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职业身份感的迷失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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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职业身份感的迷失和确认

吴志翔

一
温岭某幼儿园的虐童教师现在的境遇一定是很糟糕的，在全国网友如排山倒海般的讨伐声中，她就像是一只待宰的羔羊——不，羔羊是无辜的，而她绝不无辜，是个犯错甚至犯罪之人。但她如置身于炼狱一般难过，而且愧悔无地，这一点大概是无可疑的。在一个讲求“有图有真相”的时代，她的所作所为符合被网友人肉搜索和口诛笔伐的全部要素：她的身份是教师；她施虐的对象是天真的幼儿；她喜欢“立此存照”，拍摄了那么多施虐的照片，且虐童方式是如此触目惊心；照片里的她居然还在笑着……于是，所有人的神经都被“刺痛”了，还有什么比这样的事件更能大面积地激发人们的道德义愤呢？还有什么比透过痛诋失德教师更能尽情释放自己对于孩子的体恤心、同情心、怜爱心呢？
我当然无意为她作任何的申辩，因为她并不无辜，却把粗暴的伤害加给了最无辜的孩子。但我也不想在指向她鼻子的成千上万根手指中再增加一根。我只是觉得，在事情发生以后，在引起众怒的人已被抓住以后，所有的恶声恶气也未尝不是一种非理性的暴力，这种暴力与施虐者的暴力逻辑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种心理需求，想让自己的情绪在发泄以后能得到一点平衡或平复。就像那位老师在QQ空间里写的：“他对我不好，我就要发泄！”如果发泄能解决问题，那这个世界上的问题就真太简单了。
事实上，这位教师除了可恨之外，也有可怜之处。她难道真的是心如蛇蝎的女人吗？我们在评判一个人时难道只能采取要么憎恨到食肉寝皮、要么爱到骨头里这么分明的二元思维吗？似乎对待“坏人”就不能稍假以辞色，对待“好人”就无论如何要为尊者讳。曾国藩得知家里失窃而盗贼已被捕获刑后，在一封家书里里劝家人对贼也要存“哀矜”之念，也就是要怜悯。人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对于此论背后的势利逻辑我真不敢苟同，此处不及详述。我倒想说：“可恨之人多有可怜之处。”只有能这么转念，我们思想的路基才能变得足够宽阔，能够让博大的人道主义有萌芽和生长的土壤。即以虐童教师而言，她也是一个曾经为工作努力过、在同事和家长心目中赢取过好印象的人，但她又是一个走上了迷途的人，迷失在观念的浓雾里，迷失在情感的荆棘地。一个迷失了自己方向的人，怎么就不值得可怜呢？

二
关于温岭教师虐童事件，我已写过一点东西，指出今天的教育应从粗放走向精细。但我觉得意犹未尽，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出来。
虐童事件出了以后，很多人都在谈师德问题。从德的层面对教师提出种种希望或要求，让他们加强修养，规范行为，美化情操，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只是泛泛地标举师德，总觉得像面对所有人说“你要做个好人”、“你要善良”一样。一些教师一听到搞师德教育就心生抵触：“还是这一套！”报告会上坐着听了，座谈会上发过言了，学习材料也对付着写了交了……大家只不过是在玩一场形式主义的游戏罢了，玩过以后大家似乎都心安理得了。至于教育的效果，天知道！
身为教师，一定要从骨子里认识到，教书育人这个职业是具有特殊性的。因为教师的“工作对象”不但是活生生的人，而且是正在成长中的、有待于经过教育发展和完善的人。虽然社会上的几乎任何一项职业都会产生影响他人的效果，但所有那些工作结果会影响人的人，某种意义上都是经过教师的手“生产”出来的。如今人们越来越不爱谈“灵魂工程师”这样的名头，似乎要把附著于这个名头之上的沉重性、神圣性全部抖落和剥离掉，作家们说自己只是个“码字”的，教师们说自己只是个教书的，只是因为承受不起那份会把自己压垮的重量，要知道堂皇的冠冕之下多有疲惫喘息的个体，如果还不想以身祭那一个光环，那么不妨承认自己所从事的无非是一份再平凡不过的职业：我没那么伟大，社会也别把我看得多么崇高，伟大崇高的万丈光芒之下，一点小私心、一点小错误都无所遁形，都会被读解成是“师德败坏”的表现。
这样的“自我矮化”并非不可理解。我们其实也知道，想让每位教师都热爱自己的职业是不容易的，而且热情也可能在重复的烦累中不断磨损直至消耗殆尽。所谓“热爱”，指的就是无论自身的境遇如何，总是能把自己最好的状态奉献给讲台，奉献给学生。愿意舍弃更好的机会，愿意在相对弱势中安贫若素，愿意在劳累困倦中甘之如饴，只要有热爱，一切都是享受。我们承认，这样的状态对很多教师来说只是一个高尚的精神向度，是一种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境界。但是，即使没有“热爱”，即使无法付出满腔子滚烫的激情，也必须认同教师这份职业是有其特殊性的，在职业伦理、职业规范是有着底线要求的。教师的言行一旦突破职业规范，触及了公众的心理底线，那么受到痛责甚至惩罚也是一点不冤枉的。
哪怕不谈“高尚”、“伟大”这样的字眼，教师也必须有对自我职业身份的清楚无误的确认，并且因为这样的确认而设定对自身形象的期许以及自己言行的边界。教师身上穿着一套无形的“制服”，需要时时反观自己在工作中有没有豁边、过份、出格之举。

三
从我们所知的诸多信息来分析，温岭那位虐童的幼儿园教师，首先她对于教育是谈不上热爱的；其次她对于自己的职业身份是没有明确的认知的，因此她在职业伦理、职业规范方面缺乏自我约束的意识和能力。对于前者我们无法苛求，但正是后者的短板造成了她教育行为上的严重失当。她完全把教师当成一个谋生手段。她上岗靠的是关系，多次抱怨收入低，渴望嫁个有钱人……她不觉得她眼下正在从事的工作是可以长期投入的职业，于是幼儿园只不过是她一个暂时落脚的地方，只要赚钱更多、条件更优越的机会出现，她就会毫无犹豫地选择离职。这无可厚非，毕竟人都有七情六欲，有庸俗世故。但教师是不能被自己的俗情牵着鼻子走的，尤其在工作状态中，更需要保持一种相对超越、相对纯净的心境或情怀，以及与这种心境相适应和职业形象。因此我们总是能从优秀教师身上看到一种独特的、带点理想主义色彩的精神气质。从这个角度看，教书不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谋生手段。社会化程度太高的人，大概是成不了好教师的。现在社会上太多人向往的诸如金钱、权力、地位、人脉这样的东西，不应该是一名教师孜孜以求的目标。恶俗的文化、鄙陋的价值观应该远离校园。“拜金女”能当教师吗？“炫富男”能当教师吗？“小市民”习气太重的人能当教师吗？不能！
教师身份内涵着比别的从业者更多的责任感。很多打工者与企业之间是一种非常简单的雇佣关系，钱多了就干，钱少了就辞工，一般情况下，哪怕心里存着点情绪也不至于直接影响工作效能。但教师不一样。教师与其岗位之间是有粘性的，教师面对的是学生，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着情感上的互动，教师工作状态尤其是心态上是否稳定会直接作用于孩子的成长。如果把恶劣心绪带到工作中，与学生尤其是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都极弱的幼儿去较劲，那么造成的后果就很可怕。教师当然可以有抱怨，可以有不满，但只要是经过师范教育、接受过入职培训的人，只要他（她）对自我职业身份还有一种自觉，那就应该懂得如何控制和转化情绪，绝不把坏心情发泄到孩子身上。任何通过语言暴力、体罚或变相体罚乃至施虐的行为来恢复自己情绪平衡的人，都配不上“教师”这两个字。教师职业是特殊的，教师不是“混社会”的人。比如，人们在想象中总习惯把教师与图书馆而不是夜店之类的联系在一起，这不是所谓“刻板印象”，而是一种再合理不过的形象指认。
教师职业需要有一份高度的自律心，还得有必要的他律。职业身份感就是自律与他律结合之后产生的心理感觉。教师需要自觉约束其言行，并且逐步地塑造健全的价值观；教师也需要努力让自己去符合社会对这个职业的期望和想象。我们别怪社会对教师太苛刻，有期望是好的，虽会带来压力，带来约束，但它何尝不是一种有益的提醒呢？我们不能总把师德寄托在好的人品上面，人品固然有好坏，但它不应该是先验的，也不存在什么“至善”，在群体中、在岗位上表现的好与坏，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师德建设不是简单的“攒人品”。教师素养的提升，往往要经过由外而内、内在体认、由内而外这么一个他律、自律直至自觉的过程。
同时，各界也应创造条件（提高物质待遇、建设校园文化、形成尊师氛围等），参与到教师职业身份感的建设中来。好教师的成长也需要一道能挡住恶俗价值观的烟尘污染的“篱笆”。要让教师自觉其职业身份的珍贵，要让他们拥有一份职业的骄傲，要让他们哪怕在物质待遇未必优越（但不是低下）的环境下仍能感受到工作的尊荣。这种职业身份上的骄傲和尊荣感是教师工作的附加价值，当一位教师握有这样的职业身份感，就有可能真正地、持久地、发自内心地禀持职业操守，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俞国娣校长曾说过一句影响颇广的话：“校长，是校园里行走的符号。”教师，其实也是行走在这们这个社会上的符号。符号，往往是投射了社会大众的想象，凝聚着共同价值理想的存在者，它总能吸附大家的注意力并因此而发生影响。我们希望教师能够当得起这样的“符号”，不但对自身职业身份有着明确的体认，能为自己的职业感到骄傲，也能把积极的价值辐射向全社会，把美好的东西传播向下一代以至更为久远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