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向何处去”问题讨论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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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学》专题讨论
   “中国新诗向何处去”问题讨论综述

                           ◎ 张颐雯


    2011年，瑞典诗人托马斯·特兰斯特勒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事件成为我国文坛一大热点，引发了人们对于诗歌的新的关注。诗歌依然活着，而且活得不错。这让功利的当下中国社会惊讶。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现代新诗到底有多大的活力？它还会怎样生存和发展？《北京文学》编辑部接连收到此类来稿，观点常常截然对立。有的认为，中国诗歌已然衰落，它的颓势是显而易见的。也有的认为，衰落是表面的和功利的看法，新诗的发展和真实水准不容小视。
　　新时期以来，本刊一直关注新诗发展，发表过很多有价值的当代诗歌，对80年代的新诗发展作出了贡献。1999年，本刊曾与其他单位联合发起“盘峰论剑”诗歌峰会，引发了一次诗坛大讨论。十几年过去，新诗又有什么新的发展趋势，人们对新诗的现状和发展有何看法，这都是大家关注和思考的问题。为此，本刊从2012年第1期开始，开辟了“中国新诗向何处去”问题讨论征文，为新诗的发展提供一个讨论平台。这个话题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很多热爱诗歌的读者、诗人和诗评家的来稿，对当代诗歌的走向、发展和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分析。他们不同角度的言说能够让读者对诗歌的现状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了解，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也有最新的梳理和认知。讨论的参加者既有从事诗歌研究和写作多年，已成名的诗人和诗评家对新诗专业化的判断与分析，也有热爱诗歌的读者朋友直抒胸臆，表达对诗歌的喜爱和对当代诗歌发展的期盼。很多朋友也中肯地谈到了当前诗歌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足，思考和探讨诗歌发展可能的向度。学者刘再复、陈超，诗人蓝蓝、徐江、陈原、车前子等都从各自的角度，对诗歌的现状进行了高屋建瓴的分析。书法家庞中华也以普通诗歌爱好者的身份写出了对当代诗歌的思考。经过这一年的讨论，我们对当前诗歌创作、评论状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一、中国诗歌已经告别了曾经固定样式的写作，并努力告别贫乏与单调，成为一个个富于创造力的独立写作个体。

　　多数文学从业者和专业诗人对当前诗歌创作的状况持肯定态度。他们认为，现在我们身处一个发展与变化的大时代，正是这个时代的复杂多变，给诗歌带来了深入表达的机会。当代诗歌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虽然还存在着种种问题，但诗歌的整体水准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当下可以称得上是当代诗歌史上最为正常的时期，也是最富文本成果的时期之一。这是一个与8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的复兴时期相接近，但体现的内涵形态却完全不同的时期。每位诗人都确立了区别于他人的独立写作特点，以诗人个体为单位写作的差异性很大。这是当代诗歌一个历史性的成果。它意味着中国诗歌已经告别了曾经固定样式的写作，并努力告别贫乏与单调，成为一个个富于创造力的独立写作个体。当代诗人们已经开始了对差异的追求，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有着明显的进步，这代表着一个时代诗人们的能力、自信和抱负。
　　他们客观地肯定了当前诗歌的整体水准，并大致概括了当前诗歌的特点。当前的诗歌风格趋于多样，除了早已成为经典的北岛海子等人的诗歌，还有被称为“知识分子写作”的学院派诗歌，与此形成了鲜明对照的“下半身写作”等诗歌理念也正在发展，“形而上”与“形而下”多样并存，互为关照。一方面新诗创作继续边缘化存在，专业经典的诗歌创作圈与大众读者存在距离。另一方面新诗的空间日益丰富，传统文学报刊仍然活跃，网络空间异军突起，甚至新的网络空间微博都成为传播诗歌的一个空间载体，使新诗重新“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存在，这也使得诗歌读者群日益年轻化。谁都可能在这个时代写下一首诗歌，成为一个诗人。诗歌正在成为既对现实发言，又可进行深度表达的文学载体。
　　诗歌在专业领域的长足进步是有其历史原因和必然性的。一是教育的普及，为文化民主化创造契机。中国当代的诗歌浪潮是自下而上的，具有更扎实的基础，大量底层诗人甚至农民诗人、打工诗人的出现可说明这一点。新诗历经90年，终于深入中国最底层。二是网络及手机等新媒体的出现，为诗歌的自由创作与传播创造了技术条件，开辟了一个更大的平台。在理论上，一个身处边远乡村的诗人和北京、上海的诗人可以接收同样多的信息和观念，进行同样多的诗歌交流；同样，优秀的诗歌也可以在一夜之间传遍全世界。三是新诗90年，也是一个不断积累发展的过程，思想上技巧上都有明显变革。再加上开放与全球化背景，当代汉语诗歌在短短30年中大量吸收消化了中国古典诗歌、西方现代诗歌、前60年新诗三大传统，到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阶段，一定会有一批突出的诗人横空出世。

　　二、尽管写诗者至今风起云涌，但在诗歌“气象”“境界”“气度”“品质”上，终难满足人们的期待。　　

　　对当代诗歌的否定意见更多地集中在专业诗歌圈外的诗歌爱好者之中。这与专业诗歌写作者和当代诗歌研究者形成明显反差。他们多认为，新诗脱离了今天的时代，或者将这个时代低俗化、粗鄙化。著名书法家庞中华以一个普通读者和诗歌爱好者的角度写来文章，表达了他对当代诗歌的真实想法。他写道：我私下认为，旧体诗火红的年代应该是属于李白、杜甫的时代；而新诗则属于艾青、郭小川、贺敬之以及当今少男少女的一代，因为它更能抒写我们这一代人的情怀。当前诗歌之所以“旧热新冷”，新诗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未能用自己的创作将千百万诗歌爱好者吸引到自己的舞台中来。”庞中华的说法代表了很大一批新诗读者对今天诗歌的看法。他们也都表达了相似的意见，认为现在新诗冷落已成定势，主要的原因是新诗远离了大众。
　　更多的朋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代诗歌的具体问题所在。有人把当代诗歌中出现的问题归咎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诗人普遍缺少思想，未能对人类的生存困境作出诗的回应；二是诗人们普遍庸俗化，从而不能超越世俗功利的诱惑。总的说来，当代中国的外在环境过于浮躁，人们对现实的利益和声名要求过多，而这对诗歌本身是有害的，这“只能是诗歌的敌人”。他们从不同的方向找到这种诗歌的弱点和浮躁的具体原因。一是诗歌教育的严重滞后。语文教材所选入的，常常是过时的、不能体现现代诗歌魅力的作品。二是在诗歌评价系统中，权力与资本的介入——亦即官员诗歌与商人诗歌在媒体强势推出、进而获取各种奖项的支配权。它扰乱了优秀与平庸的界限，导致了诗界公正评判标准的丧失，对更多的优秀诗人，形成了信息上的遮蔽。第三，在普通诗人群体中，对世界新的文化艺术思潮有着一定的隔膜。而世界的种种思潮和文化，确是中国当代诗人艺术资源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一直起着巨大的作用。
　　令人遗憾的是，很多当年在“诗歌年代”崛起的诗人经过多年，并没有在艺术境界上与时俱进，有大的飞跃。一些人不是才华不够，而是“胸怀”“境界”不足，过多地关注了自身生存，追求当世利益最大化，错失释放创造力的最佳时机，使得作品趋向平庸和乏味。这不仅是个人的损失，也是中国现代诗的巨大缺憾。尽管写诗者至今风起云涌，但在诗歌“气象”“境界”“气度”“品质”上，终难满足人们的期待。

　　三、现代诗歌较低的门槛给更多的人创造了写诗的机遇，同时也制造了大量诗歌垃圾。

　　要当诗人，应先做人诗。唯有人的精彩，才有诗的精彩。不少来稿还对新诗与旧体诗的优劣，新诗与大众的关系、各种诗歌倾向，诗歌的技术策略等多方面问题进行了大量细致入微专业精准的分析和解读。
　　有一种意见，新诗在当前诗歌领域掌握着更多的话语权，但旧体诗也自拥有大量的读者和长久的艺术生命。旧体诗和新诗之间应该不具备本质的延续性，旧体诗好坏的标准，几乎不能用在新诗中。如果说延续性，旧体诗和新诗，都叫“诗”，都具有“诗意”。但“诗意”的确切含义差别很大。旧体诗和新诗之间，是时间先后上的一种延续，不是继承或继承基础上的文体变异。所以，谈论旧体诗和新诗，是在谈论两个差别很大的对象。新诗在主流文学界不容置疑的地位，也不可能动摇传统诗歌的感染力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当然，也有人认为与其他艺术形式和体裁相比，与新诗80年代在大众中的巨大影响相比，当下的新诗还是小众的、个人化的。有人对当代诗歌使用了“衰落”一词，主要是因为将当下诗歌与80年代的诗歌景象形成鲜明比照。但也有论者的看法更趋客观，诗歌从来就不是大众的。在古代，古体诗词的格律韵律都极大地限定了它的创造者，并非每一个人都可以进行诗歌创作，一定的文字修养是旧体诗创作的必需门槛。而现代诗歌的较低门槛给更多的人创造了写诗的机遇，同时也制造了大量的诗歌垃圾。诗歌质量的高低好坏往往不易评定，对诗歌的优劣进行分辨成了一件难事。
　　刘再复先生写道：“鲁迅先生说过，‘从脉管里面流出来的都是血，从竹管里倒出来的都是水。’诗歌要写得好，首先还是诗人应当像个诗人。聂绀弩先生生前曾对我说，要当诗人，应先做人诗。唯有人的精彩，才有诗的精彩。”
　　通过这一年来本刊“中国新诗向何处去”问题讨论对诗歌的探索、思考与争辩，我们可以发现：人们对当今诗坛抱着殷切的希望，无论意见多么尖锐，分歧多么剧烈，读者都是期望中国新诗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健康迅速地发展，与社会同步前进。无论诗歌在今天的地位和影响力如何，人们内心对诗的喜爱从未停止。诗人的任务是在自己对诗歌现有理解的基础上，写出更美妙的作品，或者探索诗歌写作的其他可能。而人们也希望现在的诗评家去发现诗歌、理解诗歌、推介诗歌，而不是去反对诗歌。作为诗歌的读者，不把诗歌当作已然固定的模式去看待，开拓自己的思想，信任自己的判断，寻找与自我心灵契合的诗歌。这也是诗对这个时代人们的期待。

                                                  原载：《北京文学》2012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