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与偏见何以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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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慢与偏见何以产生

■殷国雄

前些日子，浙江师大的郑逸农教授在某核心期刊撰文批评苏州史金霞老师的语文教学实践，引起了一些争鸣。我无意评论双方的观点，但我发现当下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高校的专家学者经常在台上指责中小学教师麻木不仁、学养低下，而台下的中小学教师则往往以“傲慢无知，空谈何用”作为回应。我觉得这两个看似不断接触、不断互动的群体，在实际层面，绝大多数时候是各自封闭而且互不理解的。
中小学教师的工作看似重复琐碎，没有学术含量，但这不能构成高校的基础教育研究者轻视俯瞰他们的理由。上个世纪，陶行知和晏阳初留美归来，脱下西装，换上布衫，走向村舍田头，真正融入农村生活，努力理解农民的思维方式。从而他们发现了问题所在、现实之弊和农民所需，进而去推广自己的教育主张，改进教育现状。
基础教育现实之困境，中小学教师工作之艰难，使得那些自以为具备知识优势的专家的高高在上的剖析和缺乏情感温度的批判，在很多时候偏离了方向，走到了引发中小学教师抵触的反面。把学历等同于学问，把知识等同于见识，有时也是一种“傲慢与偏见”。
教育的等级观念和体系，使得一般中小学教师认为自己身处教育体系的最底端，只是具体的执行者，研究创新和自己没有关系。换句话说，现实地位上的弱势也造成了中小学教师的心理弱势。对基础教育现实最为了解的中小学教师变成了沉默的大多数，对教育教学的绝大多数变革的设计与规划他们似乎从来没有参与讨论的权利，太多的事实告诉他们——你们只要按要求做就好了。整体而言，中小学教师被剥夺了对基础教育制度设计的表达权和参与权，他们只被看成是理所应当的执行者。而这样的剥夺和定位导致他们对高校研究者的表述缺乏热情，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反正理论的构想和设计不关中小学教师的事儿，更何况，所有的理论不管怎么搞，最后要求中小学教师拿出来的还不是考试分数？
另一方面，弱势的地位让中小学教师极为看重自己的实践优势。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获取自我认同，凸显自己的价值和意义。但过分强调实践优势又让中小学教师极为不信任高校的基础教育理论，不相信他们的理论可能解决实际问题。而以前怎么教现在还怎么教的现状，折射了中小学教师用行动来对抗高校基础教育研究的沉默的傲慢。
走向研修共同体是彻底改变这种状态的有效途径。任何一个真正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高校基础教育研究者，首先要放下学历和知识的优越感。我不是要求他们如同晏阳初、陶行知一般，真正投身基础教育，和中小学教师一起生活。但是，他们应该真正走进真实的基础教育，而不只满足于在几个“牛校”或“试点学校”的所见所闻；他们应该真正知晓基础教育的体系如何运作，弊端何在；他们要真正去了解普通中小学老师的生存困境，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只有这样，他们的理论研究才能接得上地气，才能谈真问题，从而获得中小学教师的信任。
相对于高校研究者的优势，中小学教师一定要摆脱自己的弱势感，不能把自己看作是制度的被动执行者。换句话说，当下对中小学教师的习惯性定位，不过是教育变革极为迫切的另一个明证而已。而这样的角色要求，需要中小学教师摆脱实践优势的借口和因忽略理论研究而固步自封的状态。
从两个互不理解的封闭体系，走向研修共同体，是教育改革的必经之路，它应当发生在每一个教师身上，每一间教室里面。
（作者单位：江苏省张家港第八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