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的台湾小说——世代的薪火相传与族群的多元观点(蓝建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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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的台湾小说——世代的薪火相传与族群的多元观点(蓝建春)

2013年03月15日
来源：文艺报 蓝建春
　　重出江湖的资深小说家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叶以来，对于台湾的文学创作，即不断有渐趋轻薄短小、甚至文学凋零之议论，但顽强的文学创作之魂，到底从新世纪以降至今，在老中青各个世代的精神香火传承下，共同合力营造着台湾小说的另番风貌。因此，在小说创作上，尽管越来越呈现商品化、网络化的趋势，但回归文字界面的书写工作，仍为此一领域的精神主流。
　　资深作家中，成名于五、六十年代的司马中原与段彩华分别在21世纪推出了全新的作品，且不约而同地聚焦于所谓的外省籍老兵。这两部作品一方面与时俱进地撷取历史的新进展，另一方面不随时光推移，依旧全心关注着自身所属族群，并抒发其一贯的历史情感。
　　60年代“现代文学”集团中的大将白先勇、王文兴也有新作发表。白先勇《Tea for Two》、王文兴《明月夜》一推出即获得肯定，相继入选年度小说选。《Tea for Two》继续延伸白先勇最后一个创作阶段以来的长期关怀，以同志情感、情欲与现实人生之间的遭际碰撞为主题。至于《明月夜》，则从笔记小说中衍生出故事，并与之展开今昔间的对话。年度小说主编者盛赞其在维持字字珠玑的文字风格下，还能显示出一派清爽、易懂之新气象，不像当年为人诟病的《背海的人》那般晦涩难明。
　　此外，东方白《头》、郑清文《阿子之死》《童伴》、黄春明《有一只怀表》，发表后也引起诸多回响，不论是情节故事，还是人物造型、场景氛围，亦仍散发着饱满的乡土气息。其中，东方白的《头》更成为《九十四年小说选》的年度小说。
　　颇为独特的是，李乔、王文兴这两位分别代表着台湾乡土写实风格与现代主义倾向的创作者，先后在《重逢：梦里的人·李乔短篇小说后传》《家变：写作过程回顾》中，以极为特别的书写，回顾、续写了各人的代表性小说，形成一种别有意趣的景象。
　　中坚力量的中生世代作家
　　堪称如今小说创作界中坚力量的中生代作家，大抵成名于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他们或持续至今迭有小说新作问世，或推出间隔十余年的全新创作。
　　例如在80年代名噪一时的黄凡，继2003年以《躁郁的国家》复出文坛之后，再次推出另一部长篇《大学之贼》，被赞许为“台湾长篇小说的里程碑”。类似《躁郁的国家》之召唤旧作的氛围，《大学之贼》再次以80年代旧作《反对者》曾经处理过的大学院校人事权力关系题材及其背景展开铺陈。它以大学录取率突破百分之两百为开头，这一颇富黑色喜剧味道的开场，到了后来却发展成为类似于90年代初期另一部长篇《财阀》的故事，几乎成为家族争权夺利的大学版本。原本或许关乎台湾社会大学发展政策的黑色喜剧，就这样在充满人事权力斗争与佛学哲理议论的文字之中，草草了事。虽然颇为可惜，但到底还是见证了中生代作家在新世纪复出文坛的风貌。
　　以《吉陵春秋》《海东青》诸作闻名的第一代旅台马华作家李永平，新世纪再推出其“婆罗洲三部曲”的前两部《雨雪霏霏：婆罗洲童年纪事》和《大河尽头·上：溯流》《大河尽头·下：山》。连续性的长篇巨著，皆以叙事者与朱鴒为角色，并进一步向作者生命的源头回溯，描绘其热带雨林情境下的故乡，营造极为诡丽迷离的如梦似幻之感。其中，第二部曲出版后，更获得第三届“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专家推荐奖。
　　擅长小说叙事构造的张大春，近年来持续以说故事传统为轴心，并在新世纪陆续推出以中国传奇笔记为材料的连续性作品《春灯公子》《战夏阳》《一叶秋》，或大写市井游侠之快意江湖，或重绘旧日仕绅儒者之官场姿态，或探究知命卜算预言之幽微另面。除此之外，尚有《富贵窟》短篇集，收录新旧短篇小说，再次演绎中国乡野传奇故事，继续勾勒穷恶荒野中为求生存而无所不为、将生命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小老百姓。
　　多年旅居的施叔青回到台湾后，耗费近十年的光阴投入资料搜集、研读，终于完成“台湾三部曲”《行过洛津》《风前尘埃》《三世人》。同样出身鹿港施家的李昂，则将书写焦点稍稍转移到家乡传奇、饮食、旅行等等元素的揉合交融之中。例如《看得见的鬼》《附身》，以作家之故乡鹿港为原型，结合其地之乡土传奇故事、塑造出极为独特的灵异氛围；而《七世情缘之台湾：中国》则以一番缠绵多世的爱情故事，铺陈出李昂对于台海两岸盘根错节的历史关系之想象。至于《鸳鸯春膳》，更在近年来颇为兴盛的饮食文学风潮中另辟蹊径，融会虚构小说与饮食于一炉，别造饮食书写之生面。
　　三三集团中的朱氏姐妹，大多已在小说创作领域神隐许久，因此朱天心《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甫推出即引发热烈关注。这部以中年妇女日益消逝的魅力、日趋平淡无味的生活为基调，描写一个企图重新找回消逝的时间、消失的情感记忆之旅程，颇为别致地呼应了作家当年那部重量级作品《古都》。格局上前者紧扣女子本身而企图延伸到人生寓言，后者则置脉络于台湾变迁、有意于召唤一种不再美好的族群时光。
　　自90年代以来即用力经营另类历史叙事观点的平路，在《何日君再来：大明星之死》里以推理侦探式的叙事型态，尝试挖掘、还原(或印证还原之不可能)邓丽君的离奇死亡。而《婆娑之岛》则以更大的历史幅度，分别处理17世纪的荷兰东印度公司长官揆一与20世纪在台的美国外事人员，既描绘两人的命运，同时也交会着台湾命运的种种分歧。此外，袁琼琼的短篇集《或许，与爱无关》、苏伟贞的长篇《时光队伍》，与上述中生代作家，共同汇聚成台湾小说创作的中坚砥柱。
　　介乎中生代与青世代之间的，则有骆以军、蔡素芬、郝誉翔、陈雪、张惠菁、锺文音、陈玉慧、朱少麟等于90年代展开创作或成就其创作声名的男女作家。
　　以《盐田儿女》成名的蔡素芬相继推出两部长篇《烛光盛宴》和《海边》。前者横跨两代、两岸，描绘出迷离、暧昧的情感状态，后者则再次以作家故乡为造型，勾勒女作家略带清淡风格的乡土情调。郝誉翔的短篇集《幽冥物语》、长篇《初恋安妮》《那年夏天，最宁静的海》《温泉洗去我们的忧伤》等作品，皆显示了强烈的虚构性甚至一种架空想象的景观，而就诉说故事的吸引力、渲染故事情境的感受力，甚至情感的动人之处，则以近作《温泉洗去我们的忧伤》为最。此部作品取材自作家家庭成长经验，在父亲不断的情感出轨之线索中、同时也是不停地搬家迁移于台湾南北各地之过程中，刻印了更为重要的相关人物之内在旅程。
　　钟文音除“百年物语三部曲”的《艳歌行》《短歌行》《伤歌行》之外，另有《在河左岸》与《女岛纪行》两部长篇。诸作多以女性为视角，并借以勾勒或挖掘女性族群之命运。结合女性视野、家族叙事与台湾历史构成的另一大作，则出自陈玉慧《海神家族》。
　　骆以军起步虽晚，但已日渐奠定其在台湾小说创作领域之重要地位。新世纪中，陆续推出《遣悲怀》《远方》《我们》《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我爱罗》以及两卷本《西夏旅馆》。对于骆以军诸作，爱者所爱与恶者所恶大异其趣。大体言之，其华丽诡异的想象、近乎穿透真实与虚构的情境营造、刻意以流动式的散文体做为叙事语言与情节架构的去中心文本(开放性文本)，在揉合生死命题与家族记忆之后，形成极具魅力或者极端引人反感的阅读效果。
　　另一个相似的作家舞鹤，虽然年轻时期即有创作尝试，但多年以后才正式展开其小说之路，并迅速在90年代以独特的小说语言、男性版本的精神探索甚至情欲挖掘，掳获部分台湾评论者的瞩目。21世纪持续有《鬼儿与阿妖》《乱迷》以及新旧作合集的《十七岁之海》问世。
　　新世代作家的无尽探索
　　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相继在90年代末21世纪初崭露头角的则是更年轻的新世代作家。
　　被视为新乡土小说作家代表的甘耀明，除结集出版其众多得奖之作的短篇集《神祕列车》之外，另有《水鬼学校和失去妈妈的水獭》《杀鬼》两部长篇之作。以诙谐、趣味处理乡土及其历史题材，概为今日台湾新乡土小说之重要特征。《杀鬼》一作营造人类动物变形为造型，刻意援用当代大行其道的奇幻、推理元素，交织出一种生存异境。
　　纪大伟、洪凌自上个世纪末以来，则积极透过科幻、奇幻等大众小说之类型元素，塑造出一批又一批变性人、雌雄同体、吸血鬼、多元性别之世界。典型如洪凌的多部曲“宇宙奥迪赛系列”(《星石驿站》《光之复仇》《永劫银河》《歙粒无涯》《上帝的永夜》《魔鬼的破晓》)以及短篇集《复返于世界的尽头》《皮绳偷虐邦》《银河灭》。
　　新世纪以降另有几位跨界的作者。长期各自在报导、评论与美术领域耕耘的蓝博洲、郭枫和谢里法，不约而同选择了长篇小说的创作，各写出了《藤缠树》《老憨大传》和《紫色大稻埕》。一方面或许是人生阶段的新突破、新尝试，但更为重要的恐怕还在于这三人共同书写的历史题材充满了强烈的政治诠释性与历史见证之企图。
　　此外，多位少数民族作家如达悟族的夏曼·蓝波安、卑南族的巴代，亦属大器晚成。夏曼的长篇《黑色的翅膀》《天空的眼睛》、短篇集《老海人》，巴代的三部长篇《笛鹳：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间》《马铁路：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间(下)》《白鹿之爱》，各自以其鲜明的部落元素、族群历史、传说神话，为台湾小说的书写，注入族群传统的新意。
　　新世纪的期待
　　从上述小说作家之世代分布以观，整体上看来，资深世代的作家如司马中原、段彩华、郑清文、黄春明、东方白、白先勇等人，在步入新世纪之后，仍然以其故事性为张本，为读者娓娓道来。中生代作家如张大春、黄凡、施叔青、李昂、平路，则逐渐不满于单独的故事提供，在情节构造或者人物造型之间转而援用更多的实验性元素。然而，中生代作家渐趋实验风格、去中心的开放文本结构、琐碎叙事等等现象，较诸新世代作家，则又显得相对保守。新世代作家，自骆以军至甘耀明、纪大伟诸人，不仅以无穷无尽的想象力、虚构的世界为爱好，甚者以语言、情节、人物、主题的扭曲模糊为能事。
　　观察近10余年来台湾本地的文学奖，获奖项肯定者中大致以六、七十年代生人居多。或许有鉴于此，2004年间时报文学奖编者即曾表示“新的小说浪潮隐然成形”。然而，此时恐怕仍然未能够轻易论断、褒贬此一浪潮。勇于下笔、乐于尝试，大概是这批受到新浪潮评语所期待的作家之通性；但换个角度来说，新进生力军在写作之际也难免基于一时兴起、有感而发，而非建立在素材的详实钻研、情感的逐日接触累积与意义的反刍提炼之上。
　　小说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类，故事性或者叙述面的表现技巧，是基本要素与要求之一；而一篇杰出之作，往往同时还得具备意义或者主题意识，不论它写的是社会问题、人生现象剖面，还是现代人的自我，或个人与社会的多重关系。至于一篇象征手法的小说要能呈现出深刻的意义，事实上远比选择写实手法困难得多。只不过，当某些读者惊讶于不采取写实手法呈现的小说能够如此光怪陆离、支离破碎之际，特别是又加上评论者以几个文学术语称赞、激赏之下，往往宁愿敬畏之而不愿加以挑战“它到底写了些什么”、“意义何在”。
　　不过，不论如何，我们仍然期待这些小说界新星，能够持续砥砺，以长跑者的运动精神、以十年磨一剑的苦心孤诣，化锐气为锐利的文学之眼，继续在未来的台湾小说创作中，带来一篇又一篇、一部又一部精彩绝伦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