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听木心谈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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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听木心谈文学

听木心谈文学 作者： 陈丹青 2012-12-20 来源：南方周末 这张照片摄于1987年至1988年之间，听课者与木心（右一）的聚会，紧挨木心的是课堂的发起人李全武，这次讲课的地点在李全武家的二楼。 （陈丹青 供图/图） 编者按：上世纪九十年代，木心先生在纽约给十余位中国艺术家讲述世界文学史，历时五年。为纪念木心先生逝世周年，根据陈丹青听课笔录、以木心生前定名的《文学回忆录》上下册，即将出版。本报预先选取该书摘引，以飨读者。这场听课的故事，陈丹青在后记中做了详细交代。 23年前，1989年元月，木心先生在纽约为我们开讲世界文学史。初起的设想，一年讲完，结果整整讲了五年。后期某课，木心笑说：这是一场“文学的远征”。 18年前，1994年元月9日，木心讲毕最后一课。那天是在我的寓所，散课后，他穿上黑大衣，戴上黑礼帽，我们送他下楼。步出客厅的一瞬，他回过头来，定睛看了看十几分钟前据案讲课的橡木桌。此后，直到木心逝世，他再没出席过一次演讲。 那桌子跟我回了北京，此刻我就在桌面上写这篇后记。 另有一块小黑板，专供木心课间书写各国作家的名姓、生卒年、生僻字，还有各国的诗文，随写随擦，五年间辗转不同的听课人家中。2012年夏初，我照例回纽约侍奉母亲，7月，母亲逝世。丧事过后的一天，清理母亲床边的衣柜——但凡至亲亡故而面对满目遗物的人，明白那是怎样的心情——在昏暗壁角，我意外看见了那块小小的黑板。 听课五年，我所累积的笔记共有五本，多年来随我几度迁居，偶或看见，心想总要静下心再读一遍，倏忽近二十年过去了，竟从未复读。唯一读见的老友，是阿城，1991年，我曾借他当时写就的三本笔录——木心开讲后，则每次摊一册大号笔记本，密密麻麻写满字，是他备课的讲义。但我不记得他低头频频看讲义，只目灼灼看着众人，徐缓地讲，忽而笑了，说出滑稽的话来。日后几次恳求他出版这份讲义，他总轻蔑地说，那不是他的作品，不高兴出。前几年领了出版社主编去到乌镇，重提此事，木心仍是不允。 去年岁阑，逾百位年轻读者从各地赶来桐乡，永别木心。追思会上，大家恳请我公开这份笔录，我当即应承了——当年讲课时，木心常说将来怎样，回国后又怎样，那天瞧着满屋子陌生青年的脸，戚戚然而眼巴巴，我忽然想：此刻不就是先生时时瞩望的将来吗。 2012年春，诸事忙过，我从柜子里取出五本笔记，摞在床头边，深宵临睡，一页一页读下去，发呆、出神、失声大笑，自己哭起来：我看见死去的木心躺在灵床上，又分明看见二十多年前大家围着木心，听他讲课……我们真有过漫漫五年的纽约聚会么？瞧着满纸木心讲的话，是我的笔记，也像是他的遗物。 电子本录入的工作，细致而庞大。速记潦草，年轻编辑无法辨读，我就自己做。或在纽约寓所的厨房，或在北京东城的画室，朝夕录入，为期逾半年。当年手记无法测知字数，待录毕87讲，点击核查，逾四十万字。为纪念木心逝世一周年，近日忙于编校、排版、配图、弄封面，12月必须进厂付印了：眼前的电子版不再是那叠经年封存的笔记，而是木心读者期待的书稿——“九泉之下”这类话，我从不相信的，而人的自欺，不过如此。喂，木心，恕我不能经你过目而首肯了，记得你当年的长篇大论吗？年底将要变成厚厚的书。 “文学远征”始末 1982年秋，我在纽约认识了木心，第二年即与他密集过往，剧谈痛聊：文学课里的许多意思，他那时就频频说起。我原本无学，直听得不知如何是好。我不愿独享着这份奇缘，未久，便陆续带着我所认识的艺术家，走去见木心——上世纪八十年代，纽约地面的大陆同行极有限，各人的茫然寂寞，自不待说——当然，很快，众皆惊异，不知如何是好了。逢年过节，或借个什么由头，我们通宵达旦听他聊，或三五人，或七八人，窗外晨光熹微，座中有昏沉睡去的，有勉力强撑的，唯年事最高的木心，精神矍铄。 这样子，过了几年，终于有章学林、李全武二位，纠缠木心，请他正式开课讲文艺，勿使珍贵的识见虚掷了。此外，众人另有心意：那些年木心尚未售画，生活全赖稿费，大家是想借了听课而交付若干费用，或使老人约略多点收益。劝请最力而全程操办的热心人，是李全武。他和木心长期协调讲课事项，转达师生间的种种信息，改期、复课、每课转往谁家，悉数由他逐一通知，持续听课或临时听课者的交费，也是他负责收取，转至木心，五年间，我们都称他“校长”。 事情的详细，不很记得了。总之，1989年元月15日，众人假四川画家高小华家聚会，算是课程的启动。木心，浅色西装，笑盈盈坐在靠墙的沙发，那年他六十二岁，鬓发尚未斑白，显得很年轻——讲课的方式商定如下：地点，每位听课人轮流提供自家客厅；时间，寒暑期各人忙，春秋上课；课时，每次讲四小时，每课间隔两周，若因事告假者达三五人，即延后、改期，一二人缺席，照常上课。 开课后，渐渐发现或一专题，一下午讲不完。单是《圣经》就去两个月，共讲四课。上古中古文学史讲毕，已逾一年，越近现代，则内容越多。原计划讲到十九世纪收束，应我们叫唤，木心遂添讲二十世纪流派纷繁的文学，其中，仅《存在主义》便讲了五课。 那些年，众生多少是在异国谋饭的生熟尴尬中，不免分身于杂事，课程改期，不在少数，既经延宕，则跨寒暑而就春秋，忽忽经年，此即“文学远征”至于跋涉五年之久的缘故吧。听课人，大部分是画家，没有迹象表明有谁听过文学史，或职志于文学——木心完全不在乎这些。对着这些不相干的脸，他只顾兴味油然地讲，其状貌，活像谈论什么好吃透顶的菜肴。我猜他不会天真到以为众生的程度与之相当，但他似乎相信每个人果然像他一样，挚爱文学。 木心讲课没有腔调。他语速平缓，从不高声说话，说及要紧的意思，字字用了略微加重的语气，如宣读早经写就的文句。录入笔记的这半年，本能地，我在纸页间听到他低哑苍老的嗓音。不止十次，我记得，他在某句话戛然停顿，凝着老人的表情，好几秒钟，呆呆看着我们。 这时，我知道，他动了感情，克制着，等自己平息。 讲课与聊天究竟不同。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木心在上海高桥做过几年中学老师，此后数十年再没教过书——起初几堂课，谈希腊罗马、谈诗经，他可能有点生疏而过于郑重了，时或在读解故事或长句中结巴、绊住，后来他说，头几课讲完，透不过气来——两三课后，他恢复了平素聊天的闲适而松动，越讲到后来，越是收放自如。 而最令我感到兴味的瞬间，是他临场的戏谈。 木心的异能，即在随时离题：他说卡夫卡苦命、肺痨、爱焚稿，该把林黛玉介绍给卡夫卡；他说西蒙种葡萄养写作，昔年陶潜要是不就菊花而改种葡萄，那该多好！在木心那里，切题、切题、再切题，便是这些如叙家常的离题话。待我们闻声哄笑，他得意了，假装无所谓的样子——且慢，他在哄笑中又起念头，果然，再来一句，又来一句——随即收回目光，接着往下说。 如今座谈流行的录音、摄像，那时既没有器具，木心也不让做。他以为讲课便是讲课。五年期间，我们没有一张课堂的照片，也无法留存一份录音。 “结业”派对，是李校长安排在女钢琴家孙韵寓所。应木心所嘱，我们穿了正装，分别与他合影，孙韵母女联袂弹奏了莫扎特第23号钢琴协奏曲。阿城特意从洛杉矶自费赶来，扛了专业的机器，全程录像。席间，众人先后感言，说些什么，此刻全忘了，只记得黄秋虹才刚开口，泪流满面。木心，如五年前宣布开课时那样，矜矜浅笑，像个远房老亲戚，安静地坐着，那年他六十七岁了。就我所知，那也是他与全体听课生最后一次聚会。他的发言的开头，引瓦莱里的诗。每当他借述西人的文句，我总觉得是他自己所写，脱口而出： 你终于闪烁着了吗，我旅途的终点。 逍遥漏网的人 八九十年代之交，国中大学的文学史课程，早经恢复。文学专业的硕博士，不知用的什么讲义，怎样地讲，由谁讲——我们当年这样地胡闹一场，回想起来，近于荒谬的境界：没有注册，没有教室，没有课本，没有考试与证书，更没有赞助与课题费，不过是在纽约市皇后区、曼哈顿区、布鲁克林区的不同寓所中，团团坐拢来，听木心神聊。 木心也从未修过文学课。讲毕唐诗一节，他送当时在座每位学员一首七绝，将各人的名字嵌入末句，这次录入，我注意到他也给自己写了一首： 东来紫气已迟迟 群公有师我无师 一夕绛帐风飘去 木铎含心终不知 木心所参考的郑振铎《文学大纲》，出版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想必是少年木心的启蒙读物之一。前年得到这两册大书的新版，全书体例与部分资料，大致为木心所借取，我翻了几页，读不下去。年来字字录入这份笔记，我不再将之看做“世界文学史”，诚如木心所说，这是他自己的“文学回忆录”，是一部“荒诞小说”。眼下全书付印在即，想了很久，以我难以挽回的荒率，无能给予评价。实在说，这是我能评价的书吗？ 如今我也接近木心开课时的岁数，当年愚昧，尚于讲课中的若干信息，惘然不察，现在或可写出来，就教于方家，也提醒年轻的读者——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抗战初期，十三四岁的木心躲在乌镇，几乎读遍当时所能到手的书，其中，不但有希腊罗马的史诗、神话，近代以来的欧陆经典，还包括印度、波斯、阿拉伯、日本的文学。郑本《文学大纲》所列举的庞大作者群，当年不可能全有汉译本，木心也不可能全都读过，他诚实地说，哪位只是听说，哪本没有读过，但他多次感慨：“那时的翻译家做了好多事情哩”。最近承深圳的蓝兆旭、高小龙二位提供数百册私藏民国旧书，供我选择配图，虽难测知其中哪些曾是木心昔年的读本，但他的阅读记忆，正是一部民国出版史的私人旁证。 讲述《圣经》时，木心念及早岁与他频繁通信的十五岁湖州女孩，使我们知道早在三十年代的浙江小城，竟有如此真挚而程度甚深的少年信徒，小小年纪，居然彼此辩说《新旧约》的文学性；提到《易经》，他说夏夜乘凉时教他背诵《易经》口诀的人，是他母亲，抗战逃难中，这位母亲还曾给儿子讲述杜甫的诗，这在今日的乡镇，岂可思议。他忆及家中仆佣对《七侠五义》之类的热衷，尤令我神旺，他的叔兄长辈居然日日去听说书，此也勾连了我的幼年记忆：五六十年代，沪上弄堂间尚且隐着简陋的说书场所……这一切，今已荡然无存，而木心的记忆，也正是一份民国青年的阅读史。 这份阅读史，在世界范围也翻了过去。木心的生与长，适在同期步入印刷时代与新文化运动的民国，他这代人对文学的热忱与虔敬，相当十五至十九世纪的欧洲人，电子传媒时代的芸芸晚生，恐怕不易理解这样一种文学阅读的赤子之情了。 以上，是木心生涯的上半时，下半时呢？ 自1949年到“文革”结束，近三十年，欧美文学的译介几乎中止，其间，值木心盛年，唯以早岁的阅读与文学相濡以沫（他因此对五十年代专事俄罗斯文学的推介，甚表好意）。讲课中一再提及的音乐家李梦熊先生，也此等活宝：他俩听说乔伊斯与卡夫卡，但“文革”前夕的大陆，哪里读得到。而早在三四十年代，他们就知悉欧洲出现意识流、意象主义、存在主义等等新潮，之后，对铁幕外的文学景观该是怎样的渴念。浩劫后期，战后文学如“黑色幽默”与“垮掉的一代”，曾有内部译本（如《二十二条军规》），他们当然不会放过，总之，就我所知，五六十年代，各都市，尤其京沪，尚有完全在学院与作协系统之外，嗜书如命、通晓文学的书生。而木心出国前大量私下写作的自我想象、自我期许，竟是遥不可及的西方现代主义。 “文革”初，木心早期作品被抄没。“文革”后，大陆的地下文学与先锋诗，陆续见光，渐渐组入共和国文学史话；现在，这本书揭示了更为隐蔽的角落：整整六十多年目所能及的文学档案中——不论官方还是在野——仍有逍遥漏网的人。 漫长，彻底，与世隔绝，大陆时期的木心没有任何举动试图见光。到纽约后，带着不知餍足的文学的贪婪，他在恢复写作的同时，靠台湾版译本找回被阻隔的现代文学图景，与他早年的阅读相衔接。久居纽约的港台文人对他与世界文学的不隔，咸表惊异，他们无法想象木心与李梦熊在封锁年代的文学苦谈——“出来了，我才真正成熟”，木心如是说——私下，我完全不是可以和他对话的人，他几次叹息，说，你们的学问谈吐哪里及得上当年李梦熊。但木心要说话，要以他所能把握的文学世界，印证自己的成熟，不得已，乃将我们这群人权且当做可以聆听的学生。 多少民国书籍与读者，湮灭了。木心的一生，密集伴随愈演愈烈的文化断层。他不肯断，而居然不曾断，这就是本书潜藏的背景：在累累断层之间、之外、之后，木心始终将自己尽可能置于世界性的文学景观，倘若不是出走，这顽强而持久的挣扎，几乎濒于徒劳。 “我一生的各个阶段， 全是错的” 一个在八十年代出道的文学家，能否设想木心的历程？一个研修文史专科的学者，又会如何看待这份文本？木心不肯放过文学，劫难也不曾放过他，但我不知道他怎样实践了尼采的那句话： 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固然，尼采另有所指，尼采也不可能知道这句话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语境——在这大语境中，木心怎样营造并守护他个人的语境？去年秋，木心昏迷的前两个月，贝聿铭的弟子去到乌镇，与他商议如何设计他的美术馆。木心笑说： “贝先生一生的各个阶段，都是对的；我一生的各个阶段，全是错的。” 这不是反讽，而是实话——讲课中，他说及这样的细节：五十年代末，国庆十周年夜，他躲在家偷学意识流写作（时年三十二岁）；六十年代“文革”前夕，他与李梦熊彻夜谈论叶芝、艾略特、斯宾格勒、普鲁斯特、阿赫玛托娃；七十年代他被单独囚禁时，偷偷书写文学手稿，我亲眼看过，惊怵不已：正反面全都写满，字迹小如米粒；八十年代末，木心年逾花甲，生存焦虑远甚于流落异国的壮年人，可他居然讲了五年文学课——我们交付的那点可怜的学费啊——九十年代，他承诺了自己青年时代的妄想，满心狂喜，写成三百多首《诗经演》；新世纪，每回走去看他，他总引我到小阳台桌边，给我看那些毫无用处的新写的诗。 在与笔记再度相处的半年，我时时涌起当初即曾抱有的羞惭和惊异，不，不止于此，是一种令我畏惧到至于轻微厌烦的心情：这个死不悔改的人。他挚爱文学到了罪孽的地步，一如他罪孽般与世隔绝。这本书，布满他始终不渝的名姓，而他如数家珍的文学圣家族，完全不知道怎样持久地影响了这个人。 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魏晋或北宋文学，伊丽莎白或路易王朝文学，各有专家。其他国家所修的世界文学史又是怎样讲法呢？当年郑振铎编撰《文学大纲》，也想必多所参照了外国的写本。迄今，我没有读过一本文学史，除了听木心闲聊。或曰：这份笔记是否准确记录了木心的讲说？悉听尊便。或曰：木心引述的史料是否有错？我愿高声说：我不知道，我不在乎！或曰：木心的观点是否独断而狂妄？呜呼！这就是我葆有这份笔录的无上骄傲——他说，他看重先秦典籍，只为诸子的文学才华；他以为今日所有伪君子身上，仍然活着孔丘；他想对他爱敬的尼采说：从哲学跑出来吧；他激赏拜伦、雪莱、海涅，却说他们其实不太会做诗；他说托尔斯泰可惜“头脑不行”，但讲到托翁坟头不设十字架，不设墓碑，忽而语音低弱了，颤声说：“伟大！”而谈及萨特的葬礼，木心脸色一正，引尼采的话：只有戏子才能激起群众的巨大兴奋。 我真想知道，有谁，这样地，评说文学家。我因此很想知道，其他国家，谁曾如此这般，讲过文学史——我多么盼望各国文学家都来听听木心如何说起他们。他们不知道，这个人，不断与他们对话、商量、发出诘问、处处辩难，又一再一再，赞美他们，以一个中国老人的狡黠而体恤，洞悉他们的隐衷，或者，说他们的坏话。真的，这本书，不是世界文学史，而是，那么多那么多文学家，渐次围拢，照亮了那个照亮他们的人。 （经作者同意，本文删除两千多字） 木心讲课笔记 （节选） 作者： 陈丹青 记录整理 2012-12-21 希腊的神话、史诗、悲剧 人说难得糊涂。我以为人类一直糊涂。希腊神话是一笔美丽得发昏的糊涂账。因为糊涂，因为发昏，才如此美丽。 我们出自老子故乡，又和乔达摩的故乡印度为邻，为什么还是视希腊为精神故乡？ 新旧约的故事和涵义 但耶稣的心理战限于好人之间。歹人、不义之徒，打了右脸打左脸，剥了外衣剥内衣……世界是一群左右脸给人打、内外衣给人剥的亚当、夏娃。都给人白打，给人白剥！ 我少年时有个文字交的朋友，通了五年信，没见面。她是湖州人，全家信基督。她的中学、大学，都是教会学校，每周通一信，谈《圣经》……当时我十四岁，她十五岁…… 最动人的是耶稣在橄榄山上的绝唱。门徒不醒。他们是凡人，老实人。开始时，耶稣只需要信徒、门徒，但在快要赴死的时刻，他需要朋友。 爱，原来是一场自我教育。在座有人在爱，有人在被爱，很幸福，也很麻烦。 东方的圣经和史诗 佛教吸引中国最有学问的人去研究，说明佛经的文学性、哲理性之丰富。近者如章太炎、鲁迅，都涉入。章的学说，就是以佛经与老庄哲学的融合。研究佛经，是东方智者和知识分子的一个底。今天的中国学者就缺这个“底”。 诗经、楚辞 整个《诗经》是悲苦之声。我骂儒家，是将好好一部《诗经》弄成道德教训。 如果中国有宏伟的史诗，好到可比希腊史诗，但不能有中国的三百零五首古代抒情诗。怎么选择呢？我宁可要那三百零五首《诗经》抒情诗。任何各国古典抒情诗都不及《诗经》，可惜外文无法翻译。 《离骚》，能和西方交响乐——瓦格纳、勃拉姆斯、西贝柳斯、法朗克——媲美。《楚辞》，起于屈原，绝于屈原。宋玉华美。枚乘，雄辩滔滔。都不能及于屈原。唐诗是琳琅满目的文字，屈原全篇是一种心情的起伏，充满辞藻，却总在起伏流动，一种飞翔的感觉。 先秦诸子 当司马迁写出人物、忘掉儒家时，是他最精彩的部分。写屈原，以儒家精神写，不佳，写到“鸿门宴”人物，忘了儒家，大好！ （老子）今天谈哲学家，开门见山，这座山，是中国最大的山。 （墨子）早年我在北京设计展览会，喜欢一个人逛天桥，去东安市场听曲艺相声，在东直门外西直门外的小酒店，和下层人物喝酒抽烟聊天。他们身上有墨子的味道，零零碎碎的墨子。 外化的功能，体现在推理而定名，那是哲学、哲学家； 内化的功能，表现在感知而不定名，那是艺术、艺术家。 哲学家中，只有尼采一个人觉察到哲学的不济，坦率地说了出来，其他哲学家不肯承认思想历程的狼狈感。 魏晋文学 中国的文学，是月亮的文学，李白、东坡、辛弃疾、陆游的所谓豪放，都是做出来的，是外露的架子，嵇康的阳刚是内在的、天生的。 汉赋，华丽的体裁，现在没用了。豪放如唐诗，现在也用不上了。凄清委婉的宋词，太伤情，小家气的，现在也不必了。要从中国古典文学汲取营养，借力借光，我认为尚有三个方面：诸子经典的诡辩和雄辩，今天可用。史家述事的笔力和气量，今天可用。诗经、乐府、陶诗的遣词造句，今天可用！ 中世纪欧洲文学 好比一瓶酒。希腊是酿酒者，罗马是酿酒者，酒瓶盖是盖好的。故中世纪是酒窖的黑暗，千余年后开瓶，酒味醇厚。中国文化的酒瓶盖，到了唐朝就掉落了，酒气到明清散光。“五四”再把酒倒光，掺进西方的白水，加酒精。 《神曲》涵盖甚大，中世纪哲学、神学、军事、伦理。以现代观点看，《神曲》是立体的《离骚》，《离骚》是平面的《神曲》。《神曲》是一场噩梦，是架空的，是但丁的伟大的徒劳。 唐诗宋词 自然造人，知道该双的双、该单的单：两耳、两眼、两乳、两手、两脚、一头、一鼻、一嘴、一脐、一性器——所以沈约的主张，流弊是后人的文字游戏，小丑跳梁，一通韵律便俨然诗人。当然，沈约不负这个责。 教我读杜诗的老师，是我母亲，时间是抗战逃难期间。我年纪小，母亲讲解了，才觉得好。 大家不耐烦听史迹，都想听我讲观点。观点是什么？马的缰绳。快，慢，左，右，停，起，由缰绳决定。问：缰绳在手，底下有马乎？我注意缰绳和马的关系。手中有缰，胯下无马，不行。 从前皇帝的老师叫亚父，太子的老师叫洗马。你们都是太子，我做你们的洗马。 《红楼梦》中的诗，如水草。取出水，即不好，放在水中，好看。 宋玉是屈原的学生，为老师写过赋。杜甫年幼时，不敢自比屈原、宋玉，只是个景仰者，到了他写这首诗时，无疑是大诗人了，决不在宋玉之下。但杜甫还是称宋玉为师。 李商隐是唐代唯一直通现代的诗人。唯美主义，神秘主义。偶尔硬起来，评古人，非常刻毒凶恶。 有人评“李后主乱头粗服皆好”，似乎中肯，我以为不对：几时乱了头、粗了服？自然界从来没有“乱头粗服”的花，李后主是“天生丽质”，和别人一比，别人或平民气，或贵族气，他是帝王气。 范仲淹（官至政治局常委）“先天下之忧”的名句，很正经。但写起词来，和女人一样善感——词人一写词，都像女人一样。 中世纪波斯、阿拉伯文学 欣赏古典作品，要有两重身份，一是现代人身份，一是古代人身份，如此欣赏，则进进退退，看到后来，一只眼是现代眼，一只眼是古代眼。 你们现在便宜了，有只老羊在前面走，我年轻时糊涂啊，没人可问。 艺术的宿命，是叛逆的，怀疑的，异教的，异端的，不现实的，无为的，个人的，不合群的。宗教的宿命，是专制的，顺从的，牺牲个人的，积极的，目的论的，群策群力的，信仰的——其实就是政治。 中国古典戏曲和文学 中国剧作家的创作观念是伦理的，寓教于戏。有了这种观念……儿女情长，长到结婚为止；英雄气短，短到大团圆……不过是忠孝仁义，在人伦关系上转圈圈。 中国人的民族性，很善说故事。小时候家中佣人、长短工，都会讲故事，看去很笨，讲起来，完全沉浸在故事里，滔滔不绝。中国哲学家也比西方哲学家更喜以形象说理，放进很多神话、传说、寓言，甚至笑话——这或许就是先秦诸子夹着早期的袖珍小说……那时的谋士、策士，进谏皇帝，也要会讲故事，否则要杀头。 在我看来，古代小说是叙事性的散文，严格说来不能算小说。直到唐代，真正的小说上场，即所谓“传奇”。唐人传奇精美、奇妙、纯正，技巧一下子就达到极高的程度，契诃夫、莫泊桑、欧·亨利等西方短篇小说家若能读中文，一定吃醋。 整个明文学，只有金圣叹是大批评家。领异标新，迥出意表。言人所不敢言不能言。我批评他，是他将人家原文肢解鳞割，迁就己意，使读者没有余地。拿现代俗话说，还是把读者看得太低。 “封神榜”由姜子牙仲裁，封了许许多多大小角色，依我看，应推哪吒第一。他是尼采的先驱，是艺术家，是武功上的莫扎特，是永远的孤儿。 《金瓶梅》不然，器官生在身上，还是写成了人，几乎是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了艺术，《金瓶梅》要靠你自己找出它的艺术。 曹雪芹“好像”读过叔本华、尼采。为什么？他熟读释家道家经典——佛家的前半段，就是悲观主义，道家的后半段，就是超人哲学。 我以为《红楼梦》后半部遗失了，曹雪芹是写完了的。哪天在琉璃厂找出来，全世界应该鸣炮敲钟，庆祝多了一个圣诞节。 怎么会有一天在纽约与你们讲七侠五义？人生是很奇怪，没有一点好奇心是不行的。 说来说去，给大家一个制高点。有了这个制高点，看起来就很清楚。一览众山小，不断不断地一览众山小。找好书看，就是找个制高点。 “风雪夜，听我说书者五六人，阴雨，七八人，风和日丽，十人，我读，众人听，都高兴，别无他想。”我幼时读，大喜，不想后来我在纽约讲课，也如此。 日本古典文学 抱着原谅的心情去看这些诗，很轻，很薄，半透明，纸的木的竹的。日本味。非唐非宋，也非近代中国的白话诗。平静，恬淡。 我是日本文艺的知音，知音，但不知心——他们没有多大的心。日本对中国文化是一种误解。但这一误解，误解出自己的风格，误解得好。 文艺复兴 中国的圣人教人做好事，自己不做。马基雅维利叫人做坏事，自己不做。他就事论事的那一套，与理想主义相反。 有人一看书就卖弄。多看几遍再卖弄吧——多看几遍就不卖弄了。 十七、十八、十九世纪英国、欧洲、美国文学 中国很早就有弥尔顿《失乐园》全译本，我读后，不觉得很好，后来，我的侄女婿是弥尔顿专家，谈了三夜，觉得懂了。要问，问了才懂。 帕斯卡另一句，很真切，直刺人心：“那无限空间的永久沉默，使我恐惧。”——这是老子的东西嘛！ 我倒想成一本书，书名：《莱辛的危险》。一个人只要高超一点，对人就是危险的——高超太多，危险就大。 法国斯塔尔夫人第一个说出，《浮士德》是写不好的，真聪明。第二个是海涅。第三个是我——第一个说老实话，第二个说俏皮话，第三个说风凉话。 歌德有格言：回到内心。陶潜的《归去来兮辞》，就是回到内心。 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我说：作家不仁，以读者为刍狗。这样天地才能大，这样才能有伟大的读者来。最好读者也不仁——作者不仁，读者不仁，如此，“仁”来了。 1948年我乘海船经台湾海峡，某日傍晚，暴雨过后，海上出现壮丽景色：三层云，一层在天边，不动，一层是晚霞，一层是下过雨的云，在桅顶飞掠——我说，这就是拜伦。 鲁迅《伤逝》中涓生的屋里，墙上挂着雪莱的肖像。我小时候心目中的诗人，就是雪莱、拜伦、普希金。秀丽，鬈发，大翻领衬衫，手拿鹅毛笔——那时看到这副样子，就觉得是诗人，羡煞，却没想到“诗”。 那时我在教科书上读到了勃朗宁的诗，非常喜欢，叫做《花衣吹笛人》。这首诗有寓言童话的性质，但更有诗味。现在想想，我也是那个吹笛人——讲世界文学，就是吹笛呀。 奥斯汀太啰嗦，狄更斯太通俗，但我就是喜欢这两位作家。艺术上前人和后人的关系，是艺术上的天伦关系：前人哺育后人，后人报答前人，成天伦之乐。 哈代的行文非常迟缓，我读时，像中了魔法一样。他行文的本领，音乐家应该羡慕：如此长，温和。读时，心就静下来，慢下来。他写苔丝早起，乡村的种种印象描写，无深意，无目的。就是这种行文。 知识学问是伪装的，品性伪装不了的。三年讲下来，不是解决知识的贫困，而是品性的贫困。没有品性上的丰满，知识就是伪装。 “历史是更伟大的圣经。”这话也是卡莱尔说的。说得好！我们讲文学史，是在讲文学的圣经。我们学文学，就是文学的神学。 艺术充满艺术家的性格，比肉体的繁殖还离奇。维特、哈姆雷特、贾宝玉、于连，都流着作者的血，我喜爱于连，其实是在寻找司汤达——上帝造亚当，大而化之，毛病很多；艺术家造人，精雕细琢，体贴入微。 现代诗，波德莱尔开了一扇门，兰波开了一扇门。此后，门里涌出妖魔鬼怪。但波德莱尔和兰波可以不负责任。 中国从未被西方了解过。太可怜，太神秘。中国，不可能被西方汉学家来了解，还得我们自己来——用他们听得懂的话，告诉他们不懂的事……西方最缺的就是中国的东西：含蓄，以弱制胜。东方西方要是真的相通，文明才开始。可是要唤醒东方、中国，非得西方来理解。 尼采有哈姆雷特的一面，也有堂吉诃德的一面，我偏爱他哈姆雷特的一面，常笑他堂吉诃德的一面。现在读尼采看来是太难了——很多人是在读他堂吉诃德的一面。 要去评价一个伟大的人物，你自己是怎样一个人物？这是致命的问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粗糙是极高层次的美，真是望“粗”莫及，望“粗”兴叹。如汉家陵阙的石兽，如果打磨得光滑细洁，就一点也不好看了。尊重这粗糙，可以避免自己文笔光滑的庸俗。 自从“意识流”写法和其他种种写法出现，我都不以为然，不过是将人剖开，细看，说“这是心，这是肺”。深刻吗，新奇吗？爱情的深刻，必得解剖肾脏、生殖器，才算真正懂得爱情吗——上帝把心肺包起来，是故意的！ 文学的最高意义和最低意义，都是人想了解自己。这仅仅是人的癖好，不是什么崇高的事，是人的自觉、自识、自评。 最近又读一遍《复活》，实在写得好。笔力很重，转弯抹角的大结构，非常讲究，有点像魏碑。十足的小说，试以别的小说来比，都会显得轻佻、小聪明、小趣味。 前面得有古典浪漫，而后现实写实，才会有唯美象征。但中国也有人追求过唯美、象征。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冯至、闻一多、艾青。张闻天翻译过王尔德，楚图南翻译尼采。 我年轻时，常常听说有人妻出走——中国只有一个真的娜拉：秋瑾。革命，赴死。她是完成了的娜拉。其他娜拉都未完成，中国许多娜拉走过一条路：去延安。 我同意惠特曼的意见：人体好就好在是肉。不必让肉体升华。所谓灵，是指思想，思想不必被肉体拖住。让思想归思想，肉体归肉体，这样生命才富丽。 二十世纪文学 象征主义、未来主义、意象派、存在主义、新小说、魔幻现实主义等 世界上的书可分两大类，一类宜深读，一类宜浅读。宜浅读的书如果深读，那就已给他陷住了，控制了。尼采的书宜深读，你浅读，骄傲，自大狂，深读，读出一个自己来……《道德经》若浅读，就会讲谋略，老奸巨猾，深读，会炼成思想上的内家功夫。《离骚》若深读，就爱国、殉情、殉国，浅读，则唯美，好得很。《韩非子》，也易浅读。 哲学有它的可悲性，一定要靠文字语言。文字、语言，能够达意吗？如果文字语言不能达，哲学的“意”就比文字语言更深刻吗？我以为，有时候文字语言高于意义。 平心而论，意识流，宜写短篇小说，更宜写散文。 谈主义，是一种现代病。试看古人，从雅典到文艺复兴，都不标榜主义。因为主义总是一种偏见，甚至是强词夺理，终归是自我扩张，排斥异己。 尼采预言超人会降生——这是一场梦。还属于进化论。我以为超人不会诞生的。个别艺术家作为超人，早就诞生了——早就死亡了。他们不会造福人类，和人类不相干的。 现代作家，自己应该又是伯乐，又是千里马。伯乐是意识，潜意识是千里马。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应是潜意识特别旺盛、丰富，而意识又特别高超、精密，他是伯乐骑在千里马上。 “智者，是对一切都发生惊奇的人”。放纵你的好奇的行为，享受官能之乐，对一切要抱着豁达大度，对世界万物抱着“无可无不可”的态度。都有兴趣，但别迷恋。一句话：明哲而痴心。再一句话：痴心而保持明哲。 我的问题是：艺术曾经重复过客观现实么？从来没有过。这个问题是现实主义的全部奥秘。我愿做现实主义的辩护士。 我从小也想写，写后烧，真是少年不知“烧”滋味。烧不得的！但境界真是高。卡夫卡像林黛玉，肺病，也爱焚稿，应该把林黛玉介绍给卡夫卡。 要我说，应该研究了存在主义，知道了“他人即地狱”，然后，就像不知道存在主义之前那样，存在下去——有人这样吗？有。萨特就是这样。他不靠存在主义生活。他要去演讲，让许许多多“他人”听，“地狱”越多越好。 我看哲学、伦理、儒家，都当它文学看——没有人说过。 “那个才气超过你十倍的人，你要知道，他的功力超过你一百倍。”刚才来讲课路上，我想到这么一句。自己耕耘，自己收获，自己培养自己，自己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文学是脑的艺术，无声无色，和感官没有关系，却感动你，魔术性最大就是文学，你感动了——就是几个字呀！ 诺贝尔奖，好像是个世界性的中状元。 庄子是要饭的，陶渊明借米，西蒙到底是法国人，他种葡萄，养写作。这样一来，我倒也替他放心了——陶潜要是不种菊花，种葡萄，多好！ 我在一首诗中说，现代的智者，都是自己要假装自杀，要世界做陪葬。这些批评家、观者都是假装要殉葬，作者呢，假装要自杀——都没有死。 世界本来是庸人制造的世界。新小说派，失落的一代，迷茫的一代，说穿了，是“智者的自忧”，夸大了世界的荒谬。世界上是健康的人多，还是病人多？在他们的作品里，全是病房、病人。 小时候关在家里，天天祷告——不知向上帝还是释迦——放我出去吧，流浪，打工，打仗，都可以。冰心到过美国，高尔基嘛到处流浪，鲁迅去过日本，可是我在家里……一路经历到“文革”，我对上帝说：够了！ 这是个很有深意的大命题：现代主义再新，再发狂，他们都有一个老单位——现实主义。 我很喜欢听摇滚乐，有些写得非常好——这种悲怆，是现代的悲怆，古代人不懂的。 爱情，是性为基点，化出种种非性的幻想和神话——归结还是性。都说性征是性器，其实第一性器是脸。真不好意思，人类每天顶着性征走来走去。毛发、皮肤等等，都是性征。可见造物主用意之淫。 魔幻现实主义总体上的生命力，强过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比它们厚重。只是我觉得不够舒服——魔幻呢，太魔幻，现实呢，不够现实。太自觉，太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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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外婆家开地毯厂，晒开来，有一天忽然飞来一只凤凰，周围都是鸟叫。学徒看见了，回来告诉老板，老板赶过去，什么也没有。 　　凤凰在万物中一声不响。顶多，写几句俳句。 　　上次我们不知不觉走到中央公园，你们问一句，我答一句，就是百鸟朝凤。是一次彩排。我平常散步，灵感比那次还要多。 　　可是这凤凰的前身是个乌鸦，乌鸦的前身呢，是只麻雀。 　　安徒生说得比我好。他说，他从前是个丑小鸭。他的画和用具到上海展览过，我摸过他的手提箱。 　　在座人人都是丑小鸭，人人都会变成天鹅--也有人会丑一辈子。中伤诽谤之徒，拿了我的一根毛，插在头上也不是，插在尾巴上也不是，人家一看，是天鹅毛。 　　诸位将来成功了，也有羽毛会给别人拔去用的。对这种事，最好的态度，是冷贤。 　　所谓“冷”，就是你决绝了的朋友，别再玩了。不可以的。决绝了，不要再来往，再来往，完了，自己下去了。人就怕这种关系，好好坏坏，坏坏好好，后来炒了点豆子，又送过去（送过去，碗没有拿回来，又吵）。小市民，庸人，都是这样子。 　　我已经是绝交的熟练工人了。 　　“贤”，就是绝交后不要同人去作对，放各自的活路。他们要堕落，很好，悬崖深渊，前程万里。他们如果有良知，他们会失眠。 　　最好的学生，是激起老师灵感的学生。丹青是激起我灵感的朋友。 　　只要还有百分之零点几的良知，他就会失眠。推出山门，回来后就不像样了。他们背离的不是我，而是我所代表的东西。这是我不愿意有，但避免不了的象征性。从小就有，我不要有，就是有，没有办法。 　　这种现象的存在和激化，就是生活中的快乐。耶稣行了许多奇迹，我们是凡人，不会有奇迹。但有一点，被你抛弃的人，后来都堕落了。和你一起的人，多多少少有成绩，这就是生活中的快乐。 　　我们作为耶稣的后人，教训惨重，再不能上当了。耶稣太看得起人类。犹大，我指叫那些背叛的人为“由他”--由他去吧。 　　生活像什么呢？像上街去买鞋，两双同价的鞋，智者选了好看的，愚者选了难看的。生活像什么呢？傍晚上酒吧，智者选了美味的酒，愚者买了烂酒，还喝醉了。 　　所以，快乐来自智慧，又滋养了智慧。 　　今后到欧洲去旅行，一路看一路讲，我们可以看看会发生什么。 　　生活听起来没有奇怪，人人都在吃喝玩乐。没有享受到的生活，算不上生活。把生理物理的变化，提升为艺术的高度，这就是生活、艺术的一元论。 　　生活嘛，庸俗一点，艺术，很高超--没那么便宜。 　　三，“艺术是要有所牺牲的”。 　　1950年，我二十三岁，正式投到福楼拜门下。之前，读过他全部的小说，还不够自称为他的学生--被称为老师不容易，能称为学生也不容易啊--小说家的困难，是他的思想言论不能在小说里表现出来的。我同福楼拜的接触，直到读他的书信--李健吾写过《福楼拜评传》，谢谢他，他引了很多资料--才切身感受到福楼拜的教育。我对老师很虔诚，不像你们对我嘻嘻哈哈。 　　那年，我退还了杭州教师的聘书（当时还是聘书制），上莫干山。这是在听福楼拜的话呀，他说： 　　“如果你以艺术决定一生，你就不能像普通人那样生活了。” 　　当时我在省立杭州第一高中执教，待遇相当不错，免费住的房间很大，后门一开就是游泳池。学生爱戴我，其中的精英分子真诚热情。初解放能得到这份位置，很好的，但这就是“常人的生活”，温暖、安定、丰富，于我的艺术有害，我不要，换作凄清、孤独、单调的生活。我雇人挑了书、电唱机、画画工具，走上莫干山。那时上山没有公车的。 　　头几天还新鲜，后来就关起来读书写书。书桌上贴着字条，是福楼拜说的话：“艺术广大已极，足以占有一个人。” 　　长期写下去，很多现在的观点，都是那时形成的。 　　修道，长期的修道。丹青在时代广场的画室，就是他的修道院，天天要去修道的。 　　让你的艺术教育你。 　　对子女的好，好在心里，不要多讲。我对朋友的好，也不讲。以后你们成熟了，我要评，只要好，我就会评。评论，要评到作者自己也不知道的好，那是作者本能地在做，评价从观念上来评。 　　用福楼拜这句话，意思是：我甘愿为艺术占有，没有异议。回顾这些往事，是说，艺术家一定要承当一些牺牲。你们承当过多少？你们还愿意承当多少？清不清楚还要牺牲点什么？ 　　不值得牺牲的，那叫浪费。 　　宗教很明白：你要进教门，就得牺牲。吃素，不结婚，不说绮语。但宗教所要的牺牲，是杀死生命，很愚蠢。可是杀而不死，修道院弄出许多事来。 　　福楼拜不结婚。他对情人说：你爱我，我的构成只有几项观念。你爱那些观念吗？ 　　艺术家的牺牲，完全自愿。 　　当我指出这个愿望，你点头，那么，我明打明指出：哪些事你不应该做--这事是虚荣，那事是失节--你们听了，要受不了的。可就是这些事，使人不甘离开常人的生活。 　　可能你会说：“您老别含糊，尽管说，咱们能改过的改，不能改的慢慢合计。”不，我不会明说的。 　　古代，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人类到了现代，一切错误，全是明知故犯。现代人的聪明，是一个个都没有“一时糊涂”的状态，倒是有“虽千万人我往矣”的犯罪勇气。现代人中，恐怕只有白痴、神经病患者，可能质朴厚道的。正常人多数是精灵古怪，监守自盗。 　　这就是现代人。我们生在现代，太难归真返璞了。 　　来美国十一年半，我眼睁睁看了许多人跌下去--就是不肯牺牲世俗的虚荣心，和生活的实利心。既虚荣入骨，又实利成癖，算盘打得太精：高雅、低俗两不误，艺术、人生双丰收。我叫好，叫的是喝倒彩。 　　生活里没有这样便宜。 　　年青时在上海，新得了一位朋友，品貌智力都很好。某日谈到上海人无聊，半点小事就引一堆路人围观。正说着，对面马路霎时聚集十多人议论什么事，那朋友急步过去看究竟，我就冷在路边，等，这真叫孤独，又不好意思就此走掉，呆等了好久，他才兴尽而归。现在还是这样，我老被人扔在路边--这条路，叫做艺术之路--我老了，实在比较好的朋友，可以等等，等他从彼岸兴奋归来。普通朋友呢，不等了，走了。骂我不讲意气，独自溜了？这种顾虑似乎不必要。新的情况是，跑去看热闹的人，就此消失在热闹中，不回来了，所以大大减少了等的必要。 　　也许你要问：为什么艺术家一定要有所牺牲呢？ 　　这一问者，大抵不太愿意牺牲，因为还没弄清艺术是怎么回事，怕白白牺牲--我可以彻底地说：艺术本来也只是一个梦，不过比权势的梦、财富的梦、情欲的梦，更美一些，更持久一些，艺术，是个最好的梦。 　　我们有共享的心理诉求。你画完一张得意的画，第一个念头就是给谁看。人一定是这样的。权势、财富，只有炫耀，不能共享，一共享，就对立了，一半财富权力给了你了。情欲呢，是两个人的事，不能有第三者。比下来，艺术是可以共享的。天性优美，才华高超，可以放在政治上、商业上、爱情上，但都会失败，失算，过气--放在艺术上最好。 　　为了使你们成为艺术家，有这么多的好处，你可以牺牲一点吗？ 　　既然分得清雅俗，就要嫉俗如仇，爱雅如命。我中秋节买月饼，回家就把月饼盒扔掉。这么俗的设计，不能放在家里。 　　决绝的不再来往，不要同不三不四的人厮混，听了几年课，这点鉴别力要有。跑过家门的松鼠，长得好看，我喂它吃，难看，去去去。 　　虚荣有什么不好？就是没有光荣的份。两个“荣”，你要哪一个？要克制虚荣心，算不算牺牲？你试试看。 　　如果你真能被艺术占有，你哪有时间心思去和别人鬼混，否则生活就不好玩了。因为你还在艺术的边缘，甚至边外，艺术没有占有你，你也没有占有艺术。所以你的生活不会很快乐，甚至很烦恼。怎么办呢？ 　　好办，再回到前面讲的，人活着，时时要有死的恳切，死了，这一切又为何呢？那么，我活着，就知道该如何了。 　　所以时时刻刻要有死的恳切，是指这个意思。 　　1994年，我愿大家都有好的转变。课完了，我们将要分别，即使再见面，要隔了一层了，校友见面，客客气气。过去这一段，今后得不到了，想来心有戚戚。 　　怎么把这个气氛延续下去？有个想法：将来成立一个文学研究会，远话近说，先酝酿。文艺复兴，从个体户到集体户，要有个形式。这是新年的新希望。目的，要入世，做点事--也是一种牺牲，绑出去，示众。 　　本文收入《文学回忆录》（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即出），「一个」首发 　　木心，已故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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