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风范和文人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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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历史知名教授们的大师风范和文人风骨 　2008年11月18日　 作者：谢泳　　来源：中国青年报

研究中国大学教育的人，可能都会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本世纪初，最早承担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职责的，大多是一批传统的士子，比如北大校长蔡元培、南开大学创始人严修、南洋大学堂校长唐文治、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以及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等等，都是进士或举人出身。如果仅仅是个别人，也许还是特例，但现代大学教育史向我们显示，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不仅如此，这些现代大学制度的设计者，同时又是具有世界眼光的人，比如蔡元培，是留德学生，而蒋梦麟是留美学生。而且，从一开始，他们就居于教育的主导地位，像蔡元培、蒋梦麟都是做过大学校长和教育部长的人。现代大学的萌芽时期，最需有好的设计者，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幸运。制度的设计在于理念，在于对国家进步的强烈感情，在于对世界文明的诚意。中国早期大学制度的设计者们，可以说都是具有这样品格的人。有了这样品格的人，才奠定了好的大学制度，最终才出现了像北大、清华、复旦等一些向当时国际一流大学看齐的大学。 　　除此之外，1929年7月，国民政府制定的《大学组织法》还明文规定，除国立大学外，可以设立私立大学，“由私人或私法人设立者，为私立大学”。尤其重要的是私立大学的概念里包含了外国人和教会可以在中国办大学，这是一种开放的世界眼光。在中国教会大学任教多年的芳威廉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早期由于缺少现代化的高等教育体系，任何新事物都难免是舶来品，新式大学显然是外国输入，严格区别于中国的传统教育。” 　　当时国立东南大学的校长郭秉文曾说过：“从全国范围来评论，有些教会大学已处于中国最好与最有效率的大学之列。而且，由于他们兴办得较早，所以他们就有更大的影响与更多的优势。” 　　对于这些大学，教育部一视同仁。而且对于办得好的私立大学，中央和省市政府都要拨款补助，或者由教育部转商各庚款教育基金委员会拨款补助。在待遇上各种形式的大学地位是平等的。《大学组织法》还明文规定：大学校长不得由官员兼任。“大学校长一人综理校务，国立、省立、市立大学校长简任，除担任本校教课外，不得兼任他职”。在中国早期大学制度设计者的理念中，教育独立的观念可以说深入人心。 　　1937年，胡适在庐山谈话中也多次强调，官员不能兼任公私立学校校长或董事长。1945年，蒋梦麟做了行政院秘书长后，他的北大朋友就劝他必须辞掉北大校长一职，他们认为，大学校长决不能由官员兼任。此外，当时十分强调私立大学与国立大学的平等地位，事实上做没做到还在其次，重要的是办大学的人应有这样的理念。中国是一个具有非常优良教育传统的国家，从古代的私人讲学到现代的私立大学，都可以举出无数的实例。从私立大学到民间教育家，本来就有一脉相承的传统，只是后来中断了，不是中国人没有能力办好私立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等等，在当年都是堪与国立大学比肩的私立大学，其校长张伯苓、林文庆、马相伯、张寿镛，个个称得上一代教育宗师。 　　胡适在《谈谈大学》的演讲中曾说过：“记得二十余年前，中日战事没有发生时，从北平到广东，从上海到成都，差不多有一百多所的公私立大学，当时每一个大学的师生都在埋头研究，假如没有日本的侵略，敢说我国在今日世界的学术境域中，一定占着一席重要的地位，可惜过去的一点传统现在全毁了。” 　　对今天的人来说，那个年代已成历史。我们只能回望，从前辈学人留下的点滴文字中，感受那个年代的大学，以及那个年代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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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流动的教授　　过去的教授是可以自由流动的。所谓自由流动，是指大学校长有聘任教授的自主性，而教授也有自己选择大学的自由。自由流动其实就是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的具体化。由于过去的教授社会地位较高，经济上相对也有保障，这使自由流动成为教授生活的一种常态，就是说，过去的教授一般不会在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大学里混下去，特别是年轻教授，他们的流动性是很大的。

　　流动本身是一种双向选择的机制，教授在选大学，大学也在选教授，教授最终固定下来的大学，通常就是他们比较满意的大学。这种自由流动的机制，对于展示一个人的才华有积极意义，同时也对教授保持学术活力有促进作用。
　　1932年，杨树达在清华执教，当时的中文系主任是刘文典，因为有人说了杨树达的闲话，他就决定离开清华。杨在回忆录中记下了这件事：“十一日。书与系主任刘叔雅(文典)，告以下年不愿受清华之聘。廿二日。文学院院长冯芝生(友兰)来，言见余与叔雅书，有辞职之说，务请打消此意云云。余答言：‘闻学校有人与余为难，故有彼信，免使学校为难。余学问佳否，姑可不论，即凭余之努力，学校不应因诸先生无知之言而对余不满。’芝生唯唯而去。二十三日。在清华，刘叔雅来信：学校局面已定，不许余辞职，休假不成问题。此次当教授皆续聘三年，希望假满后仍回学校任教云云。”
　　像这样的情况在过去的大学里是常见的，是真教授就不愁没有去处。当年鲁迅在中山大学，后因傅斯年又聘了顾颉刚来中大，而鲁迅和顾颉刚有积怨，不愿待在一个学校，所以很快就离开了。由于有自由流动的机制，大学里教授之间的矛盾一般能够减至较低程度。
　　说痛快话的教授
　　张东荪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早年在上海光华大学做教授。当时学校有一个惯例，每次校务会议开会时，主席都要恭读总理遗嘱。张东荪对此很反感，有一次忍不住说：“下次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遂夺门而去。
　　西南联大时，国民党当局要求负有一定行政职务的教授都入党，当时任法商学院院长的陈序经听罢脱口说道：“扯淡，我就不入。”
　　过去的大学里，教授对于党派活动一般是比较反感的，这种态度源自西方的大学理念，还不仅是对某一具体党派好坏的评价，而是从根本上反对在大学里进行党派活动，无论是什么样的党派活动，教授们都不赞成。王瑶在《念朱自清先生》一文中说：“他平日并不过问政治，1942年昆明学生发生倒孔运动后，国民党大批拉拢大学教授入党，在1943年5月9日的日记中，曾记载闻一多先生和他商量一同加入国民党，因了他的拒绝，才没有加入。”
　　张奚若是中国知名的政治学教授，抗战期间，曾做过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在参政会上多次对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提出尖锐的批评。有一次担任会议主席的蒋介石听得不高兴，打断了张奚若的话。张盛怒之下拂袖离开会场，返回昆明。下次参政会开会时，张奚若收到邀请信和路费后，立即给参政会秘书处回电：“无政可参，路费退回。”
　　1946年初，在旧政协开会前夕，张奚若应西南联大学生会的邀请，做过一次演讲，开讲之前，他就说：“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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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课自由的教授　　讲课自由是学术自由在大学的一种表现形式。所谓讲课自由，是指大学教授在讲台上有自由传播自己学术观点的权利，也有自由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权利。旧大学里对前一点体现得较好，而对后一点限制颇多。

　　旧大学从体制上说有一长处，就是在课程设计上留给教授很大的空间，简单说就是那时没有统编教材，在课程设置好大体范围之后，教授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学术专长选择教材。在旧大学里，教授的讲义通常就是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多年积累之后，多数都要出版。旧大学教授的学术成果许多就是由讲义而来的，有些学生记下的课堂笔记，多年以后出版，人们也会当作学术成果看，这是旧大学里的一种传统。由于没有统编教材，教授就必须学有专长，如果随便找一本专著来做自己的讲义，那样的日子是不会长久的，不但同行会看不起，学生也不买账。
　　没有统编教材，也就没有统一考试，所以旧大学里教授的权力是很大的。比如说，当年陈寅恪在清华国学院，有一次招生出的考试题就是对对子，他出了上联“孙行者”，请考生对出下联。据说当年对出下联“胡适之”的只有一人，即后来成为古汉语专家的周祖谟先生。
　　史学家李埏回忆，当年陈寅恪在西南联大讲授隋唐史，开讲前开宗明义：“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这虽然是大师的风格，常人难以企及，但这也从另一面说明，自由授课在当时的大学里是很受推崇的。
　　教授保护学生
　　在旧大学里，教授和学生平时也许并不那么亲密，但在遇到大事的时候，学生对教授的态度则是充分信任，而教授对学生也可以说是爱生如子。对于学生的政治兴趣和政治选择，教授一般是有一个态度的，有时教授也会劝劝学生，希望学生能够听他们的话。教授有苦口婆心的时候，也有和学生起冲突的时候，但教授和学生彼此之间的信任，一到关键时刻，便会体现出来。
　　冯友兰回忆录中，就表达了他很珍惜当年和学生之间的这种情谊。有一次，清华接到当局的一份学生名单，要学校把这些学生交出来。梅贻琦校长立刻召集校务会议，商讨应对办法，决定由教务处通知这些学生，叫他们小心谨慎，尽可能隐蔽起来。当局派部队围住了清华，要逮捕这些学生。刚吃罢晚饭，梅贻琦打电话叫冯友兰去他家开会。冯刚要出门，有两个学生要进来，他就说：“好吧，请进来吧。”
　　到了梅家以后，才知道大部分学生聚在体育馆内，军警正准备攻打体育馆。梅贻琦说：“看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大事，校务会议的人都不要走，等着随时应付。”
　　然后梅贻琦就往城里打电话，请求援助。后来找到当时的市长秦德纯，他过去是宋哲元的幕僚，秦找了宋哲元后，军警才撤离了清华。
　　等冯友兰回到家里，那两个学生也走了。冯后来回忆说：“任载坤(冯夫人)对我说，那两个学生坐在客厅里，在沙发上睡着了，发出很大的鼾声。她听见门外常有人来来往往，怕出危险就把他们叫起来藏在后院厨房里。我也不知道那两个学生是谁。”
　　当年的一个学生后来回忆说：“我们从梅校长家出来，已将天黑，大家就按校长的话，设法躲避。我自己是躲在叶公超教授家里，像姚依林当时躲在冯友兰教授家里……从这一件事看来，梅校长当时作为国民党政府特任的国立大学校长，能冒着一定风险，如此保护学生，应该说是十分难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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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保护教授　　大学校长以爱护学生和教授为天职，这也是现代大学的理念之一。对旧大学的校长来说，他们决策什么事情，往往先会在思想情感方面和教授学生进行沟通，全然不把大学校长当做一个官员来做。所以每当教授和学生出事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去责怪教授和学生，而是先去解脱他们，使他们免于任何迫害。

　　那时的大学校长似乎有一种自觉，凡是教授和学生遇到什么事情时，他们总是把教授和学生放在第一位，这是过去做大学校长的基本行事原则。
　　当年许德珩、侯外庐、马哲民都是进步教授，“七七”事变前，他们被捕后，成为当时北平轰动一时的大事。当时北大校长是蒋梦麟，文学院院长是胡适，谁都知道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与这些进步教授的看法根本不同，可以说不是一路人。但在他们出事以后，蒋梦麟和胡适却多方奔走，设法营救，直至最后，国民党政府迫于压力，释放了三位教授。
　　史学家张芝联回忆，他当年在上海光华教书时，有一段时间还兼任校长朱经农的英文秘书。1948年3月，有一封南京教育部给朱经农校长的密件，恰好落到张芝联的手中，原文是这样的：“上海光华大学朱经农校长密鉴：据有关机关报称，该校秘书张芝联，秘密领导左倾学生酝酿成立自治会，并借授课时间分析时局，攻击本党且煽动学生退出本党等情，希查明具报为要。”
　　张芝联看完后大吃一惊，立即去找朱校长。朱经农看完密件后安慰张芝联说：“不要紧，我去南京向部里说明，不必担心。”
　　教授帮学生翻译论文
　　费孝通晚年常常念及他当年在西南联大和几个学生一起做研究的情形，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研究群体：魁阁。
　　那时费孝通是这个集体中的领导，他的几个学生如史国衡、张子毅、胡庆均等人，在费先生的领导下，都非常努力，做出了许多学术成果，如史国衡的《China Enters her Machine Age》，以及张子毅的《Earthbound China》(与费孝通合著)。这些学术成果在当时很有影响。
　　1943年，费孝通到美国后，亲自将自己学生的研究成果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当时费先生也只不过30出头，做这样的事当然是需要一点胸怀和境界的。
　　王淦昌先生回忆他当年在清华的学生生活时，也说到过这样一件事：“1930年我考进德国柏林大学做研究生，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了我上面说的那篇论文被翻译成英文发表在清华大学论文集第一期上，这是完全出乎我意料的事，使我非常惊讶，十分感激。吴教授对他学生做的事就像他自己做的事那样认真，竟亲自翻译并送去发表。它又是一股无形的动力，激励着我在柏林大学认真做研究。”
　　王淦昌提到的教授，便是当时清华物理系的吴有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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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学生都犯上　　“五四”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时代。当年的“五四”人物，虽然最终的结局不同，但作为个人，他们的人生都是充实的。“五四”不是一个普通的历史事件，对那一代人来说，她是一个精神事件，因为从此以后，他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过去的知识分子多数是有“五四”情结的，因为这个运动影响他们太深了。闻一多就曾说过：“《中国之命运》(蒋介石著)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那时傅斯年还在北大读书，他们想办一个刊物，就去和当时的文科学长陈独秀说，陈独秀很爽快地答应了，并说：“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负担。”《新潮》就这样办起来了。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上，傅斯年就写文章批评了当时北大文科的教授马叙伦。
　　当时北京大学出版部刚出版了马叙伦的《庄子札记》，傅斯年在他的文章一开始就说：“泛览一周，始觉失望。”然后一一辩驳，毫不留情，在文章的最后说：“先生书中有自居创获之见者，实则攘自他人而不言所自来者。”并指出马叙伦抄袭了胡适的观点。
　　傅斯年说：“胡先生此讲义印于去冬，马先生《庄子札记》刊于今夏，同教一堂不得云未见。见而不云所自来，似为贤者所不取也。”
　　紧接这篇文章之后，还是傅斯年，又做了一篇批评文字，这回是批评蒋维乔译的一本书《伦理学讲义》。
　　傅斯年说蒋维乔译的这本书：“是部无感觉无意义无理性的书。”“我写到这里，忽然觉得错了。他本是自日本陈书里翻译来的，我为何安在他身上！不仍旧是拿‘著作者’待他吗？”
　　当年《新潮》社出了那么多人物，与那样的时代精神是分不开的。
　　识大体的教授
　　读过钱锺书《围城》的人都知道，当时的教授毛病也很多，有些毛病还是知识分子独有的。
　　钱锺书还有一部中篇小说《猫》，讽刺当时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笔墨也很辛辣。而这两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是以当时的大学教授为原型的，也有研究者指出过其中的人物就是某某。
　　钱锺书曾在西南联大短期执教，其间不是很愉快。在他的笔下，对大学教授多用了一点讽刺笔墨，是情理中事，也不能说就是丑化知识分子。钱先生只在西南联大待了一个学期就离开了。
　　刘文典也挖苦过沈从文。据传，有一次躲警报，刘文典见沈从文也跑，就和人说，我跑是怕没人教《庄子》了，学生跑是为了将来，他沈从文跑什么。刘文典是古典文学专家，看不起新文学，才出此言。
　　然而总体上观察，过去的教授还是识大体的，尽管他们也有许多毛病，但在大事面前一般多不糊涂，大多能避开私利，从大局着眼。
　　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曾说过这样一件事：
　　一天，北大校长蒋梦麟，从昆明到了当时还设在蒙自的西南联大文学院。晚上北大师生聚会欢迎，钱穆也去了。许多教授连续登台发言，说了联大的种种不公平。当时南开校长张伯苓和北大校长蒋梦麟都在重庆，不常来昆明，只有清华校长梅贻琦常住昆明，所派各院院长，各学系主任，皆有所偏。比如文学院院长就长期由清华冯友兰连任，北大教授很不满意，一时群议分校，争主独立。钱穆听了就起立发言：“此乃何时，他日胜利还归，岂不各校仍自独立。今乃在蒙自争独立，不知梦麟校长返重庆将从何发言。”
　　钱穆说完，蒋梦麟立即起来插话：“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问题上起争议，当另商他事。”教授们便都不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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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不以政治衡人　　旧大学里教授之间的关系也很微妙，但总体说来，还是人情味较浓的。那时对于多数教授来说，评价一个教授的好坏并不因他的政治观点而有偏见。将一个人的为人处世和他的政治活动分而论之，是文明程度较高的体现。

　　杨树达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说到过他和陈独秀的一点关系。他说：“从清华入城，车中遇邓叔存(以蛰)。告余云，陈独秀在狱中，专治文字音韵之学。今日正以陈缄嘱，入城购余所辑《古声韵讨论集》云。余因邀叔存来余寓，以《清华学报》所载余说字之文单印本二册，一、《形声字声中有义证》，一、《释》以下十一篇，交叔存，请其转致。余与陈君不相识，惟曾见其著一说字谊之书，颇便初学。文学革命时，陈、胡并称，然陈之小学知识在胡适等人之上也。”
　　遥想当年，陈独秀在北京大学是何等生气，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后来的道路十分曲折。邓叔存、杨树达都是对政治兴趣不大的人，但他们并不因此而反对别的教授对政治有热情，这也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友情。陈在狱中研究文字学，很得到他当年教授朋友的帮助，其中就有他不相识的杨树达。教授和当时知名的政治犯往来，也很自然，这和陈独秀当时的社会声望有关，但也与当时教授之间形成的不以政治论成败的做人准则有关。在旧大学里这是为教授们所默认的一种行事原则。
　　校风的熏育与传承
　　我们现在从许多人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尽管教授之间难免也有矛盾，但从整体上说，还是融洽的。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记下了很多教授之间发生的故事。
　　李埏回忆他在西南联大时的生活，对联大的学风非常怀念。他说那里的门户之见、文人相轻的陋习是比较少的。这个大学，像不择细流的湖海一样，把许多的专家学者汇集在一起。一位教授，在他研究的那个学术领域内，可能是不容争辩的权威，但在那个领域之外，还有很多领域，很多权威。对那许多领域，即使是最渊博的学者，也总有许多不是他专长的，那成百上千的选修课，个人所能开出的不过数门，这就不能骄人了。
　　李埏说他在联大时，常常听到一些他很心服的老师谦逊地说，自己对某方面所知甚少，某个问题最好向某位教授去求教，这种态度对他有很深的教育。他还经常看到已经颇负盛名的教授，到其他教授的讲堂里，和学生们同坐在下面一同听课。比如沈有鼎先生就经常去听别的先生的课，这在联大也是一种风气。教授之间的这种风气，也影响了他们的学生。
　　王浩把他在西南联大度过的那段时光称为“谁也不怕谁的日子”。王浩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年资和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当然因为每个人品格和常识不等，相互间会有些不快，但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是好的。例如在课堂上，有些学生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而教师因此对这些学生更欣赏。有两次教师发现讲授有严重错误，遂当堂宣布：近几个星期以来讲得都不对，以后重讲。教师与学生相处，亲如朋友，有时师生一起学习新材料。同学之间的竞争一般也光明正大，不伤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讨论，以增进对所学知识的了解。离开昆明后，我也交过一些朋友，但总感到大多不及联大的一些老师和同学亲近。这大概和交识时的年龄有关，但我觉得当时联大有相当的人在为人、处世上兼备了中西文化的优点，彼此有一种暗合的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
　　西南联大的校风，在很大程度上得之于教授和学生对中西文化优长的完美融合，这种融合是在自觉状态下完成的。一位联大的学生回忆说，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先生曾说，杨振声先生讲小说必称沈从文，讲戏剧必称丁西林。这话在国文课上只证实了一半，为什么联大国文课本中没有选沈从文的小说呢？据说，当年讨论篇目时，规定过一个原则，凡是本校同仁的作品，一律不予入选。这么一来，就连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名篇《背影》，也没有机会在国文课本中露面了。
　　姜亮夫回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生活时说：“在清华这个环境当中，你要讲不正当的话，找一个人讲肮脏话是不可能的。先生同先生、学生同先生、学生同学生，碰见了都是讲某个杂志上有某篇文章，看过了没有。如都看过两人就讨论起来，如一方没有看过，看过的就说这篇文章有什么好处，建议对方去看。”
　　郑敏曾在西南联大哲学系读书，她这样回忆冯友兰：“一位留有长髯的长者，穿着灰蓝色的长袍，走在昆明西南联大校舍的土径上，两侧都是一排排铁皮顶，有窗无玻璃的平房，时间约在1942年……正在这时，从垂直的另一条小径走来一位身材高高的，戴着一副墨镜，将风衣搭在肩上，穿着西裤衬衫的学者。只听那位学者问道：‘芝生(友兰)到什么境界了？’于是两位教授大笑，擦身而过，各自去上课了。”
　　这是郑敏笔下的冯友兰和金岳霖。郑敏说，当时“每位教授走在那狭小的昆明石板小径上，都像是沉浸在自己的学术思考中”。
　　殷海光1938年入西南联大，后又进入清华研究院。当年曾受到过金岳霖先生的赏识。他回顾自己的一生，除了受“五四”的影响外，就是西南联大的熏育。他在给林毓生的信中说：“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而已，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的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吸，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
　　殷海光是金岳霖的弟子，余英时是钱穆的弟子，钱穆当年也曾在西南联大待过一段。殷海光、余英时后来都成为港台乃至国际有影响的知名学者，而当下，内地(大陆)这样有影响的学术传人谁人堪当呢？

　　(作者系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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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转发钱理群：《现代教师读本》序作者：吴非

转发钱理群：《现代教师读本》序

前几年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新语文读本》，那是提供给中学生的课外读物，希望给我们教育的对象开拓一个更加广阔、自由的精神空间；现在，广西教育出版社又推出这套《现代教师读本》，则是要给作为教育者的老师，提供一个同样开阔、自由的精神天地。
由关注学生到关注教师，这或许是反映了我们教育改革的发展。可以说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确立教师在学校教育和教育改革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其主导作用的重要性。
教师的主体地位与主导作用，首先是一个教师的民主权利的问题，必须通过制度的改革，来健全校园民主制度，促进教育与教育改革的民主化。这样才能根本改变教师始终是校园里的“沉默的大多数”的现状，使教师真正成为教育与教育改革的主人，使教育改革由单纯的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教师被动地执行，变成教师的内在要求，从而获得教育改革和教育自身的内在动力与尺度。这或许是中国教育改革发展到现阶段必须正视与解决的关键性环节。
教师的主体地位与作用问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教师自我生命的自由与健全发展，以及自身素质的提高。它与前述民主权利的问题是相辅相成的。
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教育对象学生的素质问题的背后，往往折射出教育者自身的素质问题。教师的素质与教育改革的客观要求不相适应，已经成为教育改革能否健康、持续发展的另一个关键环节。同时，我们还要指出，提高教师的素质，不仅是学校素质教育的需要，更是教师自身精神发展的需要。
于是，就有了“教师的全面和专业化发展”问题的提出。我们这套《现代教师读本》就是为适应这样的要求而编写的。
《现代教师读本》分为五卷，即《教育卷》、《人文卷》、《科学卷》、《艺术卷》、《生活卷》，这大体上表明了我们对通常所说的“教师素养”的内涵的一种理解。在我们看来，它应该包括教育专业素养，人文精神，科学态度，艺术情怀，以及教师自身的精神生活等诸多方面。
我们的教育必须是“立人的教育”，于是，就有了“把我们的学生培养成具有高素质的现代中国人”的目标与要求。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教师的“全面和专业化发展”的核心，也应该是“立人”，目的是要“使教师成为具有高素质的现代教师”。这或许是我们将这套丛书命名为《现代教师读本》的内在理念。
我们讲“现代教师”，并非要割断历史的联系，相反，我们要强调，“现代教师”首先应当是“教师”，要有教师的“本职”观念。说起来，这几乎是常识；但这些年许多时髦的观念恰恰模糊以至遮蔽了教师的本职，我们教学工作中的许多问题其实都可以归结为“失职”。因此，谈教师的素质，首先就是要回到常识，要“像个教师的样子”，做一个“尽职敬业的教师”。教师的本职是什么？就是“教书育人”，而教书就是“教学生学”，这就意味着教师这个职业，其出发点与归宿，都应该是“学生的健康、健全成长”。因此，教师的职业道德，最基本的就是“把学生放在自己心中”，教师职业的价值与乐趣，也就体现在“教师也生活在学生心中”，于是就有了教师与学生的生命在相互的关爱中的共同成长，所谓“教学相长”就是一个最理想的教育状态与境界。有了这样的自觉追求，达到或接近这样的境界，就会把教师这个职业当做“天职”，即成为内在生命的需要，不管外在条件多么恶劣，不管遇到什么挫折，都认定自己天生是当教师的料，坚守在教师的岗位上，做教育的守望人。这就是我们说的教育的理想主义，教师本质上是一个带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的职业。
传统艺人有“老老实实演戏，清清白白做人”的说法，我们也可以说，教师应当“老老实实教书，堂堂正正做人”。我们讲“尽职敬业”，就是“老老实实教书”；我们还要做一个“有良知有尊严的教师”，因为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人”，而且是“堂堂正正的现代人”：“现代教师”的概念就是建立在这“现代人”的概念基础上的。
“现代人”首先是“站起来的人”，“现代教师”首先是有自由思想，独立人格，具有批判与创造精神的人，“不跪着教书”就成为他们最基本的信条。
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又要求“社会人格”，认定人的个性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社会交往中，才能得到健全的发展。因此，现代教育的基本任务，不仅要引导学生建构独立的个体人格，而且要培育学生社会性的现代公民人格，也就是要促进学生在“个体个性化”与“个体社会化”之间求得平衡发展。现代教师担负着这样的现代教育的使命，他自身也必须是具有历史责任感、社会承担意识的现代公民，同时也必须具有现代团队精神，“学会共存”。
现代人追求个人与社会的统一的同时，也追求感性与理性的统一。这也就决定了现代教师的精神世界必须体现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统一。科学精神以追求真理，发现真知为唯一指归，强调尊重事实，尊重科学逻辑。现代教师的独立人格，必须建立在科学基础上，因此，对于一个现代教师，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独立的理性的判断力：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在这里统一。
现代精神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民主与平等的精神。这对现代教育是尤其重要的。特别是在知识经济的社会里，教育平等关系到人的发展起点的平等，是社会平等的基础与前提。关注与促进每一个学生的健全发展，这可以说是现代教师的职责所在。这背后有一个对生命的大关爱，即“关注所有生命的价值，肯定所有生命的意义，成全所有的生命的发展”。
教育的民主与平等的另一面，就是要建立全新的师生关系，不仅要摆脱传统的封建制度下的半人身依附关系，也要抵制现代商业社会带来的商品交换关系的侵蚀。
我们所说的“成全所有生命的发展”，也包括教师的生命的自由与健全发展。把教师的比喻为“蜡烛”，看作是一个“照亮别人，牺牲自己”的职业，显然不符合现代教师的理念。教师自身的生命发展，既是作为现代人的教师的权利，也是现代教育发展的自身所需要。教师的物质生活与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理应得到更多的关注，教师的精神生活更应该是丰富多彩与高质量的。教师的精神空间决定了教育的空间，教育的魅力取决于教师的人格与精神魅力。一个视野开阔，兴趣广泛，知识渊博，多才多艺，热爱并善于享受生活，生机勃勃，充满情趣，富有教养，仪表不俗，气质高贵的全面发展的教师，一个虽有缺陷但个性鲜明，有真性情的教师，对青少年的吸引与影响，是课堂教学所难以达到的，甚至是更为根本与深远的。现代教师在处在人生起点的青年学生的心目中，应该是真、善、美的化身，应该是一个“可爱的人”：这可以说是对教师的最高评价，是教师价值的最高体现。
以上所说，除第一条“尽职敬业”是一个教师的底线，是必须达到的，其余都多少属于理想状态，是教师努力的目标，即所谓“虽不能至（不能完全达到），也要心向往之”。现实教育中的教师，实际上是深处在各种困境中的。除了现实社会与教育的弊端所造成以外，也还有现代教育本身的悖论所带来的困惑。
我们前面说到教师的本职，这其实是一种“公职”，现代教师是国家的公务员，他是在国家的教育体制下，按照国家制定的教育目标，教育计划进行教学工作的，这就决定了教师所拥有的个人自由与独立性是有限的。更重要的是，教师所执行的既是社会意志，又是国家意志，这二者既有一致更有矛盾，甚至会发生激烈冲突。而教师的个人意志与追求和社会意志与国家意志更可能有矛盾与冲突。教师的教学工作其实是在这三种意志的张力中所进行的。这是现代教师所面临的一个根本性的矛盾与困惑。
现代教育不能回避的另一个问题，是市场经济的制约与冲击。市场经济对教育的发展，有正面的作用，也有负面的影响。与此相联系的，还有与市场经济紧密相联的作为文化工业的影视、网络等大众文化教育对学校教育的挑战与冲击。既不能完全否定、排斥，又不能随意迎合，这都是现代教师所遇到的难题。
当然，这都属于宏观的考察，它构成了这套《现代教师读本》编写的大背景，也是我们在编写过程中反复考虑与讨论的。但所涉及的问题又全都不是区区一套读物所能解决的。我们给自己定的原则是“想大问题，做小事情”，因此，具体落实到这套书，我们的目标是有限的，低调的：不过是要在中小学教师中提倡一种读书风气，围绕教师素质的提高，拓开一个相对广阔的读书视野，提供既有经典性，又有现实情怀的，具有可读性的，经过精选的阅读文本，以帮助有志读书，时间却有限的老师尽快进入读书状态，将读书与做人结合起来，达到精神的滋润与升华。这自然都是我们的主观追求，尽管做了努力，能否实现，实现到什么程度，还有待阅读读本的老师们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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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现代教师读本》（人文卷）前言作者：吴非

《现代教师读本》（人文卷）前言

如果问当今教育界最大的潜在危机是什么？答案也许五花八门，但是如果能从作为人的学生的全面发展考虑，也许我们能意识到，当下教师队伍的综合素养是最令人担忧的。常言说“有什么样的教师，就会有什么样的学生”。在被专制文化污染了几千年的土壤上，很难绽放民主自由之花，而时代前行的步伐却对中国教育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几代教师就在这种矛盾中销磨了岁月，也销磨了自己的理想。
如果说教育是振兴民族惟一希望的话，那么，近年越来越汹涌的应试教学浪潮正在逐渐侵蚀这最后的堤坝。——我实在不敢称之为“应试教育”，而只愿意称之为“应试教学”。因为教育是美好的事业，教师从事教育，是享受美好的生活，而不是耗费人生。如果教师的工作被压制进应试模式后，其自身素质将不可避免地下降。如今，一些早已为文明世界所摒弃的陋习，却神气活现地盛行于中国教育界，毒害着下一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在千百万教师的努力下取得了进步，但是不能否认，危机已经出现：我们今天培养的一代人，未必能保证这个国家在明天能步入现代化强国的行列。
正是因为想到明天谁来建设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教师的素质。教师提高自身专业技能，对教育的发展至关重要，这一点无须多说；比这更为重要的是教师必须提高人文素养，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下一代能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教师要有勇气正视教育界的现实。我们不难发现：教育界存在的种种不良现象，几乎都是因为教育管理者和教师缺乏人文素质，缺乏精神追求，缺乏最基本的道德判断力。
人文精神是引导科教兴国的旗帜。没有人文精神的引导，即使重视教育，发展科学，未必能给人民带来幸福，也未必能走进文明进步的新时代。回眸20世纪，有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在富有科学精神的德国，在最重视教育的日本，法西斯主义成功地奴役了人民，给世界造成了空前的浩劫；20世纪的一切科学成就和工业进步几乎全都被应用于战争（甚至应用于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意识主要是通过学校教育灌输给青少年的。也是在20世纪，在中国的学校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之类的教义，也曾通过教师在课堂上灌输给青少年；结果皮鞭抽向了无辜的人，也抽打在教师的身上。回顾极左路线给中国的经济建设造成的落后，回顾文革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我们不能不反思：我们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的教育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教师？
教师要有教师的“样”。什么“样”呢？说白一些，首先是“人样”。教师要有人格尊严，有独立思考的意识，要有人的教养并敬重自己的职业。教师活得像个人，才配谈教育；教师站直了，他才不会去培养奴才，学生才会有学生的“样”。这些，是教育者必须具备的常识。教师能否受人尊敬，能否从工作中享受愉快，在于他的精神追求。教师作为思想者，也许会是寂寞的、孤独的，而一旦他在这样的状态中品味到真善美，他的人生也将因之而幸福。
在编选《现代教师读本》（人文卷）时，我们在一线教师中作了调研，发现老师们最想知道的是“应当怎样去做”、“谁在这样做”，等等。考虑到广大教师的阅读习惯，我们组织了这八个阅读专题，着重从教师人格、独立思考、人道精神、人性与爱、责任与操守等方面提供一些优秀的文本供老师们阅读，以期引发老师们深层的思考。为了让老师们对当今中国教育形势作出正确判断，我们还编了“直面中国教育”这一专题，以图让更多的教师来关注当前的教育形势。
提高人文素养，不可能靠读一本书就能实现，但是认认真真地读一本书，一个重要的阶段就开始了。
                                                     
                                                      王栋生

                                                       2006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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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做一个有灵魂的教师作者：一颗树

做一个有灵魂的教师

（摘自《中国教师报》  作者：田保华）

   
    我一直很欣赏斯帕卡尔的一句名言：人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恩格斯也说过：地球上最美的花朵是思维着的精神。既然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那么，做有灵魂的教师，就是对教师的必然要求。有灵魂的教师，就是有思想、有追求的教师，就是有道德并能够坚守教育的道德要求、在功利侵蚀的大潮中保持一份从容和笃定的教师，就是能赋予学生以“价值生命”的教师。
    传道之人，必须闻道在先；塑造他人灵魂的人，首先自己必须有高尚的灵魂。纵观古今中外教育名家，无不把德视为最高智慧。从孔子到陶行知，从柏拉图到苏霍姆林斯基……他们都以德示范，人格的力量就是教育的力量。
    有灵魂的教师，首先必须成为一个思想者，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怀疑精神。如果一个教师自身都缺乏批判意识和怀疑精神，他的学生只能是一群精神侏儒和思想奴隶。只有用思想才能滋养丰富的心灵和厚重的人格。只有教师的思想光明才能烛照出学生的精神灿烂，只有教师的情感高尚才能熏陶出学生的高尚情感，只有教师的心理健康才能培育出学生的健康心理，只有教师的人格伟岸与厚重，才不会导致学生人格的猥琐与浅薄。
    读书，才会有思考；有思考，才会有思想；有思想，才会有追求。因此，教师要学会“教书”，首先应该学会读书，学会思考，学会思想。教师读书是关系教育成败的大事。教师不读书，就不会有教育理想、教育信念、教育思考、教育智慧、教育活力、教育创新，一句话：就不会有“教育生命”！教师是天生的职业学习者，职业读书人。只有读书，才能丰厚自己的文化底蕴、渊博自己的学识水平、陶冶自己的品性修养、升华自己的教育追求、积淀自己的教育智慧，才能修炼成为值得学生终身阅读的“圣贤之书”。因此，读书是教师的职业生活和专业生活方式，是教师思想的本源，是教师追求的动力源泉。
    有灵魂的教师，始终着眼学生的终身发展。“对每个孩子的未来负责，让每个孩子获得个性发展的空间，让每个孩子都能幸福成长”是他们坚持不懈的追求。有灵魂的教师坚持“育人至上”，始终把孩子放在心中，把孩子当作发展中的人和能够发展好的人，在他们眼中：孩子有差异，但是没有层次。他们用宽广的胸怀包容孩子，用崇高的人格陶冶孩子，用丰富的学识涵养孩子，用优秀的作品鼓舞孩子，解放孩子，尊重孩子，关注孩子生命的成长，为孩子夯就坚实的心路历程，让孩子拥有健康幸福的人生。
    有灵魂的教师，推进的教学是有灵魂的教学。学科思想是学科教学的灵魂。学科思想是形成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重要因素，是赋予学生“价值生命”的营养要素。道德课堂的教学，是有灵魂的教学，是基于课程标准、基于学科思想方法的教学，教师要在学科思想、学科方法的指导和统领下，把长期颠倒了的学科教学重心重新颠倒过来，以学科的基本观念、方法论原理为核心，以学科思想方法来组织和建构学科知识体系，把教学从浅表的知识教学和技巧训练的层面，推进到深入学科本质与核心的思想教学和方法教学的层面上来，更有效地促进学生学科能力、学科素养的提升和人格的健全与发展。
    推进有灵魂的教学，是推进道德课堂建设的必然要求，是课堂改革与创新之道，更是课堂改革与创新之德！正所谓：合乎道，至于德。
    有灵魂的教师，始终关注自己的专业成长。教师的发展意愿是其自主发展的“原动力”，有灵魂的教师总是专注于自身学养的丰厚，不断培育自己的专业情意，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涵养自己的专业精神。他们专注于学生生命成长的本质，专注于唤醒学生的独特，调动学生的内驱力。有灵魂的教师总是能自觉地为自己设定发展目标，分析自己的优势劣势，坚持“每天进步一点点”，“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他们把教育当作一种生活，一种蓬勃向上、锲而不舍的生活，在教育这块丰沃的土壤上，种植芳香四溢的花朵，用教育描绘自己的诗意人生，用自己的人生描绘教育理想。
    有灵魂的教师，始终坚守教育的道德要求。麦金泰尔说：“教育者的责任就是要抵抗事实上将会控制他的社会潮流。”有灵魂的教师，永远守护在教育的核心地带，小心呵护教育的本真，不断追求教育的真谛，坚守教育阵地，努力为教育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有灵魂的教师具备穿越历史、通达未来的智慧，在功利侵蚀的大潮中，总是能保持一份从容和笃定。心静则远，他们不把追逐利益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怀持宁静自由的心态，从容地去追求浮躁时代里朴素的教育真谛。
    有灵魂的教师，始终充满育人的幸福感。教育的功利与浮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鼓吹或热衷于“奔跑”，且是“百米冲刺”。站在现实的大地上，有灵魂的教师不但具有批判的精神，更有建设的行为。“教育不能没有梦，但是教育不是梦”，有灵魂的教师总是能在纷繁复杂的教育琐事中寻觅到育人的幸福，他们坚持“山不过来，我就过去”的一份明智、一份责任和义务。他们能够把问题转化为课题，品味思考的愉悦；他们能把思考转化为行动，体验探究的快乐。他们总能从学生渴盼的双眸中，从学生的点滴进步中，体会到为人师者的自豪和愉悦。
    有灵魂的教师，不会把学生的学业成绩册看成是自己的工资册和奖金发放册。做人有人德，为师有师德。做一个有思想、有追求、有道德的教师，为学生指明生命的方向，赋予学生生命以意义和价值，就是最高尚师德的具体体现！这是为师之道，更是为师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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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做一个合格的语文教师作者：吴非

做一个合格的语文教师

主编先生要我做一次封面人物，在我而言是为难的事。作为《语文教学通讯》最早的读者，多年没有给《语通》写过稿，是欠了人情的；然而我真的怕说自己的事，更因为距退休已没几年，再去谈什么“成长经历”，不知趣之外，还会有“装嫩”之嫌。
我能说的是：我是个在教育教学上犯过许多错误的教师，因为我的灵魂不太安分，我总试图去改变现状，所以付了不少代价；我是个教育教学实践中不断纠正错误的教师；所以，我认为自己是合格的教师。

在教学中寻找愉快

选择做教师，并非不得已，并非仅为稻粱谋，如何在工作中获得精神的愉快，是我一直的追求。当今之世，以人为主要工作对象的，有官员、医生和教师。在这三种职业中，教师的工作比较能体现民主与平等。又由于语文学科的特点，我们给学生的影响可能是终身的。所以语文教师不能低估了自己的工作价值。
教学是愉快的，因为和学生能有心灵的对话。我喜欢上课，我特别喜欢十多年前的课堂。那时学生比较重视语文，课外读书比现在多得多，教养也好，师生之间有交流的平台，上课时学生很珍惜发言的机会，课后很愿意和教师说说话。
      教学是愉快的，因为教师自身也在提高。作为老教师，我从没有过春蚕丝尽、蜡炬成灰那种凄楚，我在许多方面都有所进展。要求学生做到的，我自己能先做到。也许我在许多方面仍旧像个学生，比如，有时晚上发现自己白天上课犯了错误，恨不得立刻到班上去，把自己的发现告诉学生。好像是海德格尔说过，“教师应当比学生更好教”，我可能算得上肯学的学生。
教学的愉快，并不在于自己的学生取得了成就，而是能在教学过程中体会到教学的意义和价值。一轮高中三年，学生要上五百多节语文课，在这五百多节课上教师能做些什么？学生通过区区五百节课又能得到些什么？实际上，学生会把“语文”和你这个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今生今世，只要有人对他说到“中学语文”，他头脑里出现的就是你的形象。你的工作是很有价值的，和你的付出相比，很“合算”。
有教师朋友说，你在名校工作，学生基础好，起点高；如果你在普通中学，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愉快。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名校生源好，意味着你做事可以少去许多障碍；但是你的压力也会变大。在这样的学校，引导学生重视文科学习有多难，可能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何况，同样有不少教师在这类学校工作多年而一事未成。
把自己当成教者，在工作中能找到愉快；如果把自己当成学习者，和学生一同学习，更应当是愉快的。我很清楚，由于历史的原因，也由于职业的局限，我们的知识是有限的，我们的学生虽然缺乏经验，但是在这个年龄段，他的知识结构相对完整。所谓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有一年高三，教阿西莫夫的《年华永驻》（人教版分编实验教材《文化读本》），我的物理知识很差，备课时我发现自己没有能力用简洁的语言说清相对论，对我而言，要把这篇课文上好实在困难。但是学生的物理知识比我丰富（有好几个还参加过全国物理竞赛），于是我事先和学生商定，由他们来上这节课。在我的辅导下，两个学生联手上这节课，一个主讲，一个板演。下课后了解了一下，有三分之二的学生弄明白了，——如果是我自己上，估计不会有好结果。我不愿意让学生看到一个不懂装懂的教师，这也许是学生能接受我的原因之一。
在教学中，我逐渐认识了自己的工作，也逐渐认识了自己。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的教学法是在现实中摸索出来的，不是哪本教科书能写清楚的；同样，学生语文能力也不是我们教会的，大多是自己读出来的——我们教他读书思考的方法，他们通过感悟积累而形成语文素养。当然，想明白这一点，也是一种愉快。

做开创性的工作

20多年前，文革结束不久，教育教学话语中经常出现的是“恢复”（也就是所谓的“十七年”的概念）。我任教的师大附中，作业与考试负担较轻，教学环境较好。那时社会已经有“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现今个别标榜“素质教育典范”的学校，当时则是教育界人人喊打的“片面追求升学率”典型），但在一些名校，教育改革卓有成效，能做成一些事。当时教学比较自由。比如，那时的语文教材受时代局限，有些篇目通篇说教，根本不成其为“语文”。记得刚到校不久，我就和同事自选材料，油印了几组讲义发给学生阅读，这些文质兼美的外国散文随笔令学生耳目一新。组里的老教师也要了去看，作补充教材。
师大附中的树人文学社是学校最活跃、最有影响的社团，我向校方提出文学社要办铅印的文学季刊（当时全国没有中学办铅印刊物的，我提出要办，是认为铅印刊物能减轻油印或手抄的工作量，也便于学生保留）。教研组支持我的建议；校方说，可以，谁办谁负责；校友会联系校友巴金题写刊名……各负其责，两个多月的时间，一份铅印文学季刊《树人》就出现了。这份刊物全国知名，很多老教师都记得。从1984年到2000年，基本由我负责这份刊物，其间曾“因为健康原因”被停止工作两三年（其实那两年多我身体很好）。22年了，这份刊物还在办，但是已经没有当年那样的影响了。
我做过8年教研组长，其间做成了一些事。学校管理比较宽松，尊重学科特点，信任教师；教师也能对学校负责，对学生负责。1997年年初，高三备课组设计活动课程，我提出组织“高三社会科学论文写作”，同组老师当即表示支持。我们没有向任何人汇报，两天后，大家委托我对全年级做一次论文写作辅导报告。三个月后，全年级学生完成了写作计划。这项教学活动从此成为师大附中高三的教学内容，延续至今。虽然在应试压力下各项指标有所下降，但是我们当年的尝试，是有益的探索，体现了名校的示范作用。那个时期，学校管理工作也不像现在这样有诸多复杂因素，人与人的关系相对比较简单，教研组做许多事都没有功利意识，老师们感兴趣的只是从教育教学中获得愉快。
在我们中国，想做成一些事实在很难。条件不成熟，当然不能蛮干；如果是因为认识到价值有限，敢于及时放弃，也不失为英雄。而今则往往是人事纷繁错杂，常常逼使做事的人知难而退；令人愤然的还有那种自己不肯干，也反对别人作有价值探索的懦夫懒汉意识。这些，都使教育教学改革变得困难重重。其实，即使在很困难的社会条件下，在使用陈旧落后的教材时期，仍有许多教师勇于探索，勤奋实践，成为一代名师，这足以启迪我们：创新是教育教学的生命。
6年前，我参加编写《新语文读本》，之后主编《新语文·写作》（高中卷），前后近三年时间，这些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当时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和教师在一起工作，研究语文教学问题，我吸收了一些新观念，对语文教学有了新的思考。这项工作进行到中期，洪宗礼先生邀我参加苏教版初中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又因为他多年从事中外母语教学研究，这就又为我拓开了新的视野。比较艰苦的是参加苏教版高中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劳累三年，也算进修了三年。我在工作中认识了许多一线教师，他们的实践给了我许多有益的启示。
2002年春，钱理群教授和我商讨在中学开设“鲁迅作品选读”选修课的可能性，然后我们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准备，钱先生和附中语文组的几位教师共同编写教材，时机成熟后，我们在2004年春季成功地完成了这一选修科目的首轮教学，为打通高校与中学的教学作了有益的探索。试验情况已有刊物作了全面介绍，这里不再赘述。我想说的是，当今的环境下，不管有多大的困难，只要有决心有毅力，我们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写作是生活的一部分

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我喜欢写作。如同阅读是一种生活方式一样，只要不功利，写作也完全可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我坚持认为语文教师应当有很强的写作能力。那种动辙以“我忙”以借口不愿写作的教师，其实大多数是不会写。——我觉得必须老老实实承认这一点，否则就无法解释一些教师几十年写不出一篇像样文章的现象。我经常在一些场合看到计穷的同行移花接木甚或拷贝克隆的“论文”。不错，语文教师不擅写作未必混不下去，但是后果会是怎样？——你的学生会发现这一点。当然你可以仍然不在乎，可是学生在一个实际不具备写作能力的教师指导下，他的语文素养发展将是极为有限的，这可是误人子弟了。
不过，我认为教学论文一定要有所发现，有新东西，不能为写而写，制造垃圾。我教书以来，大概发表过一二十篇教学论文。杂文可以天天写，教学论文不可能月月有，对此需要有严肃科学的态度。因此，我更主张语文教师多写一些教育教学随笔。
写作是愉快的事，这不用多说。20年前，我每天写两段笔记，一是教学中的感悟或发现，一是班主任工作中的思考以及学生的故事。我没有规定自己必须要写多少，我只是觉得每天都有写不完的内容。1988年有家晚报请我写杂文专栏，因为专栏的第一篇随便用了别名“吴非”，后来就这样用下去了，这个别名没有什么意思。写杂文是因为有话要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图个痛快。因为经常写，所以写来轻松。1997年在上海出版了我的《中国人的人生观》和《中国人的用人术》，这两本书虽是命题作文，但并没有花去我多少时间。前几年，韩国的姜正万教授翻译这两本书，给中文系学生作选修教材。近年杂文写得不多，常写一些教育评论，这类话题免不了沉重，写起来没有什么愉快。教师朋友们经常告诉我一些真相，希望我能形诸笔端，以醒世人，这当然是高估了我；但是如果教师能有公民责任感，有写作的意识，人人都拿起笔来，既能提高专业修养，也能为高中生的公民写作形成良好示范。
    近年忙于教科书的编写，时间少了，写的也少，愉快也就少了。但是每有机会读到青年同行的文章，都很感慨：这代青年没有我们那代人的苦难，也就少了许多羁绊，像自由奔腾的野马，留给我的是欢快的嘶吼和漫天的烟尘，令我叹息莫及。

绝不跪着教书

我曾在文章中谈到“语文教师应当是思想者”，有人认为是不是拔高了，“思想者”三字不是一般人能担当的。但是我坚持这个观点。知识分子要有自己的立场，要独立思考，否则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这个认识我在文革中就有，到了痛定思痛时期，变得更强烈。当然，因为思想，痛苦会多一些；而如果没有思想，人生也就毫无价值。
有许多老教师，业务方面称得上行家里手；可是一朝来了个权威，指手画脚一通，他立刻便没了自信，不再是专家，畏畏缩缩地成了“奴家”，人家说什么他就听什么，不敢辩驳。不自信，就会迷失方向。时下装神弄鬼的“专家”也不少，害人不浅。教师上了当，自己糊涂一阵也罢，他的学生会吃大苦头。十多年前，我认识的一位校长经常大谈教育理想，时而扮陶行知，时而装苏霍姆林斯基，可是有次他高兴忘形，失口说了句真话，他说：“……那些都是做给外人看，糊弄上头的，升学率才是真的……”那以后，无论他如何慷慨陈言，声泪俱下，我都认为那是表演。
前年夏天，围绕南京的高考有过一场风波。有教师和校长认为，“把学生送进大学是硬道理”，所以必须增加课时，加大补课力度。我认为捧“硬道理”也得讲道理，如果把那种缺乏人道精神的做法也称作“教育”，是教育工作者的羞耻，也是对教育的污蔑。现在，许多地方“高中教学高三化”，全部围着高考转，加班加点之外，有的地方还扬言“抓学生要抓出血来”，——语文科定性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用缺乏人性的手段能培养出学生的人文意识吗？
必须承认，我们今天所处的教育环境并不好：应试教育愈演愈烈，教育理念混乱，教师待遇低，社会评价不高……但是我们这一代教师的幸运与不幸也全在这里了。现今的教育将往何处去？我们应当选择什么样的教育方式？这些是对知识分子智慧的考验，也是对教师良知的考验。语文教师应当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也关乎我们的职业地位。比如大家最关心也最揪心的语文高考，一直如阴影般缠绕着教师，学生“熬”三年就过去了，语文教师已经熬了一二十年，如果不改造高考，我们就得这样耗尽一生。语文高考为什么会走到这种地步，这样下去母语教学会有什么后果，有没有改造的可能，等等，不是发几句牢骚就能解决的。如果不尽快地改造它，母语教育的地位将进一步下降。我们不能坐等谁来开恩，应当把所能做的事先做起来：指责课标不合理，你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说同行课上得不好，下次请你开课就不要推辞；说高考命题愚蠢，自己不妨设计几个好题；批评高考阅卷者水平低，明年阅卷报名希望你自告奋勇……这样，你的批评将会更有价值。
去年有位青年志愿者来校应聘，他在西北一贫困县教了两年书，问他工作艰苦情况，他说：当地对他很照顾，“比学生吃得好，面条上都有菜。”什么菜？“有一勺酱油烧萝卜。”我听了鼻子发酸。今天，我们很多教师在条件非常好的学校任教，千万不要忘记在穷乡僻壤教语文的同行啊，如果我们丧失了理想，放弃了追求，我们会对不起他们的。
唐宋以后，思想禁锢渐多，文人也自觉地自我束缚，文章一代不如一代。我们今天教育教学上的禁忌竟然比20年前还要多，还要不可思议，是不是也有这种自我束缚呢？前年，华东师大出版社约稿，要把我近年的教育教学随笔结集出版，编完之后，我想到用“不跪着教书”作书名。我在序里写了这样的话：“想要学生成为站直了的人，教师就不能跪着教书。如果教师没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他的学生会是什么样的人？”如果语文教师自己不是思想者，我们的学生怎么可能具有创造思维？
我珍视教育工作，所以才会有那些痛苦而沉重的思考。教师可以没有宗教信仰，但是不能没有执著的精神。美国神学家蒂里希说得好——“你在生活中认为什么有价值，那个东西就成为你的神。”

                                             （原载《语文教学通讯》2006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