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前诗歌写作的几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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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前诗歌写作的几种可能性                     (节选 之二)

                                 蓝棣之


　　戴右军提出：30年代以卞之琳、废名、纪弦、徐迟、柯可等为代表的知性诗群，用理论同时用创作，所表达的感情追逐思想；现代诗要感觉、感情和思想相融合，特别要融合思想的成分，从事物深处转化自己的经验等诗歌理念，迄今仍不失为诗歌创作的艺术方向。
　　
　　戴右军在《现实主义与陈敬容诗歌创作》（注：戴右军《现实主义与陈敬容诗歌创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4期。）论文里，把上述诗歌理念概括和界定为“知性”：艾略特说要逃避感情，逃避自我，瑞恰慈说诗要讽刺感和张力，徐迟要求诗放逐抒情，要求感情明晰和感情追逐思想，所有这些论述都可以聚焦和落实于“知性”上。
　　
　　他曾引证徐迟的话说：卞之琳的《圆宝盒》所诉说的不是哲理，而是“感情的思想”；卞之琳不是善思索的哲人，而是善思索的诗人。思想的哲人所思想的是思想，而思想的诗人所思想的是感情，这种感情得要“明确”起来，得把官能的感受还原为知性，现代诗人需要这种特殊天赋。
　　
　　他认为，中国新诗30年代出现的这个知性转变，实乃中国新诗艺术方向的转折，但很可惜，很多时候知性都被深深误解了，以为知性就是理性、哲理、逻辑、知识，比如非常著名的诗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实际上是格言、哲理，而非知性。另一种误解也是很严重的，把“知性”当作是诗里的似是而非、毫无内含、模式化的、文字游戏性质的“巧智”。诗歌由传统的单纯抒情转向现代的知性，一群诗人由此开始以感情追逐思想，追求感性的明晰和智慧之美，把机智、讽刺感、悖论和辩证性，放到方法技巧的重要位置，这一转折从整体上看远远没有完成。
　　
　　知性也是诗与科学区别之所在，诗的语言务求知性，科学的语言务求逻辑，此乃当今高科技时代而诗歌还能存在的一个重要依据。知性是现代诗在苦闷了若干时期以后始能在表现方法上找到知性这一条出路，它既是现代诗的核心术语，也是现代诗的重要方法技巧，是现代诗在艺术上的一个目标。之所以用知性来描述这个转折和出路，是考虑到艾略特对于17世纪玄学派诗的论述，瑞恰慈关于“想象”的论述，徐迟关于放逐抒情的论述，以及我国晚唐温庭筠、李商隐诗风的美智传统和宋诗的得失。
　　
　　对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21世纪诗歌写作几种可能性问题，尤其切题和重要的，是戴右军所引证日本学者阿部知二在当时所提出的见解。阿部知二说：“在今日，诗乃是非常狭隘的部门上的专门技巧。今日的诗人，再不能在民众之上有原始社会中的吟游诗人（即预言者）那样的权威和尊敬了，因此，诗非强固地确立自己不可：做文明的仆役，文明的翻译者，是不行的；做单单的文明反抗者、讽刺者，或原始主义的逃避者，也是滑稽的。现代诗人的态度，结果变成了非常主知的。他们以为睿智正是诗人最应当信任的东西。他们以为，在我们周围某种漠然的感觉和感情的世界，换言之，即潜在意识的世界——在这些黑暗之中，像探海灯一般地放射睿智，而予这混沌的潜在世界以明晰性和方法的秩序，便是现代诗人该做的纯粹的工作。阿部知二把知性作为现代主义诗歌反拨浪漫主义的总特征，并且提出知性文学发展的三个方向：一是尽量减少感情的分量，二是感觉主义的文学，三是理知性和感觉性的结合，并且说第三种会使知性倾向文学产生飞跃，是真正意义上的知性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