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漫话】古代的私塾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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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漫话】古代的私塾先生 　2008年10月10日　 作者：崔建利 袁明霞　

【文史漫话】 古代的私塾先生 　　“八岁孩提子，从师入学堂，整容端坐席，开口诵琅琅。”这几句歌谣生动地展现了中国古代儿童开始入学接受启蒙教育的情况。不过，古时儿童所受的教育同现代相比，差别是很大的。 　　在古代中国，儿童启蒙阶段的教育多由遍及民间的私塾来承担。私塾的教师即塾师，俗称私塾先生或先生。唐宋以后，担任私塾先生的主要是科举落第的秀才，其次是未中秀才的童生（儒童）。当然，还有少量其他情况，篇幅所限，此不详述。私塾先生的从教模式主要分两种情况：一是自己开办私塾施教，二是被延请施教。塾师自己开办的私塾世称“门馆”或“家塾”，即塾师在自己家里或借祠堂、庙宇，或租借他人房屋设馆招收附近学童就读。延请塾师任教的私塾又分三种情况，名称也有差别。一是“坐馆”、“教馆”，即富贵人家独自聘请教师在家设馆，专教自家子弟及亲友子弟。二是“村塾”、“族塾”，即由一村或一族延师择址建馆教授其子弟，有的是一村与邻村自愿结合，推举有名望、热心教育的地方绅士为学董，按田亩摊派费用，聘用塾师，择址设馆，教育子弟。三是“社学”、“义塾”或“义学”，即由私人或私人团体创办并主持、经营和管理的私塾，延请塾师教育当地百姓子女。古代中国私人所办“义塾”最典型最感人的例子就是清末聊城冠县人武训通过行乞所办的崇贤义塾。 　　私塾先生的待遇主要由脩金（或等值的实物，称“束脩”）构成。此外，还有膳食（即学东提供吃住）及节假日的红包或礼物等。由于施教模式、私塾先生的学养及声望、学东家境及态度等不同，私塾先生所获得的收入多少也存在很大差异。 　　自开私塾的先生，每至腊尾岁首，就要四处托人招揽学童，费用全靠学生上缴。学童入馆前，家长须填写一张“关书”（即入学志愿书），里面要特别写明“脩金”（学费）多少，分几次交付，并注明“节庚包”（即逢节另送的红包）除外。私塾先生与学童家长常有来往，如替他们写信、写春联、写契据、帮办婚丧喜事等，在建立起友好的邻里关系的同时，也得到些额外收入。 　　被延请做塾师的，其脩金由东家（学东）和塾师商定，食宿一般都由东家供给，当然，在东家供应伙食的情况下，脩金要相应减少。私塾中并没有寒暑假，全年只有清明、端午各放一天。每年十二月初十前后放年假，至次年正月十五开馆，所以素有“先生不吃十二月的饭”的谚语。如东家富裕，出手又大方，私塾先生的日子则好过一些。 　　除一日三餐之外，还会有点心、茶水等供应。有的大户人家甚至还有佣人专门伺候塾师。一般来说，为了子女的良好教育，大户人家是不敢怠慢塾师的。像《红楼梦》中的秦邦业，望子成龙，虽是官囊羞涩，但“为儿子的终身大事，说不得东拼西凑的恭恭敬敬封了二十四两贽见礼，亲自带了秦钟，来代儒家拜见了，然后听宝玉上学之日，好一同入塾”。当然，也不乏一些清贫人家，为了孩子的教育而尽砸锅卖铁之力，不让塾师在待遇上受到委屈。但如果遇到手头不宽裕的人家且又吝啬的，私塾先生也是有苦说不出，既要保持一份清高，又不满微薄的待遇，很是尴尬。 　　对于私塾先生在儿童启蒙教育及以后的人生履历中所起的作用，古人是非常看重的。一般平民家中往往用红纸写上“天地君亲师”五个大字供在正屋中，在意寓子女学有所成、家族诗书继世的同时，也表达出对“师”即他们心目中私塾先生的敬重。明代谢肇淛在其《五杂俎》中就有“训蒙受业之师，真师也，其恩深，其义重，在三之制与君父等”之语。但就总体而言，塾师的社会地位是相当低的，明清时期更是如此。戴名世曾说:“师道在今日贱甚，而束脩之入仍不足以供俯仰。”正如俗语所谓“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塾师几乎成了仕途无望的落魄文人的象征。郑板桥在其《教馆诗》中写道：“教馆本来是下流，傍人门户度春秋。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子弟结冤仇。”可谓将当时私塾先生的生活状况及社会地位描述得淋漓尽致。当然，由于学识、人格修养等的不同，私塾先生个体的社会声望也存在很大差异。一些知识渊博、教学有方的私塾先生往往会获得较高的社会声望。如《滇志》所载江西人黄良卿，博学能诗，嘉靖间游云南，乡人纷纷聘其为师，一时士大夫多出其门。有的私塾先生由于学识或人格方面的欠缺，不仅误人子弟，有时甚至洋相百出。明代田汝成在其《西湖游览志余》中载有一则流传颇广的笑话，大意如下：有个塾师在授《论语》时，将“郁郁乎文哉”错念成了“都都平丈我”。当新来的塾师念成“郁郁乎文哉”时，学生都吓跑了。时人作诗嘲曰:“都都平丈我，学生满堂坐。郁郁乎文哉，学生都不来。”这类笑话极尽贬低嘲讽私塾先生之能事，显然有恶作剧成分，但不可否认，的确有相当一部分滥竽充数的私塾先生，误人子弟，在招致世人轻视的同时，也降低了整个塾师职业的社会地位和声誉。 　　私塾先生地位虽低，但世人选择私塾先生的标准却是很严格的，除了品行端正和学问好之外，还要求塾师教学经验丰富，“必择人品端方，学问通彻，不嗜烟赌，而又不作辍、不惮烦、勤于讲解者，方足以当此任”。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穷困潦倒，之所以无人请他做私塾先生，并非仅仅因为他“连半个秀才也没捞到”（因为私塾先生中童生出身者不在少数），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散漫和“好吃懒做”等坏习气，当然，还有那副酸腐的学究气。 　　对于相当一部分私塾先生来说，要教好学生，获得好的教学声望，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明代作家朱载堉写的《醒世词》中，有一首《教学难》：“教学难，教学难，好将道义惹仇嫌。出入由人管，饥寒谁可怜。打他就说不读罢，不打又说师不严。”诗中的“打”字体现了古代私塾先生极其普遍的训教方式及态度，现在看来当然不科学。 　　不过在古代私塾教育中，“打”是私塾学规及塾师施教严厉的重要体现，这种严厉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传统儒家伦理观念所褒扬的师道尊严的教学秩序所要求；一是恨铁不成钢的家长们大多信奉“严师出高徒”、“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育人理念。因此，教鞭与戒尺，成为私塾中维持教学秩序震慑顽皮孩童最有效的工具，也是维持师道尊严的有力手段。所谓“一片无情竹，不打书不读，父母若爱你，不必送来读”，既是塾师的体罚理念，也为家长或社会观念所认可。只要不是私塾先生“打”得太过分，“说师不严”的家长并不多。相反，更多家长希望私塾先生严一些，这一点，与当今众多望子成龙的家长们的心态是一致的。(崔建利 袁明霞) 　　《中国教育报》2008年10月10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