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可真：中国为何出不了科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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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可真：中国为何出不了科学大师
　　争创世界一流，攀登科学最高峰，理当成为每个中国科学家的志向。有了这个志向，就得认真思考创造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实现这个志向的问题。这个条件是什么呢?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发达的科学理论头脑，只有具足了这样的头脑，才有可能作出重大的科学发现，也才有可能作出科学理论的原创性成果。
　　我向来的观点就是认为，知识、知识，“识”比“知”重要。在科学领域，“识”就是发达的理论头脑或高明的理论眼光，“知”就是观察或经验过程中所发现的事实。事实是属于“实事”范畴，有了这个“实事”，还须进一步“求是”，这个“实事”之“是”是什么呢?没有理论的观照，这个“是”就是黑暗中的东西，是永远显现不出来的。
　　“实事求是”的科研一定是在某种科学理论指导下才能进行的。科学原创本质上是新的科学理论的建构。在新的科学理论尚未接受实验的检验时，这种理论便属于科学假说。科学假说的提出，借用胡适的话来说，就是所谓“大胆的假设”。在“大胆的假设”的前提下，才有所谓“小心的求证”。胡适所谓“大胆的假设”的本义我们不去管它，但科学的“大胆的假设”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过程，即通过经验观察来搜集有关材料和对这些材料进行辨别真伪的分析，进而发现并揭示科学规律的过程，亦即新的科学理论形成的过程。
　　自胡适以来，中国科学界向来缺乏科学理论原创性成果，出不了科学大师级的人物，这究竟是为什么?试论之曰：
　　认识原因：可能是由于受到英美实证主义科学思潮和清代考据学的学术传统的双重影响，而把实证科学的实证活动简单地理解为清代考据学的那种“实事求是”的考据求证活动，并因此将胡适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核心意义定位于“小心的求证”上，忽视了“大胆的假设”对于“小心的求证”的先在性、前件性，甚或把“大胆的假设”的理论活动与胡适所谓“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谈主义”联系在一起并混为一谈，视理论的假设活动为空洞的“谈主义”。
　　文化原因：中国儒家文化向来就有“畏圣人之言”的儒教传统，与之相应，儒士的学术研究从来都是对既有的圣贤之书(经典)的解读和注释，几千年的这种经学学术传统使学者们养成了一种只知从既有的理论出发来进行微言大义的阐发或引经据典的考证，从来都想不到或者也根本不敢想“离经叛道”地另创一种理论。到了西学传进中国以后，中国学者要么就是保守地拒斥西学，要么就是激进地奉西学如至宝。拒斥西学者，固然仍旧是从事于老一套的经学之类的国学;奉西学如至宝者，也仍然是以传统经学方式来对待西方传来的经典：科学救国论者对待西方的科学理论，是或者做译介性的普及工作，或者作开发性的应用研究;民主救国论者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或者作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研究和呆板性运用，或者把它的一般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作辩证性研究与灵活性运用。所有这些做法其实都没有超越传统的经学学术：对西方的科学理论的译介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照抄照搬，大致相当于传统经学中喜好引经据典的考据派;对西方的科学理论的开发性应用研究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辩证性研究与灵活性运用，大致相当于传统经学中喜好阐发微言大义的义理派。总之，几乎没有一个学者有独立地创立新理论的意欲和作为。这种态度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经学之尊经重道的学术精神和拿来主义的实践精神。
　　体制原因：新中国建立以来，学者处在一个行政系统中，无论是研究所还是大学，它们在管理体制上都不具有科学共同体的特性，而是都属于政治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只有政府部门所制订的行政规范体系，而没有独立于行政系统的科学共同体所制订的科学规范体系。在根本不存在独立于行政系统的科学共同体的情况下，科学研究活动根本无法按照科学研究本身的规律来进行，只能按照政治共同体的行政活动规律来进行。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没有自主性。中国科学家群体中受到重视的人物，几乎都是在完成政府工程项目中做出杰出贡献者，这些人的本领在于善于利用西方的科学理论来进行开发性的应用研究，但却不具备科学理论原创的能力抑或不具备开展科学理论原创性工作的客观条件。陈景润当年做歌德巴赫猜想的课题研究是游离于这些模范人物的领导之外而独立进行的，所以他才能做出这个领域中国际领先的成就来，如果他被要求参加政府工程项目的研究，可能就没有办法作出这样的成就。政府官员都是追求与其政绩密切相关的实利的现实主义者或实用主义者，而原创性的科学研究往往与实利无关或跟政府官员所期望获得的实利只有非常间接的联系，因此，在政府主导和控制之下，科学家是几乎没有可能开展原创性的科学研究的，除非把开发性的应用研究或政府工程项目研究也都当做原创性研究来看待，从而把钱学森的科研成果和牛顿、爱因斯坦的科研成果视为同类，进而把他们一视同仁地都当做同一类的科学大师来看待。
　　简短的结论：
　　1.认识上，确立理论与实验并重、假设与求证并重的科研观;
　　2.文化上，树立敢于质疑、挑战权威而标新立异的原创精神;
　　3.体制上，实行学政分离，使研究所和大学成为相对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的科学共同体。
　　[本文已发表于《中国科学报》（2012-10-30 A3 网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