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大众的中国当代诗歌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12-16 13:20:08

走向大众的中国当代诗歌

叶延滨

“一首好诗就像是一座灯塔，一个好的诗人就是灯塔的守护神，在这个浮躁的世界中，诗歌可以让人心情安静，能让人静静地感受生命。”5月23日，中国作家黄石文化论坛’09夏季号开坛，我国当代著名诗人、《诗刊》主编叶延滨围绕诗歌的生命、诗歌的表达方式、中外诗歌的共同情感等方面，诠释了诗是劳动人民生活的结晶，认为诗歌是沟通人们心灵最便捷的渠道，并对当代中国诗坛的发展与现状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中国新诗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经历了九十年的发展
处于封建中央帝国封闭状态的文化代表，中国传统古典诗歌已经发展到自己精美绝伦的高度，古典诗歌的整齐、规矩、对称、起承转合等所表达的中庸、平和、统一和稳定，恰恰是中国封建社会形态高度发展、封建秩序严格分明、封建伦理缜密井然这种社会形态的鲜明体现。然而，随着西方列强打破了闭关锁国的中央帝国的梦想，新的科学与民主的思潮也冲击着数千年的封建文化，战争与革命造成了社会的大震荡，而中国新诗就是在断裂与承续中，完成了自己角色的转变。这个转变今天还在进行中，九十年的演变，其中最为重要的与世界对接或交流的大潮有三次：五四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思想解放和对外开放时期。
二十世纪初叶，随着中国紧闭的大门逐渐打开，格律严格、形式严谨的古典诗歌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冲击。1918年胡适写出了第一首白话新诗《蝴蝶》，而后编入1920年的第一部新体诗集《尝试集》，《新青年》刊物1918年1月发表了胡适、沈尹默、刘半农九首白话新诗，成为中国文学史新诗的起点。而郭沫若于1921年出版的《女神》则成为中国新诗最重要的标志性作品，不仅在形式上与古典诗歌窠臼完全断裂，而且在精神上展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受到歌德、惠特曼等世界大师的影响，开创中国浪漫主义诗风。从此，中国诗歌受世界西方主流诗歌影响，出现了闻一多、徐志摩、刘大白、艾青、冯至、戴望舒等重要的新诗人。
由于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格局，建国初期的中国，受到西方大国封锁，而与意识形态相近的苏联结盟。因此，在五十年代，中国诗歌对外交流和学习的势头，从欧美转向苏俄文学，从沙俄时代的普希金、涅克拉索夫、勃洛克、叶赛宁到苏联时期的马雅可夫斯基、叶甫图申科、阿赫玛托娃等，都对中国诗人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建国初期整个国家复兴气象和民族振兴情绪，加之与前苏联相近的意识形态，使诗歌一度出现繁荣景象，贺敬之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十年放歌》等阶梯诗，孙静轩的《海洋抒情诗》，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等，都会让我们感受到这种影响。1957年两家诗歌刊物《诗刊》和《星星》相继创办。随着中苏关系在六十年代趋于紧张对立，国内强化了阶级斗争特别是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国诗坛主要成为“工农兵作者”表现的舞台。新中国成立后在1957年创刊的诗歌刊物《星星》诗刊与《诗刊》相继在1960年和1964年停刊。到文化大革命，中国诗坛变成政治口号和歌功颂德诗体的文化荒漠。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新诗经过充分发展，形成了三种主要的诗歌潮流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文学进入一个黄金发展时期，中国新诗成为这个时期最早发展并且发展比较完备的文学样式。文化大革命的专制一旦打破，与世界交流的窗口一旦打开，对了解外面世界的渴望和对文革时期文化专制的反思，使世界文学现代各种思潮涌入和影响创作，学习和借鉴一度成了创作的主流形式，对西方诗学“横的移植”成为全球化时代中国诗歌的八十年代风景，一些年轻诗人这种创作的尝试被称为“新诗潮”，他们的作品被称为“朦胧诗”。随着中外文化交流不断扩大，中国诗歌越来越多样化，中国文坛的艺术民主和宽容度越来越有利于诗人的创作。一度被称为朦胧诗先锋诗的代表人物舒婷、西川等人在“国家级”的中国作家协会的评奖中获奖。
中国传统古典诗歌发生突变——出现中国新诗——新诗对欧美诗歌“横的移植”——新诗对民歌和传统诗歌“纵的继承”，这种过程螺旋形的反复进行，形成了今天中国诗坛生态良好的初级阶段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中国诗坛空前的丰富多样，大致有三种主要的流向，扮演着三种主要的文化角色。
面对世界的向外姿态。这是中国大陆自上世纪末以来，发育了三十年的现代主义诗歌潮流之一。中国诗歌的复苏，缘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外开放让中国年轻的一代有机会接受到现代思潮，表现自我成为人性张扬的最有吸引力的口号，在一批曾受到政治歧视和不公正待遇的著名诗人艾青、牛汉、蔡其矫、穆旦、绿原等重返诗坛写作的同时，一批年轻的诗人在新诗潮的影响下，写人性，写自我，写意识流等，给诗坛以冲击力，他们最早以自印的诗刊发表作品，舒婷、顾城、杨炼、芒克等年轻诗人围绕在刊物周围。同时，中国最有影响的主流刊物《诗刊》在1980年举办了青年诗人改稿学习班，并以“青春诗会”的名义用整本刊物发表参加这次活动的十七个诗人的作品。这是中国诗坛引人注目的事件，它表明主流刊物对青年诗人的关心，表现了中国作家协会积极引导诗歌创作的努力，体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坛出现的开放、开明的新气象。
面对中国当代现实的向下姿态。向下面对自己脚下土地的现实主义和民间的姿态，这种潮流在近三十年经过多次流变而成为中国诗坛上最主要的文化角色之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诗坛从专制和虚假中解放出来，其中，一批曾受到打击和批判的老诗人，如艾青、公刘、蔡其矫、白桦、绿原、曾卓、孙静轩、牛汉、邵燕祥等，从底层回到文坛主流，同时，在文化大革命中，从城市下放到农村的知识青年和工厂、军队等底层中的诗歌爱好者，也涌现了一批较为优秀的青年诗人，这些来自底层的两部分诗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发表了大量抨击封建专制、表现底层大众疾苦、呼唤思想解放和民主科学的诗篇，中国作家协会1979年至1980年度首届优秀诗歌奖的大部分篇目，都是表现底层大众呼唤民主科学的诗作，获奖作品中如：李发模《呼声》、公刘《沉思》、骆耕野《不满》、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雷抒雁《小草在歌唱》、叶延滨《干妈》、流沙河《故园六咏》、傅天琳《汗水》等都是表现底层大众心声的作品。这种潮流得到了读者的追捧。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诗坛这种向下的关注底层的诗歌发生一些流变，出现了新乡土诗、城市打工诗以及口语写作等，而且大量的作品在民间社团自己印刷的“民间刊物”上发表，形成“民间写作”潮流。这股潮流中的诗人，注重用生活中鲜活的口语作为诗歌语言，关注底层，表现卑贱者的情感，为弱势群体呐喊，同时强调自我独特的创作风格，他们中一些诗人虽仍保持“先锋诗歌”的姿态，但其关注当下现实，表现底层人生的草根精神仍然与朦胧诗及后朦胧诗及知识分子写作这些姿态向外的潮流有极大的差异——“民间写作”不拒绝在表现手法上向西方学习，但在诗歌的元素和资源是目光向下面对本土。杨克、伊沙、扬黎等人的作品都表现出鲜明的“民间”色彩。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网络的出现，加快了诗歌在民间的普及，在各地出现了大量杰出的青年诗人，特别是进入城市的新移民中的青年诗人，如写乡土诗的江非、田禾，写新城市底层的卢卫平、谢湘南等。
面对传统的坚守姿态。坚守古典诗歌的传统，坚守二十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坚守革命文学的传统，这也是中国诗坛重要的角色。中国有两千多年的诗歌传统，特别是古典诗歌的唐诗宋词在艺术上所达到的完美境界，使中国古典诗歌有最多的喜爱者，尽管这种用文言写作的格律诗词，在今天产生新的超越十分困难，而且“五四”以来对旧体诗有诸多歧视，然而，这种传统诗歌在当下中国仍有大量的习作者，他们是中国文化的坚守者，尽管这种传统诗歌至今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创新，基本的姿态还是坚守。这些写作者的弱点是创作上与时俱进的创新尚还不够，但是坚守自己创作原则的姿态，十分令人敬重。
中国当代诗坛向外的、向下的和坚守的三种姿态，形成中国诗坛的三股主流，互相角力，互相影响，互相映衬，完成中国诗坛的生态平衡：只讲现代主义就会忽略当下现实，只讲当下现实就没有了根本源流，只讲坚守就不可能发展，正是这三股力量的角力平衡，才使中国诗坛发展成为现代的，现实的和具有传统之根的。总而言之，现代主义思潮推进了中国的诗歌发展，但不注意就有被外来文化殖民的可能；关注当下现实和使用口语必须讲求品位，否则就丧失诗歌的艺术价植；坚守传统必须与时俱进发展，避免僵化和保守。近三十年来，中国诗坛风风雨雨，潮起潮落，各领风骚，其主要的舞台角色就是这三种姿态三股潮流的三种文化角色，在全球化背景下，在中国诗坛轮番登台，轮流坐庄，互相纠结，呼应唱和。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当代诗歌的存在方式及前景

中国诗歌在全球化背景下，得到近百年的演变，特别是近三十年的充分发育，呈现了丰富和多样的趋势，同时作为传统文学中处于“皇冠”地位的诗歌，也在现代传媒和文化商业化的共同挤压下，从中心向边缘滑落，中国主流报纸《中国青年报》在2008年发表《诗歌，不再是公共事件——中国诗界20载冷暖自知》以及2007年发生的在网络上恶炒“梨花诗”事件，表达了一般受众对于诗歌现状的偏见认知。因此，对中国当代诗歌存在方式的变化进行确认，也才可能把握其可能的前景与命运。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1980年，中国诗歌的存在方式，呈现出主流化、单一化的特点。当时诗歌主要的承载媒介是：专业刊物、报纸副刊、出版社诗集、电台播放。专业刊物，当时全中国有两家诗刊：北京《诗刊》和四川《星星》。个人诗集由出版社出版，一年大约全国有十本左右的诗集问世，发行量一般在一万册以上。
经过近三十年的变化，中国诗歌目前的生存状态如何，以怎样的方式存在？主流诗刊目前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行、定期出刊、连续出版的有《诗刊》《星星》《诗歌月刊》《扬子江诗刊》《诗选刊》《诗潮》《绿风》《诗林》《华夏诗报》等。
民间社团主办的诗歌出版物和自费出版的诗集大量存在，全国有数百种诗歌印刷物，仅广东省就有七十种“民间诗歌印刷品”。这些印刷品大量存在，成为沙龙和社团间的交流物。同时，诗集出版不再是主流出版社向读者推介文化精英的行为，绝大多数诗集是经自费合作出版的方式出版，每年也能有数百上千种诗集问世。
自从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还被漠视的网络诗歌，一下子在中国泛滥起来，难以计数的诗歌网站、诗歌专栏、个人博客成为诗歌的另一种存在方式。网络诗歌与传统纸质媒体的诗歌有极大的区别，直接的功利被点击率的渴求代替，没有编辑的自由发表，入门的门槛很低造成的随意，这一些新的特质，使网络诗歌得到许多青年诗歌写作者的选择。
综上所述，中国诗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生存空间和生存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传统主流和“皇冠”的位置，从少数文化精英的专有，变成目前更广阔的空间，更多样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诗歌在改革开放后，形成了生态繁荣而杂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初步形态。但从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诗歌受到商业文化和大众传媒的挤压，有从文化中心向边缘滑落的趋势，更加开放的全球化背景，使中国诗歌不仅在传统主流刊物上拥有更多的载体，大量存在的民间社团交流印刷品，大量的网络诗歌，使诗歌在多元化的条件下以多样而丰富的方式发展和产生影响。这种情形下，有追求有良知的诗人，都应看到商业文化和强势媒体对诗歌的影响，认真研究诗歌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机遇与困境，坚守对诗歌的信念，维护人类情感的尊严，保持对母语和语言的敬畏，提升诗人的道德底线，是每一个诗人在当今应当努力做到、也必须努力去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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