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社会学批评的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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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社会学批评的新探索


2010年12月31日

何　轩
　　新世纪以来，随着底层文学的兴起，一种来自草根阶层的“打工诗歌”及其批评，给我们的诗坛和批评界带来了清新的诗歌社会学批评元素，为中国新世纪文学和批评介入社会提供了新文本与新方法。新世纪以来柳冬妩从创作打工诗集《打工诗抄》，到撰写打工诗歌专著《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中国“打工诗歌”研究》(以下简称《精神胎记》)，对“打工诗歌”在社会介入问题批评上进行了新探索。
　　就文学社会学批评的历史资源来看，中国传统文论的“知人论世”法，西方近现代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批评法和“西马”批评法，以及后现代的解构主义和文化研究，都滋养了柳冬妩打工诗歌批评，铸造了他批评的宏观策略和微观路径。在批评的宏观策略上，柳冬妩将“打工诗歌”整体视为“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在单篇论文中，他往往将论域定位在“文本”、“诗人”和“现实”三个要素之间，以此寻找“文本”体现的“打工诗歌世界”，“现实”展现的“打工生存世界”和“诗人”呈现的“打工主体世界”各自内涵及其互动关系。从中他发现了“打工诗歌世界”意义结构的“过渡性、多元性、复杂性以及多变性、未完成性”，进而断定“打工诗歌”写作的现实意义在于“激活了诗歌介入现实的精神，重建了诗歌与我们生活的世界，与社会历史境遇之间的互动关系”。他从打工诗歌产生的“现实”语境中看到了“从乡村到城市”的社会转型，及其背后的从“传统农业文明到现代城市文明”的文化转型。由此，他认为打工诗歌书写的意义就在于“见证”这种转型：“激活此在语境话语，最大限度地打开存在的遮蔽”，“表现艺术的良知和力量，探索人与社会的各种局限和可能”。从“打工诗人”写作中他看到了“打工主体世界”灵魂与肉体的双重煎熬、内心世界的痛楚、复杂、暧昧乃至分裂。并由此指出，打工诗人的使命就是用诗的语言建构“诗的世界”来对抗“生存的世界”，见证中国从乡村到城市的“宏大叙事”。柳冬妩的打工诗歌批评遵循的是立足于诗歌美学的原则，对诗歌展开社会符号学的分析。
　　柳冬妩以立足文本细读的各种方法显示了他的诗歌社会学批评与种种庸俗社会学文艺批评的不同。从诗歌文本主题解读、写作主体心理解读、文本意象隐喻解读、文本消费接受解读以及身体美学等五个方面，柳冬妩走出了诗歌社会学批评的新路径。
　　诗歌文本主题解读法。柳冬妩专著《精神胎记》里第一组论文《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由《农民：走在城市和乡村的线上》《打工：一个沧桑的词》《故乡：哪一枚坠落的是乡愁》《盲流：反抗背后的呐喊与疼痛》《城中村：拼命抱住最后一些土》《写作：鸟类永远不知道鱼类的心情》等6篇论文组成。在对具体打工诗歌主题内涵的归类中，柳冬妩触及到了打工诗歌文本主题与城乡二元社会现实语境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语境的关联指涉，从而将打工诗歌总主题内涵的分析探讨归并为“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此种诗歌社会学解读路径是：首先，由诗歌文本语言勘探采样到主题归类分析，此为对诗歌语言开展的第一符号系统分析，着力于文本语言内涵所指的寻找。然后，将第一符号系统归类的主题作为第二符号系统的能指2，再进行归类抽象推出第二符号系统的所指2，此种分析意在探寻诗歌文本与语境的关联指涉，从而将打工诗歌的文本意义上升到文本所涉及的社会现实语境，完成了对诗歌主题的社会学分析。
　　写作主体心理解读法。《精神胎记》里第二组论文由《一个特殊时代的歌者》《生长在夹缝中的“打工诗歌”》《打工者的精神牧歌》等组成，著者从“打工诗歌”的主体“打工诗人”双重身份入手，分析其内心世界的二难处境。一方面，作为“保留农村户口的城市浪子”的身份使他们的身体流落于“异乡故乡”之间；另一方面，作为“都市里的农民”，又使他们成了精神无所皈依的“鸟人”。打工诗人为了改变时代给予他们的“农民工”的身份，他们想“通过文学来改变命运，获得某种需要和认可”，于是集体自命为“打工诗人”。“打工诗人”的命名与“农民工”相比，虽然多了些知识分子的身份，但与自视为纯诗人的诗人相比，“打工”的限定又使相当一部分“打工诗人”觉得这一自我命名不很荣光，于是从内心抵制这一自我命名，并期待“打工诗人”的称呼早日消失，被“诗人”命名替代。在柳冬妩看来，正是“打工诗人”生存的矛盾性——生长在时代夹缝中的痛苦，催生了“打工诗歌”。“打工诗歌”作为打工者的精神牧歌，是他们“心灵的记录”，是对这个世界敏感神经的“另一种敲打”。
　　文本意象隐喻解读法。《精神胎记》里第三、四组论文分别是《从知青诗人到“打工诗人”的境遇关怀》《一种生存的证明》和《在城市里跳跃》。在此，柳冬妩开始从“打工诗歌”的意象隐喻入手分析“打工诗人”的生存状态。从“野兽 狗 最可宝贵的清醒的呻吟”，“墙 绳索 锁链的痕迹”，“鱼儿 死鱼 玻璃缸里的鱼”，“宣告 遇罗克和孙志刚”等四组意象隐喻的对比分析，柳冬妩提醒我们，知青诗人和“打工诗人”建立起了“关于人类生存和精神的隐喻场”。而《在城市里跳跃》则具体分析了打工诗人笔下反复出现的小动物形象，比如，老鼠、青蛙、蚯蚓、蚂蚁、蚊子、鱼等，柳冬妩指出，这批动物意象入诗，绝非偶然，它提示打工诗人写作开始从自在走向自为，构成“崭新的诗歌图谱”，其功用在于用文学的形式恢复现实中被异化的尊严。
　　文本消费接受解读法。针对一些人对“打工诗人”和“打工诗歌”的非议，柳冬妩写了《写作：鸟类永远不知道鱼类的心情》，《打工诗歌离艺术殿堂还有多远》《校正认识和理解的坐标》等论文，指出“打工诗歌”写作的独特之处是，它的“经历”而非“意念先行”的思想，是从“小题材”中折射“大时代”，从而与“伪先锋诗人”划清界限。如何看待打工诗歌和打工诗人？柳冬妩认为，要站在诗歌发展史的角度，用历史的眼光和怀疑的眼光来看问题；对打工诗歌的“指责”，不单单是打工诗歌本身存在问题，更多的是判断标准的问题。“打工诗人”需要反思和突破，更需要善意的批评。
　　身体叙事解读法。2008年柳冬妩推出了《身体：事件的烙印——“打工诗歌”的身体叙事》《身位与场位：打工诗歌的主体痛感》《身体的真相——“打工诗歌”关于身体的另类书写》等三篇有关打工诗歌“身体研究”的论文，将打工诗歌与社会文化符号的关系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境界。在《身体：事件的烙印——“打工诗歌”的身体叙事》中，柳冬妩从 “身体与收容”、“身体与矿难”、“身体与春运”、“身体与工伤”等叙事分析中指出，身体成了丧失主体性的打工者“见证”社会“事件的烙印”。而《身位与场位：打工诗歌的主体痛感》则从打工主体在全球化和工业化的“空间位所”角度立论，指出“打工诗歌”对“身位”与“场位”的描述，为被压扁的底层空间寻找到了释放的孔道，浸透了打工者对底层空间的生存体验。到了《身体的真相——“打工诗歌”关于身体的另类书写》这篇论文，柳冬妩将打工诗歌的身体研究进一步上升到文化社会学的角度，肯定了“打工诗人”通过对身体的发现与重新命名，显示了他们写作的独特价值：即通过对那些被压抑、被排斥、被遗忘的沉默的身体的揭示，在身体的基础上丰满了人性、重建了生活秩序和诗歌伦理，体现了他们将身体与现实主题勾联起来的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