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李南的诗歌写作观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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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李南的诗歌写作观探说

    诗歌是关于矛盾的学问，这或许是一个荒诞的命题。但现代性所纵容的“存在即合理”的社会构成形式带来的危害之一，就是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对立日渐加剧。经济帝国主义无孔不入，被利益之火炙烤的人类放弃了善良、爱、宽容和温暖，取而代之的是在货币模型下统一雕琢的面孔，像《让子弹飞》中头戴麻将面具的劫匪，所不同的只是“九筒”还是“五筒”。人，在启蒙时代获得自由之后，重新进入心灵蒙昧时代，精神荒漠席卷每个村庄，人在物质主义和欲望主义的泥潭中沉沦堕落。面对心灵的受难，李南在获奖答谢词中说：“我无法想像一个诗人能对肮脏的世界保持长久的沉默，面对受难者的泪水转过身去。”言外之意诗人将持诗歌直面肮脏和苦难。正是基于对责任的认知和担当，李南以诗歌的方式寻找形而上的生活特质，深入灵魂深处型构着精神世界里的诺亚方舟，其救赎意识果断而崇高。很难用有限的词语理性地表述生活的终极意义和价值，但李南的诗作传达着两股可以体现意义和价值的震撼力量，即乡愁与宗教。虽然严格意义上来讲，乡愁是人类普遍意义上的宗教，二者归于同一种指涉。李南在《故乡》中解说自己对乡愁的理解，第一段说：“我常常羡慕他们，用手指指/遥远的方向/说，那是故乡”，他人的故乡是轻盈的，是随意而在的，而自己的故乡呢？第二段她说：“我没有故乡，梦中一马平川/绕过一棵棵树/独自来到蓝色大海的另一端”，自己的故乡在现实中是缺失的，她只能出现在梦中，梦中的树和海成为故乡的具体意象，其实她在用一种遮蔽的方式，用这些具体说出故乡沉重的虚妄。随后她给自己的乡愁重新定义：“哦，青山作证/我也有沉重的乡愁/当世界沉沉睡去，我的故乡/在说也说不出的地方”诗人的乡愁弥散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是因为在她看来，精神与心灵时刻在流浪，哪里才是它们的家？因此乡愁不是轻盈的和随意的，沉重才是乡愁应有的分量。斯普雷特纳克说：“我们现代人在宇宙中处于一种无家可归的地位。”显然李南的诗化哲学也不是偶然的，她在另一首诗中写漂泊感：“这儿是外省，这儿是故乡/这儿既没有世亲也找不到仇敌//帝王的墓——阳光下的小土墩儿/空气颤抖——誓死要把异乡人的野性驯服/唉，假如非要我给它一个名称/这儿，是最终埋葬我的地方”（《这儿是外省，这儿是他乡》）在此，她给自己命名的“异乡人”标签安放完毕。

　　灵魂意义上的乡愁是精神体验的最高层次，李南的诗歌是在现实与心灵的矛盾对立中寻找救赎的契机。她的故乡不是具体的，是泛化的，泛化的并非是消散的，它代表着一种地理上的广博和心理上的深邃，在灵魂中的渗透性以及体验上的深厚与纯真。她的许多诗作围绕着乡愁这一具体而又抽象的意象展开，通过对心灵故乡的怀念与阐释实现自己灵魂的救赎，我们在她的诗歌意蕴中感受到向上的和向外的蓬勃性张力。很难说她的出生地与她的精神世界没有关系，自青海来冀，代替圣洁雪山的是所谓发达地区遍地的垃圾山，矛盾显而易见。诗人无法回到故乡，也无法接受这肮脏的世界，心灵的流放在所难免。她的目光越过高山，在细小中寻找那种可以让自己寄托内心的柔软。“我在大地上活着，轻如羽毛/思想、话语和爱怨/不过是小小村庄的炊烟”（《小小炊烟》），“有时我会迷惘地抬起头来/把目光投向最高的树梢——在那儿，三两只白鹭惊悚着飞过”（《幸福生活》）。看似温和而忧郁的乡愁，在心灵流浪者的心中，甚至充满着血腥与暴力，李南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将自由当作乡愁的一部分，做着现实价值的反对者，她不是孤独的，但她却拥有着别人没有的勇气。她的价值在于，她感受到了我们共同的祖国和人民在华丽的意识形态下悲苦的灵魂，并能够给予表达。“你游历过黄河和长江。/你知道时间与地理的战役。//——唐古拉山：//只有天空胆敢放肆地蓝/只有卓玛才能唱出祖传的歌词”（《唐古拉山》），“这就是我的祖国：/迷信和战争走过它的每一寸肌肤/这就是我的人民：/在风中，他们名若琴弦”（《我去过许多地方……》），“俄罗斯广阔无垠的大地上/你跌跌绊绊/倒下又爬起/我也一样，像牲口那样/在晨光里/倔强地仰起头来。”（《为什么相逢——读阿赫玛托娃》）。当她将自己与人民融为一体后，她用另外一首诗完成自己救赎美学的建构：“我看到玫瑰/淡淡香气中飘散出的忧伤/像血，从骨头向外涌。/我听到歌声/红色音符里传来阵阵痉挛/像毒药，迷上了这城市//有时我难以确认美的涵义/事件总是抢先发生，在我们定义之前”（《美学定义》），诗人将“美学”这样的词直接用于诗中，意在告诉读者，有时揭露和表达就是拯救，审美可以变成实在的救赎。

　　当她在乡愁与难以言说的暗指凝结成的丛林中穿越时，她的诗作表现出了另外的一径，即向现实世界实施善与真的关怀，妄图以此抵消现实与理想的矛盾，这种充满宗教意味的救赎美学成为她在诗学空间里的新实践。宗教一度被我们当作思想的麻醉剂，理性的可怕由此可见一斑。现在我们或许更能看到，恰恰是宗教给心灵提供了某种避难所，或许也正是宗教才能够让道德的实践有“法”可依。大卫·雷·格里芬说：“如果要有一个健全的和可以维系的社会，则公共生活必须反映宗教价值。”李南未必从意识上清楚这些带有后现代色彩的观点，但是她的很多诗作充满宗教氛围，使这些诗作超越生活的表象和任何鼓吹暴力倾向的意识形态，信仰的神圣性得到再现。在物欲横流、人为形役的后工业时代，宗教不失为拯救人类灵魂的最佳方式之一。李南深信万物有灵，在一切自然之物中发现生命的尊严，并以此展开自我反省、审视和忏悔，“在广阔的世界上，我想/万物是一致的。/禽兽、树林、沉寂的旷野/要呼吸，要变化/在悄悄之中……/星宿有它的缄默，岩石有自己的悲伤/要倾诉、要流泪/还要披上时空的风霜”（《在广阔的世界上》）；“是因为我每天吃神赐的米和蔬菜/却不如一棵香蜂草更有用”，“羞愧啊!面对古老黑暗的国土/我本该像杜鹃一样啼血……//再有一年，我就活过了曼得尔施塔牧/却没有获得那蓬勃的力量!”（《羞愧》）。而在另一些诗作中，李南则展开充满宗教意境的审美，令读者置身于曼妙而神秘的神圣空间，“这些美妙的遐想/常让我在人群中停住脚步/看一看缭乱的世事/想一想/闪光的夜晚”（《我爱黯淡的生活》）；“他们唱着不连贯的歌谣，秋天的风/把歌声，一波一波送来/使人们听到了天堂的赞美诗”，“哦，他们当中也一定有神的孩子/在美丽的山峰之间，在欢乐之间/悄悄地穿行//不，他们一定都是神的孩子/是上天赐给平民的珍宝/又是我们苍茫的心中，久久的疼”（《疼》）；“有时我会迷惘地抬起头来/把目光投向最高的树梢——/在那儿，三两只白鹭惊悚飞过”（《幸福生活》），我们有理由相信，她笔下的星光、歌谣都凝注着某种不可言说的神圣，而这种神圣正是可以救赎人类心灵的所在。基于对宗教救赎美学下的心灵关怀，李南一方面对精神禁锢的暴力表达着强烈的不满，另一方面则对贫穷者、弱小者和孤独者表现出极大的宽容和悲悯：“这些人和我在山脚下相遇——/他们全都是我的同类：这些信主的、信佛的，和什么也不信的”（《一群人》）。谈到李南诗作中的宗教救赎意识，不得不再次重新返回到她的“故乡——乡愁”情结。李南的乡愁凝结在遥远的高原，更凝结在浓郁的宗教氛围里，由此造成的漂泊感无法排遣。所以在李南的诗歌中，来自灵魂深处的对心灵的宗教般的救赎代表着她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她在自我的国度里建构着救赎美学的新范式，使得“乡愁——宗教”的链接更加牢固。

    李南的诗作空灵、幽远，带有超越生活本身的特质，即便是强烈反叛现实意识的作品，也从生活的形而上处着眼，站在高处俯瞰生活，而不是深入生活内部挖掘经验本身。

                  
                                      ----节选自桫椤《从救赎美学到现实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