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希我随笔自选集》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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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随笔自选集》代序：狠角（曾念长作）

    大约是在七、八年前的一个夜晚，我们四、五个人在省体育中心附近的一家咖啡吧闲聊。这其中就有陈希我。那年头，他正因放出“文学变态论”引起不少文学人士的“公愤”。在灯光幽暗的咖啡吧，希我没有轻松下来，而是与人辩论他的“变态观”。希我说，日常生活中看似常态的场景，其实都存在于变态的逻辑之中。在场自然有人反驳他。
    我印象深刻，希我搬出了这么一个例子：在公园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对父母陪小孩玩耍，看似其乐融融，实则已被变态的逻辑绑架。
    希我是在表达生命个体与生活常规的紧张关系。这是一种不易被觉察的微观政治学，但毫无疑问，它存在于人类文明的共同结构之中。常态是一种妥协的现实，这种现实一旦解体，变态的内核才展示出来。如果不是站在这种变化的关系立场出发，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缠足、阉割这种变态逻辑只能终结于某段历史的末端。
    那个夜晚我们很迟才散场。各自走后，我和欧亚闲逛在福州的大街。夜幕之下，灯光颠覆了黑暗，夜行成为都市生活的常态图景。我跟欧亚说，我给希我发个短信吧。
    “我和欧亚正变态地走在大街上。”
    希我很快回了短信：“呵呵。”
    我发这条短信，当然没有什么深刻用意。它只是对希我的变态论的一种调侃。但这调侃本身，无疑是对刚刚还在咖啡吧里讨论时所形成的观念结构的一种延伸。我想它至少隐含着这么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我对希我的变态观表示理解，它是对表面现实的一种偏离；第二层意思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只能生活在常态中，这是对表面现实的一种妥协。
    无论是偏离，还是妥协，都需要勇气。
    偏离和妥协，其实也正是陈希我的两面人生。一面在文本中，它充斥着弗洛伊德式的力比多，并在这个力比多系统中衍化出个人独裁式的观念世界；另一面存在于生活中，它被纳入了集体协商之后形成的社会规则，作家要么参与讨论，要么按部就班。陈希我并没有从这两面人生的相互撕扯中脱身，正如一些作家所鼓吹的那样获得生命个体的绝对超越。恰恰相反，他成了两面人生的结构统一体。有一类作家是这样认为的：如果他不是存在于这两面人生的剧烈拉扯之中，那么作家的身份无意义。或许陈希我就属于这类作家。
    如果说这两面人生所形成的结构化世界能够获得阐释，那么，在陈希我的所有文本的内部，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一个与他的两面人生相似的观念结构。这个结构的一面，是小说笔法；这个结构的另一面，是随笔笔法。
    在小说中，陈希我向我们呈现的往往是一个绝对偏离的世界，是一个人的力比多与许多人的集体共识的彻底决裂，是欲望本我与伦理超我的最终分道扬镳。在他的中篇小说《我爱我妈》中，身患残疾的儿子不仅占有母亲的身体，而且渴求母亲能给予与这种身体占有相匹配的爱。但在生活常规意义上的母子伦理面前，这个力比多主体遭遇了挫折，于是，儿子用鞭子将母亲鞭打至死，冲突就此终结。这是陈希我小说的典型范例。而在随笔中，陈希我倾向于描摹一个妥协的生活现实。力比多主体与生活常规没有走向毁灭性的冲突，而是在妥协中将变态与常态这两个世界拉成一个平面。
    但妥协只不过是生活政治的表象。作家意不在写妥协，而是写妥协背后的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我称之为“苟活之道”。我以为苟活是中国人精神世界中最主要的价值维度之一。中国本土作家如果对这个精神世界集体失语，一种可能就是失察，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中国作家都已“深陷”苟活之道而无法自拔。
    陈希我的随笔，向我们展示的，就是中国人的苟活之道。在他的随笔中，那个被原始欲望支配的力比多主体并没有完全退场，而是不断地与生活讨价还价，为苟活下去而讨价还价。小说中的我往往只是作家想象出来的欲望本我，而随笔中的我，则指向现实生活中的自己。这也就意味着，希我也是那个苟活着的人。
    苟活是一种中间状态，介于积极的生和主动的死。死属于黑的世界，生属于白的世界，在这两种色彩的中间地带，就是灰的世界。这也就是苟活的世界。所以，陈希我在这本随笔集中一开篇就切入生死问题，并在第二篇《我的后悔录》中说道：“大抵因为世界的底色就是灰暗的”。陈希我的随笔，虽然题材不一，但大多统一在这样一个苟活的灰色叙事结构之中。在这个统一体之下，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苟活式”语义结构，如“长寿则辱”、“与命拉扯”、“命当如此”、“吃是可以跟死神讨价还价的筹码”，等等。
    中国的作家，并非全然不顾对苟活之道这个命题的探讨。比如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都包裹着一个苟活之道的内核。但不同作家对苟活之道的文学归宿的处理，却大不相同。余华习惯于将苟活之道纳入“暖色-福乐”的叙事结构之中。在他笔下，《活着》的主人公福贵虽然失去了所有亲人，老来只剩自己孑然一身，但活着本身成了福贵的最大胜利，作家最后将苟活之道升华为与福贵这个名字相映照的苦难美学。
    而陈希我则是在“冷色-病态”的叙事结构中把握苟活之道。在他这里，苟活不是通往自我拯救的坦途，而只是一种尤其契合于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权宜之计”。苟活也不是通往富有喜味感的苦难美学，而是一种低贱的“好死不如赖活”，是无所谓的“活该”。在这个意义上，陈希我已经让度了文学中通常被标高的精神高度。他成了一个喜欢“死磕”的人，跟自己，跟世界。夏志清认为鲁迅将过多的精力耗在与现实的撕咬上，白白浪费了他的文学才华。陈希我则表示，他完全理解鲁迅的那种较劲，一个作家如果只纯粹做文学，那近乎奢侈。而我想说的是，不存在一种与现实完全解除关系的作家和文学。
    对于一位以小说为主业的作家来说，我们仅仅读他的随笔作品，则无法看清作家投射在文本中的完整的观念结构，一种由统一性和丰富性交织起来的观念结构。于是，我不免援引希我的小说与他的随笔作为彼此的参照。这样，原本计划一千多字的短文，一下就超标了。以下，只是一点多余的结语。
    前面说过，无论是偏离，还是妥协，都是勇气。但勇气一词似乎并不妥贴。它是一种赞美，富有胜利感。而作家往往并不具有胜利感，他还有一种失败感。勇气在作家笔下，通常只是一种走投无路的“狠”。这种狠，并非作家的独立想象，而是一种联接文本与外部世界的方法。它通往一个广阔的精神世界。今天，狠正在成为隐藏于各种生活表象之下的一种通行逻辑，一种核心底蕴，一种无师自通的方法论和世界观。
    我曾多次萌生过一个写作计划，甚至为它想好了题目，就叫《狠角》。我试图描述的，就是陈希我这样一类的作家以及他们的文本世界。但我是个没有效率感的人，这样一个计划，至今未见付诸行动。今希我嘱我作序，我权且先把这个题目安上，这也是一种苟活吧。但愿没有离题万里。
                                                           曾念长，2012年3月15日
                                                           于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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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有点轴 张莉

    陈希我并不叫陈希我，他曾有个特别阳光的名字。可是，那个名字跟他并不搭，所以就换成了希我。这名字果然好，过目不忘。从2002年起，对我来说，“陈希我”总是亮的――在MSN里，在每一个我上线的时间段――中午，或者下午。尽管并不常常上网聊天，但那闪亮的头像却成了我脑海里最固定的风景。
    认识希我是六年前，他是杂志编辑。他和美女作家粲然从福州来北京，我们在清华南门对面吃火锅。我和粲然一见面就叽叽喳喳讲各种话题，电影，衣服，清华和福师大的研究生生活……但是，和希我，除了互相介绍外还聊过什么吗？大约没有。他只听我们说，然后把菜放进锅里，建议我们吃东西。他保持了一个男人的风度――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女性谈论的话题太琐屑，他根本没兴趣。吃完饭还去清华东门的“盒子”喝过咖啡，一谈到文学，他就打开了话匣子。聊得很快活。可惜，我已记不起聊过哪些话题了，只是会想到那个晚上围绕小咖啡桌的热烈情绪以及咖啡的缭绕香气――那是难忘的一去不复返的文学青年岁月。
    04年冬天，我们在清华西门又一次见面，他来北京查资料。那时候我们都开始读博士，他在福州，我在北京。有一段时间，我们常在网上围绕诸如论文、匿名评审、核心期刊以及自己的导师等话题聊，很有趣。他做日本文学研究，题目是跟虐恋文化有关，福州那里相关资料很少。
    和希我见面后，我们选择坐特6一起去见朋友。在巴士楼上的最前排坐着，整个车厢没几个人，视野开阔，从中关村到玉渊潭，摇摇晃晃穿过北京城。听他讲起了复杂的和令人唏嘘的日本留学岁月，他有那么多离奇的、辛苦的、惨痛的、超乎我想象的经历。作为一个出生于60年代的人，从大学毕业后到农村中学任教，之后东渡日本，从日本回来后再目睹一个社会从里到外的深刻变化，希我感受过巨大的“震惊”和“痛切”。正是这些感受成就了他别具气质的小说――在《冒犯书》的系列作品中，你会深刻认识到金钱/权力有如龙卷风一样席卷了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直至每个人（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身上都刻下了对金钱/权力的隐秘渴望。
    我应该是希我最早的那批读者，他把第一部小说集《我们的苟且》寄给我――他的每部作品出来，我大约都可以收到他的签名纪念，我也读过他很多未发表的电子版小说，坦率地告诉过他我的阅读感受。相识的六年来，我看到希我逐渐成长为文坛新锐小说家，看到文学期刊里他的名字闪烁，他的小说让人愤怒、疼痛、不安、难以忍受――他确立了尖锐的、非常态的写作风格。
    四年前的聊天，希我给我的感觉完全不是小说中的叙述人。他温和、随性，像生活中我们常遇到的那些脾气好的男人，我是有恍惚之感的――这是读者印象中的“先锋”和“另类”的陈希我吗？我甚至觉得他说话太谦和，哪里有小说中的尖锐气呢。当然，接触久了你会发现，他其实还真是一个对事物有锋利认识和不寻常理解力的人――不过，这种尖锐只会出现在文字里，而不是在人际交往中罢了。他对事情的看法很固执，有时你还可能接受不了，会忍不住反驳――哎，你怎么能这么看，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好在，我们也并没有几次实质意义上的争论，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也多有共识。
    有一天，偶然看到某个评论家说希我患了痛风。我希望那是传言――却是真的，因为长年饮食海鲜，他患了痛风。很多年来，疾病严重困扰他，吃饭于他如吃药般――“痛得厉害了，连死的心都有。”我很震动。我记得，他患了痛风后我们一起吃过饭，可是，我却从来没有注意过他有许多东西不能吃，他也没主动跟我提起过。这些年我们通电话，聊天儿，说事情，我没有主动问起过他的身体和家人的身体，即使他说身体不太好，我也想当然地以为是年轻人都会遇到的小CASE――查到关于痛风病的各种疼痛和了解他的境遇后，又亲见他的诸多作品在此间问世，作为多年的朋友，我有复杂感触。
    台版《冒犯书》被海关查禁，年初就听他谈起。他说：“我就问他们一句，‘从来如此，就是对的吗？’”那天，希我在电话里两次提到《狂人日记》的这句话。除了倾听我唯有沉默。我当然晓得，提这问题并不是一个人在生活中的“文艺腔。”事实上，那问题那么重要，一如他小说中的叙述人总会提出的我们生活中从来不去想也不敢细想的问题一样宝贵：他的叙述人总喜欢在小说中问读者什么是富足什么是贫乏，什么是道德什么是非道德，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意义什么是无意义。正是这些问题使我们有触动――在一个习惯常态的社会里，如果不是陈希我的小说及其坎坷际遇，我们怎么能这么真切地认识到，生活中居然有这么多习焉不察的黑暗、痛楚与不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