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水平重复的教材缘何没完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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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水平重复的教材缘何没完没了？

本报记者　陈香

芜湖教育学院的教师杨俊已经在公共关系教学岗位上工作了25年，他告诉记者，近年来，公共关系领域内抄袭、剽窃及重复出版的高校教材十分泛滥。 　　某家以出版高校教材闻名的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被列入国家“十五”规划的公共关系教材，居然抄袭了该出版社十年前出版的同类教材的9万字；某知名学者数年前在一家知名 大学社出版的教材，只是把书名、章节进行了调整，又原封不动地拿到另一家知名大学社出版。“要以质取胜，赶快叫停、刹住这股歪风！这些主编、副主编、编委和参编者，如此的道德、品质水准怎么有资格来站在高高的讲台上面对千万学子，他们不被揭露、抨击，我们的教育、出版和学术机构的神圣地位如何维护？”杨俊说，作为一名普通的教师和父亲，他感到痛心疾首。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告诉记者，各个学科领域，这一类的情况很多。“特别是一些实用型学科，整本抄袭的现象非常普遍。” 　　“现在的高校教材市场，最大的问题就是，高校教材谁都可以出，只要出版了随便在哪儿都可以用。”一位大学出版人向记者表示。 　　高校教材缘何如此大面积低水平重复？其混乱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如果一本被列入国家十五规划的教材也是一本抄袭之作，什么还可以是衡量教材的标准？有没有一种机制，可以规范高校教材出版，需不需要设立高校教材进入大学的门槛？而设立一套评估、推荐、准入机制，其背后又会带来怎样的隐忧？ 　　“千万不能纳入到一个强制性的机制下。与其被垄断，还不如像现在这样流传。如果一个学科仅仅只有几种好像是很‘权威’的教材在使用，反而这个学科失去了创新能力和生命力。”一位知名学者强调。 利益纠葛 　　应该说，高校教材低水平重复出版的现象早已引起主管部门和社会的关注，但目前仍无得到抑制的迹象，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其原因究竟为何？ 　　“无论从出版还是作者的角度，当教材是有利可图的，就必然导致教材的泛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表示。 　　随着高校体制的改革，高校数量和高校的招生规模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和提高，随之，高校教材的出版在数量上得以大规模地扩张，加之中小学教材教辅出版领域的利润摊薄和政策风险，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加入了高校教材出版领域。尤其是，在国内，高校的合并和扩招，为各校自编教材提供了基本用户，不论什么资格的教师都可以编写教材。此外，某些出版单位利用其主办和主管单位的权力和影响，在某个领域形成垄断。这样，中国出版界继中小学教辅以后出现了特有的高校教材低水平严重重复的现象。 　　“几个学校的教师联合起来编教材涉及到现在的学术量化考评机制，牵涉到现在高等学校里边的职称评定。”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安年认为，高校教材低水平泛滥的根本原因，出在高校僵化、量化的学术考评机制上。 　　“职称评定与教师的利益切身相关，评职称要拿成果，成果通过什么最容易体现呢？教材编写；怎么编写呢？合作编写，人人有份。回过头来，又在这些学校里边共同推广教材，学生买单。”黄安年认为，如果这些教材的确是低水平重复，抄来抄去，没有创新，那就必须要看到，高校要搞量化评审，教师每年要拿贡献，如果仅仅是为了考核而学术，那就可以想像这些成果的质量。 　　应该看到，有些学者、专家编写的教材质量相当不错，体现了一定的学术价值和思想含量，却为什么得不到有效推广呢？看来这与地方保护主义有关，而究其根源，还是量化考核机制为始作俑者。“地方学校需要打出所谓自己的学术品牌，需要给编写教材的人解决职称问题，需要解决学校学术成果包括高校排行榜位置的问题，宁可摒弃一些高质量的教材，也要用地方教材、本校教材，这样，成果也有了，职称也评了，学校的评估、评比也过关了。”黄安年说。 　　在国外，一些非常杰出的学者都在编写教材，比如经济学领域，国际上流行的经济学教材基本上是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曼昆等经济学大家在撰写，国内，编写教材的知名学者相对来说就少了很多。 　　“国内的情况是，一些有学术造诣的学者多年来已经脱离了教学第一线，恐怕编起教材来有些困难，或者即使编出来，学生也未必欢迎，而国外很多知名教授却并没有脱离教学。”黄安年告诉记者。 　　另外，对于教材来说，虽然要有意识地融入学科的前沿观点，但还是偏重于基础性的教学，所以，对于一些学有专长的学者而言，他们还是不太愿意编写一些基础性的教材。虽然现在教材也可以纳入职称评定标准之中、而且发行量也比较大，但是，我们现在的学术评价更偏重于更专门的、关于学术创新的一些论断，比如新的材料、新的观点、新的发现、新的建构等，对于很多学有专长的学者而言，他们还是更关注撰写专著，而非编写教材。 　　“教科书作者还是应该及时追踪、吸取国内外的最新学术成果，勇于更新理论及知识结构，允许创新，允许犯错误，使每一本教材都各具特色。”北京大学教授王岳川表示。 　　“其实，教材编写的质量，关系到学科基本工具、基本框架的质量可以得到怎样的保障，关系到有关学科基础性的知识怎样准确科学、且符合实际的阐述，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还是需要更多有学术造诣的学者关注高校教材的建设。”黄安年说。 　　在杨俊的观察中，一本被列入“十五”规划的教材居然也是一本抄袭之作，不禁让人哑然。“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学术基金分配体制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官僚化倾向。”贺卫方表示。 　　据记者了解，现在很多学术都成了工程，就看能不能拿到项目，拿到项目之后就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急急忙忙出成果，项目人很难平心静气做学术。 　　“所以，关键就在于能不能拿到项目，只要拿到就是成果，没有人对项目后期的学术水准进行监督。拿到项目就可以拿到钱，拿到钱之后就可以组编写班子，有了钱，就可以在出版社出书。而谁来决定立项权呢？就是少部分专家。这样，很多年轻人，包括很有水平的青年教师几乎都没有机会，他们没有话语权，话语权被少数人垄断了。”黄安年说。 谁来考评？ 　　针对高校教材混乱的出版局面，有人建议，建立高校教材学术质量评估机制，设置高校教材出版门槛，建立高校教材编辑、出版准入制度和高校教材经销的准入制度。 　　“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在目前实际中，很难说。”复旦大学教授、人文学院副院长陈思和说。 　　就建立高校教材质量评估机制而言，首先涉及的问题是，谁来考评？ 　　“教材的规划机制、编写机制、审定机制、评价机制和制定用行机制，不应该合而为一，或者说不应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在这些机制的大权往往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这些人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最后，集中的权力形成学术界的特殊利益集团。”黄安年认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则教材的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把学术和权力结合得太紧密，学术很难做好。”黄安年说。 　　那么，高校教材的质量标准体系可不可以建立，如何能够实现客观评价呢？对此，贺卫方提出，要建立一套面向同行、教师和学生，乃至社会大众，同时基于媒体和网络的公开评价制度，而不是仅仅让少数专家组成评委会来裁判。“让低水平的东西不敢出来，或者一出来就成为丑闻。只有通过不断的学术批评，树立学界本身的正气，建立我们学术共同体的标准，高校教材质量才有可能大面积提高。” 　　看来，对高校教材而言，现在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公众性质的揭发教材、包括教材运行机制弊端的监督机制。“如果准入机制不是公开、公平、公正的话，如果不是一套有监督机制的准入机制，准入就会变味。” 　　学者们呼吁建立揭发行为不端现象的公开机制，显然目前还没有。“或者说，目前很多人出于各种考虑，不愿意得罪人。可以看出，现在真正起来揭露学界不端行为的，在职的人很少。”黄安年感慨。 检验教材的最终标准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探讨一种如何获得优秀高校教材的方式。这应该是一种怎样的方式呢？ 　　“有时候只能通过市场的方式。大家都选择，这个教材就会变成权威的教材；大家都不选择，形成舆论，这就是一本很糟糕的教材。”贺卫方表示。 　　“千万不能把我们刚刚建立起来的、按照市场规律在走的高校教材纳入到一个强制性的垄断的老路上去。知识一旦被垄断，学术就会失去活力。推荐鼓励好的作品，鼓励学者用前沿思想来写作品、把最新的学术成果放进教材里，让学生可以得到更多的东西。”陈思和表示，各种推荐和评价都可以，但千万不能强制。 　　“现在的教材虽然很滥，但滥里也有好的，高质量的教材依然可以凭借公平竞争的机制在市场里发行；另外，现在平庸的大同小异的教材还能够存在，就是因为它吸收了优秀教材的观点和思想，我认为这实际对学生还是有好处的，慢慢地也会推动教学的发展。”陈思和说。 　　看来，检验教材、评价教材的好坏，只有通过实践，而不是人们习惯认为的来自权威的评价。“权威为什么对，就是因为权威往往能够做出符合实际的评论，做出科学客观的评论。但是，如果这个专家不客观，违背了实践，他的评价就会出问题。所以，专家的拍板不能解决问题，是不是最后符合学术的要求，符合学生的要求，这才是最终衡量的标准。”黄安年向记者表示。 　　如果教材成了人们评比、量化、排名的工具，那么，教材质量就永远不是第一位的。“希望编写教材的人真正一切是为了教学，是为了提高质量，是为了撰写一部真正能够传世的教材。”学者们呼吁。 　　但是，学者还是希望相关行政部门能够逐步建立健全对高校教材建设的宏观调控机制，充分注重高校教材编写发行的监督机制，“在教材出版界也来一个打假运动”；并提议规范教材出版程序，推行“匿名审查、多渠道推荐”制度，审慎设置高校教材出版和经销的门槛，但千万要淡化人为操作痕迹。

《中华读书报》2007年1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