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兴蓉：我也是“雷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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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雷夫”

美国一线老师雷夫现在炒得这么热，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二是这“和尚”当真有两下子。我读过许多有关雷夫的文字后，得出一个结论：我也是雷夫。说来不好意思，雷夫的许多想法做法，我其实早就想了做了，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做得不如他好，也不如他顺而已。现如今，我从体制内跳出，做了一名家教老师——或者优雅点说，“自由教育者”——后，我敢说，就愈来愈像雷夫了。

雷夫最大的教育玄机，在我看，就是自主设计课程，诚如他在演讲中说的：

“我在从教早期得到的一条最重要的经验是，学校总是要求我们用指定的教材以特定的方式去教学，但这些在我的学校里不起作用。所以，我当时就问自己：我擅长什么？有三件事是我非常喜欢的：棒球、摇滚乐和莎士比亚，于是，在延长的教学时间里，我把这些活动列为教学的一部分内容。”

“……我不用学校的课本！学校的课本实在太枯燥乏味了。不过，请大家帮我保守这个秘密。我每天都在课程表上写上我应该做的事，而不是实际做的事。秘诀就是：我每天的课程都是我自己设计的。”

记得我刚参加教育工作的时候，也就二十啷铛。第一回到食堂去打饭，师傅竟对我说：“学生到外面去排队！”就在这“从教早期”，我已然发现了语文教材的“枯燥乏味”。我意识到，这些教材不是从学生实际和需要设计的，而是从知识系统，或者更确切地说，从教化系统设计的，无怪乎有学生说：“上语文课好比开追悼会：老师在上面念悼词，学生沉浸在悲痛之中”。我本人则特别讨厌硬灌意识形态的假大空——后读奥威尔，此君称之“语言腐败”——的文章。有一回我说：“这篇文章很复杂，咱们采取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不读！”还有一回我说：“此文大家要好好看，因为它能教会我们一个道理，就是：文章不能这么写！”至于其它的大白话文章，在我看，读过就算了，大可不必在那里折腾来折腾去，因为语文如水，哪里都可以游泳——博览群书才是正理。我因此前往宜昌，自费买回两麻袋书，在我带的两个班里开设了“读书角”。不料有一天早晨，我发现所有的书全都不翼而飞了！一问，则知学校刚刚派人收去，说是“闲书”，不可以读的。我勃然大怒，跑到教务处大吵大闹，几到动武的地步，才要回了一部分非“闲书”的书，——其它的书则只好囚在家里。

我当时特别委曲：做点正确的事，何以如此之难？

诸如此类的事我做过很多，诸如带学生野外写作，晚自习看大片，课外活动下围棋，甚至制订了“双百方针”，即读100首唐诗，100首宋词——很遗憾，这最后一点没有完成，因为学校“不放心”，我被迫接连带了8届高一，人戏称“一年级把关教师”。

再后来，初中向镇里集中，高中向市里集中，许多老师都经过种种途径上调了。我则因为“名声不好”，老剩着。我自嘲道：“这就像农民扬小麦，瘪壳的都飞走了，饱粒的都落下来了”，另一方面，考虑到对妻儿的责任，我也希望到环境和待遇都好一点的学校去，故而开始“收敛”。恰在此时，我听到两个同事吵架，主任对老师（他们本是同学）说：“我会当官，你会教书，咱们比谁更有前途！”这更坚定了我“收敛”的决心——从前我老觉得，当官的跟教书的是一伙的，其实不是的。于是我有了自己的教学隐私，或者按雷夫的说法，有了自己的教学“秘密”。一方面，我开始抓“分数”——这实在是很容易的，因为应试的那一套，不是知识，不是文化，不过技术而已；另一方面，我仍然坚持做“正确的事”，只是有点偷偷摸摸。我对自己说：“当年共产党员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而接头，不也多在夜里么？”

于是不久，我也调到市里来了。

2006年，湖南卫视“晚间”对我有个报道，称我“湖北癲师”，我想这是出于媒体炒作的需要，我其实一点不癲的；要想弄清我的想法和做法，我有篇文章的标题就说得很清楚：《用形式主义对抗形式主义》。

我说过，我现在是家教老师。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出来，我只好实话实说：买了房，得还帐。我还愿意补充一句：帐早还清了，人却不准备回去了。为什么呢？就因为我像雷夫一样，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自由地设置课程：雷夫喜欢棒球、摇滚乐和莎士比亚，我喜欢国学、围棋和自由写作。我现在以这三者作为“主课”，自己教得开心，学生学得开心——有个孩子听说我要离开一阵子，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手一抹，满脸泪珠子。当孩子妈妈将此事告诉我时，我50感动，50庆幸——我走的路是对的。有个北京女士撰文《蔡老师，你的天地有多大》，意思是我应重返公立学校，这我不能同意。在公校或许也能做“雷夫”，但眼下至多只能做半个“雷夫”，理由很多，这里只说一点：雷夫的价值多在“延长的教育时间”里得以实现，但我们的“教育时间”却无长可延——比之美国学生，我们的孩子还是太忙也太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