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新书十年难产终出版 探当代中国“共同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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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新书十年难产终出版 探当代中国“共同底线”

2013年03月15日
来源：南方都市报
　　3月9日，学者、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座谈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召开。江平、钱理群、贺卫方、华生、冯兴元、高超群、刘苏里、张小劲、周濂等近二十位来自历史学、哲学、法学、经济学等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与会，就当代中国的“问题”与“主义”、何谓“共同的底线”等话题展开讨论。
　　现场　刘苏里以一连串比喻开场
　　会议开始前，作为主持人的万圣书店创始人刘苏里，先用了几个比喻性评价，勾勒出秦晖做 学问的特点。他称秦晖的文字是一把杀人见血的刀子，“血雨腥风的战场上一路杀过来的的思想战士”；他还形容秦晖的文字是制导导弹，并不避讳思想上的交锋， 且极为精确。“秦晖极为擅长逻辑分析，把交锋对象引到他自己挖的‘陷阱’当中”；对于秦晖多学科、综合广泛的知识架构以及关注现实重大问题的特点，刘苏里 将其比作“无人机”，“全天候监控思想界”，从教育改革到婚姻法制订问题。
　　“旧书”“难产”十年几度出版未果
　　《共同的底线》可视为秦晖1999年出版的《问题与主义》一书续编，其中收录的对话和文章主旨是从“主义”、“文化”与“部门”的分析中，结合特定的“问题”来论证持守底线的意义。他说，该书早在2003年前就已编好，曾几度要出版，甚至已经三校，却因种种原因“搁浅”。
　　活动进行时，窗外黄沙漫天，北京六级严重污染。学者贺卫方就表示，“这是我们共同的底线”。尽管新书“难产”十年，但现场多位专家都发出“今日读来仍不过时”的感慨。贺卫方说，这恰恰说明，整个社会在制度层面、所谓左右政策的相互沟通上、谋求基本底线上没有多大变化。
　　众议“共同的底线”是什么？
　　座谈会上，各位专家不约而同地就他们眼中的“共同的底线”发表了看法。中国政法大学老校长江平认为，“共同的底线”应是宪政。他强调社会的构成不应是哑铃式，极左和极右的力量都过于强大，而应是橄榄形，“中间比较大，社会的共识就更多”。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认为，共同底线还应扩展至建造合理、健康的言说环境上。钱理群解释，当下中国的问题太复杂，谁也不敢说自己的想法绝对正确，除了立场鲜明，也要善于从不同意见中发现其合理性，借此警惕自己。
　　作为70后学者，人大哲学系副教授周濂特别谈到，当下“左右的撕裂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一个程度。对话越来越困难”。他还提醒，如果共同底线只是 “权宜之计”，某些可以达成共识的“中左中右”，也可能在时机合适的时候放弃所谓底线。他将共同底线比作是合力“将老虎关进笼子”，“我们以为跟我们站在 同一个立场上的盟友们，他们也许在赶老虎的同时暗暗想，如果时机成熟，我能和老虎团结，把你吃了，何乐而不为？”
　　秦晖　以自由权利与社会保障为底线
　　对于与会嘉宾的看法，秦晖回应称，“共同的底线”是“应然”而非“实然”。它绝不是中间道路，也不是第三条道路。“虽然我并不反对调和折中，正 如我既不反对自由主义也不反对社会民主主义一样。也许将来在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争成为真问题时，我会持某种有原则合逻辑的折中态度，但是现在，这两 者赖以成立的基础不存在。”
　　在秦晖看来，应以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和社会保障作为共同的底线。他以福利问题举例称目前国内福利仍是负值，而不是高低的问题，“所谓低福利是罗 尔斯主张的，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每个人都害怕灾难，希望有一个保底。但中国的福利从始到终都是首先保有特权的人。”他反对福利的自由主义者应首先反对“特 权者的福利”，如取消高干医院；相反，主张福利的左派应旗帜鲜明地表示“福利就是为了最底层群众”。比如为农民工争取保障性住房。两者合力，“至少不会增 加社会的不公”，才能使福利值从负数朝着零福利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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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著作《共同的底线》出版座谈会嘉宾
　　1 刘苏里：学者。万圣书园总经理。会议主持。
　　2 秦晖：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
　　3 周志兴：资深媒体人，《领导者》杂志社长，《共识网》创办人。
　　4 孙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
　　5 钱理群：著名人文学者，鲁迅、周作人研究专家。
　　6 江平：著名的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7 贺卫方：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8 张小劲：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政治学方法论等。
　　9 华生：著名经济学家。
　　10 王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11 冯兴元：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主要从事经济学思想研究。
　　12 朱学东：资深平面媒体研究专家，《中国周刊》总编辑。
　　13 李伟东：原《中国改革》杂志主编。
　　14 杨支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
　　15 梁治平：著名学者，法律文化论的开创者。
　　16 刘北成：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17 彭刚：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18 唐少杰：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19 丛日云：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20 周濂：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7层
　　时间：2013年3月9日  14：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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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持守底线

（本文为秦晖教授新书《共同的底线》序言） 　　早在“五四”以前，中国就出现了“中西文化的碰撞”。20世纪末进入改革时代以后，“文化热”中的“中西”之争再度热闹起来，80年代许多人积极推进西化，90年代弘扬传统又成了主旋律，加上国际上亨廷顿式的“文明冲突”论助兴，可谓高潮迭起。 　　也是自清末民初起，中国开始了“主义”之争，50年代以前国内的“左右”热战血流漂杵，50年代以后国际上的“资社”冷战剑拔弩张。到了世纪之交，国际上的意识形态斗争随着冷战的结束逐渐淡出。而在国内，随着改革进程的发展和社会矛盾的深化，“主义”之争却脱去“文化”的包装再度“浮出水面”。 　　最后，在现代性背景下，许多国家里民主公共权力组织——政府部门，与竞争性市场组织——企业或营利部门，都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同时也现出了明显的局限性。于是在“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呼声中，自治的公民社会和志愿者公益组织（所谓“第三部门”）也发展起来。它与民族国家－政府组织（“第一部门”）和市场－营利企业（“第二部门”）本是各司其职的。但许多发达社会本具有扩大“福利国家”以压缩市场领域的社会民主倾向，和扩展市场秩序以限制政府权力的古典自由倾向，以及这两者长期对峙的传统。而在苏联式社会主义已没落、“福利国家”体制也陷入困境的“左派危机”时代，面对“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扩张，反对者转向第三部门国际行动并使其具有“另类左派”色彩或“第三条道路”色彩，就成了不难理解的事。1999年西雅图事件后，这种跨国第三部门组织挑战市场全球化、同时也与事件所在国政府权力发生冲突的“三个部门之战”，在世界各地连续出现，国内一些学者随之盛称其“后现代”意义，并力图使国内进程在这个意义上“与国际接轨”。 　　于是在世纪之交，我们身处一个剧烈变化中的中国，面对一个全球化与多元化同时发展的世界，在“文化”之争、“主义”之争与“部门”之争中，我们应当如何定位、如何把握自己和社会的命运？ 　　“中西文化碰撞”百多年了，然而新世纪伊始，人们面对坑亲杀熟的“诚信危机”的一片惊呼却表明，如今的“文化”中不论中西，最基本的做人道理已成为“稀缺资源”。百年来的“文化冲突”，得到的是现代公民权利未张而传统责任伦理尽失的后果。“西方的自由民主”与儒家的“传统”道义同归于尽，而在西、儒皆灭的土地上，“秦政”与痞风前后相因相继，强权逻辑与犬儒逻辑的互补反而变本加厉了。 　　“左右主义之争”也已80多年，过去的斯大林体制已经灰飞烟灭，现在的资本主义体系也有许多问题。但我们这里，还是既无“自由放任”，亦非“福利国家”。一些人喜欢说：美国式的个人自由有什么什么弊病，瑞典式的社会福利又如何如何不好，前者损害平等，不利穷人；后者限制自由，压抑精英，我们都不能学云云。这话若是出自布莱尔、吉登斯等人之口，倒也成一家之言，虽然“既不要自由放任，也不要福利国家”的制度创新到底是什么样子，人们还远未明白。但是在我们这里如果这样说，那就要问：美国式的个人自由太过分，那么美国的社会保障如何？瑞典式的社会福利我们搞不起，那么瑞典的个人自由呢？人家左派责怪美国的社会保障太少、右派批评瑞典的个人自由不足，而我们如果拥有这种美国式社会保障、瑞典式个人自由，那已经进步到何等程度！ 　　至于“三个部门”之争就更不用提了。没有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哪里会有2000年的“布拉格之秋”？ 　　出于对两极的不满，在各种争论中都产生了中庸之道：在“中西文化”对立中，历来就有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西结合之说。在“左右主义”对立中，各色“第三条道路”也有几十年历史了。而在刚刚兴起的跨国第三部门运动和“NGO反对WTO”潮流中，也不乏既要NGO、也要WTO的呼声。 　　但是中庸之道不管理论上多么面面俱到，实行起来却往往要碰壁。考其原因，人们常常抱怨两极的力量太强而中间派太弱：一些人非要2，另一些人非要10（至于谁是10谁是2姑且不论：自由主义者要10分自由，在他们眼里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只要2，而后者要10分平等，在他们眼里前者也是只要2的），而主张（2＋10）÷2＝6的呼声便被埋没了。无疑，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不乏其例的。 　　然而，人们往往忽略了另一种可能：如果健康的两极本身都太弱，那中间派能强得起来吗？假如还没有1，那么谈论2与10的中位数有什么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主张2的人与主张10的人难道不该首先为争取1而奋斗吗？而“为争取1而奋斗”当然不能说是2与10之间的什么第三条道路，只能说是两者“共同的底线”。亦即：它并不是两者互相妥协、各让一步的结果，而是两者本身都需要以之为前提的、即使没有对方要求自己也必须争取的基本目标——尽管可能远不是全部目标。 　　例如关于“文化冲突”，人们当然可以而且应当倡导文化多元、文化宽容和文化间的取长补短，根据这些原则，基督教、儒家理念与伊斯兰教应当和平共存。但是，这样做的前提是信仰自由的原则必须战胜异端审判，这两者是没有共存之说的。如果异端审判存在，不仅各种文化与信仰的多元共存成为不可能，而且正如我在纪念托马斯·莫尔的文章中所说的，每个文化自身的发展也会被窒息。因此每个文化每种宗教都应当反对异端审判、异端镇压，反对原教旨主义神权专制（不是反对“原教旨”）。这就是作为文化多元共存基础的“共同底线”。近年来一些基督教学者倡言以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基础，建设“全球基本伦理”，这当然不表示他们放弃了“基督教文化”而皈依“儒家文化”，实际上这就是希望确立这样一条共同的底线。 　　又如在“左右之争”中，发达国家的传统话题是“自由放任，还是福利国家？”他们的左派主张扩大国家承担的责任，而右派强调要限制国家的权力。这两者形成对立显然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先有了一个社会契约意义上的“国家”，在这种契约下，国家的权力与责任严格对应：权力来自公民的授予并对公民负责，公民需要国家承担多大责任，就授予它多大权力——显然，这个意义上的“国家”只能是民主国家。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扩大国家责任（因而必须增加对其授权）的左派主张与削减国家权力（因而不能要求其扩大责任）的右派主张才可能形成对立，乃至达成关于“中间道路”的第三种选择。如果没有这一前提，如果权力不产生于社会契约，不来自民主授予也不对公民负责，那就会造成：国家权力极大而责任极小，从而限制国家权力的自由主义要求与扩大国家责任的社会民主要求，根本就不可能构成对立。西方那种“左右之争”乃至“左右之间的”折中立场，在这种条件下又有什么意义？如果我们的体制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还远不及美国，又有什么资格怪其个人自由太多？如果我们连瑞典水平的个人自由也远未达到，又有什么资格指责其社会保障过分？如果连美国式的“低调社会保障”和瑞典式的“低调个人自由”也得不到，谈论“美国与瑞典之间的”中间水平保障和中间水平自由又有什么意义呢？而为了实现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与社会保障，就需要有权责对应的民主体制——而这，就是现代左右派都必须持守的共同底线。 　　至于“三个部门之争”，则正如我在本书中论证的：没有“权力只能用于公益”的现代民主国家和“私益只能出自自愿交易”的现代市场经济，现代的第一、第二部门就都还说不上形成，也不可能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以志愿求公益”的第三部门。而摆脱那种“以强制求私益”的“第四象限”，使权力只能用于公益、而私益只能通过自愿交易取得，这正是三个“部门”所共同需要以之为前提的东西，也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自治公益三者的共同底线。在这一底线的基础上，才可能存在“三个部门之争”，“西雅图问题”才可以成为有意义的问题。 　　在发达国家，这种“共同底线”早已成为现实，而不再是追求的目标，底线之上的“文化”、“主义”、“部门”之争（以及对这类争论的调和折中）也因而凸显。只是在一些特定情境下人们才会提及与强调这一底线。最近在法国的一次讨论会上，当我谈到“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时，一位法国学者说：主张自由放任的人与主张福利国家的人，怎么可能有共同立场？我回答道：“怎么不可能有？最近你们这次大选中，反对勒庞上台不就是这两者的共同立场吗？”的确，在这次大选的第二轮投票中，为了阻止以勒庞为代表的新纳粹倾向得势，法国的现代右派（法国人称之为“传统右派”）——自由保守主义的保卫共和联盟总统候选人希拉克，不仅得到了本党的、也得到了左派社会主义者——社会党乃至法国共产党的赞成票。这是“共同的底线”，而不是“第三条道路”，因为法国左派反对勒庞是他们的固有立场，并不是为了与右派折中而作出的妥协或中间路线。在法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左右派联合执政，那时是要讲第三条道路的，否则两派各执己见互不相让，怎么联合执政？而这次不同，左右派并未联合执政，他们都反对勒庞只是体现了两派立场的“重合”部分，而不是两派中双方或任何一方让步所导致的“趋同”。社会党如果不反对勒庞就不成其为社会党，保卫共和联盟如果不反对勒庞也不成其为保卫共和联盟。这与什么第三条道路毫无关系。

来源: 《共同的底线》自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