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专权------教育单一化之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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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专权——教育单一化的渊薮

郑也夫

　行政化的一个最大的中国特色就是“大一统”。大一统的政治结构统摄中国二千年，利弊得失殊难评估。如前所述，因技术能力的约束，古今的大一统是不好同日而语的。当代的大一统才是大一统政治之巅峰。因其巨大的代价所制约，巅峰之时距下降之日恐不遥远。地方的自主权是大一统面临的一号课题，虽至关重要，却非本文旨趣所在。本文论说的是，巅峰之际的大一统之下办学方式的单一以及代价。

　　中国历史上文化的繁荣首推春秋战国时代。而私学之勃发正值此时。周室衰微，诸侯坐大，官师分离，典籍散落民间，“私门富于公门”，都是私学兴起的原因。而私学勃发与文化繁荣发生于同一时空，绝非偶然。以后大一统支配的漫长岁月中，再难见到春秋战国时代流变多样的士与学。服侍科举是绝大多数私塾的目标，它决定了学校特征的单一。虽书院之风不绝如缕，一则不成气候，二则书院的学生不乏日后转考科举者。

　　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私学的勃发，竟是两千余年后的晚清民国之际。这时期的文化虽不能与春秋时代相比，亦堪称小阳春。如果不是日寇入侵，打乱了中国社会的走向，很难界定这次文化复兴的上限。

　　自1840年炮舰敲开中国大门，自1905年取缔科举的半个世纪中，由教会发端，民间开办的各种新学，已颇成气候。据第一部教育年鉴记载，1917年，全国公立大学3所，私立大学7所。1925年，全国私立大学中，经教育部批准立案的13所，经教育部同意试办的14所。1932年-1937年，各类私立大学占据高校总数的二分之一。

　　与私学勃发的事实相对应的是，民间办学的观念成为朝野的共识。1914年12月，北洋政府教育部整理教育方案草案中，第一条就强调要“变通从前官治的教育，注重自治的教育”。“教育本为地方人民应尽之天职，国家不过督率或助长之地位。……今后方针注重自治的教育者，国家根本在于人民，唤起人民的责任心，而后学能有起色也。”

　　北洋政府的指导思想是私学发展的重要原因。民办大学的开创者们更是深明时代的趋势与自己的位置。抗战胜利后，南开大学返津复校，不得已由私立改为国立，依靠政府帮助。但无奈之下的张伯苓说：“南开大学现改为国立，期限十年，期满仍改私立。”官办、私办、教会办的大学、中学、小学、职业学校、女子学校，共同构成了民国时代极其多样化的教育机构。

　　江山易主后的第三年，即1952年，开始了学校整顿。从此，教会学校、私立学校退出了历史舞台。同时铲除了很多综合性大学，比如清华大学，取而代之的是大批理工科大学。1990年代初期，高层刮起了“综合大学”风。无数学校合并成所谓“综合大学”。跨越四十年的两场运动--取缔与合并，内容貌似不同，其实没有带来一丁点的多样化。合并的综合大学只是一个名称，因地理的隔绝，并没有带来一个个多样化的校园文化。真实的合并应该是自然而然的过程，比如两校比邻，教师串场与学生旁听已频繁发生。两校认识到“一加一大于二”，遂发生合并。而上述的实践，完全是大一统自上而下的生硬逻辑。

　　小升初择校的竞争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改革在思路上完全不是难题。首先，政府在资金上帮助弱校改善硬件，完成各校硬件上的平等。接着，开始教师的轮转，每三年或五年，每个教师在本区内经抽签轮转到另一所学校。这样，家长和学生无从挑选，甘心就近入学，为择校而展开的竞争也就消减了。

　　思路不难，难在何处？掌权者不愿改，他们希望保留学校间的差异，这样他们的子女可以上好学校，可以帮助亲朋好友，可以寻租兼捞取人情。打开难题的一个思路是，办私立学校。而公立学校必须平等。不然民众的怨恨会日益积累，政府的合法性将受到质疑。我们消灭了私立学校，却没有建立社会公正的公心与胆量，于是不公正在公立学校蔓延。

　　很多乡村中不乏“复式”学校（因学校师生太少，不同年级的同学在一个教室中，由一个教师先后授课）。宏观地看，它与主流学校相对照，构成了一个特殊维度上的多样性。近些年，因城市化运动和计划生育政策所致，很多村庄学生数量锐减。教育部突发奇想，开始了撤点并校运动，即将生源减少的乡村学校撤掉，让该村的学生到镇或县城读书。这政策造成的后果，要么是增加了孩子往返的交通费用和时间，要么是孩子的母亲要放弃现在的工作到镇或县城去陪读。孩子稍大一些，也可能自己寄宿。不管是哪个方式，对学生的家庭来说都是成本高昂的。

　　这与义务教育的原则大相径庭，政策制定者公然悖逆法律，无视公民的切实利益。尤其是，孩子成长的第一要素是家庭，家庭生活的第一要素是共同生活。这一政策造成了家庭成员的分离，或孩子与家庭分离，或母子与父亲的分离。据说，陪读导致很多家庭父母离异。没有超级胆量不敢制定这样的政策，因为这公然无视人类生存的最基本要素。官僚何以有如此胆量，只因不受制衡。

　　教育大一统在我们可以想见的一切维度上，消灭多样，制造单一。其最突出、最触目的后果是千校一面。千校一面的特大的弊端有二。其一，它不可能完成社会“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期待。其二，失去了实验的机会和可能性。如果我们保留着公办、民办、大规模、小规模、超小规模、男校、女校、混校、综合大学、专科大学、各类职业学校，等等，即使不做刻意的实验，它们的实践天然地构成无数类型的实验。其各自的得失可相互借鉴。某一学校的失败，无伤大体，还可以警醒其他学校。若全部学校是一个模式，想开创新路就必须实验，而每一次小规模实验后的经验在全国付诸实践都是天大的挑战。其结果是，一个模式经久不变。最终成为活着的僵尸。简言之，大一统打造单一的标准，单一的标准直接、间接地导致激烈、恶性的竞争。

　　环顾世界各国，哪个国家不是包容着无数类型的教育机构。大一统造就单一，单一带我们走上绝路，越走越狭窄。挣脱大一统是中国各领域共同面临的问题，教育能率先挣脱大一统最好，至少要认清天下大势，跟上其他领域争取自主权的潮流。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