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应该重视相对标准、常规诗体和社会化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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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应该重视相对标准、常规诗体和社会化写作　

                                         王珂　

　　　　
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动荡的时代，革命、运动、改革此起彼伏，“破坏”是时代的主旋律，21世纪是一个和平的时代，“建设”是时代的主旋律。政治和经济生活如此，在政治激进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思潮泛滥的岁月里诞生的新诗更是如此。尽管新诗已经有百年历史，但是“折腾”远远多于“建设”，只破不立，破了难立。一直存在着文体的合法性危机和诗人的公信度危机。“新诗革命是否成功”、“新诗是否形成传统”成为近年理论界争论的热点问题。令人惊奇的是，尽管否定新诗的声浪此起彼伏，新诗的产量却未受多少影响。2006年出版的《中国新诗书刊总目》收录了1920年1月至2006年1月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及海外出版的汉语新诗集、评论集17800余种。2006年是中国新诗的“灾年”，新诗受到了以网民为代表的民众的激烈攻击，一些官方媒体也认为新诗的翅膀正在被折断，“中国新诗向何处去？”成为公众话题。一些人甚至断定经历了2006年的风波，很多人都不会再写新诗或从事新诗研究，但是2007年新诗创作与新诗研究都大丰收。2008出版的《中国诗歌研究动态》（第五辑）对2007年新诗创作和研究的成果数量作了比较详细的统计：刘福春的《新诗著作叙录（2007）年》[1]收录了2007年出版的新诗集277种、诗论集34种，乔婷婷等人的《2007年新诗研究论文索引》收录了发表在公开刊物上的论文1278篇，孙晓娅、崔月萍、张凤、乔婷婷的《2007年新诗研究论文摘要》[2]涉及论文71篇，张凤、崔月萍、马富丽、乔婷婷的《2007年新诗研究硕士、博士论文摘要》[3]涉及硕士论文73篇、博士论文10篇。2009年是百年历史中新诗产量最高的一年，5.12汶川大地震爆发后，神州出现了震灾诗热潮，很多人把写震灾诗当成诗人特有的救灾方式。新诗在抚慰心灵、凝聚人心及宣传救灾等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涌现了大量诗作。

极端肯定和否定新诗都是错误的，都没有客观公正地对待新诗这种特殊文体。极端否定者不知道新诗的十大成就：促进了中国的思想解放，完美了现代汉语，丰富了国人的感情生活，发展和丰富了汉语诗歌，展示出国人在不同时期的生存状态，丰富了小说、散文等其他文体，支持了中国现代音乐，促进了中国妇女文学的发展、民族诗歌的繁荣和中国现代学术的进程。极端肯定者回避了新诗的十大问题：生不逢时，长于乱世，缺乏必要的文体标准，过分重视自由诗，职能单一，普及教育工作落后，新诗人严重缺乏诗家语意识、诗体意识和经典意识，年轻诗人浮躁偏激，受到外国诗歌，特别是浪漫主义诗歌的负面影响，假大空的诗作和故弄玄虚的诗人太多，新诗评论界正气不够，严重缺乏敢说真话又会说行话的诗评家。目前新诗正处在“百废待新”、“发奋图强”的关键时期，有很多工作需要扎扎实实地做，特别加强相对标准、常规诗体和社会化写作的建设。

                      一、以艺术方式加强相对标准的建设

新诗写作应该设立一定的门槛，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写诗的。在写什么上全盘放开，没有必要制定严格标准，什么都可以写，给予诗人充分的写作自由。只是在发表上作一些限制，如一些可能导致青少年犯罪的色情诗不宜公开发表。但是在怎么写上，一定要有限制，要有标准。现在很多人意识不到这一点，本末倒置，反而认为应该放开怎么写，限制写什么。诗人与传统的对接不在于写什么内容，而在于写作技法。比如说古代汉诗讲究音乐性，现代汉诗很难与这种“无韵则非诗”的传统写作技法“对接”。新诗可能继承的还有“写作意识”，比如古典诗歌的炼字炼句意识，即“推敲之功”，应该成为现代诗人的“基本功”。尽管在现代的快节奏生活中追求炼字炼句有些不合时宜，还是要强调这一点，新诗必须强调科学雅致，追求语言的“准确”与“精炼”、追求写作的“到位”与“优美”。尽管现代诗歌不追求古代诗歌的“诗出侧面”、“无理而妙”手法所产生的“含蓄美”，但是“精炼”及“精致”仍是一大境界。

新诗诗人总是自以为是天才甚至超人，重视创作而轻视制作，即使是信笔涂鸦胡作非为，也认为是合理合法的。这是不对的，这种诗人要么是人格不健全，要么是心理不健康，甚至还可以结论说缺乏诗歌知识，特别是对诗歌历史十分陌生。现在应该突出诗人的“匠人气”，淡化诗人的“艺术家气”，突出“制作意识”，淡化“创作意识”。中国有很多工艺美术大师，如做陶瓷的，做根雕的，他们其实就是既有基本功也有“手艺”甚至“绝活”的匠人。他们极少把自己视为“艺术家”。他们却制造出很多堪称艺术品的“工艺品”。新诗创作界缺乏的正是这样的匠人，很多诗人没有“匠人意识”，不仅自认为是“艺术家”，而且自封为“天才艺术家”，狂妄地认为新诗是从自己开始的，“弑父式写作”流行。所以新诗应该有一个与传统诗歌对接的相对标准。但是这种“对接”只是相对的，要强调“异质同构”。因为现代汉诗与古代汉诗在文体功能及文体特征上都大相径庭，即使没有发生“断裂”的外国现代诗歌与古典诗歌也颇有差异。任何时代、任何国别的诗歌写作都讲究技巧性，所谓技巧性就是对诗歌语言形式，即诗人的情感思想的表达方式的重视。写诗的快乐不只是要宣泄自己的情感，表达自己的思想，更多的是一种追求写作技术和语言智慧获得成功后的快乐，甚至是写作语言的快感。甚至可以极端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谁能制作艺术，谁就掌握了艺术。

建立新诗标准，必须将多元主义与本质主义结合，特别应该强调一个基本的相对本质。但是不管如何强调建立标准的相对性原则和重视诗人的创作自由，都必须重视新诗写作的基本难度。写诗至少要过三关：第一关是语言关，现在很多诗人没有过语言关。很多诗人平时写诗似乎还可以，因为现在新诗的语言没有什么标准，胡说八道也可以说成是“诗家语”，是“陌生化语言”。但是让诗人用语言写其他文体，如散文，就写不清楚了。因此出现这样的常见现象：一些诗人，甚至是著名诗人出诗集时写一篇自序或者编后语，却写不清楚，甚至出现病句。这说明诗人没有过语言关。简单的散文都写不好的人是不配写诗的。很多诗人更没有过诗的知识关，以不读书为荣，甚至迷信“诗不可以教”、“诗不可以学”，当然无法获得前人留下的诗歌知识。没有过诗歌写作技巧关的诗人更多，直抒胸臆的自由写作方式仍然是新诗写作的流行方式，诗人没有技巧意识，也不学习前人创造出来的技巧。如诗的炼句、诗的排列等都有一定的技巧，在新诗草创期诗人穆木天用空白取代标点，效果很好。现在应该加强新诗教育，诗歌教育的重点是传授语言知识、诗歌知识和诗歌技巧。还应该加强诗人的学养建设甚至人格建设，应该旗帜鲜明地提出这样的口号：“新诗是最高的语言艺术，与‘不学无术’、‘读书无用’无关！”“无产阶级闹革命，特别是流氓无产阶级闹革命的歪风邪气不能再在新诗诗坛泛滥下去了！” 震灾诗热就暴露出新诗的技巧危机和新诗诗人的学养危机，很多诗人缺乏必要的情感想象能力和细节加工能力，把生活真实混同于艺术真实，如实记录生活，直接抒发感情，把诗歌写作变成了新闻写作，一些震灾诗成了“新闻诗”、“小叙事诗”、“新闻时评诗”甚至“新闻宣传诗”，特别是一些反思性作品几乎是只有树干没有树叶的“新闻评论”。在“救人”比什么都重要的强调“效率”的特殊时期，诗人确实有理由追求“短平快”，拒绝“闭门造车”和“精雕细作”。但是，诗人的“非在场写诗”毕竟不同于救援人员的“在场救命”，对时效性的要求并没有那么高。在这次抗震救灾中，专业救援队员们既知道分秒必争，更知道“精雕细琢”的“专业精神”和“职业素养”更有助于打通生命通道，一些诗人却缺乏这样的“专业”精神和“职业”素养。

加强新诗经典建设可以促进新诗标准建设。新诗是缺乏经典意识甚至反对经典化的特殊文体，它独具的先锋性使它一直在动荡中发展。尽管已经形成一定的传统，甚至可以说产生了“经典诗人”、“经典诗派”、“经典诗体”和“经典诗作”。但是百年新诗打造“经典”之路坎坷，有优秀诗人少诗歌大师，多庸品少精品，堪称经典的诗作更少。新诗缺乏经典是新诗在汉语诗歌史上和今天的公众面前地位低下的重要原因。中国社会已经结束了动荡，新诗又积累了百年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为目前新诗经典建设提供了可能。网络新诗的繁荣带来了新诗新一轮的世俗化和反经典化，更有必要倡导新诗的经典意识，通过诗歌教育、诗歌研究等手段使新诗经典化道路更平坦。但是必须尊重新诗的文体特性，重视世界诗歌的世俗化潮流，不要极端地强调新诗的经典性，拔苗助长地打造新诗经典。不能因为倡导经典就极端重视诗的哲理功能，轻视诗的抒情功能甚至游戏功能，破坏新诗现有的多元格局。

                      二、以改良手段加强常规诗体的建设

任何文体规范及文体自由都不纯粹是文体自身及艺术内部的事务，都会指涉到人甚至政治。重视诗体的意义在于不仅可以彰显出诗的形式及诗的写法的重要性，还能够肯定诗的文体的合法性，更可以保证诗人创作的可行性及诗人存在的必要性。既具有艺术的价值，也具有政治的价值，既有艺术规范及艺术革命的潜能，也具有政治律令及政治革命的潜能。它在一定程度上是诗的文体功能及文体价值和诗人的存在意义及生存方式的显性表现。诗体具有制订做诗法的意义，是对诗的属性的制度化的具体表现，既是呈现诗这种特殊文体的表象特征的“诗的图式”，更是呈现诗的形式规范及写作规范的“诗的法则”。因此诗体重建是新诗界的当务之急，不仅有利于建设和谐诗歌，也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目前已经具备了诗体重建的诗歌生态，政治上对和谐社会的追求为建设和谐诗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的外部环境。但是诗体重建不能走格律化的极端，必须考虑新诗的自由化、世俗化等文体特性，进行改良式的“常规诗体”的建设，达到建设“和谐诗体”及“和谐诗歌”的目的。目前新诗创作正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网络诗歌带来了诗的功能、诗的创作方式和诗的传播方式等全方位的巨变，甚至出现了新的“诗体大解放”运动，更需要诗体建设。
新诗本质上是一种反对“经典化”、“定型化”和“贵族化”的文体，生长于 “革命”受到极端重视的乱世，既有高度的严肃性、精英性，更有强烈的时代性、平民性、世俗性、青年性、先锋性，一直过分崇尚文体自由，新诗诗人是过分具有文体独创精神和自由意志的人，极度推崇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因此新诗的诗体建设生态恶劣，自由化、散文化的自由诗势力过分强大，导致定型诗体及准定型诗体建设艰难。尽管新诗初期就粗略地建设起现代格律诗、长诗和小诗三种准定型诗体，以后也时时有人进行建设，却没有得到健康的发展，这些诗体不得不以起伏不定的曲折方式生存，其文体的稳定性时时受到破坏，它们作为准定型诗体的价值和诗体规范也总是受到怀疑。三种准定型诗体都出现诗体解放的现象。现在应该在已有的基础上好好建设这三种诗体，特别是加强现代格律诗的建设。现代格律诗的诗体建设重点应该在诗形上而不是在诗律上。今天的诗体重建应该顺应历史潮流，高度重视“和谐诗体”及“和谐诗歌”的建设，反对诗体的高度定型，建立既有节制又宽松的常规诗体，形成既统一又和谐的诗体格局：把准定型诗体――常规诗体作为主导诗体，把不定型诗体――自由诗体和定型诗体――格律诗体作为辅助诗体。

诗体建设的重要内容是诗形建设。诗形是诗的重要文体标志，是诗体的主要成分。好的诗形不仅自身具备诗美，还能帮助诗人更好地表情达意，增加诗美。20世纪初出现了世界性的自由诗革命，如英语诗歌界发生了意象派运动，使英语的诗形及诗体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中国的新诗革命是这次世界性的自由诗运动的一部分，是最极端的革命，完全打破了古代汉诗的诗形诗体，使汉诗由定型诗体格律诗体巨变为不定型诗体自由诗体。但是新诗的形体美仍然是新诗重要的文体特征，在20世纪前半期受到新诗人的一定重视。但是在20世纪后半期，特别是在当代，由于新诗的历史，特别是形体建设及唯美写作的历史没有发生断裂，又受到西方诗歌重视诗的形体的观念和意象诗的影响，台湾比大陆更重视诗形建设。大陆的网络诗歌没有像台湾那样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手段进行创作，只是基本实现了网络诗的发行功能。大陆诗形建设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很多诗人学者既不承认新诗应该有“诗体”，更不承认新诗应该有“诗形”。电子网络传播是人类诗歌由口头传播到纸质书面传播后的第二次大飞跃，传播方式的改变带来了诗的文体特征及美学特征的改变，特别是带来了诗的形态及诗体形式的巨变。电脑网络的大普及带来了网络诗及“网络诗学”。象形文字汉字更有利于电脑多媒体的运用，在网上写作中，诗的排列形式更受到现代诗人的推崇。网络诗歌为新诗的诗形建设提供了方便。目前新诗应该建立以准定型诗体为主导，以定型诗体和不定型诗体为补充的诗体格局。无论哪种诗体都需要完美的诗形，都需要诗形建设，因此新诗要加强诗形建设。也要防止极端重视诗形建设，甚至要警惕一些诗人，特别是先锋诗人“借诗形反诗形”。一些图象诗人和网络诗人对诗形的极端重视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常规诗形的轻视，是想通过独出心裁的变态诗形反对约定俗成的常态诗形，会影响新诗诗形建设的健康发展。

                     三、在新诗功能的多元格局中重视社会化写作

新诗在20世纪，特别是在20世纪中前期确实被赋予了过多的社会责任，具有高度的严肃性。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的朦胧诗运动加重了这种严肃性，新诗承担了促进思想解放的重大历史使命。但是在80年代后期，出现了反拨新诗题材的高度严肃性的内容“轻化”现象，诗人的生命意识渐渐取代使命意识。从90年代中期开始，因为新诗在社会生活，特别是在公众政治生活中的边缘化和诗人在私人日常生活中的世俗化，新诗的个人化写作倾向越来越严重，甚至出现了私人化写作狂潮。网络诗歌在新世纪的迅速兴起加剧了新诗写作的小圈子化、个人化和私语化。尽管个人化写作在20世纪末期的问世，甚至在今天都有一定的存在意义，不仅继承了新诗百年来一直存在的追求自由的传统，还有助于摆脱独断性的意识形态及一元化的群体意识或社会秩序感对个体精神的压迫，有助于肯定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新诗作为一门艺术的文体自主性，甚至可以说近十多年中国诗坛的个人化写作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但是个人化写作，特别是极端的私语化、小圈子化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割裂了人与社会、小帮派与大团体的依存关系，这是近十多年诗坛混乱的重要原因。

现代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人而不是自然人。现代人认识自我的参照系却是联系的社会的而不是孤立的个体，现代人发现自我必须透过他者的眼光。集体意识和团队精神在现代社会对于个体人或者自然人的生存格外重要。现代诗人既有自然人的情感，更有社会人的情感，既要有人类意识，也要有地域意识。自然情感和社会情感，特别是后一种情感迫使诗人，尤其是那些极端推崇个人化写作的诗人检讨自己的写作伦理，至少应该在写作时想到自己是源远流长的汉语诗歌写作者中的一员，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时代甚至是人类中的一员，诗人与世界的关系如同一粒沙与沙漠的关系。

近年很多诗人，特别是青年诗人有太多的虚荣心和自尊心，太缺乏面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和面对情感生活的真诚的能力。当今诗坛，处处是装神弄鬼、装模作样、装腔作势的“诗人”；泛滥着大话、假话、空话般的诗作。一些诗人缺乏的不是浪漫和想象力，而是缺乏直面现实的洞察力，缺乏对日常生活、普通情感的“敏感度”，从他们的诗中看不到实在的、正经的生活。新诗诗人常常是“隐”大于“秀”、“生命意识”多于“使命意识”，新诗诗坛的“个人化写作”远远多于“社会化写作”。尽管5·12汶川大地震改变了中国，使中国人更团结更坚强，也改变了新诗，使新诗关注国计民生。震灾诗具有记录国人生存状态、唤醒爱国激情和增强民族凝聚力等多种价值，强化了新诗的实用性、抒情性和严肃性，新诗诗人的介入意识及使命意识和新诗的写作伦理及入世价值受到高度重视，较有效地反拨了持续了十多年的新诗文体的世俗化及个人化写作的极端。但是地震过后，个人化写作又有死灰复燃之势，一些诗人经历地震后觉得生命太渺小了，应该及时行乐，应该为安慰自己的生活而写作，更推崇个人化写作。

近年新诗生态一直在发生巨变，中国社会出现的生存方式的多元化导致了写作方式及新诗功能的多元化。改革开放的“让一部人先富起来”的政策让一些诗人进入了“有产阶级”，一些诗人的写作成了“小资产阶级的下午茶”。这种悠闲的生活有利于产生精致的艺术，有助于新诗的诗艺建设，但是也可能淡化诗人的社会意识，削弱诗人介入生活的能力。贫富的分化导致了以“打工诗歌”为代表的“底层写作”，但是很多“打工诗歌”也是通过抒写“我”的打工生活，采用“尽精微”“致远大”的方式呈现底层人民的生存境遇，缺乏震撼人心的黄钟大吕式诗作。写作“打工诗歌”的作者的诗歌修养的欠缺和写作题材的细小也极大地限制了“打工诗歌”的艺术性及“底层写作”的有效性。严格地说，“打工诗歌”并不是一种有效的社会化写作，有的“打工诗歌”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安慰个人生活的“个人化写作”，它抒发的更多是个人的私人情感而非社会的公众情感，关心的更多的是个人的恩怨而非社会的责任，虽然有些诗写的是一个群体的情感，但是常常带有偏激与狭隘。

近年中年诗人的写作在诗坛占有重要地位。与青年诗人相比，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更强一些，他们没有像青年诗人那样迷恋个人化写作，特别是当国家面临大灾难时，他们更重视社会化写作。在这次震灾诗运动中，他们成为了主力军。但是，近年一些中年诗人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失去了青春激情和抒情冲动，争当哲理诗人。近年中年诗人对哲理的关注更多在人生哲理甚至自然哲理上，人生思考远远多于社会思考。这一代诗人普遍受到意识形态的压迫，曾生活在“诗教”传统被过分强调，诗甚至沦为政治宣传的工具的时代，人到中年后容易对诗的“教化功能”及“使命意识”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他们更容易接受“世人皆浊我独清”的中国传统文人的遁世隐逸生存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近年诗坛的个人化写作。

尽管当前仍然需要加强审美性写作，甚至仍然需要大力倡导“纯诗”，既追求诗的内容及意义上的“纯粹”，也追求诗的语言及形式上的“纯粹”。但是无论是青年诗人还是中年诗人，都应该明白：在动荡时代和艰难岁月中可以孕育思想家型的优秀诗人，却不一定能够孕育出艺术家型的大诗人。一个没有激情的时代也不可能产生大诗人，在社会生活中八面玲珑的举子诗人（官员）和“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才子诗人（隐士），都不可能成为“社会的良心”或“社会的脊梁”，极端的“秀”和“隐”都不可能写出激动人心的诗作。今日诗坛需要的优秀诗人是既有生命意识又有使命意识的诗人，是能够将个人幸福与社会发展有机地融为一体的现代人。新诗既需要个人化写作，也需要社会化写作，既需要情感性写作，也需要思想性写作。在特殊生态中，有必要适当倡导其中的一种，如当下最需要的是在个人化情感性写作基础上的社会化思想性审美写作，有必要给新诗下这样一个定义：诗是艺术地表现平民性情感的语言艺术。


[1]刘福春.新诗著作叙录（2007）年[A].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中国诗歌研究动态（第五辑）[C].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218－282. [2]孙晓娅、崔月萍、张凤、乔婷婷.2007年新诗研究论文摘要[A].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中国诗歌研究动态（第五辑）[C].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114－134.

[3]张凤、崔月萍、马富丽、乔婷婷.2007年新诗研究硕士、博士论文摘要[A].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中国诗歌研究动态（第五辑）[C].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135－176孙晓娅、崔月萍、张凤、乔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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