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我们的大学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教育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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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我们的大学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教育组织

　一方面，大学生们的心理压力迅速增加；另一方面，大学正迅速地官僚化。这一普遍发生着的双重罪恶，给我们的学生们带来双重的冷漠、绝望和自杀的冲动。

　　所谓“经济发展”，简单地说，就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通常，根据20世纪40年代拉丁美洲的发展模式，经济发展遇到的第一个瓶颈环节是资本不足。故而，储蓄及“储蓄-资本”转化效率成为早期“发展经济学”的核心议题。后来，出现了所谓“东亚经济模式”——以政府信用或“强迫储蓄”方式增加储蓄率和工业资本，并且以“出口导向”的产业政策拓展工业市场。这一模式使“制度”取代了“储蓄”，成为发展经济学的核心议题。

　　发展经济学家毕竟注意到了东亚模式与拉美模式之间的引人注目的一项重要差异。根据这一领域学者的研究，主要归功于东亚的儒家文化传统，东亚经济在它的“起飞阶段”，没有遇到拉美经济发展遇到的所谓“人力资本的瓶颈”。后者由下列两方面因素联合作用所致：

　　(1)产业结构伴随人均收入增长而从“简单劳动密集型”向着波特尔定义的“投资驱动型”和“创新驱动型”升级时，迟早会发生的对知识型劳动者的市场需求的迅速增长，即所谓的“人力资本”需求的迅速增长；

　　(2)作为“人力资本”的主要生产部门，教育—师资、基础设施、教学内容和方法、学校管理水平，几乎不可能伴随商品市场的需求扩张及派生的对人力资本的需求扩张而有如此迅速的扩张。于是导致人力资本的供不应求状况，以及伴随这一状况的教育费用(人力资本的生产成本)的迅速攀升。

　　中国的高等教育费用，以各种统计口径计算，在过去十年内的增长速度，肯定数倍于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这一事实意味着，不同于“东亚模式”，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遇到了上述的“人力资本瓶颈”。更糟糕的可能性在于，如果政府无力应对上述状况——就如同它没有能力应对正在普遍瓦解的农村基础教育那样，那么，人力资本瓶颈将迫使经济增长速度降低至“瓶颈”允许的水平。

　　那么，政府需要如何应对上述状况呢？

　　首先，寻求比较正确的经济理论，或许对政策制定具有指导意义。在教育服务和医疗服务这样的人力资本生产与维护部门里，市场与政府这两种机制，各有利弊，均可失败。只不过，我曾指出，“权力寻租”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收益递增效应，将使政府失灵成为比市场失灵更危险的一种制度失败。

　　其次，基本事实的确认或许是正确政策的开端。关于中国教育的三项基本事实是——不论出于何种理由，合理的和不合理的：(1)公立学校仍占据着教育服务的主要供给者的地位；(2)政府教育开支仍是学校收入的主要来源；(3)优秀师资仍集中在公立学校内。

　　即便学费在十年内当真上涨20倍，从已有数据判断，学生缴纳的学费仍然只占大学财政开支的12%，其余各项收入约占大学财政开支的88%。所谓“其余各项收入”，主要指各级财政拨款和各类研究项目的收入。根据可比数据估计，美国的州立大学，其学费收入约当大学财政开支的33%，州财政拨款约当大学财政开支的33%，包括赞助款在内的“其余各项收入”约当大学财政开支的33%。

　　学费上涨如此迅速，却主要是由学生家长负担的。作为对比，在美国，由大学、州政府、联邦政府、以及各种基金和慈善机构提供的名目繁杂的奖学金、助学金、工读贷款、低息贷款、无息贷款等等，其总额约当大学学费的50%；随时间和地区而有极大差异，上限可达90%，下限高于30%。

　　从经济学角度看，在普通家庭的开支结构中，学费占的比重越大，家庭和家族成员对学生未来发展的期望也就越高。此外，过去十年内，学费迅速上涨，相当于通过“人力资本”的价格信号极大地刺激了学生家长对学生将来可能取得的成就的预期。很可能，这一状况构成了目前大学学生的心理压力增长的主要来源。

　　尽管由于大学管理的迅速官僚化和基于教育垄断权的寻租活动的泛滥，我们的大学正在成为世界上最昂贵的教育组织，但是，这些“官僚大学”却主要是由政府财政而不是由学生缴纳的学费来“养活”的。因此，从经济学角度看，除了少数的例外，大学管理者，尤其是中层和底层的大学“官僚”们，不会把学生及教学当做大学的核心。也因此，我推测，在中国的中学和大学里，为学生提供心理服务、生活态度和就业指导的，是“班主任”而不是“咨询师”。前者是以培养“接班人”为使命的教育制度的特征之一，后者是以学生和社区为教育的主动参与者的新型教育制度的特征之一。

　　一方面，大学生们的心理压力迅速增加；另一方面，大学正迅速地官僚化。恰如韦伯曾称赞和担忧的那样，官僚的首要特征就是“不徇私情”，也因此而使社会变得空前冷漠。韦伯担忧的仅仅是西方社会的官僚化，我们却要同时承受西方式官僚的冷漠无情和东方式官僚的营私舞弊。这一普遍发生着的双重罪恶，当然也发生在我们大学的校园里，给我们的学生们带来双重的冷漠、绝望和自杀的冲动。

　　救治我们的大学，于是，首先就要解除高等教育的官僚垄断，让学生养活大学，让学生因此成为校园的主人，让学生以主人的身份和心态来选择自己的生活。

　　背景：学子自杀之谜

　　2005年7月25日晚8时许，北京大学33号宿舍楼，一名男生从五楼坠下身亡。后经警方证实，他是跳楼自杀。

　　短短三个月内，这已是北京大学内发生的第三起坠楼自杀事件。此前，4月22日与5月7日，北大中文系一名女生和数学系一名博士先后在北大理科2号楼前坠亡。

　　三位学子相继选择这种激烈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迅速成为热门话题。

　　心理压力？

　　探究自杀之谜，一种直接而简单的方式，是将其归因于自杀者的心理危机。

　　7月25日坠亡的男生是北大心理系2002级本科生。据同学介绍，他在家中为独生子，曾患有抑郁症。4月22日从北大理科2号楼九层跳下的女生，在自杀前一日，曾在学校BBS上发贴说：我列出一张单子，左边写着活下去的理由，右边写着离开世界的理由；我在右边写了很多很多，却发现左边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写的……

　　许多人可以接受这个解释——过重的心理压力形成了对生的厌倦。北大社会学系夏学銮教授分析出三个方面的原因：家庭条件差异，学生产生了消极情绪；社会对于学生的评价和待遇地位下降，学生自卑感加强；学生心理承受能力差，缺乏家庭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

　　然而，这种观点引起了一些人的反对。有评论认为，应该从整个社会环境和教育制度上来找原因。社会大环境形成的过度鼓励竞争攀比，轻视团结友爱、人文关怀，社会每一分子包括学生都承受着巨大的身心压力。同时，大学里并不重视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金钱观的教育和培养，跌到“钱眼”里的教育制度，如何能够培养出心理健康、承受能力强的学生？

　　持这种观点者认为，不应一味埋怨学生心理承受能力差，不要责备学生没有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整个社会特别是教育机构，要认真反思一下是否对学生们尽到了责任。

　　择校费悲剧

　　当人们为自杀的高校学子惋惜的时候，另一则消息更引人关注。

　　7月10日，13岁的小学毕业生、宁夏女孩秀秀(化名)在家服毒身亡。在遗书中，秀秀说，自己死了，可以帮父母省10万元择校费。信末她连声道歉： “对不起！我辜负你们的心了！我是个差生！”

　　据秀秀的母亲介绍，遗书中说到的10万元，可能是孩子平时在大人们聊天的过程中无意间听到的。尽管国家规定义务教育阶段实行“一费制”，但是，现实情况却复杂得多。银川市虽然严禁公办学校间高价择校，但近几年，为了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当地采取依托有名的高中来办民办初中，即所谓“名校办民校”，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收取择校费。这些学校千方百计挖取优秀生源，借“升学率”提高知名度，以知名度吸引低分生，以低分生获取高收益。择校费也已经达到数千元、几万元甚至数十万元。

　　择校的严重后果是，在小学阶段，学生之间已经开始以成绩论英雄，产生“学习成绩不好即差生”、“上不了好的初中即失败”的心理。同时，有钱有权人家的孩子可以通过掏高额费用和通过各种关系上好的初中，教育公平严重缺失。择校现象加重了家长负担，扩大了阶层差距，也严重影响了孩子的心理。

　　秀秀的死和触目惊心的遗书，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10万元的择校费，可以让一个孩子承受如此大的压力，以至于情愿放弃自己的生命来减轻家庭的负担。那些生活中同样背负着巨大经济阴影的孩子，也许已经潜伏了心理危机。

　　高涨的学费

　　比起择校费，人们更熟悉的事例是，社会底层的孩子考上大学，家里却无力供读。这几年来，每到高校录取通知书发放的时节，全国各地经常出现这样悲喜交加的情景。

　　1994年以来，我国大学学费从每年几百元一路飙升至每年5000元至8000元不等，猛涨约20倍；而1994年至今十年间，国民人均收入却增长不到4倍。学费涨幅远远超过了国民收入增长速度。

　　涨价的支持者们辩称，高等教育成本巨大，单靠政府下拨经费无法运转。但是，多年潜心研究教育问题的熊丙奇教授对记者表示，现阶段我国高校教育成本的评估与分摊体系均存在问题，这是教育高收费的主要原因。到如今，“高校教育成本”如何计算，仍然没有一个清晰的标准，也没有经过任何科学论证。

　　部分高校将教育视为“摇钱树”，为了拓展教育经费来源，各大高校争相将所谓的热门专业上调30%收费，使这些专业的收费达到8000元之巨。而一些相对较冷门的专业，仍不见下调收费。

　　此外，1993年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时，政府提出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在上世纪末占GDP的比例应达到4%，但这个目标从未达到。现阶段我国教育财政投入仅有3.28%，低于世界各国平均水平(5.1%)。

　　中国教育的现状究竟如何？学子们用自己的行为在阐释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