞同，所以把“中青年批评家论坛暨第二届深圳美术馆论坛”的主题定为“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 　　批评家吴鸿认为，“从历史看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并非始于今天，二战以后西方兴起的后现代艺术其实都是泛社会学取向的，因为这时候的当代艺术不像古典艺术讲技术问题，而是关注社会话题，对社会的变化和事件作出反映，既然艺术创作变了，批评相应地也要作出调整”。 　　但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任职的文艺理论家单世联也对目前的艺术家的创作主流提出质疑，“虽然他们也对社会现象有反应，但是多数都对当代社会中那些最底层的、最需要予以表达的紧迫问题缺乏有力的表达，这固然和大环境有关，但艺术家应该更有自觉性地针对这个问题”。 　　■对话批评家 　　鲁虹：批评家面对的诱惑太多 　　《新京报》：有人说上世纪80年代的艺术家、艺术批评家是理想主义的，而现在过于追逐利益，那你觉得这个现在的艺术批评家和当年的批评家有什么变化吗？ 　　鲁虹：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真诚的年代，那时候的美术批评家、美术杂志编辑和艺术家对艺术都很虔诚，真的想着要进行艺术革命。当时我们工资很少，但是印杂志的时候还自己主动买小点心给印刷工人，哄他们把杂志印好点，但是后来社会商业化了，各种诱惑出现了，包括我在内的很多艺术批评家都不像过去那样真诚了，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就是个分裂的人，有时候出于友情、出于润笔费，也会写一些应酬文章，但是我坚持一个原则，我可以把你好的地方写出来，但是不会无中生有编撰出你没有的东西。 　　《新京报》：知识分子、批评家扮演的角色对比以前有很大变化，有些批评家开始向策展人方向转化，这是否意味着批评家在主动争夺资本利益？ 　　鲁虹：这确实是一个现象，批评家也要适应社会，策展一方面有学术上的意义，另外也能有一定收入，这无可否认。 　　但是我觉得这是社会多元化的一个结果。但是批评家策展也有问题，比如在策划的时候画廊的商业利益会干扰学术标准，比如我有时候给画廊、私人老板策划展览，提出的名单老板会否定一些艺术家，这时候就需要妥协，但是有坚持的批评家、策展人应该坚持在大方向上的标准。 　　《新京报》：那你个人以为目前哪些批评家是好的，或者说，好的批评家应该具有哪些素质？ 　　鲁虹：现在商业规则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艺术批评也不例外，所以有人说现在中国没有美术批评，只有美术赞美，但是我认为还是有人在坚持学术标准进行批评，可是我在这里不能具体说谁优秀谁不好，太得罪人，美术界是个江湖，很多事情不好说。至少，好的批评家不能出于金钱、友情而放弃自己的标准。 　　《新京报》：今天表达的渠道很多，也有很多批评的方法可以借用，所以有人说今天的批评是没有标准的，你说你的，我说我的，那你觉得还有一种好的批评吗？ 　　鲁虹：我觉得判断一个当代艺术好不好有三点，一是题材上应该从当代人的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具体的观念；其次是用个性化的、具有中国针对性的语言表达出来；三是要看表达的是不是智慧。 　　采写/本报记者 周文翰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