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教材研究（1977-2009年）：回顾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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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教材研究（1977-2009年）：回顾与反思 作者：孟凡丽 毛菊 杨淑芹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小学教材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教材文本、教材功能、教材评价、教材结构、教材制度等方面。透视中小学教材研究历程大体可分为教材研究初步探索时期、教材研究稳步推进时期和教材研究拓展深化时期。审思众多中小学教材研究成果后发现：研究者对“教材”的理解相对狭隘，研究缺乏理性思维的透视，研究缺少对教材建设的实质性关照。今后中小学教材研究需实现研究者教材观的转变，研究路径的转变，研究主体、方法的转变，进而推进中小学教材研究不断深化，增强教材研究服务实践的功效。 【关键词】教材研究；回顾；反思 本文将中小学教材研究界定为不仅对教材文本形式，也指作为课程理念表达的“教材”，还包含与之相关联的系统，如教材制度、教材评价、教材结构等的研究。随着课程改革及中小学教材建设的不断推进，教材研究不仅要在符合教育改革理念的课程视野下进行，为中小学教材发展奠定强有力的理论支撑，更要发挥其在教材建设中的引领作用。因此，对近30年中小学教材研究成果进行回顾与反思显得尤为必要。 一、研究历程描述 本文主要就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报刊索引》教育类子目录中收录的以“教材”为篇名检索到的中小学教材研究论文为研究对象，以纵向（即论文数量为纵轴）与横向（即教材文本、教材功能、教材评价、教材结构、教材制度为横轴）二维向度的发展变化作为划分中小学教材研究阶段的依据和标准，从而力求较为客观地描述研究轨迹。改革开放以来中小学教材研究历程大致经历三个阶段： （一）中小学教材研究复苏探索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 十年动乱期间，中小学教育遭到严重破坏，中小学教材被全盘否定。1977年7-8月间，=几次提出要编写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并要求1978年秋季新生入学时能够使用新教材。同年，教育部按照要求开始编写全国通用的十年制中小学教材，从而扭转了各地使用的教材内容有谬误，程度参差的混乱局面，对中小学恢复正常教学秩序、提高教育质量起了重要作用。自1977年始，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开始了第三个时期，=领导同志突出强调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教材要“按照中小学生所能接受的程度，用先进的科学知识来充实中小学的教育内容”。中小学教材建设的现实诉求，教材研究者开始将目光聚焦在了教材文本的研究上。另外，教材制度（一般包含编、审、用等环节）、结构、功能、评价的研究极少，引介国外教材研究的论文相对有限，成果呈零星分布状态。 此间，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81年设立了我国第一家反映教材、课程、教法等领域最新研究成果、改革动向、实践经验的专门学术期刊《课程•教材•教法》，成为推动课程教材研究不断前进的重要平台。 综观这期间中小学教材研究的成果，从纵向看论文数量较少，横向上有关教材具体文本分析的居多并表现出对一般性问题的描述与思考。研究总体上较为零散，研究视角和方法也较为单一。 （二）中小学教材研究稳步推进时期(20世纪90年代） 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教材建设呈现了繁荣局面，教材研究与第一阶段相比，研究成果的数量明显增多，教材研究范围明显扩大，除教材文本研究外，教材功能、评价、结构、制度的研究逐渐增多。 总体而言，此阶段突出特征为关注教材研究的学者逐渐增多，研究数量迅速增加；研究从横向看涉及领域和内容逐步增加，涉及到教材建设的方方面面，对教材建设的作用开始显现。但教材研究还囿于教育学科本身单一视角对教材进行分析和思考，教材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设计还略显稚嫩。 （三）中小学教材研究拓展深化时期（本世纪初至今） 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教育改革应运而生。2001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颁布及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试点工作的开展为中小学教材研究的繁荣提供了土壤。自2000年起出现了数篇从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学等不同视角透视教材文本的论文，这可谓教材文本研究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也意味着教材研究视角的多样化。多学科视角的研究为我们更清晰地透视教材文本打开了思路，也为教材文本研究注入了新动力。除教材文本外，其它方面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化、系统化。有关教材评价的研究，提升到了哲学高度，并对教材评价本质及价值进行了分析，还具体建构了评价指标体系及层次，如《教材评价的本质及其价值分析》(邝丽湛，2002)，《关于中学历史教材评价工具的制定》(黄牧航，2002)．教材结构研究中，近些年研究者指出必须建构系统合理的教材结构与层次，进而赋予教材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的全面功能，如《教材功能：一种超越知识观的解释》（杨启亮，2002)，《论中小学教材结构的建构》(苏鸿，2003)等。2004年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在韩绍祥同志的领导下，在魏国栋、吕达、刘启迪等众多专家群策群力的共同努力下，围绕1949年至2002年中小学教材建设的重要问题按专题分门别类地进行了详细地梳理、分析与反思，如就全国通用的五套各科中小学教材以1977为界展开研究，对其编审机构、编辑思想与方针、编审制度、出版发行、教材管理、制度文本等进行了整体探讨，并汇编了此间教材研究的代表性学术论文，希望能为读者的学习、研究提供方便，为新一轮课程改革铺路架桥。可以说，这是一部较为全面整合教材研究成果的作品，为教材研究者提供了教材发展变化的面貌。 概括说来，教材研究多样化是这一时期的突出特征，多样化既指教材研究发展的状态，不仅是研究视角也指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的深入、多样化，也是教材研究的运动过程，即在不断追求教材特色化，教材本质属性实现过程中教材研究的发展趋向及超越功能。同时，在新课程改革的推进下，中小学教材研究的数量也大幅度增长，理论基础和方法设计均有所提升，但研究的系统性和对中小学教材改革推进中的深层次问题的关注程度尚有不足。 简言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小学教材研究覆盖面广，研究成果数量逐渐递增，研究视角、方法日益多样化，教材研究内容不断丰富、研究触角不断延伸，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二、研究内容分析 归纳众多研究成果，中小学教材研究内容集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中小学教材文本研究 教材文本研究分为具体和整体文本研究。具体文本研究主要指教材的插图、习题、瑕疵及特点研究。教材插图研究有介绍插图、如何运用插图及如何更有效地利用插图帮助学生理解教材等，学者们对插图功能的认识也逐渐从感性上升为建立在学科基础之上的理性。除插图外，教材习题、瑕疵研究备受青睐，在教材纠错及完善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研究体现出较强的实用性、经验性。 教材整体文本研究体现为： 首先，研究视角不断增多。随着研究的推进，学者们纷纷从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哲学等不同学科透视教材。例如刘云杉从社会学视角分析教科书中的童话世界，剖析了1956年、1978年、1992年三套《语文》中的童话，为法定知识寻找新的解释框架。此外，有学者从语文教科书的文化支配功能、教科书中的性别不平等、城乡倾向问题进行了社会学分析。从文化学视角审视教材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教材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尤其在文化多元化时代及全球化背景下，有学者提出课程和教材必须反映多元文化所倡导的平等、尊重、宽容、理解等价值，这对我国教育的民主化和现代化、对新课程建设是有价值的。还有学者论述了高中日语教材的异国文化问题，语文教材的文化建构理念与模型，新疆义务教育阶段维吾尔文《语文》教科书的文化构成分析，考察母语教科书文化构成的四个视角等。心理学是教材设计的重要理论学科之一，杨广军从脑科学、成就动机理论、学习论视角、先行组织者、学习环境设计理论、反馈干预理论等解读高中物理教材及其设计。还有一些论文以哲学作为分析教材的视角，如杜威的经验哲学、佩斯泰洛齐要素主义、解释学，从而在一个更高的理论层面透析教材内含的设计理念。跨学科研究把教材研究带人了一个新天地，但遗憾地是在十余年研究中，多视角研究成果依然较少，研究水平还有待提升。 其次，研究方法逐渐多样。研究方法往往是研究前进与否的重要影响因子。虽然，在较长时间教材文本研究方法都较单一，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教材文本研究方法日益多样化，主要有：文献法：《回顾与反思——中小学教材建设40年》f叶立群，1992)，《回望六十年中学语文教材改革的轨迹》(顾振彪，2009)；内容分析法《对中学教材84篇议论文题目的辨析》(曹文趣，1990);比较法：《中国内地与香港小学品德教材之比较》（易晓明，2001)；调查法：《小学中高年级学生对教材选文态度的调查》(王祖明，2005)；统计法：《语文版初中语文实验教材选文字频统计分析》(吴格明等，2008)。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中，使用调查、统计等方法所获得的量化研究成果依然少见。 最后，比较研究内容日益丰富。不仅有中外教材比较研究，还有新旧教材比较研究，不同地域、版本教材的横向比较研究，同一学科教材比较研究。教材比较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这些研究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教科书、教科书制度都带来了有益的启示。 （二）中小学教材功能研究 现代社会，教科书虽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仍然具有相当的地位和作用，要想保持教科书生命力旺盛，关键在于更新观念，在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成果的基础上，从内容、形式和方法等多方面完善教科书，并注意与其它教材配套使用，形成优化的教学。特别是在新一轮课程改革背景下，我们要认识到“教材不只是教学使用材料，也是引起某种关系、理解智能活动的辅助性教材，以超越掌握、超越传授、超越狭隘功利性观念来理解教材功能，是必然选择”。教材功能研究整体上在向纵深发展，由总体概述到不断细化再到深入剖析教材所内蕴的功能，对我们认识教材的作用意义重大。 （三）中小学教材评价研究 教材评价是在一定评价方案指导下，依据一系列有组织的标准和方法对教材内容及结构进行描述和分析，以判断教材的内在价值和特征的过程。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国外教材评价的介绍分析，崔义香、吴仲和、张颖、邓可、潘丽娜等学者纷纷围绕美、日等国教材评价展开了研究，不仅拓宽了国内学者的研究思路，也获得了许多教材评价的宝贵经验；另外还有针对教材评价及其指标体系建构的研究，如张治本认为通常可以专家集体评价、问卷调查、模糊综合评价三种方法评价中小学教材；刘道义论述了中小学英语教材编写的四项基本要求和十个方面的衡量标准；高凌飚就教材评价体系的建构发表了系列论文，并指出教材的评价应该有六个基本维度：知识、思想文化内涵、心理发展规律、编写制作水平、可行性、特色与导向性。还有学者认为从理论上讲，一本优秀的教科书应当具备的主要条件是：符合教学大纲规定、教学目的要求和教学内容；适应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和需要；能促进学生对课程内容的掌握和认识能力的发展。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入，中小学教材审定和选用问题更加突出，如何科学地制定中小学教材评价标准成为关键。制定中小学教材评价标准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中小学教材评价标准必须反映中小学教材的本质属性，特别是必须充分反映中小学教材的教育性，以更好地解决中小学教材逻辑顺序和心理顺序的协调问题。教材评价研究以建立科学评价体系为最终指向，在日益增多的研究成果的推动下教材评价体系也逐渐合理、科学。 (四)中小学教材结构研究 在教材结构研究中学者们较关注教材的构成要素、特点及优化。如李培实、张鹏举、牛学文、杨承印、刘万红等分别研究了义务教育小学自然教材的结构，中学语文教材的结构，台湾科学课程《理化》教材的结构，华东师大版《科学》实验教材结构。在评析的过程中提出了教材结构完善的想法。研究者还探讨了教材结构与素质教育、能力培养、人的发展等之间的关系。如在对日本高中生物新教材结构进行介绍时，研究者认为与旧教材相比，新教材中最显著的变革是：对基础知识作了删繁就简，去掉重复的内容；对能力和态度的培养，有了相当明显加强，这表现在教材中适当减少了讲述基础知识内容，相对增加观察、实验、调查等培养能力的内容，以及培养科学自然观的内容。有学者从知识结构体系分析教材结构，认为一个完整的知识结构体系应该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知识系统结构，一部分是知识应用结构。知识系统结构体现学科知识自身内在发展顺序和层次关系；知识应用结构说明知识与事物的联系，以及知识与人的关系。总体上研究从单纯教材构成要素的分析到教材结构与人的发展关系的探讨，这是教材结构研究向前迈进的重要表现。 （五）中小学教材制度研究 教材制度研究主要针对教材的编写、审定、选用、管理、出版、供应和定价等环节展开。整体来看，教材制度研究成果繁杂，但缺乏成体系的研究，研究内容以介绍如何建设与完善教科书制度为多。研究主要有教材的编写与审定，教材选用研究，教材管理、出版研究。此外，在此领域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专家学者围绕中小学教材制度建设产出了一批研究成果，2004年由课程教材研究所主编的《教材制度沿革篇》一书中收录了叶圣陶、吕达、刘佛年、石筠弢、何东昌、邵宗杰、张廷凯等一系列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文章，丰富和拓展了教材制度研究的内容，并对中小学教材制度建设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反思与展望 通过对中小学教材研究历程及内容的梳理可见，经过三十年的努力，学者们为中小学教材研究勾勒出了基本格局与框架，人民教育出版社等研究机构也为我国中小学教材改革与建设提供了一定理论支持。然而，在新课程改革的推进中人们对教材的理解也更加深入，把教材看作引导师生发展的范例，“它不要求教师和学生完全接纳在案例或范例中包含的所有知识信息，而是要求师生借助教材中的案例或范例在学习和理解知识的同时，能够开阔视野，获得启迪，丰富想像力，从而增长智慧”。在此发展趋势下，我们发现按现有研究格局难以发挥中小学教材研究在教材建设中的理论支持和引领作用，主要问题表现在： 第一，对“教材”的理解相对狭隘。从中小学教材研究内容透视出，研究者倾向于把“教材”理解为教科书，将教材视为“事实性知识”。但“从课程论的视角看，教材是课程标准规定下的课程内容在教学活动转化的产物，它源于实质性的科学、文化、艺术、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以计划的形式表现出来；它涵盖了学生在教师指导下通过学习活动，在心理上和实践中主动地掌握普通教育和专业教养的物质对象与观念对象”。而从教学论视角来看，教材内涵又有所不同。尽管，我们无法给教材一个大家都认可的界定，但很显然，教材并不等于教科书，教材不仅限于“事实性知识”。同时，现时代教材有着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教科书教材、视听教材、图书教材、现实教材、电子教材；生活教材、知性教材、表达教材、技术教材；要素性教材、概括性教材、实践性教材等。但中小学教材研究中除了教科书研究之外，其它教材类型的研究很少。 此外，很多学者多把教材看成是辅助学生学习最经济实效的材料，辅助教师教学最好的工具。而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背景下，我们应该超越对教材的狭隘理解，转而挖掘教材的深层内涵，教材不仅是静态的文本性内容，“教材应具有开放性，应有利于学生改变呆板的学习方式……拓展其学习的时间和空间；教材应关注并充分利用学生的生活经验……”这些显然赋予了教材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的功能，体现了以学生发展作为教材编制的根本理念。因此，对教材做出新的诠释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必然要求。 第二，缺乏理性思维的透视。30年来，中小学教材研究成果虽说丰富，在实践探索中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但研究成果仍显零散，表现出“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情形，远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及完整的教材建设蓝图。于是便出现教材理论研究成果日益增多而实践中却缺乏必要理论指导的怪现象。国家在作出课程决策时虽说也有专家咨询，但并没有稳定的咨询机构和专家系统，甚至有“召之即来，来之即编，编之即散”的教材编写作风。中小学教材研究缺乏大范围、有针对性的实证研究、行动研究，缺乏对教材适切性的论证，缺乏对教材实施的关注，缺乏对教材使用效果的科学评判，对教材中存在的问题及使用过程出现的问题更是难以预见与应对。同时，中小学教材元研究缺乏。元研究的任务是对既存的教育理论和研究状况进行分析论证，它会极大地提高学者的理论自觉性，促进研究的发展。迄今为止，在众多中小学教材研究成果中，就研究本身进行反思的研究较为匮乏，体现出学者对研究目的、性质、价值等在理论上缺少深刻分析，也缺乏对教材内部及其发展过程中规律的挖掘。因此，中小学教材建设多少会显得盲目、无序和非理性。 第三，缺乏对教材建设的实质性关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中小学教材建设及发展本是滋养其教材研究的肥沃土壤，同时中小学教材研究也为教材发展提供理性指导，二者相辅相成。然而，现实中一方面理论工作者对中小学教材建设实践关照不足，习惯于“书斋式”研究，用思辨推理方式分析实践问题；另一方面，中小学教材研究成果难以为教材建设所利用，在推进中小学教材建设中的实效性不明显。如此，中小学教材研究与教材实践既缺少相互衔接、沟通的平台与渠道，就教材理论如何转化为推动教材发展的实在动力也缺乏深入分析。对此，研究者必须予以重视。 综上可见，有关中小学教材的研究须重视在新课程改革的视野中开展，既能建构与教材相关的新理论又要深入实践了解教材使用状况；既要吸纳相关学科理论审视教材，又要利用多学科优势逐渐建立科学的教材研究体系；既要有对教材的及时性研究，又要有对教材的预见性研究，从而有效发挥教材研究对教材建设的作用。今后中小学教材研究需在以下几方面发生转变： 首先，教材观的转变。教材在教育改革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对教学质量起着关键作用。整个教学环节教师都要不断与教材进行“沟通”、“对话”，教材所承载的教育理念会对教师的固有思想提出挑战、同时对教师专业成长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教材也是学生学习中重要的知识源泉，教材是否关注儿童的生活经验；是否能够引发学生产生问题，促进其思考和探究；是否留有空间鼓励学生想象和思考等直接关系到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这一重大问题。因此，转变把教材单纯看做“工具”、“媒介”的观念，会对教育活动产生直接而重要的影响，同时也会有助于中小学教材研究突破现有思维版图，走向丰富与深入。 其次，研究路径的转变。虽然中小学教材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总体呈现为点多、面广、零散的状态，而真正切合教育实践需求，围绕中小学教材研究核心问题以点深入成体系、在教材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的标志性成果太少。另外，理论视角的多样化虽说是中小学教材文本研究的新进展，为我们理解教材、发现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解与认识，也是教材研究科学化的表针，但研究成果的数量还很有限，况且只注重单一学科的研究，忽视系统与整合研究，理论探讨也浅尝辄止。因此，中小学教材研究需在认真梳理的基础上，把教材文本研究与教材功能、结构、评价、制度研究进行理性整合，建构并形成教材研究的合理理论框架体系，使研究更加深入，充分发挥中小学教材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性、预见性和引领性作用。 最后，研究主体与方法的转变。长期以来，中小学教材研究的主体主要是教材理论工作者，如高校教师、硕士、博士、教研机构的研究员。然而，我们通常把教材称为教师与学生的“第三者”，也就是说教材与教师和学生存在相同的互动关系，教师、学生是使用教材的“主顾”。照此推理，至少教师应成为中小学教材研究的重要群体。然而，教师在中小学教材研究群体中仅占极少部分。如此，显然会制约教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影响教材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开展，要不断开发适宜时代变化、符合新课程理念的完备教材，要想取得研究效果必须实现教材研究主体的多元化，从而使中小学教材研究和建设焕发生命活力。 巴甫洛夫曾指出，“科学是随着研究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着种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因此，我们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法”。中小学教材研究也要克服形而上的弊端，立足于教材改革与建设实践的需求，更加科学地设计研究方法，方可取得一些突破性成果。 (来源：《中小学教育》20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