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人的视野、责任与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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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人的视野、责任与情怀——在北京大学中文系2012届毕业典礼上的致辞陈平原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7月04日   03 版）

    也许你从小就喜欢文学，进入北大中文系，乃如愿以偿；也许你不是第一志愿进来的，一开始有点委屈。但这都没关系——四年乃至十年的熏陶，定能换来你一声“不虚此行”的感叹；而且，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你会以曾就读北大中文系为荣、为傲。因为，有些大学乃至院系的好处，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追求“惊鸿一瞥”时的“尖叫”，那不是我们的风格。中文系的好看与耐看，必须浸润其间，才能逐渐体会到。
    不久前，东京大学荣誉教授、日本学士院会员、著名的中国戏剧史专家田仲一成先生来访，交谈中，提及一趣事。当初他本科读的是东大法学部，研究生才转为中国文学研究；很多人认为他明珠暗投，是头脑进了水。五十多年过去了，当年法学部的同学毕业后当官，风光了一阵子，如今全都退休在家，无所事事。只有他，今年满八十，还经常受邀演讲，兴致勃勃地东奔西跑。说起年轻时的固执己见，田仲先生非常得意——这是可以干一辈子的活，而且越干越来劲，越老越精彩。所谓“老而弥坚，不坠青云之志”是也。有更多的时间读自己喜欢的书，写自己愿写的文，做自己想做的事，那不是很幸福的事情吗？
    我在很多场合发言，从不掩饰对于文史哲、数理化等所谓“长线专业”的偏好。今人喜欢说“专业对口”，往往误将“上大学”理解为“找职业”；很多中国大学也就顺水推舟，将自己降低为“职业培训学校”。在我看来，当下中国，不少热门院系的课程设计过于实用化；很多技术活，上岗前培训三个月足矣，不值得为其耗费四年时光。相反，像中文系的学生，研习语言、文学、古文献，对学生的智商、情感及想象力大有裨益。走出校门，不一定马上派上用场，但学了不会白学，终归会有用的。中文系出身的人，常被贬抑为“万金油”——从政、经商、文学、艺术，似乎无所不能；如果做出惊天动地的大成绩，又似乎与专业训练无关。可这没什么好嘲笑的。中文系的基本训练，本来就是为你的一生打底子，促成你日后的天马行空，逸兴遄飞。有人问我，中文系的毕业生有何特长？我说：聪明、博雅、视野开阔，能读书，有修养，善表达，这还不够吗？当然，念博士，走专家之路，那是另一回事。
    在一个“金钱当道”的时代，要学会大声说出我们的好处。去年春天，为了劝说中学生报考中文系，我接受了《中国青年报》的专访。这篇访谈，原题为《写给可能的“中文人”》，在《中国青年报》2011年2月28日刊出时，改题为《北大陈平原：将求学与致富挂钩是对大学的误解/选专业别为虚名所累，要考虑自己的性格与才情》。这么一改，主旨是明确了，可文章缺了点韵味。想当初，谢冕老师听说我要去报纸上做“招生广告”，直表扬我“很伟大”。接着，给我讲了个相当无奈的故事：老朋友的孩子考大学，征求他意见，他回答得干脆利落：孩子够不够聪明？若聪明，首选北大中文系。结果呢，人家笑他迂阔，“不知今夕何夕”。
    我欣赏谢老师的坦率与执着，也认同他的基本判断；只是时代不同了，我将发言姿态尽可能降低。当被问及人文学科不再占据舞台中心，有心就读中文系的学生该如何自处时，我的答复是：所谓“占据舞台中心”，指的是比较能吸引公众目光，如此而已，不含价值评判。上世纪90年代，商品经济大潮兴起后，人文学就不如社会科学吃香了。体现在大学招生中，以文科考生为例，80年代首选“中文”，如今则首选“经管”。变化的原因，不是知识类型，也不是师资水平，而是毕业生的薪水。这是整个社会需求及工作性质决定的，没什么好抱怨。关键是个人志趣。切忌盲目追求“热门专业”，因那不见得适合你的性格与才情，而且，今天热门明天冷门，不是你能预料的。很高兴诸位目光敏锐，志向远大，正确地选择了北大中文系，很好地兼及了个人兴趣与就业前景。
    如今，诸位已完成学业，即将走出校园。此时此刻，你们必定对未来充满憧憬，但也请稍为“顾盼”一下前后与左右：想想你的同学，想想你的老师，想想你的校园，想想你埋藏在燕园的青春记忆。很可能，因学业紧张或感情纠葛，你有过不太顺心的日子；也很可能，你对校方的管理以及老师的授课不太满意。但，这一切都过去了。为了轻装上阵，建议你将“羡慕嫉妒恨”全都埋葬在未名湖边，贴上封条。十年后，你自己来启封，并细细品鉴，那是很有意思的事。
    各位，十年后归来，中文系的老师们，绝不会检查你是否腰缠千万。生活上过得去，精神上很充实，学术上有成绩，那是我们对于学生的期盼。是否发财，不应该是大学衡量学生成功与否的标准；起码，在中文系教授眼中，“贫穷”并不一定“意味着耻辱和失败”。再说开去，若你一夜暴富，钱财来路不明，你想捐献，我们都不敢要。
    请各位记得，在校时，你我是师生；毕业后，你我就是朋友——如果可以成为朋友的话。传统中国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无论对于学生还是老师，这古训都太可怕了，乃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在我看来，所谓辈分高低，只是过眼云烟。三百年后，若真的有幸被提及，除非是专门研究或铁杆粉丝，谁能分辨哪个是学生哪个是老师？最可能的提法是：他们是北大中文系的系友。
    在大学当老师，有一个好处，每年一次参加毕业典礼，随着毕业生放飞自己的梦想。有幸在毕业典礼上致辞，既需激励学生，也该警醒老师——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怎么办？“前浪”不该过早停下脚步，还得尽量往前赶。在这个意义上，这毕业典礼，既属于朝气蓬勃的毕业生，也属于自强不息的指导教授。
    但愿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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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知书、知耻与知足
时间:2012年7月1日 作者：陈平原（北京大学教授） 来源:新京报

几天前，北大中文系举行毕业晚会，我因事未能出席。事先录制的视频，现场放映时，只有图像而没有声音。据说，我站在北大五院满墙翠绿的爬山虎前，哇啦哇啦说了五分钟，很深情的，就是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事后，主办的学生一再道歉，我说没关系。学生于是感叹：陈老师真大度，录像被消了音，也不生气。

他们不知道，当初接受采访时，我说的是，系主任在毕业晚会上致辞，基本上说的都是“多余的话”。因为，此情此景，你能说些什么？劝学太严肃，祝贺太一般，勉励太空洞……真是天意呀，这段说了跟没说差不多的话，居然因技术原因丢失了，因此也就变得莫测高深起来，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其实，平日里主要是学生听老师的，到了毕业典礼，就应该是老师听学生的；这种场合，我们这些当老师的，全都心甘情愿当绿叶，或者“配合演出”。

十年前，我指导的一位硕士生毕业后到外地工作，据她事后称，坐上了出租车，指挥着司机，右转，右转，再右转，再右转，一直绕着北大转了三圈，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离开。一开始，司机很愤怒，问：你到底要去哪里？看她哭成那个样子，反过来安慰：又不是生离死别，现在交通发达，随时可以回来嘛。她说：“你不懂！”确实，外人全都不懂，她是在悼念自己埋葬在未名湖边的青春岁月。事后，那女孩告诉我，那会儿，她哭得很伤心。停了一会儿，又补上一句：不过，也很幸福。是的，哭过，也就放下了。

刚开始在大学教书，我对毕业典礼前后同学们的“过分热情”很不习惯，一时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应对才好。后来想明白了，凡是“无端狂笑无端哭”，都是别有幽怀。我曾开玩笑说，高考前夕的父母，以及离校前夕的毕业生，都是不可理喻的。旁人认为很好笑的举动，在他们则很正常。作为过来人，理解他们此刻的心境，不劝解，不打扰，也不嘲笑，默默地走开，这是对毕业生最好的尊重。当然，如果他们要求合影，你千万别推脱。

毕业典礼上，作为嘉宾，你总得给同学们送上几句好话。“好话”可不好说，既要有教育意义，又不能讨人嫌。

最近两年，大学校长在毕业典礼上致辞，越来越喜欢“飙潮语”,演讲中夹杂大量网络语言，借此收获满堂掌声。如此不讲文体与修辞，过分追求“现场效果”，我很不以为然，去年曾撰文批评（《毕业典礼如何致辞？——警惕“根叔体”的负面效应》，《南方都市报》2011年7月8日）。

现在，轮到我来致辞，该说什么好呢？

以前，中国人喜欢攀亲戚、认老乡，现在教育普及，念大学的人越来越多，认校友于是成了另一种时尚。据说，你与哈佛毕业生交谈，三五句话，对方必定让你知道他是哈佛毕业的，导师是谁，有哪些著名的同学。在中国，北京大学毕业生也被人家这么嘲笑——特别喜欢将母校挂在嘴边。

不要将母校挂在嘴上

不要将母校挂在嘴上，但不能不将母校放在心里——你是名校毕业的，必须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

毕业生走出校门，我都会叮嘱两句：第一，到了工作岗位，看不顺眼，可以提意见，但切忌动不动就说“我们北大如何如何”。你已不再生活在燕园，得努力适应新的环境。你的同事来自五湖四海，各大学争强斗胜，各有自己的一套。万一你的上司只是中专毕业，或者念的是“二本”，你这么伤人家的自尊心，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越是名牌大学毕业的，越得学会诚恳待人，谦恭处世。在中国，“名校毕业”是很好的象征资本，对你以后的发展非常有利。这也是很多人拼命考名校的原因。但这不必挂在嘴上，你的上司以及周围的同事全都知道。反过来，你必须用事实证明，你的“名校毕业”不是浪得虚名。

我想叮嘱的第二句话是：不要将母校挂在嘴上，但不能不将母校放在心里——你是名校毕业的，必须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

不管是学士、硕士还是博士，念了四年、七年还是十年，说到底，只是给你日后的工作打下基础；走出校园后，是否有出息，还得靠自己努力。“成功人士”为了回报母校，常说自己如何如何得益于母校老师的谆谆教诲。这话不能完全当真——否则，怎么解释同一班级，有的成功、有的不很成功、有的很不成功？

什么叫“成功”，各人看法不一。作为老师，也都立场及趣味迥异，有喜欢聪明的，有喜欢善良的，有喜欢听话的，也有喜欢漂亮的。但好老师一般都尊重学生的选择，当初因材施教，日后则欣赏同学们各尽其才，各得其所。

大转型的时代，随时都有人掉队，有人陷落，也有人飞黄腾达。比起北宋大儒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或者过去常挂在嘴边、现在略显生疏的“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我更看好“守住做人的底线”——这年头，讲究“道德底线”，要求并不低。

比起高扬理想主义大旗，我更想谈谈技术性的“三知”——“知书”、“知耻”与“知足”。如果允许的话，再添上一条“知天命”。上大学不就是为了“求知”吗？这“三知”很耐人寻味。

“知书”、“知耻”、“知足”

“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也就是说，士大夫的无耻，乃整个时代堕落的表征。

读书人历来讲究“知书达理”。诸位即将毕业，还有点书生气，估计还愿意亲近书本。但我知道，很多人毕业两三年后，就不读书了，忙于日常事务，或整天琢磨如何赚钱。前几年我回广州，老同学见面，说起某某人很痴、很傻，都毕业这么多年了，还在读书。说实话，那一瞬间，我心里一凉——读书是一辈子的事，怎么能这么说呢？可见，很多人早已远离了书本。

随着科技发展，书本的形态各异，不一定非“手不释卷”不可；但“知书”才能“达理”，那是永恒不变的。这里先提个醒：要是有一天，你半夜惊醒，发现自己已经好久不读书，而且没有任何异常感觉时，那就证明你已经开始堕落了——不管从事什么职业，也不管是贫还是富。不是说“读书”这行为有多么了不起，而是远离书本本身，说明你已经满足于现实与现世，不再苦苦追寻，不再奋力抗争，也不再独立思考了。

第二，关于“知耻”。大家肯定记得《礼记·中庸》的话：“知耻近乎勇”。而明末清初大儒、那位主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先生，在《日知录》中称：“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也就是说，士大夫的无耻，乃整个时代堕落的表征。

在这个充满欲望的时代，我必须提醒大家，做人应“有所不为”。北大中文系77级同学聚会，我没资格参加，因我本科是在中山大学念的；我妻子参加了，回来说了一句，让我很感动。他们同学聚会，清点了好一阵子，很得意——三十年了，全班同学没有一个人“进去”。这年头，诱惑那么多，77级大学生又身逢其时，占据那么好的位子，居然没有人因贪污受贿等罪名而入狱。如此“清白”，值得庆贺。

诸位，今天落网而被法办的贪官，有不少是名牌大学毕业的。所以，在清点同学中有多少人当大官、赚大钱、为母校赢得光荣的同时，也请向北大中文系77级学习，清点一下同学中是否有“进去”的。名校毕业生，能认认真真做人，清清白白处世，也很值得骄傲。

第三，关于“知足”。有一回，北大中文系请老教授袁行霈先生给学生谈学问与人生，袁老师说到什么是“幸福”：你生而为人，而不是猪或狗，这是幸福；你长大成人，没有夭折或大病缠身，这是幸福；你有足够的智力与机遇，读大学、而且念的是北大，这更是万幸，应该学会感恩。他最后说到，生活在“伟大的时代”，那可能见仁见智；但袁先生演讲的立意很好——长存感恩之心。感激父母，感激家乡，感激老师与同学，感激这个时代。这么说话，听起来很“道德”、很“说教”，可随着年龄增长，阅世日多，你会逐渐领悟这个道理。

《老子》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我之强调“知足”，不是功成名就后为避祸而采取的特殊策略，而是人生中必不可少的“感恩”。在我看来，当下中国人，最大的心理隐患就在于怨毒太深，而感恩太少。

本来还想添上一句“知天命”，怕被过度解读，免了。孔夫子说“五十而知天命”，诸位还没到“而立”之年，似乎不该说得那么早。可我理解的“知天命”，是指洞察人生的局限性——才情不同、机遇不同、时代不同，再心高气傲的人，你也必须明白，耕耘与收获并不一定同步。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必须学会“尽人事而听天命”，这样，才能真的“知足”而“常乐”。

我们都离不开大时代

要警惕“过度自恋”，不断反省自己走过的路，是否已经尽了力，留下多少遗憾，有没有愧对这个时代？

说过了沉重的，再说点轻松的。诸位走出校园后，何时“重归苏莲托”呀？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首歌，传唱很广：“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这是典型的八十年代风格，“理想”与“大话”齐飞。我们都知道，“光荣”不仅“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也属于每一代有为的年轻人。为什么强调二十年后重相会？原因是，这首歌写于1980年，二十年后，那就是2000年。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有个口号——到本世纪末，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

我想说的是：这么多同学，“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实在有点太迟了。大学毕业时，我随口说了句“十年后见”。为什么是“十年”？我也搞不清楚，后来逐渐琢磨出来了。“五年”太短，山高水长，还没见出分晓呢；三十年又太长，差不多快要退休了。“十年”不长不短，正合适。而且，以我的体会，毕业后第一个十年非常重要，上下求索，不断拓展，确定自己的位置及奋斗方向。十年后，该做什么，能做什么，大体上已心里有数，以后就是如何往前走的事了。

再过几天，我们这些77、78级大学生，也要白头相聚，纪念毕业三十周年了。发言稿我还没写，但题目早有了，那就是《我们和我们的时代》。我想说的是，每代人都有自己的欢笑与责任、激情与泪花、得意与失落。要警惕“过度自恋”，不断反省自己走过的路，是否已经尽了力，留下多少遗憾，有没有愧对这个时代？使用“时代”这样的“大词”，容易被敏感的年轻人讥讽；可我认定，“大词”也自有其存在价值。

你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其实离不开大时代。我们这代人——约略等于你们的父母辈，走过了九曲十八弯，因特殊缘故，“文革”结束后才上了大学，从很低很低的地方起步，一步深一步浅，三十年，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好不容易走到今天。好在基本上走的是上坡路，虽然很辛苦，但有期盼，因而也略有成就感。你们这一代，起点比我们高多了，也正因此，要一直往上走，比我们更吃力。三十年后，希望你们也举行这样的聚会，也能欣然告诉后来者，说你们活得很充实，因此，也很幸福。

祝福大家。

（本文系作者在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毕业典礼上的主旨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