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小说坊：汉语言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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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炜小说坊：汉语言的根基

我们都知道语言个性的重要，却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做。这是普遍的现象。既要学习基本的通常的规范，又要写出自己的特性，这是很难的事。 　　平庸从语言开始 　　前面说过，语言是最能体现人的自尊的。实际上每一个人，内心都有属于他自己独特的东西，他坚持这些，就会很倔强。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主要是客观的社会原因，这种倔强的东西后来会慢慢淡化。一个人从小到大，都要在一个秩序和规范里生活，这个秩序和规范有好有坏———坏的方面就是让你尽可能跟他人达成一致，个人化的东西就要收敛起来，久而久之也就完全变成了一个社会化的人。 　　有些人在一定的场合和时间段里，固有的个性还会冒出来。这方面强盛一些的，生长力大的，就会发展起来；而另一些人的个性就慢慢被覆盖了，将其隐到内部，最后不声不响地消失了。如果从事一般化的职业倒也无所谓，相反还会是一个很好的社会机器零件，就是说很好用；但若是从事写作的话，那就不行了。 　　这时候需要一个人顽强地回忆和追溯自己的过去，回忆和盘点自己心灵的需要———你会慢慢地发觉，原来自己是一个有很多要求的人———而写作，正是通过语言去表达这些要求。 　　你起码可以做到在语言表达方面不再那么驯服，你可以在想象中成为一个桀骜不驯的、非常有性格的人。你试着在这些方面拿出自己的倔强，往前走一走，试试能否持久？这只是一些尝试，但有可能一点一点形成习惯。 　　形式变革不是真正的创造 　　不是行动，而仅仅是在语言表达方面表现出自己的一点性格，也是很难的。因为你会自觉不自觉地被社会上流行的说话方式同化，熏染日久，最后就会和它达成一致。这样，你就不会有自己的语言了，开始与大多数人说着相同的话。这是人的普遍情状。 　　说话方式在作家这里等于是行动的方式，因为写作是作家最大的行为。即便不是作家，说与做之间也是紧密相连的，一个人语言没有个性，行动也差不多。 　　为了改变这种状态，不断有人作出努力。中外作家急于在这方面做出革命性变革的人太多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劲头，在某些文本中表现得很强烈。这种努力会有一种警醒的作用，起到矫枉过正的作用。不过这也带来另一种趋向———过于外部化、色彩化，而不是生命内在力量的表现。作家在年轻时候更容易使性子，一怒之下改变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形成的语言规范———文学和语言是有标准的，这标准是经过漫长的时间才形成的，它不太可能因为某个人的一怒一倔就被改写，不会轻易失去这些标准。 　　有人给我看过一篇作品，它通篇排列得像诗一样，可他肯定地说：“这是小说。”小说是不能这样排列的。艺术的形式规范虽然不像法律那样划定，但一定的范式还是要遵守的。其实遵循它的基本标准，就是尊重自己的个性，而不是消磨自己的个性。生命个性不会因为这种特殊排列而突出，而只能因为形式上的焦虑，影响了生命内容的有效发挥。这种要求不是保守，而是强调，强调维护一种规范，以便使创作保持有力的生长状态。 　　在形式上千奇百怪的试验越来越多，这是思想的解放，也是思想的放纵。外在形式上改变什么，无论幅度多么大，只一念之间就可以做到。如此容易办到的事儿，又怎么会牢固？怎么会是真正的创造？有人可能说勇气就是一切，说积累的思想和意义会在一瞬间发生突变———这就不是一念之间的小事了。一些廉价的花花哨哨的东西，对比根植很深的创造性变革，我们仍然会看得出来、能够加以鉴别和区分。 　　中国古典文学是我们的语言根基 　　在学习语言方面，阅读西方经典起码应该与中国古代典籍同等重视。这两种经典的作用不同，但在形成自己的语言方式上都不可缺少。我们的现代汉语是从古代汉语那里来的，所以古代文学作品对我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五四以来的白话文小说，一直到现代文学，显然受西方小说的影响极大。 　　当代小说写作者如果放弃了西方经典，不做这方面的功课，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现在的文学越来越世界化，它不再闭塞于一个民族和一个地区了。网络和翻译使文学的世界性越来越突出，关于世界文学的知识，我们不可能过于单薄。即便为了固守自己的传统，也仍然需要对世界文学版图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我们前边讲过，中国雅小说的传统比较短暂，它的土壤相对贫瘠，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尤其需要借鉴国外的小说经典。今天已经很难设想一个中国当代的重要作家没有读过托尔斯泰和妥斯托耶夫斯基，没有读过屠格涅夫和雨果、普希金等等。有人可能说，大部分当代作家也只能通过翻译去了解，是的，但好的翻译会传达他们的神韵———我们除此以外大概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我们不可能阅读十几个或几十个民族的原文原作。如果今天的一个写作者没有读过这些耳熟能详的作家，或者不去关注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作家，那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但对我们的语言构成来说，可能最重要的仍然不是西方文学，不是中国的现代文学，而是中国的古典文学，中国语言艺术的根在那里。先秦的诸子散文，通常要反复阅读，再就是屈李杜苏这几大家，不敢疏远。 　　我们在造句方面出现困难，不能够跃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不能灵活自如地使用手中的词汇，文字呆板僵硬，其中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古典文学修养的贫瘠。就像食物中缺碘，人的颈部就会出现问题一样，语言的道理与此差不多。当你开始写作，运用语言，慢慢到了青年、中年、老年，再往前走就会发现自己的语言有了毛病：笨拙，稚嫩，苍白，就像一个得了粗脖子病的人那样转颈不灵。没有中国古典文学滋养的人，是没有根的，不能抽枝发芽，也不能长大。 　　有人说自己生活在海外城市，生活在一个现代都市，从小接触洋物，爱喝可乐，爱看西方大片。这不要紧，这都是好的，因为这也是学习，是十分需要的文化营养。但是你却不能因为这个割断了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血脉联系，不能忘记血液里流淌的东西。只要是一个中国人，只要用汉语写作，就必须熟练地运用这门语言，能够如数家珍地谈论自己民族的一些重要文学篇章、重要作家。 　　无论中国古典的阅读多么艰难多么坎坷，无论在理解上面临着多大的障碍，都要坚持下去。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功课，症候就会越来越多，要远行是困难的。 　　有人可以读外国原创小说，直接读原文，如英文和德文，并认为这样可以省却对中国典籍的钻研。这是两回事。没有中国典籍和中国古汉语的滋养，语言肢体上的关节不可能长好。 　　我们的表达工具是汉语，血脉是中华，生来就决定了要把自家功课修好。有了这个基础，再去读十九世纪以来的大家，读西方经典，读海明威、福克纳、索尔·贝娄、石黑一雄等当代作家，一路下来会有更多的感悟和心得。在我们的东西方文学经验中，在长期的学习中，属于我们个人的语法才会渐渐灵活起来，形成自己的造句方式，有自己的语言。 　　作家要能脱离潮流 　　造句这种事儿并不新鲜，从上小学到初中，都有这个课程。给你一个词叫“痛苦”，让你造个句子，把它用上———我们造句越来越“痛苦”，发现就是那么一套，讲来讲去总也没有新鲜感，从十几岁学习写有趣的好句子，到了六十岁，还是要为好句子操心。 　　记得小时候，如果找到了一个独特的句式，半天都要兴奋。它真的是属于自己的———不仅把那个关键词用上了，而且还用得别致、犀利、怪异，放射出个性的光芒，心里忍不住就会得意一阵。那种感觉是难忘的。同样是这些字、这个词，为什么换一个说法就变得这么有趣？无数有趣的句子组成了一篇文章，这当然会好。反过来，无数平庸的句子组成了一篇文章，后果可想而知。 　　我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好读者，像许多人一样，我在读中国古典的时候也有心灰意懒的时候，在语言的障碍面前止步不前。当初古汉语学得不扎实，直接影响到后来的阅读。还有，我们每天接受的都是现代语式的表达套路，这样久了，再回到古典文学的语言环境里就难以适应。现在西方化、全球化的痕迹越来越重，弱势民族往西看的时候格外好奇，容易被吸引，目不转睛。从服装、食物，到各种各样的东西，一百多年来都是一个逐渐西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留在阅读里，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合力，把我们拖离传统越来越远。这个力量真的是很大的。 　　有时候，当我们固执地认为一种事物就是那样的时候，仍然要警惕盲从，警惕集体精神对自己的影响。在逐渐西化的世风之下，在今天的精神环境中，我们要深入接受中国古典是非常困难的。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现在许多人固执地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无是处，一切都是外国的好。没办法，他正处于精神方面的误导时期。 　　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对潮流的怀疑，警惕自己被潮流裹挟，要在潮流中观察自己的定力。有些小孩子为什么反抗父母？因为他觉得自己在见识方面远远超过了父母。没人告诉他，也没人让他明白，他所坚持的这一套其实毫无个性，都是潮流里的东西。他受了时尚的感染，接受下来，还以为是自己的个性。他恰恰不知道，父母的一点“保守”和“老旧”才是独立于时尚的。在潮流中，哪怕稍微保持一点自己的见解，都是很难的。 　　作家能够脱离于潮流，不做时代的八哥，真的是很难的。 　　我们看看文学史，会发现有价值的作家和思想家，总是尽可能地挣脱那个潮流，以单薄的一己之躯，去迎击不可阻挡的滚滚洪流，直到撞个粉身碎骨。这真是了不起的人。 　　所谓的潮流，只不过是众人达成的暂时一致，它不会长久。张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