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读书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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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义：读书的启示

杨义    书摘

书籍绝不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它包含着生命的结晶，包含着像他们的子孙后代一样活生生的灵魂；不仅如此，它还像一个小瓶子，里面储存着那些撰写它们的活着的智者最纯粹的结晶和精华。 　　——英国诗人弥尔顿 　　读书是人类的一种专利权，其他动物没有这个专利。人类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创造了书籍这种方式，用来传承知识，积累文化，涵养情志，使新一代的知识起点承接在上一代的知识终点上，步步登高，步步走向辉煌。如果到动物园，看见猴子拿着书来读，那会感到很滑稽。但是如果看见小孩子拿书来读，那是大家都赞赏的觉得有出息的事情。这就是说，书把人与猴子分了类。所以人创造了文字，进而形成了书册典籍，这就成为人创造文明、发展文明的一个重要手段和基本标志。书可以是上下数千年、远近数万里的人写成的，读书可以超越时空界限，可以与人类文明进行无障碍对话。今天可以同李白、杜甫对话，明天可以同荷马、但丁对话，只有人才能享受这种无障碍对话的读书乐趣。书籍积累、交流、传播着知识，日久天长，川流不息，它已经积累、交流、传播成现代知识社会，因此，在现代社会不读书的人不能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 读书是开发和释放中国人力潜力的一个重要途径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人口是可塑性资源，不塑造，就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负担；若塑造，就转化为社会经济发展最可贵的动力。怎么样把我们人口的资源转化为人才的资源，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根本命题。在这一点上，教育的普及和读书风气的普及，将是关系到民族的素质和国运的兴衰的一件大事。增加基础性的公共教育的投入，无论对于培养人才成长的土壤，还是对于发现更多的读书种子，都至关重要。 　　我是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走出来的人，对于这一点体会得尤其深切。广东电白县，是我偏远而贫穷的家乡。我是整个乡里第一代小学生，在我之前连小学生都没有。小时候我们在家里放牛，如果没有从外乡来的一个老师把我们从放牛戏耍的水塘里拉上来，没有建国初期办起来的那所简陋的小学校，我现在也许还是广东农村的一个老汉。因此有篇报道就说我是“从水塘里拉出来的研究员”。外乡来的老师从水塘里把我们拉出来，给我们穿好衣服，就说：“你们上学吧。”那时候学校就一个老师，既是校长又是老师，又是敲钟做饭的工友。 杨义 　　当时我除了学校的功课之外，能够接触到的书籍，就是一本《千家诗》，一本《古文观止》，还有乡村木偶戏，比如《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五虎平南》。读《古文观止》没有读《千家诗》那么轻松，轻松可以刺激兴趣，沉闷可以磨炼毅力。对于读书而言，毅力和兴趣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有毅力就能深入到文章的妙境当中，也能激发出更深沉耐久的兴趣。古诗文往往把我们带入一个掌故的世界，据说一些老先生学问好，就因为他懂很多与诗文相关的轶闻传说、故实原委。过去文学史不怎么写掌故，我主张写，这可以增加文学史的史料厚度和阅读趣味。当然，有些掌故考证起来可能有问题，但你对它的虚构成分心中有数，反而可以扩展阐释的空间。为什么历史上没有这件事，有人却要杜撰这件事，这本身可能就是个精神史的问题。读《古文观止》即可以进入掌故的世界；看木偶戏，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当时是夜晚走小路在野外看的，听到村头村尾大人唱着戏中的腔调，也就刺激了读古典小说的趣味。我大概是在小学三四年级就读了《三国演义》。父亲有一本残破的《三国》，上海石印本，只剩开头的二十回，有插图。读这部书，就懂得“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番早年阅读，包括陆续读到的《西游》、《说唐》等作品，说不清是否种下了我日后研究古典小说的情结。后来读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他把古代言志的文学、载道的文学的起伏，说成是构成整个中国文学史的脉络：言志是个性的、抒情的，载道是政治的、说教的，两种文学互相起伏，构成文学史。他说自己没有什么理论根据，就是根据《三国》讲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么一个历史循环的理论。所以一个人小时候接触的书籍，都可能埋下一些种子，这些种子有可能刺激日后作为一个有心人继续读书和思考问题的兴趣，也就可能发芽生长成一个专门的学问体系。我小时候读书条件很差，但是任何差的条件，都有两重性，既限制了你的阅读视野，又可能激励着你千方百计找书来读的兴趣和求知欲。找到的书不够多，也可能在精心阅读中强化联想和悟性。人的内在潜能是多方面的，要根据历史提供的可能性从不同的角度开发自己的潜能。 读书是一种终生的旅行、终生的事业 　　知识和学问是无限的，生命是有限的，解决这个矛盾，就要持之以恒，把读书作为终生的习惯。欧阳修曾经说到他最好的文章是什么时候写出来的。他提出“三上”的说法：枕上，马上，厕上。他平时对文章苦苦思虑，全神贯注，才能在不经意中灵感突然袭来。不是书要我去读，而是我要读书，永远当主语的人，是大写的人。条件人人有差别，读书的欲望全然在我们自己，要充分挖掘、发挥你遇到的每个机遇所提供的可能。 　　我1965年进大学，“文革”几年基本不上课，“读书无用论”流行。我又是从农村来的，没有上蹿下跳的能力，面对大庭广众一讲话，脸都红得像关云长，自知不是登高一呼群山响应的领袖人物。读书面对书中人物不会红脸，那就找书来读。心里也想，父母在农村头顶烈日、脸朝水田，那么辛苦种地供你读书，你竟然放放荡荡，不读或不读好，你有良心吗? 　　所以在“文革”十年，我没有荒废。只是一个找到书就看的老老实实的读书人。那时图书馆关闭了，人大图书馆马列的书很多，处理重复的版本，我花五毛钱买一套《资本论》，厚厚的三卷，花了一年时间从头到尾读一遍，还写了一大本笔记。一个伟大的精神体系什么样，经典什么样，读了之后内心受到强烈的震荡，仿佛开启了一个博大的境界。那时找书不容易，北京的同学回家带来一些书，带什么书我就看什么书：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文艺复兴的艺术，包括普希金、高尔基和《红楼梦》、《儒林外史》，也是那时读的。他们说我三天一小本，五天一大本。到工厂后我还通读过《史记》、《资治通鉴》、《鲁迅全集》以及一批中外长篇小说，有些书、有些篇章反复阅读得津津有味。人有些东西是暂时的，开会坐坐主席台啊，风光一下啊，有人有此兴趣也未尝不可，但我总觉得读书积累下来的素质是一辈子发生作用的。 　　我指导博士生，总是告诫他们，不要教科书上讲了什么，你添加几条材料，就洋洋洒洒地做文章。你要在教科书上不可生疑处进行质疑，发现新问题，开拓新思路，才能做好文章。所以，要善于发现自己的精神优势，欣赏和发挥自己的这种优势，把它落实到刻苦上，建立学术上有根柢的创新机制。在读书的刻苦上，农村孩子容易做到，他会觉得读一本书比挑一天粪轻松。我写现代小说史，读了近两千种书，有意思的、没意思的，不是也很容易地读了一本又一本吗?最紧张时，一天一本，还做笔记。一个作家的书你把它读完，一个领域的书你把它读完，找一个比较窄的领域，挖一口深井是力所能及的。找一个中等的领域，你觉得很有兴趣，也很有意义和发展潜力的，读它十年八年，可能在这个领域，全国读书读得最多的就是你，你最有发言权。不要找大而无当、空泛不实的题目，要找具体的、自己有感觉的中等题目。我写小说史读了近两千种书，也是因为有北京的各家图书馆，还有文学所的图书馆，它的藏书为地方图书馆所不及。守着文学所的五十万专业藏书，而不认真读书，实在有点像杜牧所形容的“浮生却似冰底水，日夜东流人不知”了。围绕着一些有价值的、有兴趣的领域，对与它相关的各种材料进行竭泽而渔式的阅读，相互比较揣摩，从它们之间微妙的差别、不同层面的变化，甚至相反相成中，发现深层的文化意义和精神体验。这样，你的思想就自由了，你就有了发言权。因为人家没读的你读了，人家没读那么多而你读了那么多，人家没注意到的你注意了。 读书是一种智慧的实现 　　既要以智慧读书，又要在书中读出智慧，读出深度，读出精彩，读出意义。 　　世界上书籍之多，用汗牛充栋已不足以形容，说是浩如烟海一点也不过分。而近世以来，企图对书中知识作出种种解释的思潮流派又五花八门，这就使得读者在面对花招百出的路标时既受启发，又易陷入迷魂阵。要保持一颗纯朴的心去认知书中的原本意义，已是难乎其难的事了，戴着不止一种颜色的眼镜走进书海，难免会堕入五里雾中。因此我提醒大家，读书要重视自己的第一印象。这是我们文学所老所长何其芳讲过的一句话，读书要重视第一印象。有感悟力有感觉的人，第一印象是鲜活的，抓住新鲜的思想萌芽，上下求索，推演出一个新的理论。读书要首先不淹没自己，然后才能挺直腰杆与五花八门的思潮进行创造性的对话。切不要被一些现存的成见和空泛的术语套住，诸如李白是浪漫主义、杜甫是现实主义等等，不要被这些以偏为正、陈陈相因的大概念蒙蔽、遮蔽眼睛。首先看看李白、杜甫原原本本的是什么，我读了之后首先感觉到什么。杜甫有一首诗《赠花卿》：“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说花惊定将军请他吃饭，奏的曲只能在天上，在长安、皇族那里，朝廷那里听到，人间能够得闻几次呢?如果先入为主地相信宋人、明人出于忠君思想的解说，就会人云亦云地认定杜甫在讽刺花惊定，讽刺他僭越非分，在宴会上采用了皇家才有资格享用的礼乐制度。事情果真这样吗?现在一些注本都是这样讲的，沿袭明清时代的诗话诗评。这样讲似乎有学问，似乎很保险，但是实际上放弃了还原和创新的可能。安史之乱后，皇家的梨园子弟都流散了。这是开了一种风气，也就是中唐诗人用梨园子弟的流散来回忆沉没了的盛唐，别具一格地言音乐以怀旧。这样解释，才可能对杜甫饮酒听乐时忧虑苍凉的情绪感同身受，“此曲只应天上有”，天上才有的曲子到这里都能听到，盛唐已不可收拾了。如果拘泥于古人的忠君思想，认为杜甫吃饭都不忘皇帝，每饭不忘君，就丢失了杜甫作为一介寒儒漂泊千里的那份旷野情怀。现在很多研究受宋人影响很大，我曾经讲过一句话，李白喝酒时举杯作诗，杜甫听乐后提笔赋诗，是写给我看的，而不是写给唐人看了以后宋人看，宋人看了以后明清人看，我们的前辈又看，我只能跟在他们背后评判是非，拾人牙慧。我想起了巴尔扎克作品中的一句话：“问号是开启任何一门科学的钥匙。”也想起了宋朝陆九渊的一句话：“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应该拿起这把带弯钩的问号钥匙，启动疑中求进的思想主动性，质疑自己的眼光为什么只看前人的背影，而不能站得更高一点，直接面对事物的本原和本质。我们应该直接面对杜甫和李白，面对一个个活生生的文化生命。李白昨天晚上跟我一起喝酒，他拿起酒杯就吟唱《将进酒》，高歌“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杜甫今天上午和我一起，赴花惊定的宴席，为音乐而感动，叹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我要直接面对他们，而不是在历史层层的阻隔、术语层层的裹挟中无所作为，把自己遮蔽起来。李白、杜甫的诗，就是写给我看的，我先读了之后，得出我的印象，再来看前人怎么说的，跟他们对话。这种研究程序可以概括为四句话：跳过背影，直趋本原，留住感觉，反思前贤。 　　最后想讲一讲读书要重视书里书外。应该意识到，是人在读书，而不是书在读人，人是主语。因此人动书自动，人活书自活，不要让书把人的活泼泼的脑筋套成死脑筋。不要给书套住，要是读书走不出来，那跟蛀书虫差不多。读书要在哪一点上下工夫?要在不疑处生疑。大家都习以为常，能在习常之处打上问号，就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能力。这里讲一个简单的案例。杜甫的诗没有写过海棠，大概搞古典文学的人都不陌生：《楚辞》无梅，杜诗无海棠。苏东坡跟歌妓交往，常常吟诗作赋，可是跟一个叫做李宜的歌妓交往一段时间却没有写诗，歌妓李宜就有意见了，东坡马上写了一首：“东坡居士文名久，何事无言及李宜?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吟诗。”意思是说，并不是说李宜没有海棠那么娇美动人，但是杜甫还没有给美丽的海棠写诗呢!这种应对充满机智和风趣。宋人对海棠很喜欢，却在寻章摘句时发现杜甫怎么不写海棠，对此迷惑不解，给他们的宗杜情绪留下一个不小的缺憾。所以《古今诗话》里就出了这么个说法：杜甫的母亲乳名海棠，为了避讳他不写海棠。对这结论我们怎么看?要不疑中生疑。杜甫没写过海棠，李白也没写过海棠啊，韩愈、柳宗元也没写过海棠，元稹、白居易也没写过海棠。中唐前期只有一个王维写过一首《左掖梨花》，就是他在门下省值班的时候看见了“黄莺弄不足，衔入未央宫”的梨花。《文苑英华》注解说，“海棠花也”。所以王维的时代海棠花还叫梨花、海棠梨。由此可知盛唐直到中唐前期，海棠还没有成为诗人的意象。盛唐诗人更重视的可能是马、牡丹、苍鹰这些刚健华丽、魄力宏大的意象。海棠成为审美意象，是在中晚唐之后。宋人爱海棠，又以自己之心去度盛唐人之腹，全然不顾盛唐人更重视的是马、鹰、牡丹那类意象的盛世情怀。海棠是另一种美，是一种娇美的意象，是晚唐、五代、宋时期诗人的感觉由宏大转向细腻之后才发展起来的意象。词，这么一种柔媚的文体，也是在晚唐、五代、宋发展起来的。词就是我们诗歌文体中的海棠。世上的美是多姿多彩的，哪一种美在什么时候进入诗人的视野，刺激诗人的感觉，并在感觉普遍化中形成意象，这需有特定的历史机缘。捕捉住意象进入诗歌的历史机缘，就使一部诗歌意象史，折射着一部诗人精神史。通过意象史透视精神史，就深入到文化潜流里面，发现这个时代的人对过去时代的书误读的原因，就能够在不疑处生疑。这就从书里读到书外，在书里生长出问题意识，在书外展开创造性思考。进而言之，读到书外，还有一个学以致用的问题。把经典的大书和社会人生的大书对读，这更是我们读书的目的所在，是读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摘自《读书的启示：杨义学术演讲录》，三联书店出版，定价：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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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7-03    杨义    书摘    点击: 151

书籍绝不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它包含着生命的结晶，包含着像他们的子孙后代一样活生生的灵魂；不仅如此，它还像一个小瓶子，里面储存着那些撰写它们的活着的智者最纯粹的结晶和精华。 　　——英国诗人弥尔顿 　　读书是人类的一种专利权，其他动物没有这个专利。人类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创造了书籍这种方式，用来传承知识，积累文化，涵养情志，使新一代的知识起点承接在上一代的知识终点上，步步登高，步步走向辉煌。如果到动物园，看见猴子拿着书来读，那会感到很滑稽。但是如果看见小孩子拿书来读，那是大家都赞赏的觉得有出息的事情。这就是说，书把人与猴子分了类。所以人创造了文字，进而形成了书册典籍，这就成为人创造文明、发展文明的一个重要手段和基本标志。书可以是上下数千年、远近数万里的人写成的，读书可以超越时空界限，可以与人类文明进行无障碍对话。今天可以同李白、杜甫对话，明天可以同荷马、但丁对话，只有人才能享受这种无障碍对话的读书乐趣。书籍积累、交流、传播着知识，日久天长，川流不息，它已经积累、交流、传播成现代知识社会，因此，在现代社会不读书的人不能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 读书是开发和释放中国人力潜力的一个重要途径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人口是可塑性资源，不塑造，就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负担；若塑造，就转化为社会经济发展最可贵的动力。怎么样把我们人口的资源转化为人才的资源，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根本命题。在这一点上，教育的普及和读书风气的普及，将是关系到民族的素质和国运的兴衰的一件大事。增加基础性的公共教育的投入，无论对于培养人才成长的土壤，还是对于发现更多的读书种子，都至关重要。 　　我是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走出来的人，对于这一点体会得尤其深切。广东电白县，是我偏远而贫穷的家乡。我是整个乡里第一代小学生，在我之前连小学生都没有。小时候我们在家里放牛，如果没有从外乡来的一个老师把我们从放牛戏耍的水塘里拉上来，没有建国初期办起来的那所简陋的小学校，我现在也许还是广东农村的一个老汉。因此有篇报道就说我是“从水塘里拉出来的研究员”。外乡来的老师从水塘里把我们拉出来，给我们穿好衣服，就说：“你们上学吧。”那时候学校就一个老师，既是校长又是老师，又是敲钟做饭的工友。 杨义 　　当时我除了学校的功课之外，能够接触到的书籍，就是一本《千家诗》，一本《古文观止》，还有乡村木偶戏，比如《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五虎平南》。读《古文观止》没有读《千家诗》那么轻松，轻松可以刺激兴趣，沉闷可以磨炼毅力。对于读书而言，毅力和兴趣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有毅力就能深入到文章的妙境当中，也能激发出更深沉耐久的兴趣。古诗文往往把我们带入一个掌故的世界，据说一些老先生学问好，就因为他懂很多与诗文相关的轶闻传说、故实原委。过去文学史不怎么写掌故，我主张写，这可以增加文学史的史料厚度和阅读趣味。当然，有些掌故考证起来可能有问题，但你对它的虚构成分心中有数，反而可以扩展阐释的空间。为什么历史上没有这件事，有人却要杜撰这件事，这本身可能就是个精神史的问题。读《古文观止》即可以进入掌故的世界；看木偶戏，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当时是夜晚走小路在野外看的，听到村头村尾大人唱着戏中的腔调，也就刺激了读古典小说的趣味。我大概是在小学三四年级就读了《三国演义》。父亲有一本残破的《三国》，上海石印本，只剩开头的二十回，有插图。读这部书，就懂得“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番早年阅读，包括陆续读到的《西游》、《说唐》等作品，说不清是否种下了我日后研究古典小说的情结。后来读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他把古代言志的文学、载道的文学的起伏，说成是构成整个中国文学史的脉络：言志是个性的、抒情的，载道是政治的、说教的，两种文学互相起伏，构成文学史。他说自己没有什么理论根据，就是根据《三国》讲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么一个历史循环的理论。所以一个人小时候接触的书籍，都可能埋下一些种子，这些种子有可能刺激日后作为一个有心人继续读书和思考问题的兴趣，也就可能发芽生长成一个专门的学问体系。我小时候读书条件很差，但是任何差的条件，都有两重性，既限制了你的阅读视野，又可能激励着你千方百计找书来读的兴趣和求知欲。找到的书不够多，也可能在精心阅读中强化联想和悟性。人的内在潜能是多方面的，要根据历史提供的可能性从不同的角度开发自己的潜能。 读书是一种终生的旅行、终生的事业 　　知识和学问是无限的，生命是有限的，解决这个矛盾，就要持之以恒，把读书作为终生的习惯。欧阳修曾经说到他最好的文章是什么时候写出来的。他提出“三上”的说法：枕上，马上，厕上。他平时对文章苦苦思虑，全神贯注，才能在不经意中灵感突然袭来。不是书要我去读，而是我要读书，永远当主语的人，是大写的人。条件人人有差别，读书的欲望全然在我们自己，要充分挖掘、发挥你遇到的每个机遇所提供的可能。 　　我1965年进大学，“文革”几年基本不上课，“读书无用论”流行。我又是从农村来的，没有上蹿下跳的能力，面对大庭广众一讲话，脸都红得像关云长，自知不是登高一呼群山响应的领袖人物。读书面对书中人物不会红脸，那就找书来读。心里也想，父母在农村头顶烈日、脸朝水田，那么辛苦种地供你读书，你竟然放放荡荡，不读或不读好，你有良心吗? 　　所以在“文革”十年，我没有荒废。只是一个找到书就看的老老实实的读书人。那时图书馆关闭了，人大图书馆马列的书很多，处理重复的版本，我花五毛钱买一套《资本论》，厚厚的三卷，花了一年时间从头到尾读一遍，还写了一大本笔记。一个伟大的精神体系什么样，经典什么样，读了之后内心受到强烈的震荡，仿佛开启了一个博大的境界。那时找书不容易，北京的同学回家带来一些书，带什么书我就看什么书：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文艺复兴的艺术，包括普希金、高尔基和《红楼梦》、《儒林外史》，也是那时读的。他们说我三天一小本，五天一大本。到工厂后我还通读过《史记》、《资治通鉴》、《鲁迅全集》以及一批中外长篇小说，有些书、有些篇章反复阅读得津津有味。人有些东西是暂时的，开会坐坐主席台啊，风光一下啊，有人有此兴趣也未尝不可，但我总觉得读书积累下来的素质是一辈子发生作用的。 　　我指导博士生，总是告诫他们，不要教科书上讲了什么，你添加几条材料，就洋洋洒洒地做文章。你要在教科书上不可生疑处进行质疑，发现新问题，开拓新思路，才能做好文章。所以，要善于发现自己的精神优势，欣赏和发挥自己的这种优势，把它落实到刻苦上，建立学术上有根柢的创新机制。在读书的刻苦上，农村孩子容易做到，他会觉得读一本书比挑一天粪轻松。我写现代小说史，读了近两千种书，有意思的、没意思的，不是也很容易地读了一本又一本吗?最紧张时，一天一本，还做笔记。一个作家的书你把它读完，一个领域的书你把它读完，找一个比较窄的领域，挖一口深井是力所能及的。找一个中等的领域，你觉得很有兴趣，也很有意义和发展潜力的，读它十年八年，可能在这个领域，全国读书读得最多的就是你，你最有发言权。不要找大而无当、空泛不实的题目，要找具体的、自己有感觉的中等题目。我写小说史读了近两千种书，也是因为有北京的各家图书馆，还有文学所的图书馆，它的藏书为地方图书馆所不及。守着文学所的五十万专业藏书，而不认真读书，实在有点像杜牧所形容的“浮生却似冰底水，日夜东流人不知”了。围绕着一些有价值的、有兴趣的领域，对与它相关的各种材料进行竭泽而渔式的阅读，相互比较揣摩，从它们之间微妙的差别、不同层面的变化，甚至相反相成中，发现深层的文化意义和精神体验。这样，你的思想就自由了，你就有了发言权。因为人家没读的你读了，人家没读那么多而你读了那么多，人家没注意到的你注意了。 读书是一种智慧的实现 　　既要以智慧读书，又要在书中读出智慧，读出深度，读出精彩，读出意义。 　　世界上书籍之多，用汗牛充栋已不足以形容，说是浩如烟海一点也不过分。而近世以来，企图对书中知识作出种种解释的思潮流派又五花八门，这就使得读者在面对花招百出的路标时既受启发，又易陷入迷魂阵。要保持一颗纯朴的心去认知书中的原本意义，已是难乎其难的事了，戴着不止一种颜色的眼镜走进书海，难免会堕入五里雾中。因此我提醒大家，读书要重视自己的第一印象。这是我们文学所老所长何其芳讲过的一句话，读书要重视第一印象。有感悟力有感觉的人，第一印象是鲜活的，抓住新鲜的思想萌芽，上下求索，推演出一个新的理论。读书要首先不淹没自己，然后才能挺直腰杆与五花八门的思潮进行创造性的对话。切不要被一些现存的成见和空泛的术语套住，诸如李白是浪漫主义、杜甫是现实主义等等，不要被这些以偏为正、陈陈相因的大概念蒙蔽、遮蔽眼睛。首先看看李白、杜甫原原本本的是什么，我读了之后首先感觉到什么。杜甫有一首诗《赠花卿》：“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说花惊定将军请他吃饭，奏的曲只能在天上，在长安、皇族那里，朝廷那里听到，人间能够得闻几次呢?如果先入为主地相信宋人、明人出于忠君思想的解说，就会人云亦云地认定杜甫在讽刺花惊定，讽刺他僭越非分，在宴会上采用了皇家才有资格享用的礼乐制度。事情果真这样吗?现在一些注本都是这样讲的，沿袭明清时代的诗话诗评。这样讲似乎有学问，似乎很保险，但是实际上放弃了还原和创新的可能。安史之乱后，皇家的梨园子弟都流散了。这是开了一种风气，也就是中唐诗人用梨园子弟的流散来回忆沉没了的盛唐，别具一格地言音乐以怀旧。这样解释，才可能对杜甫饮酒听乐时忧虑苍凉的情绪感同身受，“此曲只应天上有”，天上才有的曲子到这里都能听到，盛唐已不可收拾了。如果拘泥于古人的忠君思想，认为杜甫吃饭都不忘皇帝，每饭不忘君，就丢失了杜甫作为一介寒儒漂泊千里的那份旷野情怀。现在很多研究受宋人影响很大，我曾经讲过一句话，李白喝酒时举杯作诗，杜甫听乐后提笔赋诗，是写给我看的，而不是写给唐人看了以后宋人看，宋人看了以后明清人看，我们的前辈又看，我只能跟在他们背后评判是非，拾人牙慧。我想起了巴尔扎克作品中的一句话：“问号是开启任何一门科学的钥匙。”也想起了宋朝陆九渊的一句话：“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应该拿起这把带弯钩的问号钥匙，启动疑中求进的思想主动性，质疑自己的眼光为什么只看前人的背影，而不能站得更高一点，直接面对事物的本原和本质。我们应该直接面对杜甫和李白，面对一个个活生生的文化生命。李白昨天晚上跟我一起喝酒，他拿起酒杯就吟唱《将进酒》，高歌“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杜甫今天上午和我一起，赴花惊定的宴席，为音乐而感动，叹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我要直接面对他们，而不是在历史层层的阻隔、术语层层的裹挟中无所作为，把自己遮蔽起来。李白、杜甫的诗，就是写给我看的，我先读了之后，得出我的印象，再来看前人怎么说的，跟他们对话。这种研究程序可以概括为四句话：跳过背影，直趋本原，留住感觉，反思前贤。 　　最后想讲一讲读书要重视书里书外。应该意识到，是人在读书，而不是书在读人，人是主语。因此人动书自动，人活书自活，不要让书把人的活泼泼的脑筋套成死脑筋。不要给书套住，要是读书走不出来，那跟蛀书虫差不多。读书要在哪一点上下工夫?要在不疑处生疑。大家都习以为常，能在习常之处打上问号，就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能力。这里讲一个简单的案例。杜甫的诗没有写过海棠，大概搞古典文学的人都不陌生：《楚辞》无梅，杜诗无海棠。苏东坡跟歌妓交往，常常吟诗作赋，可是跟一个叫做李宜的歌妓交往一段时间却没有写诗，歌妓李宜就有意见了，东坡马上写了一首：“东坡居士文名久，何事无言及李宜?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吟诗。”意思是说，并不是说李宜没有海棠那么娇美动人，但是杜甫还没有给美丽的海棠写诗呢!这种应对充满机智和风趣。宋人对海棠很喜欢，却在寻章摘句时发现杜甫怎么不写海棠，对此迷惑不解，给他们的宗杜情绪留下一个不小的缺憾。所以《古今诗话》里就出了这么个说法：杜甫的母亲乳名海棠，为了避讳他不写海棠。对这结论我们怎么看?要不疑中生疑。杜甫没写过海棠，李白也没写过海棠啊，韩愈、柳宗元也没写过海棠，元稹、白居易也没写过海棠。中唐前期只有一个王维写过一首《左掖梨花》，就是他在门下省值班的时候看见了“黄莺弄不足，衔入未央宫”的梨花。《文苑英华》注解说，“海棠花也”。所以王维的时代海棠花还叫梨花、海棠梨。由此可知盛唐直到中唐前期，海棠还没有成为诗人的意象。盛唐诗人更重视的可能是马、牡丹、苍鹰这些刚健华丽、魄力宏大的意象。海棠成为审美意象，是在中晚唐之后。宋人爱海棠，又以自己之心去度盛唐人之腹，全然不顾盛唐人更重视的是马、鹰、牡丹那类意象的盛世情怀。海棠是另一种美，是一种娇美的意象，是晚唐、五代、宋时期诗人的感觉由宏大转向细腻之后才发展起来的意象。词，这么一种柔媚的文体，也是在晚唐、五代、宋发展起来的。词就是我们诗歌文体中的海棠。世上的美是多姿多彩的，哪一种美在什么时候进入诗人的视野，刺激诗人的感觉，并在感觉普遍化中形成意象，这需有特定的历史机缘。捕捉住意象进入诗歌的历史机缘，就使一部诗歌意象史，折射着一部诗人精神史。通过意象史透视精神史，就深入到文化潜流里面，发现这个时代的人对过去时代的书误读的原因，就能够在不疑处生疑。这就从书里读到书外，在书里生长出问题意识，在书外展开创造性思考。进而言之，读到书外，还有一个学以致用的问题。把经典的大书和社会人生的大书对读，这更是我们读书的目的所在，是读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摘自《读书的启示：杨义学术演讲录》，三联书店出版，定价：3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