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停报刊：让最难死掉的单位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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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停报刊：让最难死掉的单位死掉

南方周末记者 苏永通

    新闻出版总署力推报刊“有死有生”，中国上万报刊面临“市场体检”
　　中国大大小小的上万家报刊社，被称为计划经济的“最后一块领地”；而现在，“旱涝保活”的日子没了，两个试点省份已经先行让20家报刊“死亡”。
　　新闻出版总署即将发布的新规提出，报刊将每三年一次实行末位淘汰，退出比例不低于本区域（省市区）报刊总数的3%。这就意味着，每三年，将会有三百多家报刊必须死掉。
　　随着一系列报刊的消失，刊号被收回，封闭了十多年的刊号之门，将再次开启。总署官员说，报纸刊号的流动将会在各省市内进行；而期刊刊号则能跨省市流动。
　　中国最难“死掉”的一批单位正在面临生死局。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它们基本处于只生不死的状态，哪怕资不抵债也照样存活。因为涉及意识形态领域，它们也是中国事业单位改革中最著名的“坚冰”之一，被称为计划经济的“最后一块领地”。
　　它们就是中国大大小小的上万家报刊社。
　　现在，“旱涝保活”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新闻出版总署前年开始进行报刊退出试点，到今年4月份的结果是：试点的辽宁和河北两省，已有20家报刊社宣告了“死亡”，其刊号也被收回，还有另外三家报刊正在退出过程中。
　　这不仅仅是20家报纸的死掉。
　　它背后，是传媒这一一直以来的禁忌之地在行政推动下的市场化努力。而这一领域资源（包括最要紧的刊号）的重新分配，亦将深刻地影响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体制改革。
　　要知道，除了零星的期刊，十多年来中国几乎没有批准一个新的报纸刊号。许多申请报告到了各省的新闻出版局，基本都会知趣地听劝退回。
　　而在审批之门基本关闭之后，报刊市场的自然增长空间严重受阻。刊号总量基本恒定，没有死就难有生；而没有生死，就难有竞争。
　　自2008年9月起，新闻出版总署在辽宁和河北两省展开试点，探索报刊退出机制。与之同时，新的报刊准入机制正在建立——为了减少改革难度，增强地方动力，此次退出的刊号资源，全部留给各省级出版部门——目前，辽宁省已完成报刊准入制度的草稿，而河北的《廊坊晚报》正在申办之中。
　　而今年，报刊退出机制将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启动，全国有一批报刊，也即将面临重新洗牌的生死格局。
　　报刊的“死亡证明”——行政力推下的市场化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新闻出版总署新闻报刊司司长王国庆说，报刊退出机制最早由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几年前开始酝酿。2007年他们曾拿出一个方案，但因以“行政退出”为主被署长柳斌杰否定。
　　报刊退出并非新鲜事，但“死法”却有不同。此次退出机制试点强调“市场机制”，而在前几轮的报刊整顿中，基本是因为某种行政化目标——或是要治理报刊的散乱，或解决报刊摊派问题，而手段基本是一纸政令，某一类报刊（比如县级报纸）便被宣布“集体死亡”。
　　最后，总署确定了新一轮报刊退出的思路。其简单直白的说法，就是对报刊按照标准组织专家进行评估，从而使得该死亡的报刊死去，以“止损”；同时将回收的刊号分配给有能力的单位，比如大的传媒集团，以便其可以被更好地利用。
　　政府“过于操心”的一个理由是，目前的报刊社尚未成为完全的市场主体。一方面是，市场淘汰机制已经开始发挥作用：比如全国的体育类报纸经过多轮洗牌之后，基本仅存《体坛周报》等寥寥几家；另外一面，则是那些几乎没有市场化的报纸，市场机制对它们不起任何作用，无论好坏，只生不死。
　　《沈阳今报》是辽宁省此次退出的惟一都市报，创办于2003年，累计亏损6000余万元。沈阳日报报业集团传媒公司副总经理刘继扬说，最多的时候今报曾一年亏损2000多万元。到了后来，集团已经不以都市报的标准要求它，“只要少搭钱就行”。
　　类似《沈阳今报》这样“为了活着而活着”的状况，在各地报刊中可谓普遍。刘继扬在接受采访时想了片刻，蹦出一个词——“植物报”。那些报纸由于决策失误、定位错误、经营不善、办报水平低等原因，处于“无意义”的存在状态。
　　而某报高管透露其中的关键之处——“公家的钱没人心疼”。辽宁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谌纪平将报刊业称作“计划经济的最后一块领地”。各退出报刊的老总们都能罗列自己存在的一大堆理由——要养着一群无法清退的人，单位宣传需要“窗口”等等。谈到最后，真问题浮现：“很多人说，这个报刊办了几十年了，不能在我手里没有了。”
　　一切源于报刊的身份太特殊。王国庆说，“比如，事业单位不能破产（报刊基本上都是事业单位），报刊社不像一个企业，赔钱了想停就停。”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尝试努力后，总署下了决心：让报刊更像一个企业，那些严重赔钱的报社，要停。
　　手段也是反复衡量，最后规定报刊退出要“综合运用市场、法律、行政等手段”——不过行政手段显然是最重要的推手。
　　“按理说市场化的退出，连标准都不会制定。”王国庆说，中国实行出版许可制度，“报刊一诞生，就需要‘准生证’，不是一个‘市场的诞生’。”同样道理，它的死亡也要有一个部门宣布，给一个“死亡证明”。
　　“生死线”——哪些报刊必须死掉
　　报刊退出，此前并非无据。
　　在2005年和2007年出台的报纸和期刊的管理办法已有规定，其中，年检未通过者，将被注销。《中华新闻报》就因未通过年检被停刊。
　　改革者从旧有规定中寻找依据，以前“吓唬吓唬人”的年检开始“发威”。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河北省报刊退出试点经验材料中的一条就是将年检作为报刊退出的重要手段。
　　2009年该省对25种报纸和17种期刊给予“缓检”，为历年“缓检范围最大、工作力度最大的一次”。最终退出的3家报刊，便在其中之列。而辽宁在试点结束后，将试点期间制定的报刊退出标准在报刊年度核验工作中予以检验，又淘汰了5家报刊。
　　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那道“生死线”，也就是报刊是否要退出的评估标准。
　　王国庆说，以前年检是常规的核验，“主要看你作了哪些变更，出版内容是否合法和出版状况是否正常，至于说你的经营状况怎么样，那不是我关心的，是你报社自己的事情。”
　　辽宁和河北二省试点的任务之一，便是为全国的退出机制探索标准。不适应市场的报刊，都将面临被“劝退”的压力。“主要是经营上、发展方向上有问题的。”辽宁省新闻出版局新闻报刊处处长黄照平说。
　　这次退出原因就被归结成几类，分别是：经营不善、长期亏损、负债严重的都市类报纸；市场生存能力弱化、质量差、发行量很少的专业类报纸；发展空间狭小、经济效益逐年下滑的广播电视类报纸；此外还有已不具备继续出版资质条件、存在严重出版安全隐患的报刊等。
　　都市类的周报《都市青年报》退出前夕，已有投资商的资金到位。“不是我们不给它机会。”黄照平说，该报至少已有十多年持续亏损，而投资商更是走马灯似的，“对投资者也不负责”。《北方体育报》的前身《足球周报》，在“足球城”大连鼎盛时期曾赫赫有名，而后来与全国其他体育类报纸一样，屡次改版甚至更名，均没有摆脱困境。
　　管理者们最头疼的，莫过于那些时不时给自己“动手术”的报刊。比如大连的《中外服装》，定位一直摇晃，且相关变更未经报批，“又研究情感去了”。《辽宁汽车》杂志的采编人员，则都有自己其他正当的工作。而当他们与其主管部门沟通时，有领导很惊讶：这刊物还在办啊？
　　并非所有指标都完全可以量化。“还是强调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谌纪平说，“比如甲这个指标要比乙稍好一些，但我退甲，因为甲这三年来以30%的速度下降，而乙以10%的速度增长，明年甲不如乙了。”
　　此外，他们还要从全局结构的角度考虑。“不能把某一类的报刊都给退了。”黄照平说。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辽宁最初有3家广播电视报被列入退出之类，其中两家最后“死里逃生”。
　　其实幸存的各地市级广播电视报依然压力未减——它们大多处于亏损状态，而正在编制的新闻出版业“十二五”规划中，它们亦属于不被鼓励的类型。另外2家厂矿报——《辽化报》和《抚顺矿工报》则是因结构调整而退出。
　　相关官员说，除了鞍钢这样相当于一座城市的特大企业之外，“一个大院不需要一份报纸”。
人和债务——“谁的孩子谁抱走”
　　这次改革，辽宁所触碰的，是各报刊主管主办单位和报刊社以及个人实实在在的利益——试点中退出的12个报刊涉及人员安置242人，债务高达五千多万元。
　　王国庆说，总署与试点省相关部门一直在不断沟通，“他们首先是希望署里能够减轻他们的压力”，而她的态度是“量力而行、实事求是”。“最值得总结的经验，是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否则不可能办成。”谌纪平说。辽宁成立报刊退出机制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由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四位领导任组长副组长，“主要领导亲自挂帅”。
　　2008年9月，辽宁的试点启动，同月，张江从中央调任辽宁省委宣传部长。新闻出版局的报刊试点，成为意识形态领域“18项重点任务”之一，获得高度重视。
　　辽宁试点的“含金量”体现在：退出的12家报刊中，报纸占了8个——它的退出难度远大于期刊，“一般杂志没几个人”；类型多样和典型性——包括长期亏损的都市报，市场生存能力很弱的专业报，发展空间狭小的广播电视报，已不具出版资质的报刊和未通过整改或年检的报刊。
　　根据汇报材料，辽宁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江亲自召开会议进行动员部署。此外，他们建立领导“谈话机制”，直接说服各地各部门的一把手。工作到尾声时，省委还召开常委会听取报刊退出机制试点工作情况汇报，审定相关政策草案。
　　谈话分为两个层级：省委省政府的分管官员负责找市委市政府的“一把手”谈话；然后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负责与各市委宣传部、各市新闻出版局以及省直有关主管部门（有的报刊主管单位为省直部门）主要官员谈话。
　　然后新闻出版局与各报刊社主管主办单位“谈话”，“报刊实行主管主办单位负责制，谁家的孩子谁抱走。”相关官员说。
　　最困难的是人的安排和债务的清理——辽宁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联合财政、人力、编办三部门出台了保障政策，事业身份如何解决，资产如何清算，都是核心的问题。相关材料说：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江，副省长滕卫平“在重要阶段、重要问题上都亲自出面，直接调度”。
　　据透露，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最终同意按照国企改制所使用的“30/50”（满30工龄或满50岁）政策，让一些报刊社事业编制人员提前退休。而为了解决沈阳日报集团下属《沈阳今报》和《都市青年报》的人员安置问题，省市两级宣传部还分别从宣传文化基金中共拿出300万元。
　　试点的一系列举措显然让总署颇为肯定。此前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2009年到东北调研文化体制改革时，曾特别与时任辽宁省委书记张文岳会面交换意见。今年4月7日，全国报刊退出试点交流会在沈阳召开。会议肯定了辽宁和河北的经验，并宣布报刊退出工作在全国启动。
　　“准生证”——围绕刊号的新一轮洗牌
　　按照总署规划，今年开始，随着报刊退出工作的全面启动，将会有一系列报刊的退出。而封闭了十多年的刊号之门，将再次开启。不同的是，这次不是新刊号的批准，而是固有刊号的再分配。
　　目前的刊号，多为计划经济时代按照行政层级和部门条块所分配。而上世纪90年代，随着晚报、都市报的兴起，刊号审批曾一度剧增，短短四五年增加了近一倍。自1996年，国家原则上不再批准报纸刊号，每年因“确有需要”适当批准几十个期刊刊号。
　　截至2009年12月31日，全国报纸有1937种，期刊9851种。这些数字是指正在出版的报刊实际数量。而2009年退出的刊号资源，则以“虚拟的数字”，留在各省手中。这种情况以前是不存在的，以往报刊整顿之后，刊号随即消亡。
　　南方周末记者获知，结合辽宁河北两省经验，新闻出版总署制定了报纸和期刊的“综合评估指标体系”，分别设定基础建设条件、环境资源条件、出版能力和经营能力四个一级指标，以及若干二级和三级指标。两者的三级指标分别多达67和69个。除了可以想象到的固定资产、发行量、广告收入等之外，指标细至对于评估区域性报纸，还要参考当地的GDP水平。报刊是否退出不是总署说了算，而是由专家机构进行评估测析确定。
　　不过王国庆表示，他们还将对这些指标再细化，另一项正在进行的“基础性工作”是，对报刊进行细化分类。
　　今年报刊退出机制从试点到推广，资源的调整将扩大至整个全国市场。新闻出版总署即将发布的《报刊评估实施办法》提出，报刊评估工作至少每三年进行一次，实行末位淘汰，退出比例不低于本区域（省市区）报刊总数的3%。这就意味着，每三年，将会有三百多家报刊“死亡”。
　　王国庆说，报纸原则上以区域性评估为主——也就是说报纸刊号的流动将会在一个区域内进行，或者说一个省内进行；而期刊，将进行全国性的分类评估。“期刊专业性强，不再搞平均化、特意照顾某些区域了，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的标准。”这将使得期刊的刊号资源能跨省市流动。
　　辽宁和河北新闻出版部门相关官员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均表示，准入机制尚未确定，但会尊重市场的规律，不排除跨地合作办报办刊的可能性。
　　但是想办一家新媒体并不容易，自2005年，新闻出版总署开始要求报刊创办或重要事项变更，须提供可行性论证报告，加大市场资源配置力度。报刊单位的定位和实际能力，都要被主管部门严格审查。
　　从新闻出版总署的角度，倾向于提高准入门槛。“以后不会再发展单体的一些出版单位，也就是不会再给你某个机关办一个，我们更鼓励让有实力的报刊出版单位及传媒集团来主办，一定是朝着有利于集约化、集团化和品牌化的方向进行资源整合。”王国庆说。
　　（南方周末记者：苏永通）
资料来源：南方周末，2010年6月10日B9版，http://nf.nfdaily.cn/nfzm/content/2010-06/10/content_1275741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