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独步中华 独树一帜

教师之友网

饶宗颐：独步中华 独树一帜



2013年01月14日
来源：中国文化报 孙佳山
饶宗颐先生近影
　　年终岁末，望百之年的饶宗颐先生当选法兰西学院外籍院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先生表示：“我已经是97岁的老人，很快就98岁，实际上我不认老。我记得刘海粟以90多岁高寿上黄山，我希望步他后尘，再去黄山！”这种精神气正应了先生本人常说的一句话“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就是做学问要求真、求正，才能立足于大潮之中不失独立之精神。
　　张大千先生曾评价饶先生说：“他的白描，当世可称独步。其山水画，更是推陈出新，自成一派。”季羡林先生认为饶先生“涉及范围广，使人往往有汪洋无涯涘之感，这在并世学人中并无第二人”，并直言“近年来，国内出现各式各样的大师，而我季羡林心目中的大师就是他。”许嘉璐先生则断言：“他是中华传统文化呈现于20世纪的最好典型。我可以说：50年之内，不会再出第二个他！”在学界也先后有“南饶北钱”“南饶北季”这样的提法。
　　1917年仲夏，饶宗颐先生出生在广东潮安的一个儒商之家，他的祖父曾担任潮州商会会长，父亲饶锷则是名贯岭南的知名学者，并曾大力支持当时的进步文艺团体“南社”，饶家天啸楼的十万卷藏书更是名极一时。这样的家庭氛围深深地烙印在饶先生的儿时记忆。对饶宗颐来说，16岁那一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就在这一年，他的第一篇论文《潮州旧志考》，发表在顾颉刚先生主编的《禹贡》杂志上，这标志着他学术道路的发端，也为他日后气象非凡的学术生涯埋下了伏笔。到了18岁，他便子继父业，完成了父亲的遗作《潮州艺文志》，这部著作震动了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对后来的各地方志编撰产生了深远影响。“假如不从地区做起，就没有办法写成比较可靠而且可以传之永久的全国性历史。”多年之后，饶先生仍旧在倡导潮学研究，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历史研究应该从各个地区做起，这是在现代学科体制下，在传统与当下之间建立起牢固纽带的关键。也正是从这样的“地方性”知识出发，饶宗颐逐渐构筑起他独特的“中国视野”。
　　23岁，也就是《潮州旧志考》发表7年之后，饶先生应顾颉刚先生之约，开始编纂《古史辨》第八册《古地辨》。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对于推翻旧中国臆造的种种古史假说，探求科学的现代中国古史体系，推进中国史学的现代化，有着巨大的历史功绩，也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人文社科领域的学科形态。饶宗颐先生能受邀参与《古史辨》丛书的编撰，意味着刚刚弱冠之年的他就已经得到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充分认可和肯定。遗憾的是，他的相关书稿尚未及印刷出版便毁于战火，现今只能看到目录部分。然而这一切并没有终结，战火并没有阻扰饶宗颐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他最终在29岁斩获了《楚辞地理考》，沿着顾颉刚等先生们的足迹开辟了《楚辞》研究的新天地，为战火硝烟中的华夏文明保留了一股热力，一份希望。
　　从16岁到29岁，在最美丽的青春岁月里，饶宗颐完成了从初出茅庐到完全被主流学术界接纳的华丽转身。正是在父辈以及包括顾颉刚先生在内的老一辈学人的熏陶和培养下，饶宗颐开始了从潮州放眼中华，自觉勾连传统与现代的学术旅程。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积累和沉淀，1982年，65岁的饶宗颐先生提出了田野考古、文献记载和甲骨文考据相结合的研究夏文化的“三重证据法”，强调出土古文字材料的重要性，继承并补充了王国维先生在1925年提出的以传世文献、地下材料共同论证的“二重证据法”。到了2003年，饶先生进一步指出，要尽量运用出土文物的文字记录，作为第三重证据的主要依据，充分利用其他地区新出土的文物，详细考察其历史背景。在尽可能的范围内，使用同一时代的其他古国的文物进行比较研究，经过互相勘比之后，方能取得同一事物在不同空间的全新认识。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他最终将“三重证据法”扩展为“五重证据法”。“五重证据”分为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直接证据首先是“文献”，“文献”又分为“经典材料”和“甲骨金文材料”；其次是“实物”，即“考古学资料”。间接证据则是“民族学资料”和“异邦古史资料”。饶宗颐先生的“五重证据法”，从文明传承发展的高度审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推动了当代国际汉学领域甲骨学、敦煌学、简帛学的创建和深化。他运用新的数据和方法丰富并改造了传统学科范式，极大地拓展了原有的学科空间，推动了传统学科在当代的新发展、新跨越。
　　进入新世纪，年逾90岁高龄的饶宗颐先生并没有停止他的探索脚步。2006年，饶先生在《敦煌研究》第100期发表了《中国西北宗山水画说》，独到地提出了中国山水画“西北宗”论。他以比较的视野，从古代中国、印度地理知识的交汇融合出发，通过探讨古代的“地中”观念，确定了“西北宗”论的艺术地理区域，即陇坻(今陕甘宁交界地区)以西的大西北地区。在历史上，大西北自古即为华夏和西戎交汇、交锋的广阔地域，是中外文化交融和碰撞的大熔炉。饶宗颐先生从汉唐以来的文化脉络梳理了传统诗歌和书画领域中大西北风景的绰约风姿，犀利地指出：明清以来书画理论中的视野局限，即董其昌所创的山水画“南北宗”论，并不能涵盖包括大西北在内的中国山水的风景世界。饶先生通过旷远、窎远、荒远 “新三远”的艺术气魄，指出：传统“三远”的平远、高远、深远已不足以描摹西北峰峦、丘壑的壮美。他还在继承传统绘画技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皴法，“叠经试写，以为可用乱柴、杂斧劈及长披麻皴，定其轮廓山势，然后施以泼墨运色，以定阴阳。用笔宜焦干重拙，‘皴当纯以气行’”。饶先生不仅在理论上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山水画“西北宗”论，更是身体力行地参与到了中国山水画“西北宗”论的艺术实践，创作了以《西岳》等为代表的一系列传世佳作。
　　饶宗颐先生独树一帜的中国山水画“西北宗”论，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山水画的艺术表现领域，弥补了明清以来传统绘画理论和创作实践的局限与不足，为中国传统山水画的现代转向开辟了广阔的艺术空间。
　　饶先生的学术研究范围几乎遍及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各个领域，跨越了从上古到明清各个历史时期，囊括了上古史、甲骨学、简帛学、经学、史学、词学、目录学、敦煌学、楚辞礼乐学、宗教学等13个门类，其丰厚卓著的学术成就在国学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他也因此得到了世界范围的肯定和褒奖。1962年，他所著的《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荣获法兰西学院颁发的“儒莲奖”。1993年法国文化部授予他“高等艺术文化勋章”。同年，他获法国索邦高等研究院人文科学博士学位，这是125年来索邦高等研究院首次授予人文学科博士学位，也是125年来首次授予一个外国人。2000年，香港特区政府授予他“大紫荆勋章”。2009年，他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同年荣获香港艺术发展局授予的“终身成就奖”。香港大学和潮州市政府专门修建了“饶宗颐学术馆”。2011年，饶宗颐先生被推选为西泠印社社长。同样是在2011年，他更是被授予了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中华艺文奖“终身成就奖”。饶先生在获奖致辞中说：“我现在虽然已经接近百岁高龄，但仍应当如《易传》所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向以来，不论在学术还是艺术的追求上，我都坚持着三点，这就是‘求真’‘求是’及‘求正’。这三点，对于一个做学问或是做艺术的人来说，是一个最基本的态度。”正是这样的学问、人格、胸襟、气魄，共同铸就了饶先生的学术、艺术成就以及横贯这些成就背后的中国视野。
　　饶宗颐先生的治学经略深刻体现了他学贯中西的理论气魄和融汇古今的知识修养。在21世纪，如何增进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如何在文化艺术领域深切地表达当代中国人的情感和经验，如何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是摆在当代中国文化艺术界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课题。饶锷、顾颉刚、钱钟书、饶宗颐……在这条道路上，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薪火相传，共同书写了现代中华儿女奋发图强的不朽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