冽多照相机对着，谟业宗长怪不好意思的。。。。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12-7 17: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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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12-8 15:05:30

莫言诺奖演说：当哭成为表演应该允许有人不哭(全文)2012年12月08日
来源：凤凰网文化综合

北京时间12月8日凌晨30分许，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身着一身中山装，在瑞典学院进行时长约为40分钟的文学演讲，此次演讲的主题为“讲故事的人”。…[详细]

莫言身着中山装发表诺奖演说“讲故事的人”。

北京时间12月8日凌晨零点30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领奖演讲。莫言的演讲主题是“讲故事的人”(storyteller)，在约40分钟的演讲中，莫言追忆了自己的母亲，回顾了文学创作之路，并与听众分享了三个意味深长的“故事”。以下为演讲全文实录：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子，但是有一个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最痛苦的事是目睹母亲被人扇耳光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理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扇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的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的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的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的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的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己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到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喜欢讲故事名字“莫言”像讽刺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苦，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把白天从说书人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的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的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子里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说的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我有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有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是有神论者相信万物都有灵性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作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之所伏，福祸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数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进行着的牛车社，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庭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文学创作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 年2 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 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丰乳肥臀》献给天下母亲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 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 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写作者必须站在人的立场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作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厌烦的，但我的人生是与我的作品紧密相连的，不讲作品，我感到无从下嘴，所以还得请各位原谅。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统与外国小说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说与其他的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与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说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汲取了营养一样。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2005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我如看戏人般看众人表演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的，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当哭成为一种表演应该允许有人不哭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谢谢大家！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12-8 15:06:04

莫言诺奖演说褒贬不一网友：像中学生写作文2012年12月08日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12月8日电北京时间今日凌晨，中国作家莫言来到瑞典学院演讲厅，向外界发表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演说——《讲故事的人》。
莫言在这篇演说中谈到了自己去世的母亲，介绍了自己如何走上文学之路，并全面回顾、解释了自己几部主要作品的创作和含义。最后他以三个小故事结尾，呼应了《讲故事的人》这个主题。
尽管瑞典和中国有7个小时的时差，还是有不少人熬夜守在网上观看了莫言的演讲。对这篇演讲，网友们可谓是褒贬不一。
正方：感动人心坦诚善良
莫言全篇演讲颇富诗意，穿插了大量他对母亲、亲戚、家乡的叙述和回忆。
有网友表示，这是自己“第一次接触他的东西，他的思緒可以好细腻，又可以好天马行空。他一个农村孩子竟然可以得诺奖文学奖……她对母亲的记忆好动人。”
关于演讲主旨，有网络评论写道：“饥饿，苦难，人性是他演讲的主旨。人都有很多这样那样的缺点，莫言的坦诚和忏悔，给我留下了深深地印象。他，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向莫言勤劳善良的母亲致敬！”
莫言最后的三个故事也令人印象深刻。有网友表示，这些故事“说得自己忏悔不已”。
反方：缺乏深度不知重点
与正方一边倒地赞扬莫言演讲“情真意切”相比，持否定意见的网友观点则集中在“演讲深度不够”、“语言不好”这两点上。更有人直言不讳表示，“深夜躺在床上拜读莫言的诺贝尔获奖演讲稿，感觉就象一个中学生的作文。谁能点拨我一下好在何处？”
对于莫言的演讲语言和内容，有网友批评称：“这样的故事，外国人能听懂吗？太多中国味道和中国特色背景的东西，连我对农村还算比较熟悉的人读起来都有一种陌生感。莫言，不如惜言，话多，败矣。”
也有网民将莫言的演讲与历届诺贝尔奖得主相比较，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个讲故事的人的讲演跟2007年帕慕克的《我父亲的手提箱》很相近，但比后者差了点深度。”
更有人直接批评莫言的演讲内容太肤浅，无理论深度。“不知西方各大学的文学理论家听了今天的莫言演讲会作何感想，这样一个诺奖获得者居然在西方宫廷给大家普及中学水平的现代文学理论。西方一百年的现代文学史情以何堪？”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12-8 17:59:09

张颐武解读莫言演讲：最后三个故事揭示了他的立场

北京时间2012年12月8日0:30分左右，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国作家莫言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瑞典学院发表题为“讲故事的人”的文学讲座，这是莫言赴瑞典受领诺贝尔文学奖之旅的首次演说。
莫言在这篇演说中以回忆母亲开头，介绍了自己如何走上文学之路，并全面回顾、解释了自己几部主要作品的创作和含义。最后他以三个小故事结尾，呼应了《讲故事的人》这个主题。
针对莫言发表的这篇演说，著名文化评论家、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颐武，深夜通过自己的微博进行了解读和点评。
他首先提出了自己的整体观感，“看了莫言今天演讲直播，他讲了母亲、故乡，讲了想象力和人性。他有对于生命的大关怀，对写作的大关怀，讲到了他和中国发展的不可分的关系。这篇演讲保持了他的个性，尤其是最后的三个故事。第一个我亲耳曾经听他讲过。我觉得三个故事是他最清晰的立场陈述，也是他世界观的最好体现。文学比表态丰富太多。”
接着他又对莫言演说的最后三个颇具寓言意味的故事，进行了深入解读：“一、谁也没有逼着别人取悦你的权利。凭什么都要象你那样表态？凭什么就得关心你关心的事情？我有不满足你的要求的权利。二、人都需要尊重，传统、生活方式、想法，不尊重别人，强加于人，一厢情愿，不会有真价值。三、替罪羊和牺牲拯救不了你。谁都不可能天真纯洁得一塌糊涂。故事不必解读，一说就俗。”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12-10 10:36:16

洪烛：莫言获诺奖演讲的最大特色是什么？(2012-12-08 )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62bfcf0102ee0r.html?tj=1

【《中国青年报》采访我，问莫言获诺奖对整个中国文学复兴是否有效用？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莫言获诺奖演讲的最大特色是什么？
洪烛
听莫言获诺奖演讲，我的感受是：本色。
本色就是他的最大特色。
没有拔高自己，也没有自我矮化，他展现的就是他这么一个人，你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爱谁谁去。他可不会为讨你的欢心而改变自己，更不会因桂冠加冕而自我戏剧化，仿佛真的铁肩担社稷似的。
是大英雄自本色。本色其实很难得。尤其在众人无限的期许与无限的挑剔面前。
莫言以不变应万变：我就这么着了，你能怎么样？我是来领奖的，又不是来拉选票的。难不成还要为别人的喜怒哀乐而活吗？让你失望了，那活该。别怪我，在你认识我之前我就这样了。你有更好的演讲稿，那你来讲啊。
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
我估计他心里还是有点火的。这几个月撒向他的鲜花，没有使他更温柔，因为泼向他的口水，反倒使他更坚强了。
其实，作家的定义和角色有很多种，莫言选择了最原始也最基础的一种：讲故事的人。好像挺低调。可把中国故事讲到万国注目的诺贝尔领奖台上，就牛逼了。
潜台词是：许多作家自以为真理在握，自我戏剧化地传道乃至殉道，却连故事都讲不好。基本功都不过硬，最好别自命为作家，直接当政治家去好了。
大作家就要高于政治家，文学比政治更长久，懂不懂啊？
作家还是要拿作品说话的。政治家才乐此不疲地喊口号。任何一种政治口号都可能随风而逝，文学经典才是铁板钉钉，光靠嘴皮功夫是拿不下来的。
作家可以像上帝一样置身度外地俯视瞬间政治风云【他的参照系是几千年人类文明史，再辉煌或再黑暗的朝代都只能算作插曲】，缄口莫言，守口如瓶，保持要么纯个人要么立足于全人类的独立思考。
作家当然也可以有鲜明的政治态度，但千万别忘了本职：通过作品呈现。要通过讲故事来讲道理，而不是通过讲道理来讲道理。政治家能干的事情，值得你大作家大诗人去喊破嗓子吗？还嫌巴比塔的工地上不够闹腾是吧？
大作家大诗人的功绩显现在：众生内讧之时，巴比塔土崩瓦解之际，他却独辟谿径地以个人之神力“建造了一座非人工所能建的纪念碑”【普希金语】，其流传久远一点不逊色于亚力山大的功德碑。
不管怎么说，能看出莫言是个感恩的人，对母亲的感恩，对故乡的感恩，对军艺导师徐怀中的感恩，对改革开放的感恩，甚至对中国小说先驱蒲松龄的感恩，以及对外国先驱马尔克斯与福克纳的感恩。哪怕这些恩情有的只是之于他个人而言的。但一个功成名就后懂得感恩的人，比忘恩负义或恩将仇报的人在我眼中更朴实，更有人味儿，也更感人。
理解他吧。祝福他吧。在中国成一个作家容易吗？当一个风口浪尖的大作家容易吗？
昨天晚上《中国青年报》采访我，问莫言获诺奖对整个中国文学复兴是否有效用？我的回答是肯定的。纯文学在八十年代高居于中国文化的金字塔尖，才造就出莫言等一代新作家极北岛舒婷等一代新诗人的横空出世。后来，过度的市场化【或者说过度商业化】又使纯文学快变成文化金字塔垫底的了。
从莫言获奖开始，纯文学终于把颠倒的乾坤扭转过来，重新荣登金字塔尖的位置。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12-12 10:49:01

中青报：用“诺贝尔伦理”贬低莫言是自以为是2012年12月12日来源：中国青年报

原标题：“诺贝尔伦理”不适用于莫言
北京时间11日凌晨，莫言从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手里接过诺贝尔文学奖证书、奖章和奖金支票，现场掌声雷动，乐队奏响了《阿拉丁组曲之中国舞曲》。这是一个全体中国人应当向莫言表达敬意的时刻。而在国内，有人打着所谓“民间社会”的旗号，按照一种想象的所谓“诺贝尔伦理”，对莫言展开猛烈抨击。
莫言获颁诺贝尔奖，这是世界最高文学奖项对其文学成就的一种肯定，但他身上有没有值得质疑、批评与批判的东西呢？当然有，公众完全可以质疑、批评与批判。但不能抹煞莫言的文学成就，尤其是在他领奖的这一刻，这是一个值得和需要肯定与赞美的时刻。
既然瑞典文学院把诺奖授予莫言，就意味着其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打动了他们，这代表了中国文学的影响力。现在奏响的《阿拉丁组曲之中国舞曲》，隐喻着西方对中国的诸多想象，有美好的，或许也有不美好的，个中意味难以言传。而莫言以其文学作品回应了西方对中国的想象，这种回应受到诺奖评委们的肯定，证明作家莫言获得了世界的某种接纳。莫言的成功，多少也算中国人的成就。
把莫言置于一个较长历史时期来看，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理解莫言获得诺奖的意义。欧洲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大致始于18世纪伏尔泰等人对元杂剧《赵氏孤儿》的翻译、改编与上演，这个剧本当时轰动欧洲，激发了西方对中国的美好想象。此后两三百年间，欧洲把中国描述成一个野蛮、愚昧、肮脏的国度，对中国文化自然充满了鄙夷和不屑。而莫言跨越200多年的历史断层，以其文学作品接续了一种跨国前缘。
有些人无视莫言的文学成就，用一种近乎偏执的政治标准审查作家，把他说得一无是处。他们杜撰了一种所谓的“诺贝尔伦理”，“要求受奖作品能深刻地表达普世价值的信念”，说穿了就是政治上站队。说“诺贝尔伦理”是中国人杜撰的，是因为从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及其作品中，根本就看不出这么一种“诺贝尔伦理”。读法国诗人圣琼·佩斯、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的诗作，其中多的是风花雪月，这也是一种“普世价值”，却与政治没有直接关系。法国作家纪德、加缪的作品充满哲学意味，也无关政治。甚至美国作家海明威书写战争，也极少刻意地政治表达。用一种无中生有的“诺贝尔伦理”贬低莫言，一是无知，二是自以为是。
当代中国处于一个社会、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的转型期，人们普遍期待政治革新，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历史课题。公众有权利用文艺形式进行政治表达，但把政治标准强加给文学和其他艺术形式，肯定是不可取的。很多人放弃文学的审美价值，醉心于其政治功能，实际上是人的艺术审美权利的异化。有些人对小说并没有多大兴趣，却总爱拿极端枯燥乏味的《1984》说事儿，这种文学趣味本质上是扭曲的。也许正是社会扭曲了人，作为某种个体趣味来保持和强调，这并无不可，不过不能把个人趣味强加于人，更不能要求所有文学家都写《1984》。
对于莫言，争议没什么不可以，但最高判断标准还是文学价值。对于屈原、李白、苏东坡，现在也有人依现代价值观进行“重新审视”，结果把他们批得体无完肤，但多数中国人还是喜欢他们的。文学成就不是莫言的批判豁免状，但在一种对文学的漠视与无知中贬低莫言，那也是对文学与作家的意淫。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3-1-17 11:11:57

苦难是他的第一摇篮——文学评论家刘再复谈莫言

2013年01月17日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卫毅
　　故乡和摇篮的饥饿贫困苦难造就了他，但他又超越他的故乡，他写的是普遍的人性，还有普遍的人类生存困境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公布时，旅美学者刘再复正在泰国讲课，他于次日到达香港后，接受了本刊记者的电话专访。此时的香港，莫言的书一天之内几乎销售一空。这些年来，刘再复持续不断地通过各种方式向瑞典学院推荐中国作家。围绕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种种话题，他向本刊记者谈了自己的看法。
刘再复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大食/图)
　　母语的胜利
　　人物周刊：您怎么评价莫言的获奖？
　　刘再复：这是我们汉语作家获得的第二个诺贝尔文学奖。不管谁得奖，都是我们母亲语言的胜利，方块字的胜利，我们当然非常高兴。我们不要被各种政治概念所遮蔽，也不要被各种政治表象所遮蔽，莫言就是莫言，他是个巨大的存在，是个天才级的作家。
　　1992年，我到瑞典任客座教授，给马悦然送了一部《酒国》的复印本。我只有一本，舍不得给他，就复印了。好几百页，在复印机旁腿都站酸了。我非常欣赏《酒国》，整部小说充满想象力，既充分现实，又超越现实，是典型的魔幻现实主义文本。童年时代的苦难造就了莫言，使他对现实生活有了刻骨铭心的体验，他经历的饥饿体验，恐怕中国以外的任何作家都无法跟他相比。苦难是莫言的第一摇篮，是他的天才催化剂。
　　人物周刊：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您认为莫言处在怎样的位置？
　　刘再复：现在不要小看中国的当代作家，我一直说中国20世纪有两次文学高潮，一个是五四时期，一个是80年代。80年代出现了很多很有创造力的作家，我觉得他们非常接近诺贝尔文学奖，例如李锐、阎连科、余华、贾平凹、韩少功、苏童、王安忆、残雪都很杰出。莫言和这些作家都是80年代之子，我相信他们已经进入瑞典学院的视野了。现在最主要的是作品翻译问题。
　　人物周刊：目前中国作家作品的翻译情况是怎样的？
　　刘再复：瑞典评审委员也不是三头六臂，能读中文的只有马悦然一个，其他都得靠英文瑞典文阅读。所以，必须翻译好。莫言作品的英文翻译得益于葛浩文教授，他最喜欢莫言，莫言的大部分书他都翻译成英文。我跟葛浩文相处时，每一次他都谈莫言，萧红和莫言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莫言的瑞典文翻译主要得益于陈安娜，她是一个很聪明、很用功的瑞典知识女性。
　　人物周刊：除了翻译之外，还有哪些因素？
　　刘再复：最主要的因素是作品本身的水平和质量，其次推荐人也很重要。像日本的大江健三郎，就特别喜欢莫言，他真诚地推荐莫言好多年了。
　　人物周刊：什么人有推荐权？
　　刘再复：4种人有推荐权：一是大学的文学教授；二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三是国家级作家协会主席；四是相当于作家协会机构的主席，比如国际笔会主席。
　　人物周刊：您都推荐过谁？
　　刘再复：我曾经推荐过巴金，但没有被接受，后来推荐高行健就被接受了。
　　人物周刊：莫言可能获得诺奖的消息传出后，他遭受最多的是政治上的批评，您怎么看文学和政治的关系？
　　刘再复：我觉得瑞典学院的选择是超越政治的，仅着眼于作家的文学水平、文学质量。作家有选择政治立场的自由，瑞典学院不干预这种自由。前苏联作家得诺奖的人里面，有的跟政府是不合作的，比如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也有跟政府合作的，例如肖洛霍夫，他是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但他的代表作《静静的顿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确实很好。何况莫言完全是文学中人，离政治很远也不太懂政治。他浑身都跳动着作家的良心，从不回避黑暗，每一部作品都是对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的呼唤，对于数十年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政治荒诞现象，他都给了充满正义感的回应。如果真要从“政治标准”苛求，把莫言放回文化大革命中，那么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大毒草”，红卫兵有足够理由对他进行10次“檀香刑”和一百次“牛棚”处罚。瑞典学院是正确的，它不把莫言看作“谴责文学”和“社会批判小说”，而是面对莫言的心灵、想象力与审美形式，看到了莫言在抒写时代现象时超越时代而进入文学的永恒之维。瑞典学院的院士们拥有清醒的良知，他们对作家只有高标准的文学要求，没有文学之外的政治要求与道德要求，惟其如此，它才拥有面向全球复杂语境进行择优选择的可能。瑞典学院正是透过这种政治表象而把握莫言的真实文学存在，坚守文学的视野所以才赢得世界的尊重。
　　我们过去的文学批评最大错误就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文学就是文学。文学标准主要考察两方面，一个是作品精神内涵，一个是作品审美形式。惟一的标准应是文学标准、审美标准。既不能设置政治法庭，也不能设置道德法庭，只能做审美判断。
　　不要走向概念，而要走向生命
　　人物周刊：您跟莫言有怎样的交往？
　　刘再复：我跟莫言最初交往是80年代中期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当时军艺文学系主任是写过《我们播种爱情》的徐怀中将军，他主持作家讲习班，请我去给学员们开讲座。
　　学员里面，当时最著名的是写过《高山下的花环》的李存葆，他很有才华。此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莫言、刘毅然、雷铎等，他们思想活泼，写作能力很高。我到美国之后，在科罗拉多大学任教，葛浩文请莫言到科罗拉多大学演讲，他的第一句话就说，在座的刘再复教授是我的老师。我还送了莫言一顶科罗拉多的牛仔帽。在我的心目中他也是特立独行的牛仔。
　　大概是1995年，葛浩文要到中国看莫言，问我是不是也写一封信给带回去。我在给莫言的信中写道：高尔基说过，托尔斯泰如果是生活在大海里，肯定是条鲸鱼，我希望你在文学沧海中也能成为一条鲸鱼。他给我回了3页纸的信说：你鼓励我当鲸鱼，可是我们社会却太多鲨鱼。
　　人物周刊：您对莫言的印象？
　　刘再复：我的第一印象是：莫言是个赤子，满心天真；第二印象是：莫言浑身充满创作活力，很像法国的巴尔扎克(尽管他的创作风格更近加西亚·马尔克斯)；第三印象是他满肚子都是故事，他到我家里时，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的老师学生都来听他讲故事。他的故事让大家目瞪口呆，又让他们笑得前伏后仰，他真是个幽默大家。他说小时候他和他的同学在高密饿得不仅啃树皮，还啃煤块，乡村小伙伴们个个啃得牙齿都非常坚硬、非常犀利。后来有些人去当电工，电线本应用线钳剪，他们用牙齿一咬就咬断了。他妈妈被分配到生产队磨米，想偷点米出来，可是门口都有人站岗，结果他的妈妈就把米先吞到肚子里，回家后用筷子一撬，吐出来给他们吃，所以，才有了献给母亲的《丰乳肥臀》。莫言既有苦难的体验，又充满了灵魂的活力。我们考察一个作家就要看他有没有灵魂的活力。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
　　刘再复：高密东北乡是莫言的故乡，又是他创作的第一摇篮，故乡和摇篮的饥饿贫困苦难造就了他，但他又超越他的故乡，写的是普遍的人性，还有普遍的人类生存困境。莫言很了不起的一点是，他看到“文革”之后我们整个中华民族被教条所窒息，需要生命的重新爆发。从《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到《丰乳肥臀》，甚至到《蛙》，都是生命的呼唤，生命的燃烧，生命的大觉醒，所以，在十几年前我就称他为“最有原创性的生命旗手”。莫言谦虚地称我为老师，其实我更多地向他学习。他给我最大的启迪是，不要走向概念，而要走向生命。
　　(实习记者黄昕宇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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冽多照相机对着，谟业宗长怪不好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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