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梵高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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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梵高美术馆

邢世嘉

一幢三层的建筑，并不高大，也不华丽。门口排着长队，队伍从门口的平台沿着半层楼高的阶台一直延续到街边。人们像是参加一次宗教仪式 ，虔诚地、有序地排列着，很有耐心地等待进入那个期待已久的殿堂。 　　这个殿堂不是宫殿，不是教堂。是梵高美术馆。 　　这个每天都会出现的场面，是梵高未曾预料的，要不，他不会对着自己的肚子来一枪；是他的邻居不曾预料的，要不，他们不会联名上书把他赶进疯人院；是他那个时代所有人都未曾预料的，要不，他的画不会在他们眼里一文不值，拿它来遮墙缝，甚至盖鸡笼。 　 　梵高在世时没有卖出一幅画作，除了做画商的弟弟收藏了一小部分外，他的大部分作品轶散在世界各地。那时候谁会去关注一个穷得发了疯的人的“不入流”的作品呢！终于有一天，当历史老人把赞赏的目光投向了这个“疯子”的画作时，他沧桑的脸上绽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一些精明的画商首先读懂了历史老人喜悦的表情，梵高这个曾经被遗忘的名字，突然变成了财富的象征，他的画从一文不值到几十万美元，再到几千万美元，一路攀升。而在政治家眼里，梵高也从一个疯子变成了一个价值无法估量的文化品牌，凡能与他扯上关系的，纷纷与他攀亲，梵高生前居住过的小镇要认他作乡亲；法国甚至要以国家的名义认梵高作法兰西的儿子，他们的理由是，梵高最高产的几年是在法国度过的，并且死后也葬在了法兰西的土地上。正是在这个时候，梵高真正的祖国荷兰才终于醒悟，原来19世纪他们有个最值得骄傲的儿子叫梵高。 　 　为了证明梵高是她的儿子，荷兰政府于1973年在阿姆斯特丹建了这座以梵高名字命名的美术馆。 　　从梵高美术馆奠基的那天起，荷兰人开始投入大量的资金到处收购梵高的画作，但收获不大，无论出价多高，许多杰作是难以买回来的。所以直到现在，我们在梵高美术馆只能看到梵高的200多幅油画、500多张素描和一部分书信。就油画来说，梵高在短暂的一生中共创作了800多幅，这里的收藏量仅只是四分之一。 　　即便如此，美术馆还是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开放时间一延再延，仍满足不了需要。从早到晚，馆外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翘首期盼里面的人出来；而在馆内，在梵高的每一幅画前，人群分成里中外三层，有序而悄无声息地向前移动。这样的情景每天都在重复着。 　　在世界艺术史上，没有任何一位画家像梵高一样得到世人如此的崇敬和热爱。 　 　但这一切，对梵高来说来得太晚。在生时他从未感受过被崇敬和被热爱的滋味。他所晓得的，是饥饿的滋味，被人鄙视的滋味。他留给这个世界的遗言是：“痛苦便是人生。” 　 　梵高的痛苦感受首先来自爱情。爱情对别人是美好的，但对梵高却是残酷的。他在叔叔设于伦敦的画店工作时，爱上了房东的女儿，当他向她求婚时却遭到了拒绝。初恋失败对一般人来说也许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对于过分执拗而又认真的梵高，这一挫折就显得分外沉重。他因此放弃伦敦的工作，逃离那个伤心地。然而，他对爱情的执着又让他欲罢不能。不久他又返回伦敦，在一位德高望重的牧师主持的教堂里攻读神学。这座教堂在伦敦的远郊，距他叔叔的画店相隔数十公里，而他为了偷偷看一眼那个并不爱他的女人，他常常一大早从教堂出发，一步一步，走到深夜……鞋子破了，脚起了血泡，还依然坚持，直到彻底绝望。 　　他回到荷兰，在阿姆斯特丹继续宗教的学业。不久，他认识了居住在这座城市的表姐凯-沃斯。那时他已开始练习绘画，恰好表姐也有同样的爱好，并很欣赏他的才情。最初的一段时间，他们相处的十分愉快，梵高也曾带着表姐去父母所居住的莱顿写生，他的画因了表姐的存在而变得柔和。他知道，他爱上了表姐，并且这一次的爱情比在伦敦的初恋来得更疯狂。而当他向表姐求爱时，得到答复却是：“不，办不到，永远办不到！” 　 　之后，表姐再也不想见他。而梵高却不肯放弃，他一次又一次地去舅舅家找表姐，却一次又一次地遭到舅舅的辱骂。有一天晚上他忍不住对凯的思念，又去她家求见，凯却依然躲了起来，舅舅更是百般阻拦。冲动的梵高将手放在正燃烧的蜡烛上说，“什么时候她跟我说话，我什么时候将手从火上拿开。”他手掌的皮肤烧爆裂了，蜡烛上空冒着浓烟。然而，这样的行为不仅没有打动凯和她的家人，舅舅反倒叫仆人们把他轰出门去。 　　那天晚上，梵高是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人。手的烧伤他没有什么感觉，因为人格和自尊的伤害太深太深。他忍住心中的刺痛，孤独地在阿姆斯特丹黑咕隆咚的街巷中狂奔，一直跑到郊外，一种巨大的悲伤涌上心头，他用一只手捂住嘴，强迫自己不哭出声来。 　 　1881年，梵高带着伤痛离开阿姆斯特丹，前往海牙学画。在海牙的街头，他遇到喝得烂醉、并怀着孩子的妓女西恩。他对西恩产生了深切的同情，让她和自己生活在一起，并把自己全部的爱情奉献给了这个不幸的女人。但这一次的爱情却激怒了做牧师的父亲，他认为梵高的行为让家族蒙羞，果断地宣布断绝与文森特-梵高的关系。梵高从此失去了经济来源，学业与爱情从此走到了尽头。一连串的打击毁灭了梵高最后仅存的一点自信，他终于明白，男女之爱、人类之爱、上帝之爱都是不会眷顾他的。 　 　从此，他那屈辱的灵魂便到绘画中去避难了。1883年他在慈祥的本堂神甫的帮助下，开始了在纽南的绘画生涯。这时，上帝留给他的时间只剩下了7年。 　　在梵高美术馆的三楼，陈列的主题被命名为“梵高早期作品”，但在我眼中，那些灰暗的画面依然是一种苦难的呈现。梵高在这里掩藏了自己的伤痛，却用他悲悯的心描绘着纽南底层民众为生存而挣扎的痛苦。《屋里的织布工》、《带婴儿椅的织布作坊》、《雪中的墓地》、《吃土豆的人》都是梵高在纽南时期的作品，色彩灰暗，造型滞重，无不凝聚着梵高对贫困阶层悲苦命运的深切忧虑。《吃土豆的人》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这一主题他画了很多次都不满意，在他即将离开纽南的前一夜，他仅凭对若干生活原型的记忆和默想终于画出了一幅最成功的《吃土豆的人》。在这幅作品中，人的脸上的颜色与手中的土豆同出一色，而背景是将土豆色加深，看上去像是一种粘着灰土的土豆的颜色，逼真地衬托出画中人物的清苦生活和逆来顺受的悲哀。 　　我随着人流从美术馆的三楼再次下到二楼。这里所展出的是被归为“梵高成熟时期”的作品，在展板的下方出现的最多的年份是“1888”和“1889”。那是梵高在法国南部小城阿尔的时间。因为有了弟弟提奥的资助，有了最基本的生活来源，加之阿尔阳光灿烂，天空明净，他的心也变得畅亮了，画中的色彩也变得炫目起来，它们像阳光一样照亮了整个展室。 　　正是在这一时期，梵高真正找到了当一个职业画家的感觉，同时也悟出了绘画与生命的本质关系。他兴奋地在信中告诉弟弟提奥：“当我画太阳时，我要让人们感觉到它是在以一种惊人速度旋转着，正发出威力巨大的光和热的浪；当我画一块麦田时，我希望人们能感觉到麦粒内部的原子正朝着它们最后的成熟和绽开而努力；当我画一棵苹果树时，我希望人们能感觉到苹果里面的果汁正把苹果皮撑开，果核中的种子正在为结出自己的果实而努力。” 　　地中海的阳光把他导入到一个创作的辉煌期，正像他在《收获的景象》中所呈现出的辉煌的麦浪一样。在阿尔短短的两年中，他创作了近300幅作品。《向日葵》便是这一时期的杰作。 　　站在并列而排的三幅《向阳葵》面前，从他那粗短的笔触中，从那堆积在画布上厚厚金黄中，我又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他痛苦的呼吸。这一次的痛苦发生在短暂的欢愉之后。 　 　1888年夏天，孤独的梵高试图在阿尔组织一个名叫“南方画室”画家沙龙，向一些画家发了邀请，结果只有高更答应前往。高更是梵高在巴黎蒙马特认识的朋友，他们彼此欣赏。 　　收到高更准备前往阿尔的消息，梵高欣喜若狂。这年8月，他画了第一幅《向日葵》。他原本想画12幅向日葵来装点他在阿尔租住的小屋，以迎接高更的到来，但刚画完4幅高更就来了，并给梵高带来了新颜料和一种黄麻质材的画布。高更对梵高的这种金黄色的组合十分喜爱，对已挂在小屋的《向日葵》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高更的鼓动下，10月份，梵高用高更带来的黄麻又画了第五幅向日葵。但是，不久，两位艺术家因艺术理念上的差异发生了剧烈的冲突，情绪过激的梵高，挥舞着菜刀割下了自己的耳朵。高更在惊恐中离开了阿尔，离开了梵高。他在这里只住了两个月，这个时间，对一心盼着他到来的梵高来说，实在是太短暂了。1889年1月，梵高在对高更的极度思念中，画了第6幅向日葵，这一次，他调整了自己的风格，消除了一切可能带来现实主义联想的细节，以迎合高更的艺术趣向。因为他要把这一幅送给高更。一向固执的梵高为了挽回高更的友情，他愿意在画风上做出妥协。然而，一切都是徒劳，高更走后再也没与梵高见过面。6幅《向日葵》成为他与高更的友谊开始与结束的见证。 　　因为对友情的期望过于强烈，对既得的友情过分看重，所以当对方让他失望之后，由此而来的痛苦就几乎是致命的。失去高更的梵高从此一蹶不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中，人们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的笑容。 　　在二楼的展室里，有一幅自画像，是他割掉右耳之后在医院完成的，头上缠着绷带，这是他最有名的一幅自画像。此前，梵高不止一次地画过自己，每当对自己极度失望的时候，他就面对镜子审视着自己，他想看清自己的面目，想明白自己为什么总是遭到世人的白眼、鄙视、遗弃，但单纯的他从没有想明白过。于是，他用躁动不安的笔触一次又一次地画自己这张一点也不好看的脸。他画过戴各种帽子的自己，穿皱巴巴的西服的自己，蓄胡子的自己，留短发的自己，叼烟斗的自己。他用一排排短粗的直线射向自己的额头和脸颊。面对这张日渐消瘦的脸，他问自己：这就是那个一直妄想成为画家但又要靠亲爱的弟弟省吃简用来为他买画布和颜料的人吗，这就是那个交不起廉价房租、买不起廉价面包要靠亲爱的弟弟供养的人吗？梵高极不愿承认镜子里的这个人就是自己，但又不能违背上帝的旨意，不能不接受这个人就是自己。从一次次的打击，到一次次的怀疑、失望，最后终于对自己彻底绝望了，他完全没有信心再面对如影随行的痛苦，没有一点自信再承受上天赐予他的苦难，更不想再拖累负担日重的弟弟。于是，他放下画笔，拿起了手枪……那一年是1890年，他37岁。 　　梵高死的时候没有人当他是一个画家。在当时的奥弗小镇上，人们相互传递着：那个疯子死了。语气里颇有几分快慰。然而梵高并不是一个疯子，他1853年3月30日出生在荷兰南部的一个牧师家庭，从小天资聪慧，读中小学时，学会了英语、法语和德语，后来学神学时又学会了拉丁语和希腊语，加上自己的荷兰母语，梵高会六门语言。牧师在欧洲的社会阶层中，属于上流社会，如果按父辈的安排，他原本可以生活的很好，至少会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家庭生活。只是梵高生性率真，过分尊重来自灵魂深处的指令，使得他在世俗社会中显得格格不入，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失去平衡。最终导致了他偏激、敏感，甚至有极端的神经质性情。 　 　至于他的死因，欧文-斯通在他的《梵高传》中认为，他除了画画，什么都不会做，所以当他获知弟弟提奥有了儿子之后，便担心自己的存在会使弟弟不堪其负，为了“对谁都有好处”他干脆一死了之。欧文-斯通的观点显然是被很多人接受了，我不止一次地看到这样的文字：“他除了画画又能做什么呢！”好像梵高是一个被人为设置的功能单一的机器人，头脑里只有色彩组合程序，双手也只能拿画笔。事实上，梵高在27岁前做过很多事情，曾有过画店店员、书店店员、传教士等职业经历。27岁之后，他因为立志要做一个职业画家，把画画当作自己唯一的职业理想，靠画画生存，靠画画立业。但残酷的现实击碎了他的理想，他的画一直没人买，他也就一直需要弟弟来养活他。靠别人养活本来就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加之供养他的人自身并不宽裕。接受这样的施舍，其内心的负担该是何其沉重。可他又不愿在职业理想上做出哪怕一丁点儿的妥协，于是选择中途谢幕。所以，在我看来，梵高是一个孤独的职业理想主义者，一个纯粹的画家。除了画画，他宁死也不愿做其他任何别的事情。他执拗地用结束生命的方式捍卫了他作为一个画家的纯粹性。 　 　梵高的生命无疑是短暂的，但却是厚重的，就像他呈现在画布上的笔触，虽短却粗，那堆积在画布上或灰暗或亮丽的色彩正是他生命厚度的昭示。他的生命肉体，在别人眼里是卑贱的，但他却在被人鄙视的目光中坚守着自己高贵的灵魂。欧文-斯通在《梵高传》中对青年时代的梵高有过这样的描述：留着长发，喝着酒，不会弹吉他，却总喜欢抱着吉他憧憬未来，想象着“总有一天。” 　　梵高在生时没有看到自己想象中的那个“总有一天”，但在100年之后却让我看到了。在走出梵高博物馆的时候，我看到门口依然排着长长的队伍。历史终归是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