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乡愁》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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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乡愁》新解
                                         黄梵


　　面对一条海峡造成的乡愁，其实两岸的人都在默默等待，都希望有人能帮他们道出心中的哀愁：无数家庭就像左右手一样被分开，但似乎永远无望重新握在一起；两百万背井离乡的大陆人，成了台湾社会中的外省人；同一种语言、文化和传统，因为一条海峡的分隔，被赋予截然不同的含义甚至命运……乡愁就像梦，不厌其烦，要代代找到为它开口说话的人。余光中之前，古有《诗经•小雅•采薇》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来为乡愁谱写挽歌，有元人马致远的小令《天净沙•秋思》，把乡愁表达成“断肠人在天涯”的哀伤；今有一九六零年的林海音，用小说《城南旧事》强调一个台湾人对北京的思念，更有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一年的白先勇，他用十四篇《台北人》系列小说，来提示台北外省人精神绝望背后的上海家园，它似乎成了台北“外省人生活”的精神解毒剂。有趣的是，当代作家用小说表达的乡愁，固然已经引起大家的钦佩和注意，但人们依然期待更有文字效率的表达，似乎人们内心积蓄的乡愁，无法被小说耗尽，仍期待被一首诗更浓缩地表达，不然，那会意味着汉语的失败，而不是乡愁的失败，直到一九七二年的余光中写出短诗《乡愁》为止……

　　七十年代的余光中，正处于个人西化主张的强弩之末，等待在八十年代开口提醒人们，去用新诗唤醒中国古代。五十年代他与覃子豪等创建蓝星诗社时，是他西化主张的开端。重要的是，蓝星诗社自视为“新月”的继承者，他们费尽心力继承的“西化”，实际是西诗格律体与自由体的混合。就是说，他们认为诗歌的声音和形式必须受到某种约束，只有意象或隐喻的使用是自由的，体现出对现代主义的尊崇。我们容易看出，《乡愁》一诗有新月主张的“稳定”形式，明显吸收了闻一多的“音尺”主张。音尺是闻一多用来计算诗句节拍的单位，大致相当西方格律诗中的音步。比如，《乡愁》中每节对应的诗句，音尺的数量完全一致。每节首句“小时候”、“长大后”、“后来呵”、“而现在”，都是音尺数量为二的句子：“小／时候”、“长大／后”、“后来／啊”、“而／现在”。同理，“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是音尺数量为五的句子：“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是音尺数量为三的句子：“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诗中四节的音尺数量（按行计算），分别都是二、五、三、三。通过追求节与节音尺数量的工整、对称，余光中实现了闻一多的“建筑美”“音乐美”要求的整齐化、规律化。不过余光中作为蓝星成员，显然放弃了闻一多在《死水》中的刻板做法：即在同一节中追求诗句音尺数量甚至字数的相同。相反，余光中给予首节完全自由的安排，转而让第二、三、四节受控于首节，令节中各行的音尺数量甚至字数，全部向首节看齐。其实这也是古代《诗经》中不少诗篇的选择，《诗经•郑风》中的某些诗篇，同一节诗句的字数并不完全相同。比如，《郑风•淄衣》中的首节：“淄衣之宜兮，蔽予又改为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各行字数分别为五、六、五、七，《淄衣》中的第二、三节各行字数，保持了与首节的完全一致。由此可以窥见，这种安排之所以受到《诗经》和蓝星成员的青睐，是因为古体诗在诗经时代以及新诗在当代，都面临骑虎难下的相似局面。作为民歌的诗经，为了易于传诵，必须在散文化与声音的规律化之间作出选择。通读《诗经》可以发现，除了四字诗基本（不是全部）完成了刻板的规律化（追求各句字数相同），其实无法控制各句字数的挣扎，明显贯穿于不少诗篇中。当新诗用类似的想法来处理诗句，因为白话词汇的字数更不可控，可以看出这种挣扎会更加强烈和痛苦。我们由此触及到余光中与闻一多的差别，甚至蓝星与新月的差别。闻一多和新月成员表现出了实现整齐诗行的急切，他们差不多是用谋杀诗句的方式，来切出整齐划一的诗行，他们由此留下后人病垢的不少弊端。他们切掉的不只是诗行，他们切掉的也是某些思想，因为宽以待词，实质是宽以待思。

　　余光中作为蓝星成员，似乎有意把诗句的规律化，与思想的弹性、意象的亲和力结合起来，避免诗句受到过度整齐的戕害。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哪怕是所谓的自由体，与讲究的格律体也只有相对的差别。自由体压根就没有真正自由过，它也有属于自己的“形式”，只不过一般人难以直接用眼睛辨认出来。余光中拒绝闻一多那样的刻板重复，也拒绝自由体的复杂“形式”（要更细心才能发现它的重复模式），恰好体现了他作为蓝星主力的追求，即他更多以诗句内在的效果，来考察音效，从而比新月更靠近现代主义。比如，“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他选择的是现代主义“什么是什么”的常见范式。现代主义之前，常见的比喻范式是“什么像什么”，这种范式力图让读者觉察到两个事物相似的特质。“女人像花”强调的相似特质是美丽，“我拥抱着白桦树，就像拥抱着别人的妻子”（叶赛宁），暗示的相似特质是熟悉中的新鲜感、陌生感。“什么是什么”则不把注意力只放在暗示相似特质上，它甚至可以异想天开把两个不相干的事物，强行混搭在一起，从而利用我们的联想，产生诸多歧义。兰波的“Ｕ，是天体的周期”（《元音》），是这种混搭范式的开端。U本是声音，被强行与视觉上的“天体的周期”等同，从而令我们对U的声音多了视觉联想，也令我们对“天体的周期”多了声音联想，这就是所谓通感的来源，即在现代诗中，听觉、视觉、触觉等可以相互转化。可以说，没有“什么是什么”的范式，就不可能有通感的产生，毕竟强调相似特质的“什么像什么”，无法同时容纳听觉和视觉等。当然，“什么是什么”的范式，同样可以如“什么像什么”一样，用来暗示相似特质，但不必如后者那样，非得令人一眼看出两个事物的相似（这是“什么像什么”产生比喻的前提），从而扩大了选择相似特质的事物范围。可以设想，如果把《乡愁》一诗中的“乡愁是……邮票”、“乡愁是……船票”、“乡愁是……坟墓”、“乡愁是……海峡”，改为“乡愁像……邮票”、“乡愁像……船票”、“乡愁像……坟墓”、“乡愁像……海峡”，由于“像”会迫使我们寻找“乡愁”和“邮票”、“船票”、“坟墓”、“海峡”的共同点，会把我们的思绪引向揣摩“乡愁”与“邮票”等的相似，这样就中断了“乡愁是邮票”等带来的异质含义与诗意延伸。当使用“什么像什么”的范式，读者因无法一眼看出“乡愁”与“邮票”等的相似，会觉得诗句别扭，一时难以认同。由于每节最后两行，“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不是用来描述“乡愁”与“邮票”等的相似，而是对“邮票”、“船票”、“坟墓”、“海峡”的情景描述；“邮票”对应的情景是“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船票”对应的情景是“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坟墓”对应的情景是“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海峡”对应的情景是“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情景描述旨在深化扩展我们对“邮票”、“船票”、“坟墓”、“海峡”的感觉，并不劝说我们去寻找它们与“乡愁”的相似。这样，当我们读到每节第二句，乡愁是邮票、是船票、是坟墓、是海峡的陈述，陈述本身会先迫使我们接受“乡愁是邮票”等的“事实”，我们内心那种寻求相似的警觉，会先被陈述捻灭。“乡愁是邮票”的陈述，尽管会产生诸多歧义，由于“什么是什么”的范式，没有只为相似服务的义务，我们获得自主联想时，就会先接受陈述，同时期待接踵而来的诗句，通过拓展其含义，来令我们信服、认同。由此我们触及到《乡愁》的秘密，说起来甚至非常简单：作者只需先找到与个人生活相关的几个意象，如“邮票”、“船票”、“坟墓”、“海峡”，再找到意象对应的情景描述（这不难完成），最后考虑用什么情绪或感情把上述意象勾连起来，以达到相互说明和映衬；因作者是用强力陈述“什么是什么”来勾连，就不必考虑情绪或感情与“邮票”等意象的相似点，比如，我们甚至可以试着用“爱”来替换诗中的“乡愁”，诗歌依然成立。所以，《乡愁》的难点既不在意象的寻找和对应情景的描述，也不在能否找到情绪或感情勾连意象，这样就回到了文章开头提示的乡愁背景。
　　乡愁背景不是余光中可以自主挑选的，那是历史派给他的一种情绪，这就意味《乡愁》的写作是一次性的，它是两岸的政治拉到满弓时激发的写作（这也是它引发普遍反响的重要原因），如今已难以复制。或者说，当有一天海峡不再是政治现状的分界线，“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又会在读者心里激起怎样的感受呢？最后一节有无被后人当作个人情绪的危险？最后一节会不会与前三节一样，被后人当作家庭乡愁的体现？或像李煜的亡国诗那样，靠着“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令后人继续赞叹他把家国情绪合二为一的出奇表达？毕竟亡国情绪里含着一笔勾销的惨痛，而当年海峡两岸的对峙，则保存着一份侥幸……
　　　　　　　　　　　　　　　　　　　　　　　　　　　　　2012年8月9日

来源：诗生活文库邮箱
编辑：zwf

《乡愁》
余光中(台湾)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呀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呵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弯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选自《白玉苦瓜》/台湾大地出版社197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