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问题应该表现在文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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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的问题应该表现在文化上




              文/毕延威



资深学者资中筠有个这样的观点：“在中国的所有问题中，教育问题最为严峻”。中国现在的教育，从幼儿园开始，传授的就是完全扼杀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极端功利主义。如果中国的教育再不改变，中国的人种都会退化。“这个过程，就像退化土豆一样”。

我想说教育的问题应该表现在文化上，而不应该说是教育的问题，比如“极端功利主义”就是一种文化趋势。中国有句古话：“鸟往高处飞，水往低处流。”一种文化形成了，难免不让人走向功利。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早就说过：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会骗人的民族。他指出，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专制皇权文化所衍生出来的专制制度形成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人思维方式上有问题。我想说，在中国，思维方式上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上级总是要求下属听话、再听话，不出格地照章办事，也就剥夺了他人的个性思维，养成了从众心理。



     细细探究，一种文化的核心部位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价值观，二个是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有问题，可见是文化的问题，而不应该再简简单单地说是教育的问题。教育有问题，我当然不能否认。但是，我要说，这个教育问题不仅仅表现为学校教育有问题，还应该表现为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上。做过母亲的妇女都知道，每当她要出门工作时，孩子啼哭，她总会说：不要哭，妈妈回来，买糖给你吃。至于她出门之后，孩子是否还在哭，她不得而知，但做母亲的，就凭买糖孩子吃一句话求得心理平安，可她远远没有想到这句话，除了欺骗，就是功利诱导，实际上是毒害了自己的孩子。孩子长期在这种文化状态之中，就如同傻子与傻子在一起，相互可以骂娘，骂过之后，还在一起傻傻地笑。



    教育有问题，表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中国的建筑特点就是要求左右对称，屋檐常常是勾心斗角。会场的设置也常常是围绕着一个核心，栉比鳞差、层层环绕。不管这个核心叫什么，总之必须有一个这样的角色。要是让中国人在圆桌上开会，中国人就不知道怎么做了，因为，那样就会群龙无首，乱成一团。在中国人这里，开会的目的其实并不是真的是为了讨论事项，而是宣布事项的结果。真正的讨论与博弈，早已经在幕后密室里完成了。古代皇帝的所谓朝会，其实也是这样的。真正的讨论与博弈早已经在以皇帝为核心的三五个重臣之间在密室里完成了，其他的文武百官只不过是例行公事地到朝廷里站站，听听结果而已。其实这一切都是因为中国人只有服从权力的习惯，而没有服从真理的习惯。要中国人探求真理，还不如去死了好。”



    说起这些，大家都可能说出一套一套的，但是，疮长在自己身上，没有人敢对自己动刀子，何况大家养成了从众心理，别人能过，自己也想偏偏着头，让过去，即使刮到自己，忍一忍，过去了，也就算了。鲁迅早就说过，在中国搬动一张桌子就要流血。就是在日本，国父福田瑜洁做教师期间，收学生学费时，由于古老的日本传统礼节都把学费用红手绢或红纸包裹着，他为了收费方便，让学生直接交钱，引起了社会诸多反响，都认为他太出格，不合常理。在中国官本位文化下，，偌大的一个酱坛子，又有谁敢于破冰？



    近期，网上有个帖子，说的是部队刘亚洲将军到军队视察，讲到军队新时期要抢占新一轮的制高点，他说：“怎样才能抢占这一轮竞争的制高点呢？怎样才能不失去这一种资源呢？我有一个提法：首先要占有思想资源。思想资源这个提法，不知妥当与否？思想资源属于第二种资源，又高于第二种资源。怎么才能有科技？因为有知识。怎么才能有知识？因为有开放的心胸和精神。怎么才能有精神？因为有信仰。怎么才能有信仰？因为有正确的宗教。这就是宗教与科技的关系。我的母校武汉大学刘道玉校长说：‘为什么中国学生连连获取奥林匹克比赛的金奖，却获得不了诺贝尔奖金？’不是因为技术，而是因为思想。想象力比创造重要。思想比行为重要。我一直认为，思想资源的竞争是最高层次的竞争。”



     我们的教育，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就不允许他人有异样声音，这样培养出来的人，焉能有思想？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希望教育行政领导能警醒，文化应该是多元的，学校教育应该是思想的发源地，而不是唯我独尊的文化（包括学术权威者们），如果是唯我独尊，难免曲高和寡。客观地说，时下的某些学校和家庭，缺少对话文化，缺少批判质疑声音，在唯我独尊的文化里，要求他人执行再执行，也就没有生命了。唯我独尊，难免屁股不决定脑袋，思也就不出其位了。

文化的问题就需要我们不要再制造神话，要能把孔夫子从神位上搬下来，到民间来，向苏格拉底学习，学会和小人物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