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时代的记忆与彻悟——读周有光口述《百岁忆往》

管季超0712

四个时代的记忆与彻悟——读周有光口述《百岁忆往》
李传玺

《百岁忆往》，周有光口述，张建安采写，三联书店2012年11月第一版，25.00元

　　107岁的周有光先生又出新书了。此书由老先生口述，张建安小先生采写。    此书叫《百岁忆往》。当建安兄前段时间告诉出版消息时，我就期盼着早点读到，前几天他把书寄来了，我是那样爱不释手。腰封上的那段话，更让我震惊与钦敬，我想所有的读者看到这段话，心中也肯定会涌起我同样的情感。“在暑天里，他检点平生，三次删改，竟刊落一多半文字”，如此高龄，在高温难耐的暑天里，以如此严谨态度对待文字，以如此审慎精神对待历史，其毅力与境界不能不让我们这些后学高山仰止。
    周有光先生出生于清光绪乙己年十二月十九日（1906年1月13日），之后又经历了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以及今天的新中国时代，有人喜称他为“四朝元老”，既然是百岁忆往，不能不触及时代，而先生的“时代观”很启人深思。在说到太平天国和义和团时，他据史得出，“古代就讲，不以成败论人。论什么呢？要看它对历史是推进的还是拉后的。如果它能够推进，即使打了败仗，也是成功的。如果是落后，打了胜仗也是反动的”，以此来衡量戊戌变法和五四运动在中国现代化史上的意义，“戊戌政变是一件大事情，是中国第一步走进现代化”，“民主运动在许多国家都是失败成功、失败成功，慢慢爬上去的。有失败有挫折，这是必然的。挫折了，也是影响很大”，历史的前进，“慢慢一步一步走上去的。也可以说，是半步半步走的，很不容易”，正是如此“时代观”，促使他是那样乐观坚信，“我认为中国的未来跟世界的未来是一致的。社会的发展有一个规律，规律可以暂时离开，不能长期离开，迟早要按照规律前进。世界都向民主制度前进，中国的方向也一定是一样的”。
    忆往中体现出的周有光先生的“生命观”非常值得当今所谓盛世中的任何人学习。他说，“这107年间，遇到许多大风大浪。八年抗日和十年‘文革’，是两次最大的灾难”。特别是“文革”，使中国倒退了许多，人也死了很多，而他之所以能活下来，并活得如此高龄，主要是“母亲影响我乐观”，母亲的教导是“度量要大，遇到困难不要消极”，“船到桥头自然直”，“受我母亲的影响，遇到抗日战争的困难，遇到文化大革命的困难，我处之泰然”。他和张允和晚年恬静甚至“举杯齐眉”的生活方式也让人羡慕不己。虽然书房只有九平米，放上书架后，再放一张小书桌，两把椅子、一个茶几，余下的空间已经很小，但他仍和张允和每天上午10点并坐于此，或喝茶或喝咖啡，并且举杯齐眉。“古意”盎然，一切又是那么自然，于相互尊重背后，透着的是对生命规律的洞彻与把握，以及廓大感情空间对生命对生活的包容。张允和2002年8月去世，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他一时透不过气来，但很快便回归到正常的作息轨道上来，7点左右起身，下午要午睡，晚上10点或者稍晚些休息。在老先生那里，生命似乎已与时间化合为一，且随着时间自然且舒缓流淌下去。
    从2010年8月至今，张建安23次拜见周有光先生，这本书就是这些拜见聆听忆往的真实记录。如此高龄的忆往，闪现出的必然是其人生中最难忘、最沉痛、最深刻、最华彩的篇章。张建安按照“往”时间顺序将这些篇章独立成节，再加老先生自己几近严苛的删节，就使得这些“最”得到了完美意义的凸显，不仅简洁凝练，而且可以说是字字珠玑，无一字无意义无神采，不仅使每一节浓郁着《世说新语》的神韵，史料价值与文学价值并融，更在于无论叙事还是思考都像一枚枚浮雕迅疾镌刻上你的记忆，时而让你会心一笑，时而让你拍案叫绝，时而让你无奈唏嘘，时而让你乐观感叹。比如张建安后记中举的那个谈欧美教育的例子，原稿114个字，经老先生自己两次修改，竟只剩34个字，“欧美式教育，称博雅教育。要给孩子自由，培养自觉能力；知识基础要广，便于将来发展”，字数简到了无可再简的地步，意义完全包容，而且由于“简”，意义更加抢眼入脑，更加撞人心智。还有那个大雁粪雨的故事，一万年才能遇上一次的事让他们赶上了，要不是强制集体学习训话根本不可能，天空上黑压压的大雁，地面上一行行呆坐的人群，连接两者是一道道大粪的“墨线”，读了那则故事，谁都会浮出这般景象，而其背后整个民族的时代苦涩也会一起涌上心头。
    此书口语化的表达方式让读者感到无比亲切。张建安很好地保留了老先生“忆往”的表述方式。虽然至简，也只是删除了口语常见的“习惯性过渡”和“重复性的阐释”。相反由于至简，更加突出了所欲表达的“亮点”和口语化本身的亲切味，并且成功营造了一种情境：我们每个人似乎都是在场者提问者和参与者，就坐在周先生的对面，看着他一边沉思，一边回忆，一边用老人特有的语速语调语句给我们讲述那四个时代和他自身的“纠结”。比如说到他和沈从文不同的恋爱方式时，“我跟张允和的恋爱是流水式的。沈从文不一样，他是冲击式的”，“沈从文本事大，你不理我我信照样写，你看也好不看也好，一封一封地写”，“我说沈从文脸皮老厚的。哈哈”。他在评述他和沈从文先生不同的恋爱方式么，分明让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姐妹兄弟”见面相熟后的随意玩笑。说到现在的身体与生活，“牙不大好，吃一些软和的东西。每天都吃水果。这两天吃草莓。这两天草莓好得很”。几如《论语》中孔子和弟子们的家常话，又如禅家于日常中散落的禅意。说到现今流行的文化发展趋势，他不同意季羡林先生前些年提出的河东河西论，而是借一位女记者口道出自己的“双文化论”，并且指出了它们的共通点，“欧亚大陆有很多文化摇篮，后来慢慢归并成四个传统文化……四种传统文化彼此融合，形成一个新的高层文化，叫国际现代文化。国际现代文化是大家共同的。五四运动提出科学、民主。这就是国际现代文化”。“文化论”也能说得如此口语，只有对自己的思考真正做到大彻大悟，才能体现出如此自然、明白、通透。读着此书每个小节，我们感到亲切更感到亲近，我们体味着阅读的畅快，更体味着领悟的欢欣。
    《百岁忆往》，四个时代的亲切记忆与深切彻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