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诗的问题与我们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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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新诗的问题与我们的责任——“第二届‘中国新诗沙溪论坛’·中国新诗建设：问题与对策”研讨会纪要


　　2013年4月6日—8日，“第二届‘中国新诗沙溪论坛’·中国新诗建设：问题与对策”研讨会在苏州太仓沙溪镇如期举行，会议由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办，《扬子江》诗刊社、沙溪镇人民政府承办，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诗歌研究所、太仓市文联、太仓诗歌学会和苏州三立堂文化传播公司协办。此次会议是继2012年“首届中国新诗论坛·新诗的经典化问题”研讨会成功举办之后，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沙溪迎来的又一次诗坛盛会，出席本次论坛的有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新诗研究所所长谢冕，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主席团委员、福建省文联副主席舒婷，中国作家协会全委、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党组书记范小青，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张王飞，江苏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创研室主任汪政，《扬子江》诗刊特聘主编子川，太仓市副市长周文彬，沙溪镇镇长钱振刚，以及叶橹、吴思敬、韩作荣、林莽、陈仲义、唐晓渡、王光明、张洪波、刘福春、马新朝、耿占春、宗仁发、王彬彬、罗振亚、何言宏、何平、霍俊明、傅元峰、刘颋、陆梅、高伟、蔡震、贾梦雨、晓华、龚璇、胡弦、何同彬等40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评论家、编辑和媒体人士。
　　4月7日，新诗论坛在友好、热烈的气氛中隆重开幕，张王飞主持开幕式，太仓市副市长周文彬致辞，热情洋溢地表达了对与会专家、学者的欢迎和感谢；范小青代表江苏省作家协会讲话，高度评价了“中国新诗论坛”的创意对江苏诗歌乃至全国诗歌创作的积极影响。随后大会举行了《新诗十九首——中国新诗沙溪论坛推介作品赏析》(子川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3月版)新书首发仪式，子川代表《扬子江》诗刊社向来宾介绍了“新诗十九首”活动和新书的推介、评选、编辑过程；《新诗十九首》序作者谢冕教授致辞，高屋建瓴地指出并高度肯定了“新诗十九首”系列活动对于大力推动中国当前新诗经典化起到的积极作用。首发仪式在范小青、舒婷等人向太仓市、沙溪镇等单位赠送《新诗十九首》样书的友好气氛中结束。
　　随后举行的“中国新诗建设：问题与对策”专题研讨会分上、下午两场，分别由汪政和子川主持。汪政和子川在主持的过程中解释了第二届新诗论坛设定“中国新诗建设：问题与对策”这一主题的初衷，他们说新诗一百多年来，由于诗歌本身及以外的众多原因，新诗文体事实上仍处于草创期，其文体边界尚有待进一步明析确定，新诗成长过程中面对的问题也比较多，甚至可以说从来没有遇到如此大的挑战，不管是从诗歌生存和发展的土壤，还是社会精神与价值的架构都是如此。因此，从建构和建设方面入手，提出问题、寻找共识和出路，则成为举办本届新诗论坛的目的。新诗建设是一个始终流动的过程，而任何一次进入，事实上都只是对切面的一种测绘，局限始终存在且无法规避，这也就是说，我们要在承认局限的前提下，勇敢地直视和面对这些问题，通过交流和砥砺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而研讨会也正是在这样一个严肃指出问题、积极寻求对策的良好氛围中展开的，与会的专家、学者围绕着“诗歌教育与经典化”、“诗歌与时代生活”、“新世纪诗歌考察”和“诗歌审美的基本问题”等话题，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观点，进行了积极有效的对话和讨论。
　　诗歌教育与经典化
　　在首届新诗论坛关于经典化的讨论中，诗歌教育就是一个引发热议的话题，而第二届论坛在梳理新诗建设的基本问题时，仍然无法回避这样一个关乎百年新诗命运和未来诗歌经典构筑的关键性问题。通过对诗歌教育问题的思索和探究，很多学者已经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进行了行之有效的实验和推广，并且由此生发出对诗歌的阅读和传播、新诗合法性和经典化的深入思考，从而凸显出当前诗歌生态中诗歌和诗人本身仍旧存在的一些重要问题。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吴思敬认为，新诗主要是新诗教育和新诗研究两方面的问题，而新诗教育尤为重要。新诗教育不仅仅限于学生和年轻人，而是要面向全民的；为什么旧诗一直深受喜欢，这是因为古体诗的艺术形式和精神内涵与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民族气质有着比较好的继承，而这正是新诗所缺乏的，因此这就涉及普及新诗文体知识的问题。我们现在没有一个善于接受新诗的审美心理结构。而在培养诗歌读者和普及新诗诗歌精神的过程中，中学教师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层次，目前中学的新诗不成气候，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中学教师不懂新诗，因此就无法教授孩子们写新诗、鉴赏新诗。诗人、《诗选刊》副主编张洪波也提到东北师大附中请诗人给老师讲课、讲新诗，这方面值得借鉴。他还指出办刊物，尤其是和中小学生阅读相关的刊物对于诗歌的传播非常重要，他以《儿童文学》为例，认为这一发行百万册、影响广大小读者的刊物在发表诗歌方面很不成功，太缺少有力量、有内涵的“儿童诗”。
　　而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何平已经把诗歌教育付诸实施了，他以南京某中学高二年级的诗歌阅读为样本，推广了一个“读同时代的诗”的诗歌阅读的普及活动，他说中学对于诗歌的经典化有着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的新诗教育不包含教育界的诗歌教育，那么我们的新诗研究就会成为书斋里的一门学问。现在在我们教材里出现的诗歌，已经没有一首和现代大学生同时代的诗歌，因此他选了十四首和他们同时代的诗歌，选择了一些有可能形成新诗名句的诗歌。他认为读古诗和读新诗的区别，在现代的诗歌阅读中没有体现出来。汪政也认为我们的语文课本中有很多诗歌，但我们并没有把它们当做诗歌来教，也可以说我们的很多语文老师不懂诗歌，不适合教诗歌，不会教诗歌。因此如何进行诗歌教育，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关于新诗的经典化，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新诗研究所所长王彬彬教授认为，新诗的合法性与经典化既是互相冲突的，又是互为前提的。到现在依然有很多人认为新诗是失败的，新诗的合法性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没有这个前提，而去谈经典化就显得很矛盾，只有相当一部分作品经典化之后，合法性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新诗的经典化不够，缺少古典诗歌的优势。作家出版社编审、《当代国际诗坛主编》唐晓渡说，我们对新诗合法性的确认是和西方诗歌相联系的。朱自清曾说过，所谓新诗就是一种外文写的中文诗。我们对于新诗合法性的确认还是要回到中国诗歌自身。中国新诗的产生是和革命形式联系在一起的，它和古体诗歌是一种决裂的关系，然后有一种优越感。但日本的新体诗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中国新诗和旧诗之间的裂隙一直没有解决，由此导致一系列的问题的产生。《诗刊》编委、《诗探索》(作品卷)主编林莽则指出，中国新诗是有成绩的，但对它的认识和推介还不够，它真正的繁荣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现代新诗发展到现在变化很大，需要一种更好的、更新的方式予以研究。中国的诗歌虽然很热闹，但弊病和不足依然存在。比如一些老诗人的固守，知名诗人可读的诗歌不多，因此这就需要一种诗人的自我要求，对诗歌真正有一个深度的认知。边缘化和被边缘化，有很多自身的原因，古典理论没读过，西方理论读不懂，对中国诗歌理论的了解非常匮乏。因此应该更多地寻找诗歌和诗人本身的问题。
　　诗歌与时代生活
　　在一个诗歌越来越边缘化的时代，我们如何处理它与时代、与生活的关系，诗歌如何在一个转型巨变的时代成为塑造和改变时代精神的重要力量，这样一个“沉重”的话题也是此次研讨会讨论的核心内容之一。相关专家学者从诗歌的文化价值、公共性、大众化等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地探讨了这一问题，并极富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诗歌走向公共、大众的方法和路径。
　　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河南大学特聘教授耿占春敏锐地指出，当代社会人对自然的感受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而是跟更为复杂的生存有关。重塑感受力，需要诗人重新感受到这个世界的存在，回应眼下我们这个变动的世界。因此不能仅仅把诗歌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来理解，应该历史性地阐释诗歌的文化价值，经由诗歌、文学形成的非确定性和非规范性，从而把诗树立为关于个体自由、个体表达的特殊的信仰。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光明认为，诗歌之所以成为诗歌，不是在历史中发出历史的声音，不是在时代面前发出时代的声音，而必须在历史、现实当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诗歌之所以成为诗歌，它并不是作为一种历史的见证，它甚至不是一个历史的见证者，它必须和历史对话，提出自己对于历史、对于社会的感觉和想象。我所谓的自己发光，也就是在历史、时代当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而唐晓渡则直接面对诗歌的公共性发问，他认为诗歌和社会脱节，诗歌没有实现自己的社会责任，诗人没有承担他的社会角色，尤其在牵涉到社会正义、良知、苦难等公共问题的时候。他因此提出建构现代诗的“内在的公共性”意指：诗歌从一开始不只是一种个体经验或想象力的表达，或一门古老的语言技艺，它还是人类文明一个不可或缺的精神维度。成为启示性个人的诗人通过锻炼敏感、丰富而活跃的个体心灵，或者“在一念之间抓住真实和正义”，来实现自身的公共性。这是现代诗存在的自身理由，也是诗人不可让渡的自由；是他唯一应该遵从的内心律令，也是他作为公民行使其合法权利的最高体现。对于这一问题，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诗歌研究所研究员、《扬子江》评论编辑部主任何同彬做出了回应，他认为诗歌所谓的“内在的公共性”仍旧是缺乏公共性的，公共性作为启蒙的前提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艺术问题”，与其追求诗人或诗歌的公共性，不如先追求公民或政治的公共性，后者具有毫无疑问的优先权。在真正有效的公共空间形成之前，艺术的私人性难以彰显其可能作用于公共生活的积极功能。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福春以1949年作为一个新诗转变的切面，历史性地梳理这一特殊时刻诗歌、诗人发生的重大转变，涉及的同样是诗歌与政治权力对峙、博弈的关系，关切的仍旧是一个重建公共空间、公共性的问题。
　　中国作家协会《作家通讯》主编高伟则更为关注诗歌的大众化，他觉得诗人是一个非常热闹的群体，诗刊、诗社非常多，但诗歌始终没有一个很好的大众化的传播。诗歌的发展道路：一是诗歌要降低自己的身份，可以通过一些当下的公共事件来发出自己的声音；二是诗歌要通过扩大传播途径，真正地进入公共视野、公共空间。这一观点引起了江苏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副主任晓华的共鸣，她说身边很多的人在写诗，诗歌人口不少，诗歌的活动也很多，这都让我们觉得诗坛花团锦簇。但仔细一想，诗歌的根基在哪里？它到底有没有走进我们大众的生活？这都是值得思考的。很多人对于诗歌的理解非常肤浅，并没有真正进入诗歌。我们的诗歌依然是无根的。
　　新世纪诗歌考察
　　新世纪诗歌发展已经有十余年，这一期间诗歌创作的美学面貌和诗人存在的现实生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既在多元化、开放性、创造性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也在艺术认知、形式实验、创作心态、口语化、娱乐化等方面遗留下很多复杂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地辨析和纠正。
　　林莽说，在对当下文本的阅读中，一大批新诗的作者已走向成熟，一些新涌现的诗人有很高的起点。每年都有一些优秀的作品发表在各种媒体上。这标志着，中国新诗在经历了40年的探索之后，已经取得了不可忽略的成果。同时当下的诗坛依旧有着许多的弊病和不足，比如，一些多年的写作者依旧处于相当低端的艺术认知中；一些徒有其名的作者，依旧对某些编者和读者具有一定的蒙蔽性；一些自我膨胀者依旧招摇过市；一些似是而非的评论者依旧在人云亦云。我们的新诗艺术依旧缺少一个基本的认知基础，我们的公众诗歌教育依旧处于缺失的状态。
　　南开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罗振亚教授通过认真梳理新世纪诗歌指出，当下诗歌存在很多问题，第一是有分量的作家、作品太少。一个时代的诗歌是不是繁荣，要看它有没有相对稳定的偶像诗人；第二是很多诗人把创作当做一种艺术体验，或者当成实验场，这样就导致诗这样的写作是贫血的；第三是民刊、网络的发展，既藏龙卧虎，又藏污纳垢。民刊如火如荼的发展，发掘出了一些好诗的同时，一些伪诗、垃圾诗也浮出水面，网络诗歌的发展，虽然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诗歌的繁荣，但由于其写作的自由化和低门槛，导致诗坛的鱼龙混杂。最后一点是诗歌向娱乐化、大众化、消费化方向发展，媚俗化，导致诗性的大面积消亡。
　　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霍俊明觉得读当代诗歌非常疲倦，好诗非常多，但缺乏重要性的诗。如果说当下诗歌在许多方面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那么它最缺乏的是一种诗歌精神和诗人形象。为什么在新诗经典化时八十年的诗歌大量出现，我认为是它的诗歌精神形成了一种传统。而当下诗歌，让我们想象不到诗人有一种什么样的诗歌精神。中国新世纪的诗歌已经没有诗歌精神了，它可能也在你愤怒，也在控诉，但已经不能像当年的诗歌那样能够冲击我们的灵魂。当下的诗人形象十分模糊，离我们真正要承担的东西十分遥远。
　　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文学院副院长马新朝则是从“诗歌与体制”、“新诗与旧诗”、“诗歌与批评”、“诗歌与承担”等四个方面，全面地考察和分析了新世纪以来中国新诗的遭遇和生存现状，他认为民众对诗歌的关心和热爱程度，不是越来越好，而是呈下降趋势。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如此多的冷遇和误解。新诗经过诗人们近百年艰苦的探索，已经越来越自由和纯粹，更加接近诗的本体和本质，仍然有能力以自由和柔软之躯深入这个崭新时代的血脉之中去。
　　诗歌审美的基本问题
　　尽管新诗百年来的繁荣有目共睹，但在关于新诗的古今之争、美学倾向、语言、地方性、概念命名等基本问题上，还有很多内容需要进行更为细致的梳理和更为深入的探察，才能克服和避免一些审美认知上的盲目和混乱。
　　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人民文学》前主编韩作荣强调，当前诗歌创作应该复活母语、沟通中西诗学，他不赞同讲新诗与旧体诗分为两个源流。将两种诗体割裂开来，将新诗看成没有脐带的舶来品，是一种误解。新诗与旧体诗词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内在诗学结构、诗性意义的追寻，不同的只是外部形体、格律及音韵的区别。那些宣称与中国古体诗词一刀两断的新诗写作者，大抵是青春期反叛意识的表现，终有一天会认祖归宗。一些痴迷于现代意识的先锋写作者，近年来亦纷纷钟情于母语，寻求自己的语码，在古体诗词中探源寻根，这对中国新诗诗体的创建无疑是颇为有益的探求。
　　诗歌艰涩或晦涩的问题，一直是新诗诗上一个聚讼不已的重要问题，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叶橹对此进行了新的研究和思考，观点发人深省。他认为对于诗歌创作中出现“艰涩化”这种倾向，不能简单地认定是一种有意地背离一般人欣赏习惯或故意脱离群众，使诗歌走向“贵族化”的艺术行为。对于诗的艰涩所蕴藏的意味，应当从诗人的生存处境来加以探索。当下一些诗歌中显现出的艰涩之风，并不是像有的人所指责的那样，是故弄玄虚。一些进入深层次的对人的生存处境的思考，常常为一般人所忽略，甚至是这些人根本进入不了的境界。所以在面对一首显示着艰涩意味的诗，还应当以宽容耐心的心态来对待。
　　“张力”是现代诗学的重要范畴之一，是厦门城市学院人文学部教授陈仲义近些年诗学研究的重点，他认为在诗歌创作中“张力”是诗语活动中局部大于整体的增殖，诗语的自洽能力(即“自组织”状态)以最小的“表面积”(容量)获取最大化诗意。在这个意义上，“张力”是激活现代诗语的“起搏器”，是通达诗语最短却最有效的入径，更是衡量优质诗语品质的标杆与尺度。因而有无“张力”，是区分诗与非诗的主要界线。当然，“张力”是有限度的：一旦“张力”无限膨胀，多向之力互相抵消，最终可能变成“无用功”；“张力”过分“发力”造成乱麻式“叠加”，诗歌的审美流通必然受到阻隔。
　　“地方性”写作或“地域诗歌”是近几年较有成就的一种创作倾向，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何言宏就从对诗歌的“南方精神”的角度，对这一倾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解析。他认为“南方精神”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精神，是一种包括和体现于诗歌创作的主题话语、美学特征、诗学策略以及诗人主体的生存方式和精神姿态等诸多方面的精神现象。在当下中国的诗歌版图中，南方的重要性已相当突出。通过对一些诗人和创作现象的细致分析，他以为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的复兴，主要是南方诗歌的复兴，其中所必然携带与蕴涵着的南方精神的基本内容及其在当下中国精神现实中的特殊意义，无疑应引起足够的注意。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副教授、新诗研究所副所长傅元峰认为，当前新诗建设一方面要做实践性的工作，一方面要关注理论建设问题。新诗的理论建设目前最迫切的问题是“新诗”的概念问题。他认为“现代汉诗”作为一个时间论域的概念和“新诗”作为一个诗体的概念，其实它们存在着很多的混淆。新诗的理论建设必须窄化，窄化的策略就是回到新诗的“无韵”这样一个特征。“无韵”其实就是新诗的一个独特性，只有把白话诗放到“无韵诗”这样一个地位之后，它自身的诗体特点才会被反弹出来。
　　下午5时30分，“中国新诗建设：问题与对策”专题研讨会在热烈而融洽的氛围中结束，王彬彬教授在会议小结中认为，此次研讨会时机是恰当的、论题是丰富的、态度是严肃的、成果是积极的，在中国新诗迎接它的百年之际，诗歌的研究者们能够这样富有责任意识地探讨问题、交流经验、指出方向，这一努力必将有力地推动中国诗歌研究和诗歌创作的发展、繁荣。江苏省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张王飞作闭幕词，他代表江苏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主席范小青向与会的专家、学者表达了崇高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同时也向为这次会议付出了辛勤劳动的、给予了大力支持的太仓市文联、太仓诗歌协会、太仓市沙溪镇人民政府、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新诗研究所以及苏州三希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表示真挚的谢意。他认为“中国新诗沙溪论坛”是中国诗歌交流平台成功的典范，论坛一方面通过交流、砥砺，形成了对新诗的过去和未来的完整把握，展望和反思了新诗发展的希望与困境，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另一方面，在与地方政府的合作中，以太仓沙溪为核心和文化地标，以诗歌为媒介，已经逐步形成地域性的、传承性的、特色的诗歌文化传统和丰富的、高端的文化样貌，从而推进和带动太仓沙溪镇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