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未来学：观念再造与想象力重建(夏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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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未来学：观念再造与想象力重建(夏烈)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1月17日
来源：中国作家网 夏 烈 　　


     文学要有一种未来学，便于她勘破对于现在的迷信。
　　这么说，是因为我对当下文学界的不满足。(不说不满意——不满意是一种价值判断，会令人也包括自己很快地沦陷于文学权力的泥淖里喋喋不休)，而不满足正是要摒弃由文学体制即特定的文学历史渊源所生成的权利关系，尽可能地回到文学自身观照其命运，从文学作为人的创造物和伴侣来省视她的位置和发展，换言之，是对文学的存在与可能性的重加体认及想象。并且，我认为，眼前这时候恰到好处。
　　中国当代文学正面临着一个反思与重建的良好契机，这契机却是通过危机与焦虑表现出来的。如果说1990年代文学的变迁还可以用“现代∕后现代”、“启蒙∕消解”、“理想主义∕经验主义”等术语勉强概括，那么，2000年后开始的“新世纪文学”让1980年代以来的传统诠释方法或者说文学知识谱系局部失效。
　　不是说自1980年代建设的文学传统和作家序列没有进步，恰恰相反，他们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度，以至于王蒙、陈晓明等面对异邦他者如顾彬的“垃圾说”(被媒体误读与放大的结果)时，认为“中国文学处在他最好的时候”、“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一个显而易见的硕果同样颇具喜感地自异邦他者舶来，2012年10月11日晚7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成了19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传统和作家序列建设的最高荣誉，象征了该传统和序列建设的世界性意义与价值。但另一景况是，1980年代的“纯文学”概念设计以及新时期三十年来形成的作家与体制关系，没有办法包涵最近15年的文学新变，无法遮蔽事实上的“两个文坛”的分治。
　　在不久前作的一个小文章《类型文学：一场非典型性文学革命》中，我还描述了最近15年来存在于传统文坛以外的两次非典型性“文学革命”：
　　一是1998年通过第一届“新概念作文”诞生的“80后文学”现象，其文学效应随着韩寒、郭敬明等代表作家的成长和沉淀，至今爆发着逸出于1980年代建立的文学秩序的力量。固然作家协会和传统文学期刊试图包容、团结这股力量，但毫无疑问，他们的生成带着对传统文坛有意无意的反叛，更重要的是，他们中佼佼者的长成几乎全盘被畅销书市场和网络新媒体接收，成为在商业上和技术上领先于传统文坛的“另类”。当然，因为同“新概念作文”之母体《萌芽》杂志(作协体制与文学标准)的血缘关系，“他们的话语系统透露的思想气质虽与前辈迥异，但语言套路还是纯文学的继承者，份属一脉”。【2】
　　二是同样追溯1998年为其“元年”的网络文学大爆炸现象，则彻底游离了传统文坛的体制机制。“与‘80后’作家相较，类型文学作家们天然地失去了主流文坛和文学观的支撑，在文学品类上长期被文化精英斥为‘垃圾’，他们的写作伦理自然而然地倾向于为大众读者和市场‘卖命’。”【3】他们是真正属于大众文化生产机制中直接来自新媒体的力量。由于抛弃了传统文坛的由编辑代表文学权威作“前置型”筛选的机制，采用了同网民读者互动的比较自由的“后置型”筛选的机制，造成网络文学、类型文学写作出现名副其实的数量级“大爆炸”，出现了一系列的特点和缺陷：“网络写作和发表无门槛、无成本、无计出身，赖此‘三无’，不免‘三有’：意淫者有、小白者有、注水冗文者有——我的意思是，第一，网络小说无论种马文，还是耽美文，都是yy(意淫)的乐园；第二，众多yy小说集体沦落到小白痴的写作和智力状态，没有难度，谈不上啥技巧，遑论原创力和深度；第三，越写越长越写越长越写越长，长长长长长长长，不见黄河天际流。”【4】——但网络文学、类型文学亦可谓中国式想象力大爆炸的仓库，并在题材上补充了传统文坛作家的盲点和禁区，个别作者以边缘和业余的姿态生成了一批逼近中心和专业的作品。如何从恒河沙数中披沙拣金，几乎是传统文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何况还有文学观的隔膜与对立。因此，两个文坛的事实既出于不同的社会历史基因，又可谓彼此造就——传统文坛基本无兴趣也无能力经典化网络文学，网络文坛同样无兴趣也无感情崇拜传统文学。这种描述在个别的双方人物中并非如此泾渭分明，但总体上讲，依然是准确的。
　　评论家们试图描述和概括上述现象与现场，我们知道，成功的理论概括有助于我们把握世界、稳定心态、建构新的范式。2009年白烨提出的“当下文坛三分天下说”是被广为引用的一种描述和概括，即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坛呈现为“以文学期刊为主导的传统纯文学，以商业出版为依托的大众文学，以网络媒介为平台的新媒体文学”【5】的三分天下的局面。这一描述和概括的好处犹如为散乱的物品打造了个木匣子，虽然只是简易的三格，但总算都叫“文坛”，并且搁置争议似的各自分类，共同开发(？)。此外，“三分天下”的说法是否还包含了一个平等的意思？不以蜀为正宗，也不以魏为正宗？我们看到，有些时候一个貌似简易的设计携带的观念突破，有意无意地改造了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模式，自然会有研究者和评论者介入这三者的分类研究和比较研究，他们因为这个“木匣子”的设计，会认为三者的平等与均衡是合法的，是自然而然的。
　　历经现场的人们，才会知道未来研究者和评论者认为合法与自然而然的描述、概括实际上充满了思想斗争和权利交割。但其实无论文学场中的人们怎样苦心孤诣，事实上改变我们文学结构和文学观念的并不仅仅来自创作内部，而是社会中与文学平行的其他体系正在发生革命性的裂变，比如大众文化与文化工业，比如科学技术与日常生活，比如现代民主与社会发展模式，比如现代性与现代性反思。换言之，是世界和中国语境逼迫我们必须重新设计观念和调整秩序。
　　美国的哲学教授唐·伊德在《技术与生活世界》一书中说，“哲学能做好两件事情：它可以为观察地形提供一个视角……其次，哲学可以为理解提供一个框架或者‘范式’(paradigm)。”我想，目前对于文学视角的调整和观念的再造，其实就是一种哲学方法介入文学的工作。他同时在书中引述了克尔凯廓尔《恐惧与战栗》中的一个比喻：“克尔凯廓尔在描述抉择的无可避免的段落中，把我们描绘成在大海中航行的船长。掌舵的人已经就位，改变方向还是不改变方向都需要做出决定……领航员置身于大海中，船和大海都处于运动中。他必须测定方位、找到方向、定位自己的位置和目的地。这种视角发生在一个动态的和流动的情形中，因此必然是相对的。然而，对领航员来说，这种情形却是常态。”【6】——我觉得这些话非常适合说明我们在时代文学场中的感受和评论家的功能。我们应该在文学的海域中确立自己领航员的“常态”伦理；如果你对之麻木没有感知，你就失去了作为掌舵者的资格，很有可能是你对文学在世界中的位置和历史中的运动了解得不够深彻，或者犯了本质主义、原教旨主义的毛病。
　　而熟悉文学运动常识的，却不担心这种“文学革命”的到来，反而有些“惟恐天下不乱”，为新生的文学力量错过他们的黄金周期干着急。陈思和在参加2010年6月复旦大学召开的“新世纪十年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后撰文说：“ 20世纪80年代开始形成的、秉承了‘五四’精神的巨大批评能量在文学创作中逐渐减弱，后继乏人的迹象似乎已经显明，而各种被媒体、书商、利益集团所支配的文化现象：媚俗、趋时、自我矮化、庸俗化、娱乐化等愈演愈烈，借助媒体批评推波助澜，吸引了大量的青年读者。这样的断裂，与以往文学史上的每一次断裂都是由先锋运动来推动社会批判和传统批判，催化主流文化发生新的蜕变的状况不同，仿佛是倒过来了，陷入了一种‘危机’。……(我)期待的是年轻作家们新的先锋宣言，期待着他们孕育他们写作的环境中发出新的反叛主流的声音。我并不在意他们将站在什么立场上反对主流，而是希望通过挑战和争论来激活当前文学的超稳定状态，我期待的是我们的时代应该出现新的美学观念上的断裂的跳跃发展。……但是我失望所在是没有，不知道是新世纪文学十年的文学真的不足以产生新的自我审视自我批判的青年先锋因素，还是青年一代的作家在社会环境的熏陶下变得圆滑而温顺。”【7】——他所指的青年一代作家，主要就是我上文所说的来自“80后”与网络类型文学阵营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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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思和的“期待”能够深刻地感染到我，我个人便一直认为，必须常态化地重新平衡文化与文学生态的结构性，一定意义上形成新的文学思潮(反叛主流的声音)和文学运动，打破任何一个超稳定结构，重估纯文学和俗文学各自的腐败与益处，是解放和回归文学自身健康的必由之路。文学无运动，就是死亡和专制的孳生之地，是反文学的。但我也深切地感到在另一个文坛中的青年作家们一方面被资本和商业精神劫持(虽然商业精神对文学而言并非全无益处，如果他们鼓舞斗志、擅加使用的话)，他们兴趣的指向不太相同，比较缺乏所谓的文化自觉；另一方面，他们的思想准备和知识准备是不足的，是否有先锋精神指引着他们把握时代的文化任务，这是一个问题。过去15年中，无论“80后”还是“网络文学大爆炸”，始终没有像样的主张、宣言，没有与之共生的批评家。这是精英消解之后文学市场化和娱乐化的结果，也是两个文坛完全分治、缺乏互动学习的结果。　　所以，发轫于时代事实的观念再造的使命，一直在期待通过新的设计完成其结构性的跨越，从而刷新文学的核心价值与尊严。就这个目的言，我以为“当下文坛三分天下说”或者对“先锋宣言的期待”，都是暂时性的乃至借助旧观念诠释新问题的思路，而更为前瞻的，不如建立一种与现实相参照与发明的“文学未来学”。
　　“文学未来学”此前不见经传。有限的搜索时，发现1986年《文学自由谈》第2期，李洁非、张陵在论说“现实主义概念”时，加过一个系列名：新时期文学思想未来学。但一直以来，大家似乎都无兴致开拓其新的内涵与疆域。
　　其实最有价值的文学未来学文本早已进入我们的经典文论之中，广为人知的就是伊塔罗·卡尔维诺的《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8】。这一讲稿参照蒂博代在《六说文学批评》中的分类，无疑属于最具“审美创造”的“大师的批评”。纵观全稿，你会发现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的预告中，确立了文学未来学的一些基础，它们像用来固定帐篷的木桩，结实，富有力量。
　　如果从卡尔维诺的“木桩”出发，我们可以惊喜地领略一个更为完整的文学世界的版图。首先，《备忘录》中对文学历史的追溯远及神话、传说、哲学和史诗，换言之，文学未来学不是一种虚无谵妄的学说，它的未来是从过去开始的，它将激活被庸俗唯物论者所局限的想象力和生命知觉，它向“怪力乱神”敞开了大门，接纳了今天可以被称之为新神话主义的各种元素；其次，卡尔维诺的文学世界又向科学(物理学、生物学)致敬，从中求取生命的诗学，“在广阔的文学天地之中，永远存在着有待探索的途径……但是，如果文学还不足以令我确信我是不是在追逐梦境，那我就要求助于科学来培育我的景观，因为在科学中一切沉重感都会消失。今天，科学的每一个分枝都旨在表明，世界是由最为细小的实体支撑着，如脱氧核糖核酸所包含的信息，神经元的脉冲，夸克，以及自从时间开始就在空间漫游的中微子……还有计算机科学。”【9】卡尔维诺认为科学呈示的想象力和生命感觉将成为文学的泉源，并与古老的哲学和神话殊途同归。此外，卡尔维诺还积极地思考社会科学的新鲜成果和都市文明。这一切都预示了富有未来镜像的文学世界是超出于现实三维空间的，如果不关心过去已有的人类想像与体验，更不关心科学与生活正在裂变的宏观与微观所提供的想像与感受，那么，文学是干瘪不会飞翔的，痛苦是不能与轻逸产生对比的复调的，文学就失去了在未来生活中与其他平行体系之间对话的能力。
　　返观中国当代文学的资源，我以为是先天不足的。一，中国文化底盘处于“断裂期”，我们与传统文化中的神话、宗教、哲学、名物前所未有地疏离，年轻人对于中国传统的文字和图像的陌生感犹如异邦人士，作家群体也很难说高出多少，阴差阳错的近代以来的历史更迭和观念系统逐步压抑了丰富绚丽的民族文化资源参与当代文化社会的构建，今天需要我们重新去寻找和学习，而非俯拾皆是的自然而然。一些属于未来文学的重点比如人与宇宙、人与自然的理解、体验大量的存在于中国古典文学和哲学之中，他们本该在当代叙事中赖作家智慧给予激活。二，现代白话文不过百年历史，逐渐摆脱与古典文言文的关系，独立的同时也会牺牲到与传统文学语言系统甚至民间方言之美的融合，文学语言的未臻完善可能限制了广阔多样的探索。三，中国当代文学写作似乎很少有从科学、物理学、社会科学以及技术化生存中找到自己的写作资源和生命感觉的，至少这在传统文坛不是一条路径。事实上，他们完全可以成为乌托邦、反乌托邦和异托邦等文学创作类别的思想来源。四，新时期三十年文学奠定的“正统”(正宗)文学观念和经典文学序列太过狭隘。早期的现代派学习和文化寻根努力并没有赓续他们长久的生命力和作为，怎样在新媒体时代应对中国社会(尤其是都市生活)日益复杂的现实，怎样应对中国文学自身的现实主义任务，怎样应对民间文化和大众文化的高潮，新时期三十年文学的“正统观”无疑缺乏他的不尽活力。
　　我们注意到评论家和作家有着各自的批评针砭和实践突围。记忆中雷达关于中国小说原创力匮乏与拯救的观点，程永新关于中国文学缺乏想象力造成陈辞滥调充斥的批评，叶舒宪关于从世界文学和影视(西方奇幻与科幻)发展趋势激活新神话主义的倡议，蔡翔关于历史新语境中对纯文学概念的反思和突围，贺绍俊关于当代白话文不应放弃与古典汉语的美学联系等等，都是一些有说服力的药方。而作家的创作实践中，莫言的《生死疲劳》以西门闹半个世纪在畜生道中的轮回写灵魂的游历，用传统文化资源中“怪力乱神”的“六道轮回”之说呈现中国20世纪历史中的严酷与荒诞及人性持久的疲劳，使得“苍生”之忧与“鬼神”之患交糅为中国历史的一番魔幻现实，指示了对民族古老想象力的接轨是可以创新出当代小说之深度的。而出自非传统文坛刘慈欣的《三体》，利用科幻小说的套路，在人类文明和外星文明之间演绎黑暗的“丛林法则”，将“文革”在宇宙框架中重写了一遍，推倒道德的铁律，猜想宇宙社会学构造的根本。如果说莫言的想象力是借道传统而走向未来的，那么，刘慈欣的想象力则是通过走向未来而重估历史与现实。他们的文学实践其实都是想象力与严肃精神的合一，都是卡尔维诺在评价米兰·昆德拉时说的：“他的小说告诉我们，我们在生活中因其轻快而选取、而珍重的一切，于须臾之间都要显示出其令人无法忍受的沉重的本来面目。”【10】而这样的作家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只属于少数人。如果对写作者群体要有比较全面的提升，在于我们亟需再造观念世界，形成新的视野。
　　新的视野应该会来自文学未来学这个提法。未来学，是研究未来的综合科学，是以事物的未来为研究和实践对象的科学，是应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它探索和预测事物发展的趋势、动向、前景，研究、控制事物未来发展变化的对策，为规划、计划、管理、发展战略和各种决策服务。又称未来预测、未来研究【11】。文学的未来学固然应该为规划、计划、管理、发展战略和各种决策服务，但我以为，首要的目的是在社会转型和文化裂变的阶段比较精准地指出文学理应关注的生命视野，刷新创作者旧的观念认知，重新发现人与广阔世界的关系，激发创造力、想象力和批判力，并且重估文学经典的秩序——至少能够与原来身处边缘的优秀作品甚至可能是伟大的作品真诚地交流。所以，与其他未来学不尽相同，文学未来学的侧重点应该是增进文学叙述的生命涵量和包容力。
　　那么，从文学未来学着眼，人与世界的关系首先成为思考文学本身的最基础的“木桩”，他们是：人与宇宙、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这五大关系。工业革命二百多年以来，人类社会的变化处于加速阶段，19世纪欧洲小说曾紧紧地攥住了一个“大时代”的叙事高峰，几乎验证了“十九世纪之后无小说”的谶语；但来自科学、社会科学、技术、创意设计等方面的突飞猛进，进一步改造着人们的生活观念和情感方式，在一个插入了网络、手机、平板电脑、博客、微博、微信等硬件软件，以及“宅”“腐”“萌”等生活方式与后现代美学新概念的今天，更富现代性的人性细节应该被敏感而有创造力的作家捕获，生成各种文学叙事的崭新可能。总的来说，中西文学过去二百多年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三个维度上做着可谓深富成就的表达，但未来是否会逐渐加重对于人与宇宙、人与自然的眷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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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圆其说——我的批评观(夏烈) 2013年01月17日
来源：
夏烈
　　我青少年有一段时间最想做的是和尚，肯定不是什么文学评论家。
　　那时，我看各式的杂书，对儒释道的精神有内在的体认，对当代文学作品还不知其妙处，接着就高中毕业了，找了个单位工作，不到半年，忽然醍醐灌顶似的明白了鲁迅的世界——对这些领悟我内心是有狂喜的，他们成了我带着感伤的精神能量。前一段，在微博上看到央视柴静的视频，她说“深夜没有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这话一下把我带回了那段瘦骨嶙峋貌似难民的青春后期的岁月，我当时的小身板为了扛住释迦摩尼、孔子、老庄、王阳明和鲁迅，难免是常常要在深夜吞声痛哭的，搞得如狼似犬。——那是1993年前后的事。
　　后来，我到杭州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班的时候，师从吴秀明教授，有了将文学知识系统化的机会，尤其是怎么写论文，我清楚地记得吴老师教我要懂得“逻辑过度”和“理论提升”，导引我慢慢熟悉学院派的方法。遗憾的是，在这方面我一直做得得过且过，最后老师也知道不能勉强我，为了给我自信，他说，“你是有灵气的人”。如果说吴老师教我的是如何把文章写长，那么此后另一位老师李庆西则教我如何把文章写短。我毕业后不久到了浙江文艺出版社，我几乎能如数家珍地说出这家出版社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出版的所有重要的作品(包括搜入了钱理群、陈平原、王晓明、蔡翔、吴亮、程德培、许子东、黄子平、李劼、南帆、赵园、刘纳等人评论集的“新人文论”丛书)，连一些书的责编是谁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所以更不用说对李庆西曾在“寻根文学”、新笔记小说以及现代文学与文艺理论方面的功劳和编辑策划的能力。他指点我写报刊能用的短文——书评或者书话，认为很多人用高头讲章撑开来的论文其实只需一篇随笔、考证即能完成(这和当时陈思和一篇文章说专著不如论文、论文不如学术随笔的意见仿佛)，我于是向往这种批评风格，更喜欢在报纸做“豆腐干”——谁晓得今天报纸副刊与高校考评体系离得这么远让自己追赶莫及，而报纸副刊又离作家书商出版社那么近人情难却。此外，一位不在当代文学界的老师对我也有影响，他做外国文学，喜欢念各种西人的格言或讲述自己的经验给我们听，他跟我说，“学问当抓两头，最古老的和最当下的”，他说得很对，但我结果两头稀松，如今清明冬至想起他来，觉得都不好意思向去了另一世界的老人家说什么学问。——这些是1999年前后的事。
　　就我个人而言，我最尊崇蒂博代所说的“大师的批评”，他说的主要是作家写作家的评论，我以为就是内行人说内行话并且以心释心——文学的内核是“心”，无心则死。至于蒂博代讲的职业的批评(学院派)我心怀敬畏，自发的批评(媒体和沙龙)我则觉得甚富生趣，生态上都不可偏废。
　　我个人对有趣味的批评分外看重，觉得他们于更多人的人生有益，并使批评家也不失为一个把自己交给文学的人。比如李庆西、吴亮、李敬泽等几位，我觉得他们都讲究文字，思致新颖，热爱作品也热爱自己。我一直阅读他们的批评。程德培师有一次在酒席上跟说，“夏烈的评论有点敬泽遗风。李敬泽写评论如场上踢球，踢得好但就是不进球。你是有时候进有时候不进”。我喏喏，从此知道自己看久了也终于有“趣味”要出来了！相较来说，我不是批评型人格的人，写评论更满足于“寻美”，而非“求真”。
　　这几年，我在杭州做了大量的文学活动和出版策划，我坚持认为这是评论家的本分，是介入大众(市民、学生)文化生活的重要方式，我认为评论家是有机的，需积极参与时代生活的建设。也是这几年，我开始大谈类型文学，在我关注他们的时候，他们还是所谓“垃圾”，但我服膺金克木先生《说“边”》里的话：“现在的人喜欢讲中心，不大讲边，其实边上大有文章可做。没有边，何来中心？中心是从边上量出来的。”——我的意思是，文学批评或者从实践的建设开始，或者从边缘开始，都可能是正能量。“八十年代”和“五四”都做过的。
　　2012年要结束了，我已经做不了和尚了。若问我想做什么？也许还不是文学评论家，要不写小说？
　　简介：


　　夏烈，1976年生于浙江杭州。现任杭州师范大学国际动漫学院副院长，教授，一级作家。有著述《隔海的缪斯：高阳历史小说综论》《现代中的传统诉求》《裂变与交互：当下文艺生态的直观与反思》等多种，主编国内首本类型文学概念读本《MOOK流行阅》及《袈裟扣：70后女作家的小说国》、《怀念小龙女：80后女作家的小说国》、“锐角书系”、“短腔调小说书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