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不像一个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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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坚，不像一个诗人   
                                         刘静


    五年前，我还在南方小城里做着我的文学梦。一天我在单位，正看着《南方周末》发的于坚的随笔《风雨之前》，一个又黑又壮的汉子径直走了进来，黑汉子像座大山一样挡住了门框里的光线，他看着我的报纸，问：“你喜欢这个人写的东西？”我说：“喜欢。”他像丰收老农那样满意地看着我，又问：“格（昆明话：‘是否’之意）想见见他？”我说：“可见可不见。”黑汉子自告奋勇地说：“我就是于坚。”我几乎是跳起来反驳道：“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是于坚！”
    在我的想象中，诗人不是他这个样子的，他长得像铁匠、屠夫和矿工。突然间我看见了他耳朵上的助听器，我说：“哦，是，你是于坚。”于坚指了指自己的耳朵，我们都心照不宣。
    关于于坚，很多做梦要当诗人的孩子都读过那首《尚义街六号》：尚义街六号/法国式的黄房子/老吴的裤子晾在二楼/喊一声胯下就钻出戴眼镜的脑袋……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一次校园文学聚会上，于坚朗诵了这首纯粹老百姓语气写成的诗歌，从那一天起这个戴着助听器、剃着光头的校园诗人慢慢被人熟悉。
    现在的于坚：120平米的家，一个13岁的女儿
    在我们经历无数次跳槽的时间里，于坚始终做着他的第一份工作。从大学毕业至今近二十年，于坚一直是云南省文联所属的《云南文艺评论》编辑部的一名编辑，90年代《大家》创刊后，于坚负责《大家》诗歌部分的组稿工作，业余时间写点儿诗，于坚说：“一份正常的收入，可以让我不用为了钱去写作。”当我问他是否还有别的社会身份的时候，他说：“我没有别的身份，就是诗人。”
    以前，于坚住在昆明最漂亮的一条街——尚义街，妻子的单位分了房之后，于坚一家便从那条因他的诗成名的小街搬走了，新的家离尚义街不远。恋爱17年，有了一个120平米的家和13岁的女儿，这是于坚生活的基本内容，日常生活正常得不像是一个诗人，于坚却说：“正常是对一个人的最高评价。”
    他不喜欢夜生活，晚上辅导女儿作业，11点就睡觉。作息时间像个生活在古代的人，别人还在狂欢他们一家就睡了，第二天公鸡一叫就起床，工作到11点出去逛书店。这个光头诗人爱溜达爱逛书店是出了名的，从文革时的“自由交换”书市算起，到后来新华书店开张，再到现在隐身于昆明城中七零八落的个体户开的小书店，逛书店消磨了于坚的小半生时间，从书店营业员由小姑娘变成了婆娘，“光头”年复一年地逛荡着，套用一句滥俗的话讲：于坚不是在书店就是在去书店的路上。
    当年的于坚：工厂的“虐待”让他的听力更糟
    “链霉素耳朵”在现在的孩子看来有些奇异，但生于七十年代的我看来一点不奇怪。那些年，链霉素是最常用的抗生素，打多了会把耳朵打聋。于坚不幸地拥有了一双被链霉素打坏的耳朵，在他小的时候，听力其实还不算太坏，只是听不清细小的声音，要听清它们，就不得不动用想像力和眼力。
    16岁不得不结束在学校的学习，去工厂当工人，因为耳朵不好的缘故还特意跟分工的人打招呼，希望得到一点关照。最后还是被分到全厂机器声最大最响的那个车间，干的是一个与眼睛作用至关重要的工作，在锻铆车间，震耳发聩，一切都必须看在眼里，否则就会出工伤事故。这个工作与诗歌的所谓“诗意”完全是水火不相容，但正是这种生活造就了他作为诗人的特殊细胞。这样的工作，使于坚与世界的关系不再是想当然的，而是看得见的。要知道在一个对一切视而不见的时代，虚构一种生活比看见一种生活要容易得多。
    文革后于坚离开工厂，耳朵变得更坏了，必须要借助助听器才能进行正常的交流。对于这段往事，他曾愤怒地说：“这是我青年时代无法忘记的事情，起码的人道主义都没有了。”
    “装酷”的于坚：在虎跳峡，他徒步走了47公里
    于坚喜爱步行，在有阳光的下午，人们会看见一个光头男人，穿着T恤，背着个大得吓人的包，从昆明的某一条小巷走过，他东张西望或想着什么，同他打招呼，他一定听不见。
    从昆明城东走到城西，再走出昆明城，最得意的一次行走是1998年去丽江虎跳峡，当时暴雨冲断了公路，伙伴们准备打道回府，于坚却坚持直奔虎跳峡，暴雨中走了47公里，雨水夹杂着岩石从身旁飞过。
    这场面、这阵势实在是一个特立独行、游走江湖的浪漫形象，于是一本国内著名的时尚杂志，把于坚顺理成章地塑造成了一个“暴走一族”的符号。于坚很无奈，滔滔不绝地说：“我从小喜欢步行，就像我父亲、母亲、外祖母那样的步行，怎么就被拔高成这么一副装酷的模样了？这个时代太不正常了，一个正常的人却被看成了有个性。”
    就交通工具问题于坚蒙受的不白之冤不止这些。一次，在一个文学年会上，他骑着车赶到会议现场的时候，开车或打车来的人都用“那样”的眼神瞧着他，更有人扔下一句——“装酷”。
    对此于坚已经申诉了很多遍，他说：“我没有汽车当然就只能走路或骑车了，这么一件自然的事情怎么就被搞得像是在做秀、装样了？”
    风雅的于坚：泡咖啡馆，他70年代常常这样做
    于坚不常出门，很少参加文学活动。他说所有的城市都千篇一律，小时候想去北京、上海，现在连昆明都呆烦了。他觉得北京是最不热爱日常生活的地方，而日常生活状态在南方最常见。
    了解于坚的人都知道，此公有一种把风雅日常化通俗化的天赋，表面憨直，实际骨子里风雅得很，像泡咖啡馆这样的事情，早在70年代他就已经开始了。那时候，昆明最火的咖啡馆是南屏街上越南人开的“南来盛”，咖啡五毛一杯，在咖啡馆里看书、听吉他弹唱，该有的全有了，不该有的俺们就不知道有没有了。
    反正说起现代汉语中一些和咖啡馆相关的词语，比如女诗人、比如爱情，于坚讳莫如深，一旦问及“对某几位女诗人如何评价”诸如此类敏感问题时，一律以“要么我们别说这个”当借口，连逃带跑，草草滑过。
    基于此，于坚有些鄙视现而今那些坐咖啡馆的小资。他说，那些小资以为喝喝咖啡就叫时髦，小资文人把坐咖啡馆当成一种身份的象征，但是大家心里面都清楚，这样的生活对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偶然为之、浮皮潦草的表面现象。
    思考的于坚：他说，牛就是农民的奔驰车
    因为不喜欢凑热闹，因为耳根比较清静，于坚除了写诗，也琢磨一下人活着这件事情。
    见身边的人都在为大“house”流汗，他不禁要问：“一个人住得了那么多房间吗？”
    见大伙儿都在为“大奔”拼命，他不禁要问：“难道一头牛不是一个农民的大奔吗？”
    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四室五厅”都需要“大奔”，但现在的人却都千篇一律地认为“四室五厅和大奔”是唯一的标准，他说，这样的生活一点儿不好玩。
    于坚说，他有个朋友，明明只住着10平米的住房，却偏偏要买34寸的大彩电，结果一看电视就头晕。
    他还说，他知道一个小孩，可以对着电脑聊三天三夜，但对着活人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又说，有时候看电视上的智力游戏，大明星们被主持人问：“巴黎有几个厕所？”所有的人都在假模假式地凝神思考，是100个还是1000个？没有一个人敢坦率地说：“没去过，不知道。”“你看，大家都在装样儿。”
    一本正经地拿人开涮，顺便思考思考人类的愚昧，是于坚的长项。
    说起生活中那些好笑的人和事，于坚的话滔滔不绝，但不是调侃，因为他自始至终很严肃地在说，因为他确实是一本正经地这么想。
    诗人的于坚：北京没好诗人，海子的诗太年轻
    “好的诗人都在外省，北京没有好诗人。”那天电话里，于坚撂了句狠话。俺紧紧追问：“当今诗人谁最狠？”电话里于坚沉默，片刻后说：“我的诗是消过毒的，不会害你。”再问：“海子的诗怎么样？”答曰：“海子的诗太年轻，适合年轻的时候看。”
    说到当今女诗人，于坚说：“尹丽川算是比较正常的一个。”
    于坚首先声明，自己不喜欢在神经质状态下写诗，不喜欢神经质状态下，让人发狂、扭曲的诗。其次是，作为“口语化写作”的代表人物，于坚严重轻视才气。一说起“才华”这个词，于坚滔滔不绝起来，喜用排比句式，和余华有一拼。
    于坚说：“诗人最怕的就是才气。我每个毛孔里都是才气，不要跟我玩才气。生活如此明亮如此辽阔，人们为什么要来看你写的诗，哪个人来看你的小资的东西，你的那些小伤感、小情绪最好还是锁在抽屉里，自己去感动吧。如果诗歌不能让人热爱生活，感激大地，最好不要拿出来害人。”
    喜欢闲逛，爱打网球爱游泳，喜欢费里尼的影片，会修自行车，曾经听崔健，现在听古典。不喜欢出差，因为不喜欢坐飞机，不喜欢吃会议伙食，不喜欢住宾馆，特别不喜欢各类笔会上跟人谈诗。他就像一块大石头，放在昆明翠湖边，一放就是半辈子。
    这就是于坚，诗人于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