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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写作要警惕诗歌评论
诗歌是一种艺术,不是什么理论,更不是诗歌评论的附庸。艺术讲究的是创作,是实践,是对生活的真诚的艺术呈现。对艺术的最好答复是:“拿出作品来!”这五个字适用于人间的一切艺术形式。可以想象,唐朝如果没有诗歌这座艺术丰碑,而是只有铺天盖地的诗歌评论和诗歌评论家,唐朝的文学形象肯定会黯然失色。而唐朝有了辉煌的诗歌成就,诗歌理论的存在与否就无足轻重了。这是一个事实!
造成目前诗歌写作无人性、无人味、无人情的主要原因,是诗歌评论的误区和观念写作的泛滥。因此,当前的诗歌写作一要警惕诗歌评论,二要抵制观念诗歌写作。下面,我就主要就这两个方面谈谈自己的想法。
先说警惕文学评论。诗歌评论本应是对文学作品的评论,这就要求评论者要有较好的诗歌鉴赏能力和对诗歌作品的应有的虚心态度,针对作品做评论。可现在的诗歌评论者根本不从作品出发,没有起码的诗歌鉴赏水准。他们的诗歌评论实际上也不是关于诗歌的鉴赏性评论,而是用新奇的观念套解诗歌作品。作品不过是充当了评论得以展开的烟雾和幌子,诗歌评论的真正目的是散布、兜销、贩卖、炒作一些时尚的、懵懂的、无根的、漂浮的新奇观念。这种评论实际上和作品无关。因此,现代的诗歌评论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伪劣的诗歌批评,是当前泛滥的观念游戏的组成部分。
面对这样的诗歌评论,我们应该保持清醒:职业诗歌评论者自诩是评价诗歌的权威,是站在历史门口的门神,可以决定哪些诗歌进入历史的殿堂。这完全是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幻象,自欺欺人。我非常欣赏西贝柳斯的一句话:“请记住,历史绝对不会为任何一个评论家树立塑像!” 这是因为,诗歌评论乃至一切文学评论都是没有创造性的活动。目前这种诗歌评论更是如此,它只能给评论者带来眼前的名与利,而最终换来的则是诗歌、艺术的泡沫和评论者的彻底的自我毁灭。
真正能对诗歌作出客观公正评价的是读者和历史。读者如果能从一首诗中读到他渴望的东西,自然就不会忘记这首诗,就会传扬这首诗,这才是最真实、最纯洁的诗歌评论。千万个读者或一代一代的读者认同某首诗,就是对这首诗歌的历史评价。职业诗歌评论者丝毫也没有高于读者的欣赏力,他们只有老老实实地作为众多忠实读者中的一员,其评论才可能有一点真正的价值。
说到这里,我不免生出这样的感慨:这是一个荒唐的时代,搞文学的没有感觉和才气,搞理论的没有思想和见识,于是就诞生了一种伪劣夹生的怪胎,这就是文学评论或文学理论。我们这个时代可以叫做“文学评论的时代”。这里的“文学评论”,既是狭义的也是广义的,两者都不足取。
狭义的文学评论,就是指充斥在大专院校的中文系里和文学艺术界的文学评论或文学理论,它造就了一大帮头脑混乱、装模作样、上窜下跳、胡言乱语的专家教授们。可以说,中国当代的伪学问首先就是从文学评论和文学理论开始的。
广义的文学评论就是充斥在当前的各种无根的所谓文化思潮,它们鼓荡起各种各样的稀奇古怪的观念,使人们沉浸其中而背离真实的、感性的、丰富的生活。在这样的状态里,人们只有关于诗歌乃至艺术的议论、见解、招数、原则、方向,却惟独缺少可以标志时代的优秀诗歌或艺术作品。
一个没有艺术杰作的时代,最终是一个平庸荒芜的时代。而喧嚣的观念更是只会像泡沫一样化为乌有。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真正的诗歌是一种原创的东西,它可以真实地记录下时代的生存经验,从而托举起这个时代。这样的诗歌才具有生命的历程感和历史性,成为时代的标志,如同唐诗之于唐朝、宋词之于宋朝。诗歌评论根本就没有这种原创性,因此,它就没有历史性,不过是一种说说而已的东西,即随一个文学评论教授的职业生涯的开始而开始,到职业生涯的结束而结束。
顺便提及一下,在中国古代,文学评论向来无人喝彩,难等大雅之堂。中国古代的文学评论文献,在四库全书里的位置是“集部之末”,这并非是因为古人的偏见,相反倒表明了古人的清醒。因为没有好的作品,一切理论都是白搭;有了好的作品,一切理论也都显多余。谁要是以为李白、杜甫、苏东坡、曹雪芹是读了文学评论,才写了伟大的作品,那就是天大的笑话。20世纪初,一些学者们纷纷跑马占地,抢夺现代学术研究的空白领域,便翻检出中国古代的文学评论的故纸堆,让一些专搞文学评论的死魂灵复活。于是乎,钟嵘、严羽、司空图之流又活灵活现地登台亮相。这些人的诗歌评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信誓旦旦,好像真的揭开了文学写作的秘密,找到了文学写作的最佳方法。实际上,他们的言论都是自以为是,顾此失彼,没有什么参考价值。他们的方法如果真的灵验,就会首先用在自己的身上,写出超越以往的作品。可他们虽然妙招在身,却只能写出三流以下的文学作品,可见,他们的方法根本不灵。
以钟嵘为例,他用三品的划分来评价“既往”诗人的高低优劣,很多都不准确。比如,他极力推崇曹植,把曹植捧上了天:“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晖以自烛。”这种评价简直让人怀疑钟嵘中了魔怔,大搞个人迷信。他把曹植列为上品,把曹丕列为中品,曹操居下品。可在我的天平上,三曹的位置应该完全颠倒,曹操为上品,曹丕为中品,曹植为下品。曹丕一首《燕歌行》胜过曹植的全部诗作。好在他没有把话说死:“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变裁,请寄知者也。”这也为我的翻案留下余地。另外,他把陶渊明列为中品,可后来一千多年的历史证明,陶渊明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应该排在上上品的位置。还有,钟嵘溯源各家路数,加以梳理归类,制出一个各家渊源传承的谱系,过于泥实。《诗品》中每论一人,首句多为“其源出于某某”,一看就是生拉硬扯,牵强附会,从中也可以看出钟嵘死脑筋的一面。稍有写作经验的人都知道:诗歌的写作最终是个性的表现,而不是完全传承模仿的产物,根本就不能像血统门第那样可以排出一个清楚的统系支脉来。在我看来,一部《诗品》中最漂亮的地方只有两段,一段是人们熟知的“气之动物”,在此不做摘录。一段是:“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这两段的好处不在于对诗歌的写作有多少指导,而在于它本身的文笔漂亮,可以作为独立的文学作品看待,是美文,值得背诵。
古代这些从作品出发的鉴赏式评论尚且效用有限,现在这种天马行空的文学评论的效用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再说说观念诗歌写作。诗歌自然有认知的属性。但认知决不等于观念游戏。认知是一种通达真理的途径和方式,观念游戏则是一种猎奇的观念骗术。观念游戏出自思维的放纵和滥用,背离的是“修辞立其诚”的言说宗旨。我可以肯定,没有任何一个观念游戏者会相信他所游戏出来的观念。目前艺术活动中的很多伪艺术都是观念艺术,其目的就是借炒作一种观念来弄出一点声响,引起别人的围观,借以成就自己的虚妄的名声。
节选自: 马俊华《现代诗歌写作感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1ac3e10100w9u1.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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