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写书与编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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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写书与编书

止庵（本报书评人）

编者按：前几天在全国书展上翻书时发现，止庵所写所编的书（新出、重出均包括在内），在近一年约有七八种之多。止庵谈读书的文章，见于报刊者甚多 ，且所涉甚广，但其最着力之处，无外周作人、废名、《庄子》、张爱玲几家，由读而写，由写而编，遂有《周作人自编文集》、《废名文集》、《樗下读庄》等诸书问世。盖从个人自由读书始，迄于将个人深爱之书整理出版，而亦使爱此类书之读者得见较好的版本，远水入海，花果相递，此种情况在国内出版业中亦有不少。今特约止庵写此一文，从个人经历之角度细述多年来读书、写书、编书之过往，从中可见自由读书人进入出版行业的经验与历程，希望能给那些亦有此愿的读书、爱书人一些有用的借鉴。 　　我小时候听父亲要哥哥姐姐好好念书，偶引《三字经》“苏老泉，二十七”等语，遂记在心上。也许受了心理暗示罢，二十七岁对我来说，倒是一个要紧年头。后来做的不少事情，都能从这儿找到缘由。此前我写过不少东西，有诗，有小说，然而兴趣渐渐减了；我也读过不少书，却如父亲来信所批评的，“学而不能致用”。虽然学并不非得致用，不过我的确有点儿落空了。 　　1986年春天，我先后买到周作人《知堂文集》、《过去的工作》和《知堂乙酉文编》的影印本，此外还有一套《知堂书话》。这是我首次接触周氏作品，尽管很早就知道他的名字。——初中上政治课，老师提到鲁迅有个弟弟如何如何，说他曾署名“周遐寿”发表作品，并把这几个字写在黑板上，我记得清清楚楚。对散文一类东西，我虽读了不少，当代如杨朔、秦牧、刘白羽，古代如“唐宋八大家”，周作人的文章却与这两路完全不同。借用徐訏的话就是：“他这种老老实实谈他读书与见解，中国还没有一个学者做过，或者敢做过。”（《从“金性尧的席上”说起》）这引起我很大兴趣，此后就尽量找他的书来读。张爱玲《传奇》的影印本和排印本，大概也在同一年里先后到手。她的作品此前我只读过《收获》上重新发表的《倾城之恋》。张爱玲同样令我耳目一新。还有废名，这一年里我买着《桥》的影印本，当然最看中的还是他散见于《人间世》和《世界日报·明珠》上的随笔，我从一本编得不很理想的《冯文炳选集》中读到一些。到了冬天，我立下誓愿，要把先秦各家通读一遍。此前除《论语》、《老子》、《公孙龙子》外，都仅仅看过个别篇章。自忖好歹算个读书人，实在不该如此；后来通读《诗经》，也是类似想法。我托病没去上班，先从《庄子》起手，把所找到的七八种注本一并摊开，原文连带注疏逐字逐句地对照着读。待到终卷已是转过年了，笔记写了五万字。若论对我人生影响之大，此前此后读的任何一本书都不及《庄子》。这里只说两点。其一，《庄子》说：“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道”系指事物自然状态，乃是本来如此；对人来说，就是拒绝了固有价值体系之后所获得的自由。拒绝固有价值体系，也就不在这一体系之内做判断：不是是，不非非，不是非，也不非是。以后我又读《五灯会元》和《古尊宿语录》，更是提供一种思维方式，其特点就是拒绝所有既定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不接受他人预设的前提，不在现成的语境里说话。“逢佛杀佛，逢祖杀祖。”其二，《庄子》讲了庖丁解牛、痀偻者承蜩、津人操舟、丈夫游水、梓庆削鐻、大马之捶钩者捶钩等故事，道理都是一个：当把“技”完善到那样的程度，它不再局限于仅仅是一项技，超越了技的所有功利目的，同时也超越了技者自身，也就是通常所谓忘我，它就有可能达到“道”；从技者方面考虑，他是在一种行为之中使自己升华到某种境界。这都使我终生受益。 　　至此我读书大致有两个方向，其一以现代文学为标的，而又集中于周作人、废名、张爱玲等几家；其一以先秦哲学为标的，集中于《庄子》、《论语》和《老子》。我曾戏言，先秦哲学归根结底是关于人的，《庄子》讲的是一个人的哲学——也就是“我”；《论语》和《老子》讲的是两个人的哲学——除了“我”之外，还有“你”或“他”。在孔子看来，这另一位是好人；而在《老子》作者看来，则是坏人。先秦别家所说，可以通摄于三家之下，譬如孔子一脉有孟子、荀子，老子一脉有孙子、韩非子，只有庄子是自说自话。 　　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并未写什么东西。也许是机缘不够罢。——现代文学史上不少人似乎也是如此。譬如鲁迅自从《域外小说集》受挫，便沉寂多年，直到钱玄同替《新青年》来约稿；他虽然编了《古小说钩沉》和《小说旧闻抄》，若不去北京大学授课，也就不写《中国小说史略》。周作人的创作高潮，则与《新青年》、《晨报副刊》、《语丝》、《骆驼草》和《大公报·文艺》等关系密切。我当然不敢自比前贤，却也明白其中道理，说穿了就是文章可以不写。直到1990年，友人曾一智在《黑龙江日报》编副刊，约我父亲写文章，他转叫我写，我才动笔。起初写的很少，每月一两篇，每篇千把字，五年后结集为《樗下随笔》出版，算是我的第一本书。以后继续写着，多系读书笔记，迄今一共编成8个集子。我所读的书全凭一己喜好。即使是编辑命题之作，也得自家对那题目感兴趣，所涉及的书是读过的，或者正想读的。前些天我对朋友说：平时读书，似乎颇有感想，写下来才明白并不周全。反过来讲，这也正是读书之外还要写点什么的意义所在。另一方面，因为希望写得周全，须找相关东西参考，连带着也就多读不少书，多知道不少事情。前面说文章可以不写，可是真要写了，还得认真对待，一如《庄子》庖丁、津人诸位之所为也。 　　我把阅读《庄子》所得写成一本书，已在最初读它十年之后。其间我读了一百来种注本，特别留心众说纷纭之处，差不多每个细部都从前人那里得到启发，但是我自己对于整本《庄子》和自具框架的庄子哲学，则越来越不完全认同于其中任何一家的说法。当时我还在公司上班，回家便写关于《庄子》的笔记；整整一年，写了三十几万字，又花半年时间整理，成《樗下读庄》一书。我在序言里借用“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形容自己的读书过程。项莲生这话乍看是对《庄子》“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唱反调，其实讲的是一回事，不过一位是从生命的终点往回看，一位是从生命的起点往前看罢了。我说，至此为止，我的“有涯之生”里所干的“无益之事”只是读书；在东翻西看了些年以后，我想这一辈子至少也要仔仔细细地读一本书。这本书应该是由得我不计光阴地反复体味，而其价值或魅力不在这一过程中有所减损的，也就是说，这件“无益之事”真的能够成为我的“有涯之生”的对应物；我选定的是《庄子》。 　　我读《老子》还在《庄子》之前，母亲曾以苏体为我抄过一遍——附带说一句，她还为我抄过《诗韵新编》，整整写满两个本子。当初读完《庄子》，接着重读《老子》，我的札记却没写多少。我读先秦典籍，多少为在精神上求得一点支持，但是《老子》令人不很舒服，尤其是名为“道”，实为“术”的那一套，正如朱熹所说“老子心最毒”。不过它对我仍时时有所蛊惑，让我总想找机会再下一番功夫。后来有机缘写《老子演义》一书，得以把郭店楚简、帛书以及王弼以下几十种注本一并读了，觉得算把《老子》弄明白了。我在序言中说，《老子》是中国文化重要原典，喜欢也好，反对也好，都是客观存在；其中意思明明白白，又歪曲不得；而且自成一个整体，真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恐怕也没那么容易。书中所说真要实行起来，的确有些可怕，但也不是什么人都做得来的，因为多半没有所要求的那份耐性。譬如“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对于一点亏都不吃的人，这种办法肯定没法采用。 　　我对中国现代文学虽然关心，却谈得很少，只是编了一些书而已。前面讲读周作人的作品，主要是钟叔河大致依照原来样子出的那些；当时只想当读者，无意自己动手。谁知出了十几本就不出了，而没面世的，恰恰平常不大容易见到。我曾去信询问，编者复函谈及新的思路，大致即如后来出的《周作人文类编》那样。说实话我觉得这种编法未必可行。因为每一类别背后都是一门学问，须得深入理解，才能将一篇文章置于合适位置；作者写文章又往往是打通了的，很难归在某一类里；至于查找不易，尚属次要。我想还是重印作者自己当初编的集子为好，因为编时于篇目取舍、排列顺序自有安排；打乱重编，这点心思就看不到了。我整理出版《周作人自编文集》，乃是退回到钟先生原来的路数，将他当初做了一半的事情做完。其间承蒙他提供《老虎桥杂诗》谷林抄本和《木片集》60年代校样，这是要特别表示感谢的。这两本书都是首次出版。还有《知堂回想录》，原先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的本子错谬太多，我则是根据作者家属所提供的原稿复印件整理而成。时值盛夏，每天早晨8点开始工作，除吃饭外，一直干到夜半，整整一个月才告完工。我编的《苦雨斋译丛》，收录的是周作人根据古希腊文和日文翻译的作品。相比之下，可能比《自编文集》价值更大一些，因为多半依据保存下来的作者原稿整理付印，而早前印本与这些原稿相比，删改之处甚多，有些甚至面目全非。《译丛》中《希腊神话》一书也是首次出版。我还发现了周作人的佚著《近代欧洲文学史》。该稿尘封多年，我偶尔上网查阅某图书馆目录，见周氏名下有此一种，遂请作者家属代为查看，果然向未付梓。有人听说此事，辄言“不就是早出过的《欧洲文学史》么”，不免上了想当然的当了。此书由我与友人戴大洪合作校注，已经出版。 　　我曾说，关于周作人，我总觉得大家无论要说什么，都得先把他所写的书和所译的书读过才行，而目前最欠缺的还在这些著作的整理和出版方面。这是我作为他的一个读者的由衷之言。而我十几年来在这方面做的，首先满足的倒是自己的需要。我没有念过文科，又不在大学或研究所工作，做此类事甚是不易；假如有人先行做了，我乐得坐享其成。我编废名的书也是如此。我写文章受到前人不少影响，其中就包括废名。诗人沙蕾曾经教我：“如果我们将爱好的作家的作品翻来覆去地读，十遍二十遍地读，就会得到他的‘真传’了。”而迄今为止，我也只对废名下过这种工夫。我曾说，周作人是浑然天成，废名则字字琢磨，一丝不苟，所以前者只可领会，后者可以学习。周文多苦涩气，乃是作者骨子里的，下笔多很随意，一切皆自然流露。废名则有心不使文字过于顺畅，多些曲折跳跃，因此别具涩味，又很空灵。他最怕文章写得“流”了，我很佩服这种不肯轻易向字句让步的精神。可是废名的文章散见于旧报刊，向未收集，查找不易。有家出版社印行一套“散文全编”，我一直盼望列入废名一种，无奈久待不得。结果只好自己来编一本，即《废名文集》。废名又著有《阿赖耶识论》，搁置已久，也经我手首次出版。我作为一个读者——请原谅我一再这样说——偶尔涉足出版，有机会印行几种从未面世的书，与其说感到荣幸，倒不如说少些担忧：我是经历过几十年前那场文化浩劫的人，眼见多少前人心血毁于一旦；现在印成铅字，虽然未必有多少人愿意看它，总归不至再因什么变故而失传了罢。 　　我写过一则“自述”：“平生买书第一，读书第二，编书第三，写书第四。”在给朋友的信中，曾经谈到一些“写作计划”，说来均根植于一己的阅读经历。某本书一读再读，或某类书读得多了，不无想法，难以忘怀，就想写它下来。当然不写亦无妨。因为书既读过，要论获益多少已经有了。

《中华读书报》2008年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