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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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文性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新的文本理论，其继承了了结构主义的优点，并吸取了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破坏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强调于文本本身的断裂性和不确定性。由于其理论符合现代文本理论的发展方向，故受到了普遍重视。





详细信息

　　互文性理论作为一种诞生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文本理论，
已经大大突破了理论研究和可操作性批评术语的范围，它以其对文学传统的包容性、对文学研究视野的可拓展性，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写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作为一种重要的文本理论，互文性理论注重将外在的影响和力量文本化，一切语境无论是政治的、历史的，或社会的、心理的都变成了互文本，这样文本性代替了文学，互文性取代了传统，自主、自足的文学观念也随之被打破。互文性理论将解构主义的、新历史主义的，乃至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批评的合理因素都纳入了其体系之内，从而也使自身在阐释上具有了多向度的可能。



理论优势　　具体而言，互文性理论吸取了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破坏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强调由文本显示出来的断裂性和不确定性，而新历史主义的历史和文本具有互文性的理论也成为了互文性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文本分析策略，不过它结合了自身诞生于结构主义文论的特色，将之改换了文本和文本的互文性，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拓展。所以，互文性理论所遵循的思维模式也能清晰的窥见，它不是单纯地以文本来分析文本，否则它也将落入形式主义文论的窠臼。互文性理论以形式分析为切入点，最终让自己的视线扩展到整个文学传统和文化影响的视域之内，即一个从文本的互文性到主体的互文性（也可称之为“互射性”或“互涉性”）再到文化的互文性的逻辑模式。互文性理论以“影响”为其核心要素，将众多的影响文学创作的因子纳入其关注的领域，从而也使自己超越了单纯的形式研究的层面，而进入到多重对话的层面。而互文性理论的对话主要是从三个层面进行：文本的对话、主体的对话和文化的对话，下面本文就分别从上述三个方面对互文性理论多重对话特质做进一步的分析。



文本网络　　“互文性”（Intertexuality，又称为“文本间性”或“互文本性”），这


一概念首先由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其《符号学》一书中提出：“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它本文的吸收和转化。”[1]其基本内涵是，每一个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镜子，每一文本都是对其它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以此构成文本过去、现在、将来的巨大开放体系和文学符号学的演变过程。



概念详解　　概而言之，互文性概念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含义：

　　一是“一个确定的文本与它所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2]；

　　二是“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在一个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地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的文本；譬如，先时文化的文本和周围文化的文本，任何文本都是对过去的引文的重新组织”[3]。“互文性”概念强调的是把写作置于一个坐标体系中予以关照：从横向上看，它将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进行对比研究，让文本在一个文本的系统中确定其特性；从纵向上看，它注重前文本的影响研究，从而获得对文学和文化传统的系统认识。应当说，用“互文性”来描述文本间涉的问题，不仅显示出了写作活动内部多元文化、多元话语相互交织的事实，而且也呈示出了写作的深广性及其丰富而又复杂的文化内蕴和社会历史内涵。

　　从第一个层次来看，“互文性”概念更偏重于文学的形式研究层面，这正与它脱胎于结构主义是相一致的。在文本的层面，“互文性”强调一个文本与可以论证的存在于此文本中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也即“一个确定的文本与它所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并且依据这种关系才可以理解这个文本。”[4]所以对文本间的踪迹，即两个具体或特殊文本之间关系的考察是互文性理论在实践操作中的第一步，文本的语词、修辞、题材、文体等都是文本间踪迹的表现，互文性批评也正是在文本的细节中获得批评可成立的前提条件。对于这种文本间的踪迹，从狭义的范畴学上讲，它是一个文本和另一个它进行吸收、改写的文本，二者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构成一种互文性；而从广义的角度看，互文性注重的是在文本的海洋中，一个文本对其他文本的折射关系，罗兰·巴特贯之以网络学的新名词，“文本就意味着织物……主体由于全身在这种织物——这种组织之中而获得解脱，就像蜘蛛在吐丝结网过程中获得解脱一样。”[5]也就是说，互文性视野下的文本不再是一个个独立的、毋须其他的自我了，它们的生命力更在于它们是在一个文本之网中确定自我。解构主义者米勒就此曾谈到，“一个文学文本自身并不是一个‘有机统一体’，而是与其他文本的关系，而其他文本反过来又是与另外文本的关系——文学研究就是对文本互涉性的研究。”[6]这样，互文性批评最终就必须要在文本和文本间的关系中寻找可追寻的踪迹，从而获得对整个文本群的整体认识。

　　当然，这种文本踪迹的追寻似乎又会带来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互文性批评如果不停地在文本的世界中寻找可能存在的互涉性，那么是否会在文本的海洋中造成自我的迷失？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互文性理论是不能只停留在文本的在文本的网络中，它必须由文本深入到更为广阔的影响文本的世界。而与文本的间性直接相关的就是创作互文本的主体，在文本的互涉性性中，读者所看到的不仅仅是文本之间的传续与变异，更重要的是这种历史的转变是如何成为可能的，这样在寻找原因的过程中，文本和主体就不再是两个独立的文学要素了。主体的创作活动由于无法逃离文本的网络，因此也必然被其支配和影响。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要从文本的互射关系的分析中，获得文本网络对创作主体影响的认识，这也就进入到了互文性理论的第二个层面——主体间性的层面。



主体间性　　文学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一直是文学理论关注的重点，“互文性”理论之于结构主义的优势正在于它从纯文本的形式研究引入了更多的对创作主体的关注。文学本身起源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活动，文学所面临的各种关系也集中表现为“主体－主体”之间的关系，互为主体的双方间的“对立、对峙——对话、交流”是双方能动的、双向的相互作用，而不仅仅是主客体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这种主体之间的交流首先是一种共同参与，一种主体的分有、共享或一种共同创造。它强调相互间的投射、筹划，相互溶浸，同时它又秉有一种相互批评，相互否定，相互校正、调节的批判功能。在此二者基础上展开了主体间本位的广阔天地，不断达成主体间的意义生成。主体间性能够清晰地体现出它在语言和传统的运作中所具有的历史性。

　　互文性理论对于主体间性的关注又是与以往的作者研究的方式又是不一样的，互文性理论从后结构主义出发，认为语言形成了人类对文学艺术的先在理解结构，主体对语言的理解和解释是文学具有历史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主体对语言先在结构的不同认可度正反映出了不同主体对传统的不同历史性选择，从中也可以见出主体间性在文学的沿革中所起到的作用。而文本作为最表层的证明，正是表现出了语言以及传统对作者的当代影响；同时，文本之间的互射关系和对话，其实就是更深层次的主体的对话。互文性理论以主体间性入手，将文学的理解、阐释、再创造的过程视为双向的互动，形成了一种动态的文学史观，使文学交流实践同文本研究相结合，从而推动了文学研究走向更为开阔的境界。

　　对于这种主体间的理解与接受问题，解构主义批评家布鲁姆在其著名的“影响即误读”理论中指出：“影响意味着压根不存在本文；只存在本文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取决于一种批评行为，即取决于误读或误解——一位诗人对另一位诗人所作的批评、误读或误解。”[7]也就是说，不存在任何原文，一切本文处于相互影响、转换、交叉重叠之中，影响关系支配着阅读，而阅读不过是误读而已。布鲁姆从心理学角度为互文性理论提供了心理依据。他认为：互文性阅读的产生源于一种“影响的焦虑”，即当代诗人或作家就像一个具有俄狄浦斯恋母情结的儿子，面对“诗的传统”这一父亲形象，在受前代伟人影响与压抑的焦虑中，只能采取各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误读”方式来贬低前人或否定传统，达到树立自己形象的目的，他说，“一部成果斐然的‘诗的影响’的历史……乃是一部焦虑和自我拯救之漫画的历史，是歪曲和误解的历史，是反常和随心所欲的修正的历史”[8]。受这种影响之下的主体在文学创作时会极力突出个体在文学流变中的地位，而刻意忽视或者反叛诗的传统的影响，在他们的印象中往往会形成这样的错觉——仿佛某种风格是“我”首创的，前人反而似乎在摹仿“我”。由此，影响意味着误读，误读又产生了互文性。

　　可以发现，互文性理论在主体间性这一问题上，不仅看到了主体间接受与传承的一面，更突出了创作主体对先在影响的反叛效应。当然作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接受与反叛是同时存在的，不然文学也就失去了前行的动力。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关注的重点就是主体与主体间的交流何以成为可能以及如何成为可能，也即主体究竟采用何种姿态去面对文学史上的交流，这也是互文性理论在文本层次之外关注的另一个层面。



文化视野　　从文本到主体，显示出了互文性理论已经开始逐渐放弃了只关注作者与作品关系的传统批评方法，而转向一种宽泛语境下的跨文本文化研究。在对文本和主体的研究中，互文性理论关注无所不在的文化传统通过文本对主体和当下文学创作的影响。正如罗兰·巴特所言：“任何本文都是互本文；在一个本文之中，不同程度地并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本文：例如，先前文化的本文和周围文化的本文。”[9]罗兰·巴特一方面是强调从文本的形式层面探讨文本间存在的互文性，而另一方面则暗示出文本是作为文化的一种表意体系而存在的，文本间的互文性也恰恰就是文本于赋予该文本意义的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之总和的关系，而这些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形成了一个潜力无限的网络，在这个无处不在的文化网络的影响之下，不同的文本内容得以形成。互文性所关注的文化传统的影响是两个层面的：即“先前文化”和“周围文化”。前者更偏重于历史的维度，从历时的角度抽理出跨越时间的文化对该作者创作产生的影响，包括不同时代对文化传统具有什么样的认可程度、采取何种接受方式等；后者则更偏重于现实的维度，从共时的角度分析跨越空间的、与此文本有着或近或远关联的其他民族文化文本对此文本的影响，所以它更偏重于跨地域性的文化交流问题。在一个纵横交错的文化系统中，互文性理论将文本（作为一种显性的存在）、主体（作为一种知性的存在）和文化（作为一种隐性的存在）三者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

　　互文性理论作为一种强调文本影响研究的文学理论，也必然会注重文本背后的文化影响研究。从纵向的时间角度来看，文化影响主要表现为当代文化与前代文化之间的对立与统一关系。从统一面来讲，互文性理论注重研究当代文化蕴涵的前代文化的影子，反映出文化发展所具有的延续性；而对立面则反映出了不同时代文化的差异性，表现在时间的层面则为文化的背离与叛逆，也即与文化传统的冲突。文化冲突一直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命题，后现代强调削平深度、消解传统正是一种文化叛逆的表现。这一点互文性理论将其吸纳进来，通过对文本之间的差异性进行分析，寻找出其间内藏的文化变异的因子。不过，尽管诞生于后现代的背景之下，互文性理论在强调文化冲突面的同时，也尽力避免后现代过度激进所带来的文化虚无论的缺陷，它将文化的延续性也纳入其理论体系之内，使历史性表述成为可能。文本被置于一个非文本的历史框架之内，与历史文献、宗教仪式、民俗活动等非文学文本形成相互指涉的互文性描述，历史和文本进入到了一种互文性的运动之中。这样，互文性理论将新历史主义“历史诗学”观点的合理性吸收进来，使文本与历史的交流得以重建。

　　从横向的空间角度看，互文性理论主要是关注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对话性问题，而当下文化霸权影响日益增大，强势文化如何影响并改变着弱势文化，尤其是第三世界的文化体系，第三世界文化如何在一定程度上迎合强势文化审美趣味的同时，又葆有自我独立性，是构成文化互文或者说文化交流的核心问题。这一问题意识也明显地体现在当下的写作之中：一方面是异域文化的移植，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建构整体性生存背景；另一方面是本土文化的建构，以民族文化资源为本位，挖掘民族文化内涵，从而形成一套与西方话语相对峙的民族话语体系。后殖民主义批评家赛义德指出，写作本身就是把控制和受控者之间的权力关系系统转换为纯粹的文字。互文性理论与后殖民主义一致，就是要从文字中找出不同文化系统中权力关系的支配状况，在文本的支配性与文化的支配性这两个层次上寻找到契合点。所以互文性理论在文化问题上表现出的倾向无外乎以上两种，它将一个文本与影响该文本的他文本置于文化交流的语境之下，在寻找文本互文性的同时，也试图寻找出文化的互文性。

　　互文性理论在文化层面的深入，使文学话语在呈现出不同的意识形态，并在生存空间上具有了更多的可能，文本结构在更多层次上也具有了多重复合的统一。这正如巴赫金在分析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所提出的“文学的狂欢节化”，他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的复调，这确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特点。”[10]这种“全面对话”的小说使文学与非文学话语、宗教传统、民俗文化等等相互指涉变为可能，而“互文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文学创作具有了一种多声部对话的“复调”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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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概说
　互文性(Intertexuality)也有人译作“文本间性”。作为一个重要批评概念，互文性出现於20世纪60年代，随即成为後现代、後结构批评的标识性术语。互文性通常被用来指示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间发生的互文关系。它包括(1)两个具体或特殊文本之间的关系(一般称为transtexuality）；(2)某一文本通过记忆、重复、修正，向其他文本产生的扩散性影响（一般称作intertexuality）。所谓互文性批评，就是放弃那种只关注作者与作品关系的传统批评方法，转向一种宽泛语境下的跨文本文化研究。这种研究强调多学科话语分析，偏重以符号系统的共时结构去取代文学史的进化模式，从而把文学文本从心理、社会或历史决定论中解放出来，投入到一种与各类文本自由对话的批评语境中。
　大背景解说
　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互文性与前者一样，也是一种价值自由的批评实践。这种批评实践并不隶属於某个特定的批评团体，而与20世纪欧洲好几场重要的知识运动相关，例如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语言学、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和解构主义。围绕它的阐释与讨论意见，大多出自法国思想家，主要有罗兰?巴特、朱丽娅?克裏斯蒂娃、雅各?德裏达、杰拉尔德?热奈特、迈克尔?瑞法特尔。
　先驱者：渊源与影响
　说到互文性，法国批评家克裏斯蒂娃首先回顾了20世纪60年代後期的文学批评。她说，当时法国文学批评深受俄国形式主义影响，尤其是巴赫金的对话概念与狂欢理论。令她最感兴趣的，则是巴赫金针对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我们知道，巴赫金提倡一种文本的互动理解。他把文本中的每一种表达，都看作是众多声音交叉、渗透与对话的结果。所以克裏斯蒂娃说：互文性概念虽不由巴赫金直接提出，却可在他的著作中推导出来。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中指出，独白式历史主义批评和文体学研究，仅仅把小说看成是作者思想感情的直接流露，或小说对於现实的同质性再现。这种独白批评因而无法解释人物语言的异质性与多样性。它不能说明小说中各种外文学文本(extra-literary texts)的存在，也不能充分展现小说语言的审美功能，即同一部小说中不同语言方式的共存交互作用，以及使用这种多元语言评价现实的不同方法的共存互动。巴赫金把这两种共存互动称之为小说的“多声部”或“复调”现实，并用“文学狂欢化”来支援他的对话理论。
　狂欢是一种复杂的文化形式。它原指那种包括了庆典、仪式和游艺的民间狂欢节。欧洲中世纪的狂欢节，既是民众对人生的诙谐体验，对世界的嘻笑理解，也生动表现出百姓对於宗教黑暗统治的嘲讽态度。在此背景下，文学狂欢化专指那种产生于文化危机时期的复调作品或多声部小说，巴赫金认定其主要手法是戏仿(parody)。
　这类小说实乃一种互文体。它倾向于把世界和人生看作一种共时结构，偏爱把文学置於文学之外的象徵性语境中。此外，它还习惯用喧闹的方言俗语，进行各种形式的插科打诨，以便表现不同人群的意识形态差异，由此造就一个拥挤杂乱的互话语(interdiscursivity)空间，创造一个众声喧哗、却又内在和谐的弹性环境，从而赋予语言或意义一种不确定性。巴赫金提出上述理论时，并未预见到文学符号学的发展趋势。可他的狂欢化概念至少暗示了在文学批评、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间建立一种互文性理论的可能性。
　从批评理论的角度看，对於文学文本的互动理解，其实在英美传统中久已有之。18世纪初，亚历山大?蒲伯曾在维吉尔作品中发现了荷马。蒲伯确信，诗人如能善於模仿古典作品，他便能更好地模仿自然。用今天的话说，一首诗在模仿自然方面的优劣，取决於它的互文性，或者说取决於它对前文本(pre-text)的模仿。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提倡一种著名的“催化”作用。他认为，诗人精神是一种催化剂，它能改造经验与文学，使之变成一种新化合物。他又说，这种催化剂能消解作者和作品，促成互文性的多元化合反应，最终导致文学创作的非个性化。因此，就个人与传统关系而言，传统是一个同时共存的秩序。在这秩序中，先前的经典文本一律为今人共用。每一件新作品的诞生，无疑都受到以前全部经典的影响。也就是说，任何艺术作品都会融入过去与现在的系统，必然对过去和现在的互文本发生作用。在此前提下，它的意义也须依据它与整个现存秩序的关系加以评价。
　创作实践方面，我们也可举出不少例证。譬如菲尔丁的《约瑟夫?安德鲁》中，人们一眼就能看出理查逊的《帕美拉》、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乃至《圣经》等前文本的痕迹。现代主义小说中，这种例子最明显莫过於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後现代派作品裏，首先让人联想到的当然是约翰?巴思。由此推开去，我们还能举出阿多尼斯神话之於弥尔顿《利西达斯》，荷马《奥德赛》之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美国南方分离运动之于惠特曼1855年版的《自我之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之于华兹华斯的《序曲》，相对论之于托马斯?品钦的小说，热动力学之于左拉小说的影响，等等。如此奢谈互文性，是否有宣扬传统影响论之嫌？我们是否会在无意中　高前文本价值，抹煞前後文本的多声部渗透呢？
　《尤利西斯》中，乔伊斯利用荷马史诗的情节敷设他的篇章，并在两个文本间确立一种肯定的(positive)互文关系。但这部小说不乏作者的自我指涉(autoreferentiality)，例如《青年艺术家肖像》和《英雄史蒂芬》的影响，它因此形成了一种内文本关系(intratexuality)。在尤利西斯的塑造上，人们也不能看到乔伊斯对荷马人物的改造，以及他在改造这个人物时显露出来的天才灵感，於是又出现一种否定的(negative)互文关系。同样，巴思的作品不仅充斥著别人的前文本，如《堂吉诃德》，而且弥漫著自我引用和自我指涉，即大量引用自己以前的作品，从而把小说当作再现自身的世界，由此构成一种深藏的互文性，或称作“内文本性”，而这正是他的後现代主义元小说(meta-fiction)的主要特徵。
　以上分析不像传统影响论那样，仅仅把文本甲与文本乙简单联系起来。与之相反，它把多种文本当作一个互联网。它们也不像传统渊源研究那样，只把文本乙看作是文本甲直接影响的结果，而是把互文性当作文本得以产生的话语空间。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空间裏，无论是吸收还是破坏，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无论是自我引用还是自我指涉，文本总是与某个或某些前文本纠缠在一起。同时，读者或批评家总能在作品中识别出文本与其特定先驱文本的交织关系。而诗人与特定先驱诗人的关系，同样也脱离不了所谓的渊源或影响的干系。按照哈罗德?布鲁姆的说法，先驱的影响，无疑造就了後来者几乎无法克服的焦虑。
　布鲁姆：影响的焦虑
　布鲁姆在20世纪70年代集中研究“影响的焦虑”。在他看来，诗人有“强与弱”、“重要和不重要”之分。他的主要研究物件，主要是强力诗人或重要诗人。他认为，所谓强力诗人在开始创作时，必然和俄狄浦斯一样，身处先弑父後娶母的境遇。就是说，诗人之于前辈的关系，或诗歌文本之于前文本的关系，也是一种爱恨交织的俄狄浦斯情结。诗人总有一种迟到感觉：重要事物已经被人命名，重要话语早已有了表达。因此，当强力诗人面对前辈伟大传统时，他必须通过进入这个传统来解除它的武装，通过对前文本进行修正、位移和重构，来为自己的创造想象力开辟空间。布鲁姆把这些修正功夫称作“关系性事件”，它们可以用来衡量“两个或更多文本间关系的修正比”。总之，这些事件构成强力诗人创作时必然经历的6个心理阶段。布鲁姆从卢克莱修哲学中借用术语，分别指称这6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Clinamen（曲解或误读），诗人通过反讽，对前文本进行“反动－构成”和“故意误读”，即揭露其相对幼稚的幻想局限性，来逃避前文本“令人难以忍受的出现”。
　第二阶段是Tessera（完成和对立），诗人通过提喻和“对抗自我”的心理防御机制，超越由於过分理想化而“被截短了的”幻想，就是说，诗人通过第一阶段的“曲解或误读”，揭示前文本的不足，并通过“恢复运动”复活前文本的超验含义，从而使前文本的幻想成为自己作品的“一部分”。反之，他的作品也成了前文本的整体表达或“迟到的完成”。
　第三阶段是Kenosis（突破和断裂），诗人通过换喻使用“破坏或倒退”的心理防御机制，把前文本的幻想消解到非幻想程度，造成前文本根本不存在的假像，从而产生一种创作幻觉，仿佛处於前俄狄浦斯或无竞争阶段，从而使诗歌体验成为一种纯粹快感。
　第四阶段是Daemonization（魔鬼附身），诗人运用夸张手法，压抑前文本的崇高幻想，将前文本高级超验内涵变成“低级”的人类欲望，这样就能创造自己的“反崇高”幻想，并把想象力表现为独立、唯我、非人或恶魔的力量。实际操作中，诗人把自己的诗歌文本与某一先驱文本关联起来，但这个文本却不属於这个先驱，而属於超越这个先驱的另一个存在范畴，从而抹杀这个先驱文本的独特性。
　第五阶段是Askesis（自我净化），诗人（及其所利用的前文本）此时发现：通过幻想无法改造我们生存的世界，因此要运用隐喻“从内部攻克外部”。就是说，诗人献身于诗歌创作的快乐原则，以对抗现实世界的现实原则。他通过转换、替代、位移前文本的影响，从而与前文本彻底脱离，最终达到自身的净化。
　第六阶段是Apophrades（死者回归）。在这个极端完美阶段，诗人通过僭越(metalepsis)或超前提(transumption)容纳或吸收前文本，造成“哺育前辈”的幻觉，以此表达前文本渴望表达、却未能表达的幻想，使人感到前文本出自後来者之手，进而完成与前辈诗歌的认同。
　布鲁姆的影响研究，实为弗洛伊德心理学、转义修辞理论、犹太教神秘哲学的混合产物。其中还渗透著尼采的权力意志、德曼的误读理论。不妨说，这本书就是影响焦虑的典型体现，它也是互文性理论的见证。在布鲁姆看来，诗歌文本不是众多符号在纸上的集合，而是诗人与其先辈进行心理战的场所。所有崇高诗人，都在这裏与同样崇高的诗人反复进行殊死较量。布鲁姆的理论蕴涵了一种与罗兰?巴特文本理论截然相反的思想倾向：它从巴特那个由无数匿名引文组成的文本空间，转向由弗洛伊德家族档案组成的诗歌传统。可以说，互文性正是一个庞大的家族档案。诗歌文本原本是一种互文建构。在探讨特定文本时，你必须置身经典诗人的传统，必须了解该文本延伸、改造和升华了的其他文本。当你追问其他文本的来源时，你会发现它们大多来自同一个伟大先驱。
　在布鲁姆这裏，互文性不过是两个个体诗人之间的影响关系。其中一个是先驱、是渊源、是权威。可他同时也是後来诗人奋力抗争的先驱，是後者努力摆脱的渊源，是他要修正、位移和重构的权威。从狭义上说，这种互文性就是一首特定的诗与诗人努力要征服的一首先驱诗之间的关系。说到底，诗歌不过是一些指向其他词语的词语，而那些词语又指向另外一些词语。所有这些词语，共同构成一个稠密的文学语言世界。一首诗只能是互文诗(inter-poem)，而对一首诗的阅读，也只能是一种“互读”(inter-reading)。因此布鲁姆认为，不存在独立的文本，而只有文本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说只有互文本。
　互文性革命
　所谓的“互文性革命”，指的是结构主义批评家在放弃历史主义和进化论模式之後，主动应用互文性理论，来看待和定位人文、社会乃至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关系的批评实践。这种批评的惊人之处在於它的双向作用：一方面，结构主义者可以用互文性概念支援符号科学，用它说明各种文本的结构功能，说明整体内的互文关系，进而揭示其中的交互性文化内涵，并在方法上替代线性影响和渊源研究；另一方面，後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者利用互文性概念攻击符号科学，颠覆结构主义的中心关系网络，破解其二元对立系统，揭示众多文本中能指的自由嬉戏现象，进而突出意义的不确定性。
　结构与解构：互文性的双向作用
　结构主义阵营中，列维－斯特劳斯和罗兰?巴特在其人类学和神话研究中，都采用了互文性建构方法。他们依据符号学的任意性理论，从神话、艺术和社会发展中，看到了原始思维的异质性、多元性、封闭系统性。
　在《野性的思维》(1962)中，列氏提出一个“修补术”概念，用它来区别现代人和原始人的不同思维。在列氏看来，现代人是工程师，他有设计好的方案，会使用专门的工具材料。原始人则是修补匠，他一无设计，只会使用手边参差不齐的家什。这些家什是“零件”，它们没有专门性能，却总归会有用处。这就是说，神话思想是由零件配置而成的。它们不是一个个完整事件，而是事件的残馀碎片。神话思想就是由这些残馀碎片拼凑起来的结构。修补匠的诗意创造，并不在於他完成了某项事业，而在於他永远完不成设计，在於他总把自身和与自身有关的东西置於设计之中，就是说，置於互文过程之中。
　如果说列氏“修补术”为互文性理论谱写了前奏，那麼他的《神话学》(1964-1971)就是这部前奏的演奏。该书以跨学科方式研究北美和南美印第安人的神话系统，进而利用社会、经济、政治、宗教、性等文化范畴，建构起一个多元的互文本、互文化空间，其中囊括了视觉、语言、运动、听觉等异质符号材料，并使它们在几个不同层面上相互关联，决定相互的意义。在此含义上，列氏本人就是一个卓越的修补匠。
　然而，列维－斯特劳斯的互文本建构还是有懈可击的。德裏达以其敏锐的解构眼光看出：列氏的互文化建构暗藏了一个矛盾。在《生食与熟食》中，列氏认为土著神话是在一系列变化组合的压力下，像“星云”一样从中央扩散开来，构成一个多维集体。另一方面，神话系统又仿佛一个晶化过程，它构成一个稳定严密的结构。前者是开放多元的符号系统，後者则是一个复杂的静止系统。二者间的矛盾必然破解互文系统中心，从而使土著神话和《神话学》的意义变得不确定。德裏达还看到：在西方哲学的认识论悖论中，关於再现、语言和现实的理论，总是通过提出矛盾前提来解构自身。列氏在对神话进行跨文化的共时比较时，曾断言神话是一个结构，一个互文空间，其中没有个体创造者，没有开头和结尾，只有无限分化的主题。这显然是一种互文的自由嬉戏。但列氏偏偏设置了一个封闭价值系统，设置了自然与文化、生食与熟食之间的对抗，进而在能指与所指、语言与真理之间，设置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最终消解了那种互文的自由嬉戏。
　德裏达对於互文性理论的贡献，并不在於他对列氏的批判，而在於他提出的“延异”说。延异乃是差异和延宕的综合，是一种针对逻各斯中心的取代。按照这一说法，意义永远屈从于差异，永远被符号本身的差异所推延。所以，能指和所指决不可能同时发生。意义永远不是孤立自在的东西。它也不是一种自我构成。它永远处於纷纭关系中。每一个文本，每一个句子或段落，都是众多能指的交织，并且由许许多多其他的话语所决定。因此，一切话语必然都具有互文性。此外，人们对於文本的所有批评、欣赏与阐释，都不过是对於前文本的尝试性增补。每一次增补，又必然受到前文本和其他相关文本的污染，必然携带前文本和其他文本的踪迹。因此，对於单个文本的形式分析，永远不足以描写文本的实际意指过程。用德裏达的话说，每一特定语境的突破，都以绝对不可限制的方式，繁衍出无数新的语境。
　结构与解构主义所展示的互文性双向作用，生动表明互文性对於一切话语与思维的重要性。它的广泛文化含义也引起不同学科学者的关注，只不过围绕意指性质、文本地位、文本间符号关系、以及互文性利用等问题上，他们仍有分歧。真正推动互文性革命、并从理论上系统建构起文本与互文性观念的，当推巴黎的两位著名批评家，巴特和克裏斯蒂娃。
　巴特与克裏斯蒂娃：文本生产与语言革命
　1973年，巴特在发表《文本的快感》的同时，发表著名论文《文本的理论》。文中他试图回答“文本是什麼？”在他看来，文本不是作品，也不是客体，甚至不是一个概念。文本产生于读者与文字间的关系空间，它是一个生产场所。文本又是一种意指实践，其核心是以矛盾形式出现的多元性。文本作为生产活动，它生产出来的不是产品，而是作者与读者相遇、上演戏剧、进行语言游戏的场所。因此这不是生产的结束，而是生产的过程。它的生产资料是语言，一种人们赖以交流、再现、表达的语言。文本解构这些语言，重新构成另一种语言，如此循环往复。
　巴特又说，文本是意指，而意指是一个过程。在这过程中，文本的主体摆脱“我思故我在”的逻辑，转而服从能指的逻辑、矛盾的逻辑、解构的逻辑。意指不是意义，不是交流，不是再现，也不是表达。能指是在特定语言场所展开的无休止运作。它把写作和阅读的主体置於文本中，使之与享乐相认同，从而产生写作快感、阅读快感、文本快感。最後，文本也是互文本。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前文本，文化文本，可见与不可见的文本，无意识或自动的引文，都在互文本中出现，在互文本中再分配。因此，互文性在这裏并不是有源可溯的影响或渊源。互文本具有社会性、整体性与生产性。它是一种播撒。
　巴特的《S/Z》(1970)是他对於互文性理论的一次精彩展示。巴特在书中注重的不是文本，而是读者。不是文本结构，而是读者参与的意指实践。不是读者被动消费的“可读”经典文本，而是读者主动参与的“可写”文本生产。与列氏和德裏达不同，巴特在这种重写中发现了制造文本“互联”的主体，即作者、读者和批评家。他们的写作、阅读、理解、分析和阐释的能力，取决於他们对於不同互文本的累积、将其置於特定文本中加以重组的能力。这种累积与重组的结果，必然是作者、读者、批评家本人的文本性，也是他们对於互文性的一种自恋式满足。最终，作者成为他自己累积与重组的另一组文本。
　克裏斯蒂娃也注意到进入互文空间的主体。她认为，一个文本断片、句子或段落，不单是直接或间接话语中两个声音的交叉，它是无数声音交叉、无数文本介入的结果。这些交叉介入不仅发生在语义层面上，而且发生在句法与语音层面上。所以文本的多元性质，涉及到语音、语义和句法的同时参与。而不同文本在不同层面的参与，则揭示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为此，分析的任务不是简单识别出参与最後文本的其他特定文本。分析者应该明白，他所分析的是一个特定话语的主体，而这个主体恰恰由於互文性而超越了他自己的身份，超越了词源学意义上的个人。克裏斯蒂娃在形式层面上发现互文性，这是一个心理或精神分析学发现，它关系到“创造者”的地位问题。这个创造者通过不同层面上多元文本的交叉，才生产出新的文本。这一创造性主体，就是巴赫金所说的“多声部”。克裏斯蒂娃称之为“过程中的主体”：即在意指过程中，一个作者要接受对峙、分层、被简化为零的挑战，然後他被重新赋予一个新的多元身份（注意：他在後现代文本中往往是人物的碎片）。
　一个创造性主体的分解，一个新的多元主体的产生。这便是克裏斯蒂娃的互文性动力学。它不仅适於互文性作者，也适於互文性读者。依据这一理论，读者阅读的过程，就是把自己的身份置於意指过程之中。他不仅与特定文本中的不同互文本相认同，而且还必须被化简为零，被置於一种哑然失语的危机时刻。这是审美快感到来之前的准备阶段。然後，读者便可进入自由联想的过程，重构多元意义的过程，定义几乎无法定义的内涵的过程。总之，这也是诗歌文本的再创造过程。
　对克裏斯蒂娃来说，文本是一种行为，是批评和元语言行为。在这过程中，主体审查前文本和现在的文本，肯定一些文本并否定另一些文本。这就是主体所具有的解构所有话语的互文性功能。如此看来，互文性本是一个复杂的否定过程：它繁殖语言和主体位置，为创造新文本而破坏旧文本，并使意义在文本与文本无休止的交流中变得不确定。这个过程无疑是在酝酿一场互文性革命。在《诗歌语言的革命》中，克裏斯蒂娃强调：这场互文性革命发生於g　notexte与ph　notexte之间的“零时刻”。此时，主体的无意识冲动爆发成语言，企图打破他人、尤其是父亲的互文本话语，从而把言语从这种压抑性话语中解放出来。
　所谓ph　notexte是在具体陈述的结构中自行呈现的言语现象。按照巴特的解释，无限的意义都是通过一种偶然性发生的，ph　notexte就是与这种偶然性相对应的一个层面。它是陈述(statement)而非表述(enunciation)的层面，是适於语音、语义、句法等结构分析的层面，因此属於符号和交流理论的范畴。而g　notexte则是构成表述主体的逻辑运作的基础，是构成ph　notexte的场所，是意义发生的场所，因此是一个异质性领域。总而言之，ph　notexte是语法和语义的表层结构，而g　notexte是能指和言说主体的深层范式。意指过程包含著这两种文本，二者缺一不可，但每一种意指实践又不可能包含这个过程的全部，因为每一种意指实践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政治的制约，遭到这些制约的踪迹的涂抹，ph　notexte就是这些涂抹的载体。克裏斯蒂娃旨在说明，互文引语从来不是纯洁的、清白的、直接的，它总是被改变的、被曲解的、被位移的、被凝缩的，总是为了适应言说主体的价值体系而经过编辑的。也可以说，互文引语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倾向。
　作为後现代文本策略的互文性
　从上述例证与理论阐述看，无论互文性给语言学和文学批评带来了多麼深刻的革命，它不过是古今文学的一种正常运作模式。它要麼作为一种本能的文化实践，把读者无意识地引向自身的互文本（迈克尔?瑞法特尔），要麼作为一个形式分类系统，让人们依据其阅读类型，对文学进行高度复杂的分类（杰拉尔德?热奈特）。就互文性自身的强烈反悖与戏仿特性看，它无疑能与後现代文本策略划等号。正因如此，人们往往会把互文性与後现代主义混为一谈。由此可见互文性对於理解後现代文学的重要性。
　作为一种本能的文化实践，互文性大致在两个层面上运作：一是语言内层面，二是文本生产层面。第一层面要求“语言能力”。就是说，读者必须熟悉文本的语言指涉“意义”。问题是，诗歌的意义并不存在於句法和辞汇之中，而在於互文本的重新组合。因此在第二层面，即文本生产层面，要求读者具有“文学能力”。就是读者对於特定文化及其文本描写系统的相应了解，譬如引语和典故。作为转译文本、解释文本“意义”的符号，它们要求读者在破译文学文本意义时，至少熟悉一个以上的互文本。基於这种文化实践，热奈特把互文性分为3个亚范畴：第一是引语(citation)，即明显或有清楚标记的互文性；第二是典故(allusion)，即隐蔽或无清楚标记的互文性；第三是剽窃(plagiat)，就是无标记、却完整照搬的部分。这种分类显然过於形式化，其中第三种或许不成立。
　说到互文性与後现代文学的关系，不妨说，它主要是作为一种文本策略，而与後现代文学的其他特徵密切关联的。乌裏奇?布洛赫把这些特徵总结为如下几项：
　作者之死：一部文学作品不再是原创，而是许多其他文本的混合，因此传统意义上的作者不复存在了。作家不再进行原创造，他只是重组和回收前文本的材料。
　读者的解放：既然一部作品是互文的混合，那麼读者就要在文本中读入或读出自己的意义，即从众声喧哗中选择一些声音而抛弃另一些声音，同时加入自己的声音。
　模仿的终结和自我指涉的开始：文学不再是给自然提供的镜子，而是给其他文本和自己的文本提供的镜子。
　剽窃的文学：文学不过是对其他文本的重写或回收，它是寄生的。这一发现致使传统的原创与剽窃之间的界限消失了。
　碎片与混合：文本不再是封闭、同质、统一的；它是开放、异质、破碎、多声部的、犹如马赛克一样的拼贴。这种混合建构的效果不在於和谐，而在於冲突。
　无限的回归：使用暗示制造无限回归的悖论，取得了“套盒”(Chinese boxes)效应：它能在一部虚构作品中无限制地嵌入现实的不同层面。
　顺便提及，互文性作为後现代文学的一个文本策略，渗透于多种後现代文学。它包括元小说、元诗歌、反　事、纯小说、戏仿、拼贴等等。这些应该另当别论。
　结束语：作为文学解读策略的互文性
　综上所述，互文性就是写作与阅读共用的一个领域。按照乔纳森?卡勒的说法，互文性实指一个话语空间，它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首先，互文性关系到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的对话，同时它也是一种吸收、戏仿和批评活动。其次，互文性表明文学所依赖的特殊手法与阐释运作，都具有一定的人为性或欺骗性。它揭示出文学作品的特殊指涉性：当一部作品表面上指涉一个世界时，它实际上是在评论其他文本，并把实际指涉推延到另一时刻或另一层面，因而造成了一个无休止的意指过程。如此看来，它要比布鲁姆在分析“强力”诗人时所揭示的影响模式复杂得多。譬如它会涉及特定文类的专用手法，涉及有关已知与未知事物的特殊假设，涉及比较普遍的期待与阐释运作，乃至有关特定话语的先入之见、及其目的思考。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样一个难以定义、描述和使用的概念呢？卡勒提议使用语言学研究中的预设方法，这包括逻辑预设、修辞预设、语用预设。
　逻辑预设(logical presupposition)是对一个句子的预设。比如：约翰娶了保罗的妹妹。这个陈述句预设保罗有个妹妹。预设能把一个句子与另一组句子关联起来。其重要性在於：一个句子的全部预设，就是能从句子中推导出来的全部命题，它也是这个句子所暗示的全部意识形态主张。在文学中，一个句子有无逻辑预设，对於读者和分析者来说非常重要。这是因为：作品在表层结构上直接提出的命题，迥然有别於通过预设而在互文空间中提出的命题。前一种是直截陈述，是无需逻辑推断的直接交流。後一种则是含蓄的，它暗示互文本的存在，暗示某一诗歌传统的存在，因而也暗示某一话语环境的存在。这样，语言学上的逻辑预设就成了文学中的互文运作。
　修辞或文学性预设（rhetorical or literary presupposition)是文学阅读的关键。卡勒举出两个例句，以示逻辑预设和文学性预设之间的鲜明对比。(1)那孩子站在怪东西跟前，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2)从前有一个国王，他生了个女儿。第一句暗示许多先在的句子，即前文本的存在。譬如那男孩是谁？那个怪东西是什麼？究竟发生了什麼事？第二句几乎没有逻辑预设，但却有丰富的文学预设。它从语用角度把将要讲的故事与一系列其他故事联系起来，与一种文类的写作手法联系起来，因此也要求读者对它采取某种态度（期待或理解）。这样，无逻辑预设的句子便成为一个有力的互文运作，而它打开的互文空间，也不同於逻辑预设打开的互文空间。
　与修辞预设相关的是语用预设(pragmatic presupposition)。後者分析的不是句子间的关系，而是言谈与语境的关系。即是说，一个句子的说出，假定它必须适於特殊的语境。从语用学角度说，“打开门”这句话必须假定说话场合有一扇关闭的门，有一个能听懂这句话的人，而他和说话者正处於某种关系中，依据这种关系，他才可能把这句话理解为请求或命令。在类比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一种文学表达，看作是一种特殊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并使它脱离特定语境，进入一个特定文类的话语环境。譬如悲剧中的句子只适用於悲剧表达方式，而有别於喜剧表达方式。这样，读者便可以根据表达手法，把一部作品与运用相同手法的其他作品联系起来，不是将它作为影响渊源，而是作为一个文类的组成部分。同样的分析也可用於人物、情节结构、主题综合、以及象徵性凝缩与位移的生产和阐释。
　如卡勒所说，不管从哪种预设入手，对文学的解读终将是一种互文性解读，而对互文性的阐释，终将有利於一种阅读诗学的建设。
　【参考文献】
　1.Louis A.Renza,"Influence,"in 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Frank Lentricchia,& Thomas McLaughlim,eds.(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
　2.M.H.Abrams,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London:Holt,Rinehart & Winston,1988).
　3.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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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Harold Bloom,The Anxiety of Influence:A Theory of Poet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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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米哈伊尔?巴赫金：《巴赫金文论选》，佟景韩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9.Ulrich Broich,"Intertextuality,"in International Postmodernism:Theory and Literary Practice,Hans Bertens,Douwe Fokkema,eds.(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2-1996).
　10.J.Culler,"Presupposition and Intertextuality,"in Postmodernism:Critical Concepts,Vol.II,Critical Texts,Victor E.Taylor and Charles E.Winquist,eds.(Routledge,1998).
　文章来自《 外国文学》 20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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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文性理论作为一种诞生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文本理论，已经大大突破了理论研究和可操作性批评术语的范围，它以其对文学传统的包容性、对文学研究视野的可拓展性，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写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作为一种重要的文本理论，互文性理论注重将外在的影响和力量文本化，一切语境无论是政治的、历史的，或社会的、心理的都变成了互文本，这样文本性代替了文学，互文性取代了传统，自主、自足的文学观念也随之被打破。互文性理论将解构主义的、新历史主义的，乃至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批评的合理因素都纳入了其体系之内，从而也使自身在阐释上具有了多向度的可能。

　　具体而言，互文性理论吸取了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破坏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强调由文本显示出来的断裂性和不确定性，而新历史主义的历史和文本具有互文性的理论也成为了互文性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文本分析策略，不过它结合了自身诞生于结构主义文论的特色，将之改换了文本和文本的互文性，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拓展。所以，互文性理论所遵循的思维模式也能清晰的窥见，它不是单纯地以文本来分析文本，否则它也将落入形式主义文论的窠臼。互文性理论以形式分析为切入点，最终让自己的视线扩展到整个文学传统和文化影响的视域之内，即一个从文本的互文性到主体的互文性（也可称之为“互射性”或“互涉性”）再到文化的互文性的逻辑模式。互文性理论以“影响”为其核心要素，将众多的影响文学创作的因子纳入其关注的领域，从而也使自己超越了单纯的形式研究的层面，而进入到多重对话的层面。而互文性理论的对话主要是从三个层面进行：文本的对话、主体的对话和文化的对话，下面本文就分别从上述三个方面对互文性理论多重对话特质做进一步的分析。
　　文本网络
　　“互文性”（Intertexuality，又称为“文本间性”或“互文本性”），这一概念首先由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其《符号学》一书中提出：“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它本文的吸收和转化。”[1]其基本内涵是，每一个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镜子，每一文本都是对其它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以此构成文本过去、现在、将来的巨大开放体系和文学符号学的演变过程。概而言之，互文性概念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含义：一是“一个确定的文本与它所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2]；二是“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在一个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地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的文本；譬如，先时文化的文本和周围文化的文本，任何文本都是对过去的引文的重新组织”[3]。“互文性”概念强调的是把写作置于一个坐标体系中予以关照：从横向上看，它将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进行对比研究，让文本在一个文本的系统中确定其特性；从纵向上看，它注重前文本的影响研究，从而获得对文学和文化传统的系统认识。应当说，用“互文性”来描述文本间涉的问题，不仅显示出了写作活动内部多元文化、多元话语相互交织的事实，而且也呈示出了写作的深广性及其丰富而又复杂的文化内蕴和社会历史内涵。
　　从第一个层次来看，“互文性”概念更偏重于文学的形式研究层面，这正与它脱胎于结构主义是相一致的。在文本的层面，“互文性”强调一个文本与可以论证的存在于此文本中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也即“一个确定的文本与它所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并且依据这种关系才可以理解这个文本。”[4]所以对文本间的踪迹，即两个具体或特殊文本之间关系的考察是互文性理论在实践操作中的第一步，文本的语词、修辞、题材、文体等都是文本间踪迹的表现，互文性批评也正是在文本的细节中获得批评可成立的前提条件。对于这种文本间的踪迹，从狭义的范畴学上讲，它是一个文本和另一个它进行吸收、改写的文本，二者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构成一种互文性；而从广义的角度看，互文性注重的是在文本的海洋中，一个文本对其他文本的折射关系，罗兰•巴特贯之以网络学的新名词，“文本就意味着织物……主体由于全身在这种织物——这种组织之中而获得解脱，就像蜘蛛在吐丝结网过程中获得解脱一样。”[5]也就是说，互文性视野下的文本不再是一个个独立的、毋须其他的自我了，它们的生命力更在于它们是在一个文本之网中确定自我。解构主义者米勒就此曾谈到，“一个文学文本自身并不是一个‘有机统一体’，而是与其他文本的关系，而其他文本反过来又是与另外文本的关系——文学研究就是对文本互涉性的研究。”[6]这样，互文性批评最终就必须要在文本和文本间的关系中寻找可追寻的踪迹，从而获得对整个文本群的整体认识。
　　当然，这种文本踪迹的追寻似乎又会带来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互文性批评如果不停地在文本的世界中寻找可能存在的互涉性，那么是否会在文本的海洋中造成自我的迷失？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互文性理论是不能只停留在文本的在文本的网络中，它必须由文本深入到更为广阔的影响文本的世界。而与文本的间性直接相关的就是创作互文本的主体，在文本的互涉性性中，读者所看到的不仅仅是文本之间的传续与变异，更重要的是这种历史的转变是如何成为可能的，这样在寻找原因的过程中，文本和主体就不再是两个独立的文学要素了。主体的创作活动由于无法逃离文本的网络，因此也必然被其支配和影响。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要从文本的互射关系的分析中，获得文本网络对创作主体影响的认识，这也就进入到了互文性理论的第二个层面——主体间性的层面。
　　主体间性
　　文学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一直是文学理论关注的重点，“互文性”理论之于结构主义的优势正在于它从纯文本的形式研究引入了更多的对创作主体的关注。文学本身起源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活动，文学所面临的各种关系也集中表现为“主体－主体”之间的关系，互为主体的双方间的“对立、对峙——对话、交流”是双方能动的、双向的相互作用，而不仅仅是主客体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这种主体之间的交流首先是一种共同参与，一种主体的分有、共享或一种共同创造。它强调相互间的投射、筹划，相互溶浸，同时它又秉有一种相互批评，相互否定，相互校正、调节的批判功能。在此二者基础上展开了主体间本位的广阔天地，不断达成主体间的意义生成。主体间性能够清晰地体现出它在语言和传统的运作中所具有的历史性。
　　互文性理论对于主体间性的关注又是与以往的作者研究的方式又是不一样的，互文性理论从后结构主义出发，认为语言形成了人类对文学艺术的先在理解结构，主体对语言的理解和解释是文学具有历史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主体对语言先在结构的不同认可度正反映出了不同主体对传统的不同历史性选择，从中也可以见出主体间性在文学的沿革中所起到的作用。而文本作为最表层的证明，正是表现出了语言以及传统对作者的当代影响；同时，文本之间的互射关系和对话，其实就是更深层次的主体的对话。互文性理论以主体间性入手，将文学的理解、阐释、再创造的过程视为双向的互动，形成了一种动态的文学史观，使文学交流实践同文本研究相结合，从而推动了文学研究走向更为开阔的境界。
　　对于这种主体间的理解与接受问题，解构主义批评家布鲁姆在其著名的“影响即误读”理论中指出：“影响意味着压根不存在本文；只存在本文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取决于一种批评行为，即取决于误读或误解——一位诗人对另一位诗人所作的批评、误读或误解。”[7]也就是说，不存在任何原文，一切本文处于相互影响、转换、交叉重叠之中，影响关系支配着阅读，而阅读不过是误读而已。布鲁姆从心理学角度为互文性理论提供了心理依据。他认为：互文性阅读的产生源于一种“影响的焦虑”，即当代诗人或作家就像一个具有俄狄浦斯恋母情结的儿子，面对“诗的传统”这一父亲形象，在受前代伟人影响与压抑的焦虑中，只能采取各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误读”方式来贬低前人或否定传统，达到树立自己形象的目的，他说，“一部成果斐然的‘诗的影响’的历史……乃是一部焦虑和自我拯救之漫画的历史，是歪曲和误解的历史，是反常和随心所欲的修正的历史”[8]。受这种影响之下的主体在文学创作时会极力突出个体在文学流变中的地位，而刻意忽视或者反叛诗的传统的影响，在他们的印象中往往会形成这样的错觉——仿佛某种风格是“我”首创的，前人反而似乎在摹仿“我”。由此，影响意味着误读，误读又产生了互文性。
　　可以发现，互文性理论在主体间性这一问题上，不仅看到了主体间接受与传承的一面，更突出了创作主体对先在影响的反叛效应。当然作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接受与反叛是同时存在的，不然文学也就失去了前行的动力。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关注的重点就是主体与主体间的交流何以成为可能以及如何成为可能，也即主体究竟采用何种姿态去面对文学史上的交流，这也是互文性理论在文本层次之外关注的另一个层面。
　　文化视野
　　从文本到主体，显示出了互文性理论已经开始逐渐放弃了只关注作者与作品关系的传统批评方法，而转向一种宽泛语境下的跨文本文化研究。在对文本和主体的研究中，互文性理论关注无所不在的文化传统通过文本对主体和当下文学创作的影响。正如罗兰•巴特所言：“任何本文都是互本文；在一个本文之中，不同程度地并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本文：例如，先前文化的本文和周围文化的本文。”[9]罗兰•巴特一方面是强调从文本的形式层面探讨文本间存在的互文性，而另一方面则暗示出文本是作为文化的一种表意体系而存在的，文本间的互文性也恰恰就是文本于赋予该文本意义的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之总和的关系，而这些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形成了一个潜力无限的网络，在这个无处不在的文化网络的影响之下，不同的文本内容得以形成。互文性所关注的文化传统的影响是两个层面的：即“先前文化”和“周围文化”。前者更偏重于历史的维度，从历时的角度抽理出跨越时间的文化对该作者创作产生的影响，包括不同时代对文化传统具有什么样的认可程度、采取何种接受方式等；后者则更偏重于现实的维度，从共时的角度分析跨越空间的、与此文本有着或近或远关联的其他民族文化文本对此文本的影响，所以它更偏重于跨地域性的文化交流问题。在一个纵横交错的文化系统中，互文性理论将文本（作为一种显性的存在）、主体（作为一种知性的存在）和文化（作为一种隐性的存在）三者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
　　互文性理论作为一种强调文本影响研究的文学理论，也必然会注重文本背后的文化影响研究。从纵向的时间角度来看，文化影响主要表现为当代文化与前代文化之间的对立与统一关系。从统一面来讲，互文性理论注重研究当代文化蕴涵的前代文化的影子，反映出文化发展所具有的延续性；而对立面则反映出了不同时代文化的差异性，表现在时间的层面则为文化的背离与叛逆，也即与文化传统的冲突。文化冲突一直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命题，后现代强调削平深度、消解传统正是一种文化叛逆的表现。这一点互文性理论将其吸纳进来，通过对文本之间的差异性进行分析，寻找出其间内藏的文化变异的因子。不过，尽管诞生于后现代的背景之下，互文性理论在强调文化冲突面的同时，也尽力避免后现代过度激进所带来的文化虚无论的缺陷，它将文化的延续性也纳入其理论体系之内，使历史性表述成为可能。文本被置于一个非文本的历史框架之内，与历史文献、宗教仪式、民俗活动等非文学文本形成相互指涉的互文性描述，历史和文本进入到了一种互文性的运动之中。这样，互文性理论将新历史主义“历史诗学”观点的合理性吸收进来，使文本与历史的交流得以重建。
　　从横向的空间角度看，互文性理论主要是关注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对话性问题，而当下文化霸权影响日益增大，强势文化如何影响并改变着弱势文化，尤其是第三世界的文化体系，第三世界文化如何在一定程度上迎合强势文化审美趣味的同时，又葆有自我独立性，是构成文化互文或者说文化交流的核心问题。这一问题意识也明显地体现在当下的写作之中：一方面是异域文化的移植，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建构整体性生存背景；另一方面是本土文化的建构，以民族文化资源为本位，挖掘民族文化内涵，从而形成一套与西方话语相对峙的民族话语体系。后殖民主义批评家赛义德指出，写作本身就是把控制和受控者之间的权力关系系统转换为纯粹的文字。互文性理论与后殖民主义一致，就是要从文字中找出不同文化系统中权力关系的支配状况，在文本的支配性与文化的支配性这两个层次上寻找到契合点。所以互文性理论在文化问题上表现出的倾向无外乎以上两种，它将一个文本与影响该文本的他文本置于文化交流的语境之下，在寻找文本互文性的同时，也试图寻找出文化的互文性。
　　互文性理论在文化层面的深入，使文学话语在呈现出不同的意识形态，并在生存空间上具有了更多的可能，文本结构在更多层次上也具有了多重复合的统一。这正如巴赫金在分析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所提出的“文学的狂欢节化”，他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的复调，这确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特点。”[10]这种“全面对话”的小说使文学与非文学话语、宗教传统、民俗文化等等相互指涉变为可能，而“互文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文学创作具有了一种多声部对话的“复调”性质。

目录

• • 互文性：网络时代对后结构主义的追思

互文性：网络时代对后结构主义的追思回目录后结构主义对基于网络的超文本理念的形成与发展起过不同凡响的作用。克里丝蒂娃提出了“互文性”的概念，德里达论述了解构阅读的特点，巴特预言了理想化文本的某些特性。这些特性后来基本都由科技工作者通过电子超文本网络加以实现。后结构主义以“互文性”为核心的理论主张打破了关于原创性的神话、深化了人们对于文本特性的认识，并启迪人们去探索新的文本空间。“互文性”观念本身也为后人所发展。
       关键词：互文性　电子超文本　网络

       由于光盘技术及万维网（WWW）的广泛应用，电子超文本正在迅速深入我们的生活。它既是一种新技术，又代表了一种新理念。这种理念与后结构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对此，超文本理论家公开予以承认。兰道便指出：超文本与晚近文本及批评理论颇多共同之处。超文本重新提出了巴特和德里达关于作者、读者及他们所阅读的文本的早已有之的假设；为超文本提供了标志性特点之一的电子链接，也将朱丽亚·克里丝蒂娃关于互文性的观念具体化了。超文本的观念成型与后结构主义的发展几乎同时，但它们的会聚并非仅属偶然，因为二者都源于对印刷书籍和层系思想这类相关现象的不满。[1]波斯特也认为：“后结构主义的理论价值在于，它非常适合于分析被电子媒介的独特语言特质所浸透的文化。”[2]这种理论价值的重要体现之一，便是关于“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又译“文本间性”）的主张与实践。
一  “互文性”的背景
       “互文性”一词源于拉丁文intertexto，意为在编织时加以混合。在文学理论中，“互文性”是一个专门的术语，意指通过归因发现某一文本（或意义）是从其它文本（或意义）中析取或据以建构的。它着眼于特定文本（或意义）与其它文本（或意义）的联系。互文性是广泛存在的。兼综诸说的教材或旁征博引的史书固然颇富互文性，即使是号称“独创”的文学作品，同样依靠互文性来建构与展示自己的内涵，用典就是诉诸互文性的常见手法之一。当然，互文性并非单指文本之间的关系而言，历史的、社会的条件同样是改变与影响文学实践的重要因素，读者先前的阅读经历、知识储备和在文化环境所处的地位也形成至关紧要的互文性。互文性虽然广泛存在，但学术界公认它作为术语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克里丝蒂娃发明的。
       朱丽亚·克里丝蒂娃（Julia  Kristeva，1941－）是法国精神分析学家、语言学教授、符号学家、小说家与修辞学家，欧美学术界知名的学者。她于1964年从保加利亚来到巴黎攻读博士学位，自此定居于法国。1968年，她加入了左翼学生运动。1973年获得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于1984年以《诗歌语言中的革命》为题出版。1974年起，她在巴黎大学担任语言学教师，并不时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开课。她的学术生涯是从语言学开始的。其后，她吸收了弗洛依德与拉康的演说，变成了精神分析学家，但又将这些先驱者的学说与后现代语境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所出版的著作涉及符号学、文学批评、心理分析、哲学、政治学、神学，以至于半自传体的小说。克里丝蒂娃曾以其学术贡献获法国政府奖励。
       在《词语，对话与小说》等论文中，克里丝蒂娃试图打破关于文本系由作者所规定的传统观念，主张一切能指系统都是由它们对先前能指系统的变形方式所界定的。文本并不单纯是某一作者的产品，而是它对其它文本、对语言结构本身的联系的产品。根据她的看法，“任何文本都是作为引文的马赛克被建构的，任何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熔铸与变形”，[3]任何文本都受读者已经阅读的其它文本及读者自身的文化背景影响。在博士论文《诗歌语言中的革命》里，克里丝蒂娃进一步发展了互文性的概念。弗洛依德曾经区分出在无意识中起作用的四种过程，即压缩（condensation）、移置（displacement）、视象（visual  images）与润饰（secondary  elaboration）。[4]克里丝蒂娃加上了另一种过程，即从一种符号系统向另一种符号系统的变换（transposition）。在上述过程中，旧的系统被解构，新的系统得以产生。新的系统可能运用同样的或不同的能指材料，变化多端的诸多意义彼此交迭，这就是互文性的由来。“互文性”这一范畴表明：每个文本都存在于与其它文本的关系之中。事实上，与文本及其生产者的关系相比，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重要得多。既有的文本为其它文?镜拇丛煊氩?吞峁┥舷挛摹４游奶逖У墓鄣憷纯矗??墙?囟ㄎ谋径ㄎ挥谀持治奶澹?拍芏运??星〉钡乃得鳌２还??ノ男圆⒎谴?骋庖迳系奈奶逖Ц拍睢Ｒ蛭??从沉宋谋颈呓绲牧鞫?裕??币脖硐至宋奶骞δ艿哪承┗旌稀Ｐ词敌∷担╢action）可以为例，它是“事实”（fact）与“虚构”（fiction）的融合。
       克里丝蒂娃提出“互文性”的概念，所针对的是将文本视为自足的封闭实体的传统。她宣称任何文本都是对其它文本的吸收与变形。这一范畴获得了其它后结构主义者的首肯。巴特探讨了在文学背景中的互文性，得出了任何文本都是过去的引文的新织物的看法。德里达则将互文性确认为文学研究的唯一方式，将文本理解为自我参照的系统。不仅如此，“互文性”是相当宽泛的，不只适用于文本之间、书本与作者之间的关系，而且适用于文本与前在的能指系统的关系。所谓“能指系统”，可能包括社会话语的“文本”或主体身分。它因此可以理解为一种不求助于传统作者观念的解释文学与非文学的材料的作用的方式。自足的、密封的、置前景的能指系统被转换成为有所待的、开放的、置后景的能指系统，写作也成了反复再反复、重写再重写的过程。
二  互文性与解构
       德里达以对西方从柏拉图以来重语音轻文字的传统的批判树起了迥异于索绪尔所代表的结构主义的旗帜。他不仅着力避免在赋予“所谓时间上的语音实体”以特权的同时排斥“空间上的书写实体”，而且将赋意过程看成一种差异的形式游戏。他说：“差异游戏必须先假定综合和参照，它们在任何时刻或任何意义上，都禁止这样一种单一的要素（自身在场并且仅仅指涉自身）。无论在口头话语还是在文字话语的体系中，每个要素作为符号起作用，就必须具备指涉另一个自身并非简单在场的要素。这一交织的结果就导致了每一个‘要素’（语音素或文字素），都建立在符号链上或系统的其他要素的踪迹上。这一交织和织品仅仅是在另一个文本的变化中产生出来的‘文本’。在要素之中或系统中，不存在任何简单在场或不在场的东西。只有差异和踪迹、踪迹之踪迹遍布四处。”[5]德里达作为前提加以肯定的综合和参照，并非发生于文本内部，而是发生于文本之间。作为阅读对象的特定文本是在场的，但它的意义不能由自身的指涉获得，而只能在与不在场的其它要素的联系中赋予。因此，他的理论与克里丝蒂娃关于互文性的主张是同气相求同，同声相应的。
       德里达发明了“延异”（differance）这一新词来概括文字以在场和不在场这一对立为基础的运动。根据他的解说，延异是差异、差异之踪迹的系统游戏，也是“间隔”的系统游戏，正是通过“间隔”，要素之间才相互联系起来。这一解释完全可以移用来说明电子超文本的特性。电子超文本的基本要素是一个个的文本单位，这些文本单位因为彼此之间存在间隔（不构成连续文本），才得以组成超文本，就此而言，间隔是积极的，是联想生成的空间。当然，间隔使得这些文本单位彼此之间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使得锚地的在场与否成为一种悬念，当我们点击网页上的链接、在经历了需要耐心的等待之后迎来的是浏览器上“此页不存在”的提示之后，完全可以体验到间隔本身的消极性（这是阅读连续文本时体验不到的）。构成文本单位之联系的链接因为这些单位之间的差异而得以延续（从一个页面指向另一个页面）；反过来，链接本身又因为上述延续而产生变异（页1与页2的链接并非页2与页3的链接）。这种因异而延、因延而异的运动正是电子超文本所固有的。诚如德里达所言，“作为文字的间隔是主体退席的过程，是主体成为无意识的过程。”[6]因为有间隔，链接才成为必要；因为有链接，间隔才?皇谴咳晃尬锏目瞻祝??且恢痔厥庑问降奈淖帧＜涓舫鱿质保??械脑亩粱蛐醋髦卸希?魈宕佣?讼?坏?牵?庵滞讼?肫渌凳侨鍪侄?ィ?共蝗缢凳切碌某鱿?淖急浮＜涓粢泊俪闪擞没?睦碛梢馐断蛭抟馐兜淖???庵肿??还?窍喾吹男睦碓硕?那暗肌Ｔ诘却??械奈谋就顺　⑿碌奈谋境龀≈?剩?缱映?谋就?绲挠没Ь】勺ソ羰奔浯邮缕渌?疃?ù蚩?硪桓鲣?榔鞔翱冢?炔璧龋?Ｒ虼耍?涓粼黾恿诵畔⒔邮芄?讨械母扇拧５?牵?舛问奔湟嗫杀挥没ё魑?此贾?茫?兄?诖有碌哪谛氖拥闵蟛煜惹颁?赖奈谋荆?虼耍?涓粲衷銮苛诵畔⒔邮芄?讨械睦硇跃?瘛Ｕ饩褪浅?谋镜募涓羲???谋缰しā?nbsp; 德里达所铸造的“延异”一词，表明了后结构主义与自己的前身的差别。结构主义看重共时性而非历时性，认为结构的各种要素是同时出现的。相比之下，德里达则注意到要素在时间上的差异。“延异”之延，正是时间性的；“延异”之异，才是空间性的。因此，“延异”恰好是时空的统一。理解“延异”这一概念对把握超文本的特性大有裨益。超文本的多种路径可以通过地图等形式在空间中展示出来，但是，对于这些路径却不能同时加以探寻。因此，超文本的结构本身就包含了时间与空间的矛盾。当用户选中某一种路径时，其它 路径在空间上便由在场转化为不在场，对它们的探寻相应也就被延缓下来。当然，这种延缓并不是结构的破坏，而是超文本的结构魅力之所在：在每次探寻之外总是存在新的探寻的可能性，路外有路，山外有山，峰回路转，奥妙无穷。德里达所谓“延异”实际上是将结构理解成为无限开放的“意指链”（a  chain  of  signification），而超文本则使这种意指链从观念转化为物理存在，从而创造了新的文本空间。
       德里达还使用“播撒”来表达一切文字固有的能力，揭示意义的特性和文本的文本性。在德里达看来，意义就像播种时四处分撒的种子一样，没有任何中心，而且不断变化；文本不再是自我完足的结构，而是曲径通幽的解构世界。不存在所谓终极意义，那么，表意活动的游戏就拥有了无限的境地。这个隐喻同样可以移用来概括写作与阅读电子超文本时意义的变化。如果说线性文本强调文本的内部关系、因而强调意义的会聚性（所谓“主题”正是这种会聚性的概括）的话，那么，超文本则更为重视文本的外部关系，因而使意义的发散性显得相当重要。漫游于电子超文本网络之中，我们从一个页面进入另一个页面，也就是从一个语境进入另一个语境，这种运动是随着我们的兴趣而延续的，通过阅读所把握的意义随着上述运动而“播撒”，无所谓中心，也无所谓终极。即使上网时心存中心（例如搜寻特定主题的资料），这种中心也为电子超文本网络的特性所消解；即使上网作为一种活动存在为用户的时间和支付能力所决定的间断，但这种间断并不是发展的螺旋式上升，亦非对终极意义的领悟，不过是新的漫游的准备。  我国古代治学传统中，早就有“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的分别。德里 达眼里的读者，同样有着重主观与重客观的分野。重主观的读者自以为有权力随便增添什么东西，重客观的读者则拘谨得不敢投入任何自己的东西。德里达认为这两类人都不懂得阅读，要求超出二者之外而进行解构阅读。解构阅读是文本自身解构而造成的意义播撒（dissemination  of  meaning），依赖于文本而又不为文本所囿。它不追求思想和表达的连贯性，也不追求传统意义上的阐释或说明。它强调互文性，企图抹去学科界线，这在精神上与超文本相通。
       德里达认为解构是“写作和提出另一个文本的一种方式”。[7]超文本的阅读同时也是写作。网上一位知名作者指出：“众所周知，解构阅读和传统阅读的最大区别在于‘可写’和‘可读’，传统阅读是重复性的可读，解构阅读是批判性的可写。……网络上面的联手小说，正是这么一种解构阅读产生的怪胎：没有刻意安排好的故事线索，没有什么主旨、主旋律之类的群众伦理诉求。每个续写者都只是他对于原来的文章进行解构阅读后的主观观察和本体理解，他没有也不肯去猜想故事是否有着在公认价值体系下的统一所指，在网络联手的过程中，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联手者来自各种不同的社会价值环境。”作者参预发起的网络联手小说《守门》 http://eway.963.net ）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用一个虚构的角色参加进去。“角色扮演类型的《守门》让每个人保留的独自的视觉，任何场景和事件都是个体的感受，与他人所知无关，这是一种最为自由的个人精神的张扬。在这样的网络联手小说中，道德、价值观念、文笔、风格都成为了段落性的个别东西，整个情节发展只有能指，没有所指。重复的只是某一个具体生命由于其经历和所思所感在一次叙述中的表露，那不是历史道德的积累，也不需要反映狭隘区域利益的法规。在传统媒体社会中，个体生命感觉的文化表达总是很难拥有最大传播范围的可能，而网络角色扮演小说让这种个人自由叙事伦理得到一个最广阔的相容空间，网络社会环境确实是解构主义的一个最大最好的舞台。”[8]
三  互文性与本文
       后现代主义强调能指与所指的分裂，巴特就是如此。巴特原来是个结构主义者，在1968年“五月风暴”失败之后倒戈，对结构主义的美学理论和批评方法加以批判，从而转向后结构主义。巴特反对结构主义试图从一个故事中抽取模型、从模型中概括出具有普遍性的叙事结构、再将这一结构应用于其它故事的做法，主张将“本文”与“作品”加以区别。根据他的看法，“作品”的概念是相对于结构主义而言的。作品中的能指与所指相互统一，存在固定的、对应的象征意义，存在作为最终探索目标的所指或意义的结构。阅读的意义就在于探寻这种结构。“本文”的概念则是巴特新创的。本文是能指的天地。能指与所指相分裂，彼此之间发生了自由的、无目的的意指，这是一种无穷无尽的象征活动，由此而产生的任何意义都是随时生灭的，没有中心、没有连贯。对“作品”的阅读仅仅是一种理解、一种文化消费，而对本文的阅读则是一种创造，这种创造实际上是一种游戏。巴特的《S/Z》一书，既为后结构主义树立了阅读范例，又为超文本阅读开了先河。这本书将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萨拉辛》切成561个阅读单元，逐一进行讨论，然后以令人惊讶的错综复杂的方式将这些讨论组织成交叉参考，在这一过 程中生产出篇幅远过于原作的文本来。
       巴特的“本文”观包含了某种网络的观念。这里有两个层次的问题：其一，某个语词之存在，都以其它语词的存在为条件，语词的意义是由其它语词所组成的无形词典所规定的；其二，文本之所以成为文本，也以其它文本的存在为条件，文本的意义同样是由其它文本所组成的无形网络所规定的。巴特心目中的理想文本，是一种链接众多、彼此交互的网络，是一个能指的星系，没有所指的结构，没有开头，可以颠倒。读者可从几个不同入口访问它，没有一个入口可以由作者宣布为主要的。这一理想正为万维网所实现。在万维网上，任何一个作者都可以将自己所写的超文本文件链接于其它任何文件，如果这种可能性被所有的作者都加以探索的话，那么，每个文件就将链接到其它所有的文件，从而产生无穷无尽的可能的文本。通过链接，文本分了支，这种分支近于无限，远非任何个别作者或个别读者所能穷尽。万维网既无开端，又无结尾，只是呈现为一个不断膨胀的中部。在理想的超文本中，没有一个节点具备相对于其它节点的优先权，各个要素的顺序可以任意跳跃。  罗兰·巴特的文本观导源于对“作者具有某种君临读者之上的权利”的传统观念的反拨。他将“文”区分为两类，即“能引 人写作者”（le  scriptible）与“能引人阅读者”（le  lisible）。前者是“有可能写作的东西”，后者是“不再可能写作的东西”。罗兰·巴特认为能引人写作者是价值所在，“因为文学工作（将文学看作工作）的目的，在令读者做文的生产者，而非消费者。”相比之下，能引人阅读者充其量仅具有相反的价值，即能够让人阅读，无法引人写作。他将能引人阅读者称为“古典之文”，因它在传统的文学体制下获得肯定。其时，读者陷入一种闲置的境地，不与对象交合，不把自身的功能施展出来，不能完全地体味到能指的狂喜，无法领略及写作的快感，阅读仅仅是行使选择权。他所向往的文学体制，自然是与传统文学体制背道而驰的。它为读者从事写作、实现角色转换提供了高度的自由。传统意义上的作者因此完全丧失了君临读者的权利。很明显，电子超文本就是这种“能引人写作者”，它将作者和读者变成了合－作者（co-writer）。
       罗兰·巴特所谓“能引人写作之文”与“能引人阅读之文”，存在一条重要区别：前者是生产，后者是产品。在传统的时代，是产品（亦即“能引人阅读之文”）构成了文学的巨大本体。然而，理想之文不应是产品，而应是生产，亦即“正写作着的我们”，或者说是“无虚构的小说，无韵的韵文，无论述的论文，无风格的写作，无产品的生产，无结构体式的构造活动”，说到底是随意所之。“在这理想之文内，网络系统触目皆是，且交互作用，每一系统，均无等级；这类文乃是能指的银河系，而非所指的结构；无始；可逆；门道纵横，随处可入，无一能昂然而言‘此处大门’；流通的种种符码（codes）蔓衍繁生，幽远惚恍，无以确定（既定法则从来不曾支配过意义，掷骰子的偶然倒是可以）；诸意义系统可接收此类绝对复数的文，然其数目，永无结算之时，这是因为它所依据的群体语言无穷尽的缘故。”  在罗兰·巴特看来，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考察角度：一种是“将一切文置于归纳和演绎兼具的往复运动中，以不偏不倚的科学目光，对它们一视同仁，从归纳的方向，强使它们重返总摹本（la  Copie），而后一切文都将从这总摹本演绎生发出来”；另一种是“把每篇文都 放回到运作过程中”，看它如何无休止地“穿行于无穷无尽的文、群体语言（languages）及系统而呈现出来”。罗兰·巴特显然是倾向于第二种角度的。这种角度事实上就是强调文本的动态过程而非其稳态特征（所谓“独特性”）。[9]
       罗兰·巴特的上述观点，实在相当精彩，为后来的超文本理论家所服膺。他所说的“能引人写作之文”的特点，也就是超文本所具备的交互性、交叉性与动态性。他所写的《符号帝国》（1970）一书，将符号学理论糅入自己所观察与思考的日本文化现象中，蕴含着某种超文本的旨趣，诚如夫子自道：“本文和影象交织在一起，力图使身体、面孔、书写这些施指符号得以循环互换；我们可从中阅读到符号的撤退。”[10]据作者自述，《S/Z》一书乃因由高等研究实验学院1968与1969这两个学年的研讨班而形成的工作印迹。其时，电子超文本尚在酝酿中。但是，罗兰·巴特论“理想之文”论述已经接触到了电子超文本在交互参照方面的重要特征：其一，电子超文本自身是网络（内部有节点与链接），同时又和其它超文本相互联系，既无中心，又无边缘，更无所谓等级。其二，电子超文本自身形成了“能指的银河系”，即后人所说的“文本宇宙”。其三，作为网络的电子超文本无所谓“始”，也无所谓“终”，任何一个网页都可以被设定为首页。其四，电子超文本的运作是可逆的，目前许多超文本浏览器都有“前进”、“后退”功能。其五，电子超文本网络的信息资源呈分布式存在，一方面“门道纵横??娲?扇搿保?硪环矫婷挥心囊淮λ愕蒙洗?骋庖迳系摹按竺拧保ǔＱ灾?懊呕д镜恪本陀行矶嗉遥?Ｆ淞??杂诹唇拥淖纷倨玖?攵?ǎ?肫渌底裱?榷ǚㄔ颍?共蝗缢凳撬嫘乃??Ｆ淦撸?缱映?谋就?缢?馨?莸奈谋臼?浚?谥钔?チ?跫?拢?率瞪鲜俏拗咕车摹?nbsp;
四  “互文性”的价值
       在文本观念的发展史上，互文性这一范畴具有重要价值。对此，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加以认识：
       打破关于原创性的神话。除了学术写作经常加注解或附上参考文献篇目之外，某种文本对其它文本的依赖关系很少被明示，所谓“文学创作”尤然。久而久之，在社会上形成并扩散了有关作者（特别是作家）的“独创性”的神话。“互文性”却抹去了这些人头上的灵光，揭示了他们对于前人已有作品的依赖性。事实上，从个体的角度看，任何作者都是从读者转化而来的。从来没有读过任何文本的人根本无法从事写作，正如从来没有听过说话的人完全不可能具备言语能力那样。宣示自己对前人作品的取鉴无损于作者的贡献，前提是这种取鉴并未流为抄袭。影片《大话西游》之类作品公开宣示渊源有自、对它的理解有赖于阅读相关作品的经验，这种做法是扩大了自身的影响而非相反。“互文性”这一范畴从而深化了我们对于作者和读者之交互的理解，有助于将文学活动看成写作和阅读递相转化、作者和读者的角色不断转换的过程。虽然克里丝蒂娃本人未曾明言，但互文性看来并非文本自身的一项特性，而是对它的阅读在作者及读者之间制造的某种默契。正因为作者与读者在某种程度上享有共同的知识背景，或者说作者与读者之间并不存在鸿沟天堑，互文性才得以实现。
       增进了对于文本特性的认识。“互文性”这一范畴的提出，打破了文本作为自足的密封整体的观念，代之以文学生产是在其它文本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观念。据此看来，任何文本事实上都是对既有文本的重写。对于克里丝蒂娃来说，任何文本事实上都是互文本，都是一个与不计其数的其它文本（包括未来的文本）互动的站点。这种互动，既包括公开、明显的引用或参考，又包括对已有文本的同化或模仿，还包括对于既定惯例的认同与遵循。不仅如此，肯定“互文性”的存在，每个文本都有其边界的观念便成了问题。任何文本都存在于巨大的、涉及多样文体与媒体的“文本宇宙”中，没有一个文本是独立的孤岛。既然文本通过相互联系形成了硕大无朋的网络，哪儿是它的开端？哪儿又是它的结尾？“‘互文性’的观念戏剧性地混淆了书本的轮廓，将它的整体性形象消解成关系与联系、解释与碎片、文本与上下文的无界、无限的编织品。”[11]“互文性”的观念也使我们以新的眼光来看待电视，不是将它看成由离散文本组成的系列，而是视之为绵延的视频流。不论是对于什么媒体而言，文本都是可塑的，其界限可以由读者重划。而且，“互文性”还开拓了文艺批评和文艺研究的思路。既然文本以彼此 交织成网络的形态存在，我们便可以将有待评析的特定文本视为网上的纽结，通过比较对同一主题的不同处理（或者对不同主题的同一处理）等做法来把握其特征。互文性通常被界定为一个文本间接提到另一个文本之处。但是，既然阐释是个活跃的、个人化的过程，文本可能也包含甚至其作者都未意识到的对其它文本的隐蔽涉及。揭示这种隐蔽涉及也是文艺批评与研究的任务之一。
       描绘了新的文本空间。虽然索绪尔强调符号之关系的重要性，但结构主义的缺点之一是将个别文本作为离散的、封闭的实体，将视野集中在文本的内部结构上。相比之下，克里丝蒂娃则更为强调文本之间的关系或其外部结构。她曾经勾勒了由写作主体、接受者（理想读者）和外部文本构成的对话图式，并将文本空间描绘为具有纵、横两轴的交互平台。水平的轴线连结着文本的作者与读者，垂直的轴线连结着特定文本与其它文本。“词的状态因此被从纵、横两方面加以界定。就水平轴线而言，文本中的词语既属于写作主体，又属于接受者；就垂直轴线而言，文本中的词语被定向于在前的或同时存在的文丛。”[12]上述两轴创造出二维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上述4种要素并没有固定的位置，只有作者、读者、文本与互涉文本之间的运动。这种运动就是延异，只能通过在阐释中获得说明的痕迹加以追踪。复调的虚拟存在被织进文本间的相互关系。在现实主义传统中，观众被说服相信置身于进行中的叙事现实。相比之下，互文性提醒我们：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以媒体为中介的现实之中。我们从现实主义作品得到一种情感卷入的愉悦，而后结构主义则试图给读者批判性解构的愉悦。对于超文本作者与理论家来?担?ノ男蕴峁┝艘恢钟泄匦碌奈谋究占涞氖实泵枋觥Ｔ诘缱映?谋就?缰校?看蔚慊鞫即蚩?艘桓鲂碌奈谋究占洹Ｕ庑┛占淇梢圆愕??梢蕴??Ｖ灰??劳?缟系囊趁嬉延惺?谥?啵??颐渴泵靠袒乖谠黾樱?悴荒阎?牢谋究占涔钩傻ピ?氖?渴墙?谖耷畹摹Ｎ颐窃谕?弦猿謇说姆绞浇?袖?溃?率瞪弦簿褪亲纷傥谋疽庖宓牟ト觥⒕褪侵っ餮右斓拇嬖谟牖ノ男缘闹匾??nbsp;
五  “互文性”的发展
       后结构主义者所提出的“互文性”观念，为后人所发展。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从“互文性”到“跨文本性”、从词语到图象、从网络到泛网络的变化。
       受“互文性”这一概念的启发，西方学者吉尼特（G.Genette）于1982年提出了包容范围更广的范畴——跨文本性（transtextuality）。他开列了五个子类：其一，互文性。其二，侧互文性（paratextuality），指主要文本与其派生文本（paratext）之间的关系。如果将通常所说的正文当成主要文本的话，那么，派生文本便包括前言、献词、鸣谢、目录、注解、图例、后记等。其三，原互文性（architextuality），指的是将一个文本视为某一（或某些文体）的一部分所形成的关系。其四，元互文性（metatextuality），指的是一个文本对另一个文本外显的或暗含的评论关系。其五，超互文性（hypotextuality），即一个文本与作为其基础但又被变形、修饰、发挥或扩展的文本或文体之间的关系，见于滑稽模仿等场合。其后，斯塔姆（Stam）等人又指出：“互文性”就其原义而言指的是外互文性（extratextuality），即文本的外部关系。与互文性相对而言的另一个范畴可称为内互文性（intratextuality），即同一文本内部各种要素的关系。在以上目录中，还应加上基于计算机的超文本性（hypertextuality），其特点是一个文本能够将读者直接引向另一个文本，不管其作者或位置。[13]
       在实践中，互文性的概念不仅应用于文学批评，而且被用以阐释由图象组织的文本。例如，一位学者所作的分析表明：一幅香烟广告将所宣传的产品和白兰地酒、咖啡并置，利用后者在西方消费者心目中所具有的力量、富足及优质的含义，诱导对香烟的相应联想，便是利用了内互文性。由于法规不允许做试图说服公众吸烟的广告，这种暗示性的联想对香烟推销是相当重要的。外互文性同样在香烟广告中得到利用。Benson&Hedges公司在推销Silk  Cut牌子的产品时，打出的广告在画面上只出现一幅紫红色的丝绸（silk）,中部沿着对角线加上一条卵形的切割线（代表“cut”）。虽然广告本身没有出现任何与自己的品牌或香烟有关的字样，但附加的规定性说明“政府敬告市民，吸烟有害健康”的字样已经成为广告的注解。在Silk  Cut的牌子广为人知之后，公司做广告甚至不必再亮出丝绸与切割线之类图形。例如，1992年推出的一幅广告只在白底上绘出一只犀牛，犀牛头顶紫色的帽子，帽子中部有个洞，露出犀牛角来。帽子未必是丝绸的，洞虽然和切割或切口有关，但毕竟不那么直接，可是，广告却利用互文性调动了人们的知识背景，使之联想到这是Silk  Cut牌子的 香烟广告。当然，这种联想是间接而非直接的。不过，倘若观者经过一番玩味才悟出广告的奥秘，那么，这种解开谜底般的快感据信可能增强广告的说服力，因为它在肯定观众的颖悟的同时解除了他们出于自我防御机制对广告之诱导的抵抗。和直言性广告相比，基于互文性的广告更需要接受者知解力的配合，这种配合有些时候会出现始料未及的情况。例如，画面上出现半盛咖啡之杯的广告，本是为了暗寓香烟的可口、优质，却可能会使接受者误认为杯中所盛为牛奶、冰淇淋等，从而和其它类似产品的广告相混淆，结果广告所增加的并非香烟的销量；再如，以丝绸寓意阴柔，加上切口或切割，可能会使人产生性侵犯的联想。相比之下，超文本以物化的形态将所欲引导的联想固定下来，链接本身具有很强的确定性，误解的概率无疑大大降低。[14]不仅词语之间、图象之间存在互文性，词语与图象之间同样存在互文现象。为了说明这一点，罗兰·巴特引入了“锚地”的概念。[15]语言要素可以用来固定或限制一个图象的解读，反过来，一个图像的说明性用法可以固定对于模糊的词语文本的理解。我国古代的题画诗、现代流行一时的连环画，便是图文相互参照的例证。互文现象同样见于音响与其它信号的关系之中，音乐的标题可以为例。由此看来，互?男哉庖环冻胪耆?梢杂美捶治鼋岷狭硕嗝教逍畔⒌某?谋荆?得鞲髦忠蛩叵喔ㄏ喑傻墓叵怠?/P>
       由于电子超文本网络的建设，昔日仅仅是观念形态的互文性已经借助数码技术获得了新生。媒体（并不只是文本或意义）间的互文性早已成为值得关注的研究课题。例如，同一题材的作品（如《三国演义》）既见于电影，又通过广播传送；既以书本形态被阅读，又在电子游戏中被把玩。不仅如此，我们正在进入电力网、电信网、广电网和电子超文本网络趋于合一的泛网络时代，各种媒体上的信息流动、信息形态转换也已提上议事日程。处在这样的时代，互文性具备了更为丰富的含义。
       应当指出：电子超文本技术不仅展现了互文性的丰采，同时也提供了检验与审视关于互文性的理论的方法。据介绍，曾有位教授引导学生开展这类研究。学生们用的是Macintosh计算机上的超文本软件，教授让他们对德莱顿（J.Dryden，1631－1700）、佩皮斯（S.Pepys，1633－1703）、弥尔顿（J.Milton，1608－1674）和斯普拉特（T.Sprat，1635－1713）这几位大家的作品进行分析，所有选定的文本均写于1667年。学生们用计算机来确定每个文本是否能通过词或概念与其他文本关联起来。实验的条件虽然限制了结果的确定性，但有些学生显然能够发现文本中的一些观念不能追溯到其他文本。而这些观念也许就是原创性的，不受互文性的影响。[16]由此看来，“互文性”这一范畴是增进而非穷尽了对于文本特性的认识。它本身也还有待于进一步界定。例如，如何对互文性加以评价呢？互文性是否有强弱之分？若有的话，互文性最强的作品是另一个文本的不可辨别的复制吗?互文性最弱的作品是接近无所依傍的匠心独运吗？前者是否趋向于“无一字无来历”？后者是否趋向于仅仅涉及自身（无一字有来历）这一不可企及的目标？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颇足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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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andow,  George  P.  What’s  a  Critic  to  Do?  Critical  Theory  in  the  Age  of  Hypertext.  In  Hyper/Text/Theory.  Ed.  George  P.  Landow.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University  Press,  1994,  p.1.
[2]  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范静哗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9月第1版，第113页。
[3]  Kristeva,  Julia.  Word,  Dialogue,  and  the  Novel.  In  The  Kristeva　Reader.  Ed.  T.  Mo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37.
[4]  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11月版，第129－139页。
[5]  巴里·斯密里斯等《德里达的学位，一个荣誉的问题》，《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德里达访谈录》，何佩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76页。
[6]  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克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12月版，97页。
[7]  《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德里达访谈录》，何佩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19页。
[8]  笨狸（http;//banly.yeah.net/）《网络联手小说——真正的解构文本》，《网络世界》1999年4月5日，50版。
[9]  罗兰·巴特《S/Z》，屠友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51、56、62、55－56页。
[10]  罗兰·巴特《符号帝国》，孙乃修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2月版，第1页。
[11]  Christopher  Keep,  et  al.  Intertextuality.   http://jefferson.village.virginia.edu/elab/hf10226.html.
[12]  Kristeva,  Julia.  Word,  Dialogue,  and  the  Novel.  In  The  Kristeva　Reader.  Ed.  T.  Mo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35-61.
[13]  Chandler,  Daniel.  Semiotics  for  Beginners.   http://www.aber.ac/uk/~dgc/semind.html.
[14]  Langan,  Carherine  R.  Intertextuality  in  Advertisements  for  Silk  Cut  Cigarettes.   http://www.aber.ac.uk/~ednwww/Undgrad/ED30610/crl502.html.
[15]  Barthes,  Roland.  Image  -  Music  -  Text.  Collins:  Fontana,  1977,  p.37.
[16]  迈克尔·海姆《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金吾伦、刘钢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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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文性问题研究  2011年05月15日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秦海鹰教授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互文性问题研究》，于2000年立项，2003年8月结项。其最终成果形式为专著。

　　这项成果比较系统地清点和研读了以互文性概念为中心的多种文学理论著作和相关历史资料，探讨了作为当代西方文论重要组成部分的互文性问题的缘起、流变、特征和意义。

　　一、互文性理论的演变轨迹和整体面貌。法国文论家克利斯特瓦于20世纪60年代末首次提出的互文性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文本理论是互文性理论的最初形态。由于不同学者的不断阐释，这个概念经过了一个从广义到狭义、从模糊到精确、从后结构主义到开放的结构主义的奇特流变过程，大致呈现出两个方向：一个方向趋于对互文性概念做宽泛的解释，把它当作一个批判武器，这个意义上的互文性理论逐渐与美国的解构批评、文化研究、新历史主义相汇合；另一个方向趋于对互文性概念做精确的界定，使它成为一个描述工具，这个方向的理论建设集中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法国。这项成果将上述两个基本走向分别称为解构的互文性和建构的互文性，并认为互文性理论发展的这两种可能已经包含在克利斯特瓦本人的定义和研究中。就其解构意义而言，互文性概念属于后结构主义文学理论范畴，与哲学上的解构论处于共生状态，其基本意图是在文学研究中突破结构主义方法的局限，把社会历史、意识形态、他人话语等诸多外部因素当作文本重新纳入文学研究的视野，把文本看作是一个自身包含多种声音的意指过程，以此方式质疑文本的同一性、自足性和原创性。就其建构意义而言，互文性概念为修辞学、符号学和诗学范围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操作性很强的工具，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更新了文学观念。它仍然关注文本中的异质因素，承认任何文本的写作和阅读都有赖于这个文本与其他文本的关系，但它所说的其他文本主要还是指文学作品和整个文学遗产，其理论意图不是消解意义，反对作者权威，而是以新的方式回答什么是文学性的问题，它希望在文际关系中，即在单一作品与文学“图书馆”的关系中把握文学运作的独特性。

　　二、几种主要的互文性理论的基本特征。在历史勾勒的基础上，这项成果分别对克利斯特瓦、巴尔特、热奈特、里法泰尔等人的互文性理论的基本特征、方法系统及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梳理和分析。克利斯特瓦的互文性从属于她的符号批判理论或她所说的符义分析学，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文本的异质性（引文性）、社会性和互动性；她不仅在宽泛的意义上使用文本一词，而且把互文性定义为不同性质的符号系统之间的转换生成。巴尔特的互文思想的精髓在于崇尚阅读的乐趣和自由，他明确地把互文性的边界延伸到了读者一边，认为后人对前人的解读反过来构成并不断地构成前人文本的一部分，从而使建立在时间维度上的“渊源”和“影响”问题失去了意义；他用一种独特的“文本分析”方法代替了早期的“结构分析”，致力于倾听文本中的多重声音，“通过对代码的多重化来揭示处在互文性中的文本，使文本与语言的无限相连接”。里法泰尔把互文性定义为“读者对一部作品与其他先前的或后来的作品之间关系的感知”，并把这种感知看作是构成一部作品的文学性的基本因素；他的文学阅读理论根植于他的新文体学或文学符号学，其基本任务是考察互文性在文本中留下的、可供读者感知的异常痕迹。热奈特作为20世纪新诗学和形式批评的集大成者，建立了一个相当完备的“跨文本性”研究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互文性虽然被限定在一个极窄的范围内，只是各种跨文本关系之一种，但他所考察的其他几种跨文本关系，尤其是派生关系（“次文本”）和邻近关系（“准文本”）其实也属于目前学术界所普遍认同的互文性研究课题，他的这些具有拓荒性质的研究可以称为“文际关系的类型学”，其对学术界产生的影响可与他的叙事学理论相提并论。这项成果在考察每一种互文性理论和方法的内在逻辑的同时，还对西方学者的某些评价或界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例如针对学术界经常不加区分地把互文性与对话性并举的现象，作者专门探讨了克里斯特瓦的互文性理论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的联系和区别，认为后者虽然是前者的直接范本，但两者所关心的基本问题并不相同，对话理论是以人为本的理论，互文性理论则是泛文本主义思潮的产物，因此不能用互文性来指称巴赫金的对话性。

　　三、相关术语的清理和辨析。上述理论家各有自己独特的方法体系和思想背景，他们使用的一系列基本术语或关键词也有着特定的含义和不同的适用范围（如代码、文本、引文、生产性、互文痕迹、文本分析、线性阅读、互文阅读、跨文本性、“羊皮纸”或二级文学、阅读契约等等）。这项成果在引入这些术语时都根据它们的原始语境做了充分的阐释和辨析，其中包括对“互文性”这个目前比较通行的中文译名的多方面观照。由于翻译的缘故，“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和“互文本”（intertexte）与我国汉代就已存在的修辞学术语“互文”之间发生了字面上的巧合，借助这一巧合，阐释者或许可以在中文特有的修辞格“互文”与西方文论术语“互文”之间展开某种跨语言、超时空的互文游戏，但也必须说明两者不是同一个层次的概念。尽管西方的互文性概念有时也与修辞问题发生联系，但它本身不是修辞学术语。为了比较全面地反映目前西方学术界对互文性概念的理解，这项成果在综合借鉴现有各种定义的基础上，对其适用范围做了如下界定：“互文性是一个文本把其他文本纳入自身的现象，是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发生关系的特性。这种关系可以在文本的写作过程中通过明引、暗引、拼帖、模仿、重写、戏拟、改编、化用等一系列互文写作手法来建立，也可以在文本的阅读过程中通过读者的主观联想、研究者的实证研究和互文分析等各种互文阅读方法来建立。其他文本可以是前人的文学作品、文类范畴或整个文学遗产，也可以是后人的文学作品，还可以泛指社会历史文本”。

　　四、互文性的理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互文性作为当代西方文论的一个新概念不仅概括和凸显了一种普遍存在、形态丰富的文学现象，而且把文本之间的互涉和互动看作是文学的构成性因素，强调在文际关系中发掘和解读文学作品的意义，并对文际关系的建立方式和运作机制进行了多角度的思考，因此它既是一种新的文学观念，也是一种新的文学研究方法。相对于文学的再现观和表现观，文学的互文观是人们对文学认识的深化，也有助于重新审视最一般意义上的写作行为和阅读行为。作为一种灵活开放的研究方法，互文性概念在内部批评和外部批评之间打开了通道。以文本为中心的各种互文性理论可以各有侧重地向着作者、读者、现实世界、文学世界等四个方向发展，其中第四个方向上的研究应该看作是准确意义上的互文性研究，这类研究着重考察文学与文学自身的关系，具体而言就是文学作品与文学遗产、文学史、文类传统的关系，以及作品自身所携带的文学记忆和读者的文学“阅”历之间的关系。这一方面意味着互文性问题完全可以兼容许多传统的研究领域，对它们进行重新切割或“分区”，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文学范式本身的变迁，因为互文性概念的根本意义在于用多维的、可逆的空间范式代替一维的、不可逆的时间范式。目前越来越完善的互联网世界不仅令人惊叹地直观演示了“一切文本都是互文本”这个抽象命题和它所隐含的空间范式，使巴尔特等人关于文学网络和文化库存的比喻变得更加生动，而且也为真正的多元阅读和具体的互文性研究提供了切实有效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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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中的互文与互文性(1) 来源： 北方教育

论文摘要：汉语修辞格“互文”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已经不太为我们所重视，在现代生活中更缺乏普遍运用，所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国却几乎是被简单地认作“互文”。虽然两者在语言科学、思维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或暗合之处，但“互文”、“互文性”两个概念应该只是一种字面上的巧合，没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分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涵义与运用也大不一样，更不是一个概念。   　　论文关键词：修辞；互文；文学批评；互文性；后现代主义   　　作为汉语修辞格的“互文”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已经不太为我们所重视，在现代生活中更缺乏有意识的普遍运用，所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国却几乎是被约定俗成地翻译成“互文”。笔者认为，虽然两者在语言科学、思维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或暗合之处，但“互文”、“互文性”两个概念应该只是字面上的一种巧合，没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涵义与运用也大不一样。对莳者，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对后者，我们则要敢于“拿来”，更要善于“拿来”。   　　一、互文   　　互文即所谓“互文见义”，是基于文体限制或表达的特别需要，将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有关联或存在对应关系，能互相补充、互相渗透或互相限制、互相说明的语言结构单位按一定顺序罗列在一起，以起到言简意深、委婉错杂等特定艺术效果的修辞手法。互文是古诗文中习见的表达方式，在中国文化中，这种表达方式在汉唐以前甚至在语言大发展的春秋时期就已经取得长足发展，臻于成熟。所以说，互文的传统或传统的互文，都该是有所本的。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百年前新文化运动兴起、白话文产生发展之后，互文这一表达方式运用渐少，似乎被我们束之高阁，日渐与我们隔膜、生疏，以至于现在我们大家包括各类大中小学校语文教师们淡到互文，每每也就是“古代诗词作家在进行诗歌创作时用到的一种修辞手法”，最多也只不过是把互文当作一种已经“死去的艺术”来欣赏，这一现实应引起我们高度警觉。这种认识既割裂了传统，又可能扼杀了互文生存、发展的生机。   　　实际上，在我们身边，日常生活、影视作品、书面表达诸方面，互文运用是屡见不鲜的，却每每被我们轻易地放过；或被同时体现出来的排比等常见修辞手法所掩盖，不被我们读者、听众所关注，甚至是被作者自己所轻忽。   　　如我们熟知的“前不巴村，后不着店”、“有功必赏，无过不罚”、“翻来覆去”、“左一道沟，右一道坎”、“风里来，雨里去”、“东一榔头西一棒”、“生儿育女”等等，哪一句不是互文表达，哪一句不是现代汉语?   　　二、互文性、互文本   　　“互文性”是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种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通常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文本之间发生的“交互”关系。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所谓“互文性”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文本策略，渗透于多种后现代文学中(包括元小说、元诗歌、反叙事、纯小说、戏仿、拼贴等等)。它是一种价值自由的批评实践，是所谓“互文性革命”——结构主义批评家在放弃历史主义和进化论模式之后，尝试应用互文性理论，来看待和定位人文、社会乃至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关系的批评实践。这种批评实践并不隶属于某个特定的批评团体，而是与20世纪欧洲好几场重要的知识运动相关，例如结构主义语言学、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和解构主义。其代表人物包括巴赫金、哈罗德·布鲁姆、罗兰-巴特与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等。真正推动互文性革命并从理论上系统建构起文本与互文性观念的，当推巴黎的两位著名批评家——巴特和克里斯蒂娃。   　　(一)文本，以及巴赫金的对话概念、狂欢理论   　　我们知道，在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理论中，互文性不过是两个个体诗人之间的影响关系。而巴赫金则提倡一种文本的互动理解。   　　从批评理论的角度看，对于文学文本的互动理解，其实在英美文学批评乃至文学创作中并不鲜见。18世纪初，亚历山大·蒲伯曾在维吉尔的作品中发现了荷马，蒲伯确信，一首诗在模仿自然方面的优劣，取决于它的互文性，或者说取决于它对前文本的模仿；艾略特也认为任何艺术作品都会融入过去与现在的系统，必然对过去和现在的互文本发生作用。尤其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乔伊斯利用荷马史诗的情节敷设他的篇章，并在两个文本问确立了一种肯定的互文关系；又通过诸多的作者自我指涉，形成了一种内文本关系；还因对荷马人物的改造不能表现出一种否定的互文关系——无论是吸收还是破坏、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无论是自我引用还是自我指涉，特定的此文本总是与某个或某些前文本纠缠在一起；同时，读者或批评家总能在作品中识别出这个特定文本与其特定先驱文本的交织关系。   　　巴赫金从对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研究、从小说中各种外文学文本存在的现象考察出发，把文本中的每一种表达，都看作是众多声音交叉、渗透与对话的结果。巴赫金把这种共存互动称之为小说的“多声部”或“复调”现实，并用“文学狂欢化”概念来支持他的对话理论。他倾向于把世界和人生看作一种共时结构，偏爱把文学置于文学之外的象征性语境之中，借以由此造就一个杂乱拥挤的互话语空间，创造一个众声喧哗却又是内在和谐的弹性环境，从而赋予语言或意义某种不确定性。   　　巴赫金提出上述理论时，并未预见到文学符号学的发展趋势。可他的狂欢化概念至少暗示或强调了在文学批评、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间建立一种互文性理论的可能性。所以克里斯蒂娃说：互文性概念虽不是由巴赫金直接提出，却可以在他的著作中推导出来。   　　(二)巴特、克里斯蒂娃与“互文性革命”   　　1973年，巴特几乎在发表《文本的快感》的同时，发表了著名论文《文本的理论》，文中他试图回答“文本是什么”。在他看来，文本不是作品，也不是客体，甚至不是一个概念，文本产生于读者与文字间的关系空间，它是一个生产场所；文本作为生产活动，它生产出来的不是产品，而是一个作者与读者相遇、上演戏剧、进行语言游戏的场所。巴特进而又说，文本是意指，是一种意指实践，是读者参与的意指实践过程——其核心是以矛盾形式出现的多元性。   　　作为著名的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在其1966年的《语言·对话·小说》一文中开创性地提出了“intertextuality”(互文性)概念。克里斯蒂娃在进行文学批评研究时，注意到进入先后文本空间的主体。她认为，一个文本片断、句子或段落，不单是直接或间接话语中两个声音的交叉，它是无数声音交叉、无数文本介入的结果。而不同文本在不同层面的参与，则揭示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她认为分析者应该明白，她所分析的是一个特定话语的主体；而这个主体恰恰由于互文性而超越了她自己的身份，超越了词源学意义上的个人。一个创造性主体的分解，一个新的多元主体的产生——这便是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动力学。它不仅适于互文性作者，也适于互文性读者。   　　依据这一理论，读者阅读的过程，就是把自己的身份置于意指过程之中。他不仅将与特定文本中的不同互文本相认同，而且还必须被化简为零，被置于一种哑然失语的危机时刻。这是审美快感到来之前的准备阶段。然后，读者便可进入自由联想的过程、重构多元意义的过程、定义几乎无法定义的内涵的过程。所以结论是互文性自身具有强烈反悖与戏仿特性，而对任何文本也都有一个再创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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