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育百年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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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04年，语文独立设科
    抗战时期，北大校长蒋梦麟在回想起幼时在私塾背诵经书的场景：“高声朗诵着不知所云的课文，一遍又一遍地念得烂熟。等到太阳不偏不倚地照到我们的头上时，我们知道那是正午了。先生让我们回家吃午饭，吃过饭我马上回到家塾继续念那课同样的书，一直到日落山才散学。”在他的眼里，这样的教育“简直像监狱”。伴随着保国强种的需求，清政府在回光返照的最后十年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新政”，落实在教育上的，即是1904年颁布实施的“癸卯学制”及大致同期废科举、兴学堂的教育改革。
    “语文”也在这一大潮中渐渐走出混沌，但当时的学科设置并未使用“语文”这个概念。出现在小学及中学学堂章程中的，与现在语文有关的是“读经讲经”与“中国文学”这两个科目，后来语文课程的发展及针对语文的讨论也多从此而来。语文教研界一般将其看作是语文单独设科的起点。
二、辛亥前后，语文教科书百花齐放
    辛亥时期，年轻的商务印书馆编辑陆费逵看准了形势，暗中开始筹划适于共和制的教科书。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中华书局也在同一天扯起了营业的大旗，陆费逵由商务编辑摇身一变为中华书局总经理。随着民国政府宣布废除帝制教科书，陆费逵先期预备好的中小学教科书迅速渗透进原先由商务独霸的市场。
    “五四”之前，商务与中华占据了教科书的大半江山。在中学语文教育里，前者的国文教科书有林纾(1908年)、吴曾祺(1908年)、许国英(1913年)版，后者有谢蒙(1914年)、谢无量(1917年)版。不过在学者孙俍工看来，“大都不外以下四种的文章：(一)《古文辞类纂》、(二)《昭明文选》、(三)《经史百家杂钞》、(四)唐宋各家的诗”。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宣布在国民学校国文改国语，商务凭借与蔡元培、胡适等人的良好关系在教科书市场抢得先机，将国语运动、新学制改革的成果以教科书的形式凝结在语文教学中。平民教育运动使得受教育人数有了持续的增长，也带起了教科书市场的巨大商机。
    众多出版机构共同逐鹿教科书市场，这使得语文教科书的色彩变得更加斑斓。早期“文选”、“桐城”的选文模式早已打破，白话文因普及知识的需要堂而皇之地进入课堂。
三、1920年，国语教育兴起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宣布在国民学校中实施国语教育。黎锦熙为商务印书馆编辑小学国语课本，选入了这样一篇课文，它讲述几位中国学生到日本后遇见同胞，但语言的障碍令他们形同两国人。幸好有文字还能沟通，最终“我们”知道了这位女学生是“中国”人，怅然而去。不懂“国语”就无法求得认同，似乎是这篇小文章试图“编码”进教科书的深层意义。
    概括来看，当时国文(古文)与国语的冲突很像是“民族主体性”与“国民素质”的冲突。一方面，是国家主权的危机，这需要民族认同感的提升，培植“国语”与“现代文学”，促进传媒(现代报刊)发展固然是塑造想像共同体的手段，但重新浮出固有的“国文”也不能忽略。20年代后整理国故对中学语文的影响，30年代后读经重现、文言文在教科书中比例回升，都是与这一思潮密切相关的。
四、1922年，学程制分阶段实现教学目标
    1922年9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学制会议，通过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并于1922年11月正式颁行。此学制称作“壬戌学制”。
    以杜威、孟禄为代表的美国教育思想对“壬戌学制”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平民教育”、“个性发展”、“生活教育”都直接写进了学制的七项标准中，在学制改革的带动下，1922年12月，各学科课程纲要出台，参与制定中小学国语部分的有胡适、叶圣陶、吴研因、穆济波等人。
    课程设置几乎照顾到了语文高级阶段所能容纳内容的方方面面。如当时著名的江苏省扬州第八中学在高中选科甲组(文科)中的学程设置是：第二年：文学概论、高等文法。第三年：文字学、修辞学、应用文。第四年，名学大要、文学史、美术文、群经大义。
五、1924年，《新著国语教学法》问世
    黎锦熙在中国语文教育史上的重要业绩是1924年出版的《新著国语教学法》。在这部著作中，他从形式和实质两方面详细地说明国语教学的目的，在语文形式方面，揭示了听说读写四项共通的关系，他批判地继承了我国传统的语文教学方法，并广采博取，引鉴国外的教育科学理论，总结国内语文教学改革与实验的新成果，设计了讲读教学的三段六步法(理解：预习，整理；练习：比较，应用；发展：创作，活用)。有理论架构，也有实际的“操作指南”。黎锦熙将语文教学分解成注音字母、读法、话法、作文、写字等几个教学单元，为这些基本训练做出了经验概括。
六、1930年，《中学生》创刊，课外读物与语文
    1930年，有感于青年读物太少，夏丏尊、叶圣陶、金仲华、顾均正这些从立达学园就在一起的朋友们围绕在开明书店周围，创办了一份名为《中学生》的杂志。它的使命是“替中学生诸君补校课的不足，供给多方的趣味与知识；指导前途；解答疑问；且作便利的发表机关”。常见栏目有：世界情报、科学拾零、美学讲话、文章修改、文艺竞赛……基本上都是与中学生成长相关的话题。
七、1935年，《国文百八课》出版，语文科学化
    1935年，叶圣陶与夏丏尊编辑出版了《国文百八课》。这套教材原计划编六册，每册18课，后来因为抗战只出了四册。它的最大特点在于“每课为一单元，有一定的目标，内含文话、文选、文法或修辞、习问四项，各项打成一片。文话以一般文章理法为题材，按程配置；次选列古今文章两篇为范例，再次列文法或修辞，就文选中取例，一方面仍求保持其固有的系统；最后附列习问，根据着文选，对于本课的文话、文法或修辞提举复习考验的事项”。也就是说，以应用语言学的知识统领整个教材，以文话为中心编织单元，从“工具”意义上注重循序渐进地培养语文能力。
    作为语文教材科学化的代表，《国文百八课》对后来的教科书编制影响很大。
八、1940年，《国文月刊》创刊
    1940年，任职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教授们主办了《国文月刊》，主编是著名学者浦江清，先后出任编委的有朱自清、罗庸、沈从文、王力、余冠英等。在创刊号的卷首语中，编者还特意提到“不想登载高深的学术研究论文，却欢迎国学专家为本刊写些深入浅出的文章，介绍中国语言文字及文学上的基本知识给青年读者”。
九、1949年，国语、国文更名为“语文”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按照叶圣陶的建议，不再用“国语”和“国文”两个名称，小学和中学一律称为“语文”。叶圣陶对此的解释是：“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
    1950年9月，国家出版总署编审局出版由罗常培、魏建功、吕叔湘、王泗原等编订的初、高中语文课本。编辑大意中认为：“说出来是语言，写出来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
十、1956年，汉语文学分科教学实验
    1956年4月，教育部正式下达了在中学及中等师范学校中实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的通知，一场全新的变革就此拉开了序幕。
    可惜的是，摸索中的文学课受苏联的文学教学法影响比较大，被讲成了繁琐的文学知识课、模式化的文学分析课；文学课与汉语课的教学任务也没能很好地结合。汉语课同样存在问题，教学语法体系固然完备，然而忽略了学生的接受问题，忽略了叶圣陶早在40年代初就曾说过的，“要养成读写的知能，非经由语文学和文学的途径不可”。再加上“左”的影响及师资问题，试验一年半即被停止。
十一、1959～1963年，语文教学问题讨论
    1959年，中央教育工作会议决定以语文为重点学科，要求各级教育领导部门抓紧语文教学改革，提高语文教学质量。为此，全国开展了有关语文教育问题的大讨论。讨论主要围绕两主题：1.语文教学目的任务；2.怎样教好语文课。
    1961年，《文汇报》发表社论《试论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对讨论进行了总结。社论指出，“语文，归根结底是一种工具”，“语文教学的任务应是：使学生正确、熟练地掌握与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培养与提高学生的阅读与表达能力，并通过教学内容的教育与感染，培养学生具有正确的观点，健康的思想感情和高尚的品德”。
    这场讨论还提出了“加强基础知识教学和基本技能训练”等主张，上海语文教育界把“加强双基”具体概括为“字、词、句、篇、语、修、逻、文”等。这场大讨论的成果迅速反映在1963年的《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中，对当时的语文教学和以后语文教学的改革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十二、1966年，政文合一的语文
    1966年，在教育部党组《关于1966～1967年学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指导下，政治和语文合一，教材中应多多“选读文化大革命的好文章和革命作品”。
十三、90年代末，文学教育回归
    1997年11月号的《北京文学》注定在语文教育史中无法被遗忘。本期刊发的一组文章(邹静之《女儿的作业》、王丽《中学语文教学手记》、薛毅《文学教育的悲哀》)以“忧思中国语文教育”为题，试图道出语文教育中的沉疴。以此为起点，越来越多的杂志加入到语文讨论中来。世纪之交，又有王丽编《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孔庆东等编《审视中学语文教育》等论文集出版，语文教育界一时热闹非凡。
    60年代初的语文大讨论主要是语言学界在发言，在高涨的政治热情下，如何让语文回归语文是当务之急，那时文学还不成为一个问题。这一次的参与者主要是文学界的学者或是作家，面对消费社会对精神的侵蚀，面对机械的语文教学，面对标准化考试对文学的肢解，文学界不再沉默。
十四、新世纪，“语文”将会是什么样?
    1999年6月，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要调整和改革课程体系、结构与内容，基础教育改革拉开了序幕，各科教学大纲也随之开始修订。2001年，《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义务教育阶段颁行。截至今年，新课标在实验区已经有毕业学生。
    从教育部新课标跟进项目的调查报告来看，一线教师普遍欢迎课改，但对于如何把握语文新课标所界定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的确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老师找不准方向。如何将新课标的一些概括，诸如“语文素养”、“语文实践”落实，仍需进一步的科学研究。
    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目标来看，改变知识本位、学科本位，提倡学生主体，课程管理适当放权，改革评价机制，这些以往困扰我们已久的问题都已被提出来。在当下大的时代背景下，“语文”将会，什么样，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担当的使命。    (章奇摘自《书城》2004年第9期，蔡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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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烈荣：百年语文教育的历史经验

语文学科从古代经学、史学、哲学、伦理学的混合教育中分化出来，成为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独立学科，可以说是从1903年清政府洋务派废科举、兴学校、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而开始的。百年的语文教育史，虽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也有一些认识是统一的，并形成了共识，成为历史经验。

经验之一：

识字——语文教育之根。

汉字，伟乎壮哉！

在中国文明的浩浩历史长河中，多少发明和创造曾经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而在这些卓越的发明和创造中，汉字的产生应当说是其中最璀璨的一颗明珠。

几千年来，汉字对保存、传播和发展祖国的优秀文化起了巨大的作用。我们现在能够研究古代的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历史、文学、艺术、教育等方面的成果，是与汉字记录了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些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分不开的。汉字记载了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传播四方，流传至今，成为人类的宝贵财富之一。

汉字不仅使历史悠久、地广人多、方言分歧、各族语言不同的中华民族能用书面语言交流思想，为维护、加强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有着重大的作用，而且汉字也是世界通行文字之一，这对于我国与许多国家的交往和文化交流，有着重大的意义。

汉字，目前仍然是我国的通用文字，是我们交流思想、记载和传播文化科学技术的重要工具，它对于我国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言以蔽之，汉字是传播与发展民族文化的利器，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民族团结的磁场，是祖国统一的象征，它的伟大历史功勋不亚于万里长城。可是，一个多世纪以来，许多人对汉字的认识是片面的，单纯强调了它的难学、难写、难用的某些因素。另有一些人，受历史的、政治的因素影响，还有一些“汉字落后论”、“汉字无用论”、“汉字消亡论”等不正确的观点，甚至有人还说出“汉字不废，中国必亡”的话来。然而，汉字却以它的博大胸怀和顽强的生命力，与祖国的民族文化紧密结合，雄辩地证明它是世界上最成熟的文字之一。

说识字是语文教学之根，原因有三：

1．从我国教育发展史来看，启蒙教育总是由识字教学开始的。据《周礼》记载：“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其后，汉有《急就篇》，梁有《千字文》，宋有《百家姓》和《三字经》。这些儿童识字教材，宋、元、明、清都是颇为盛行的。足见多年以来，儿童入学之初，总以识字为先，然后开始阅读与习作。

2．从小学语文教学内部结构来看，识字是为读写打基础的。不识字便无从读写，儿童识字识的不多，或不巩固，阅读书面语言就不能扫除“拦路虎”，培养阅读能力便难以实现；同样，儿童由于受识字的数量与质量的限制，运用书面语言就不能越过“文字关”，培养写作能力也会变成一句空话。只有认识足够数量的常用汉字，掌握一批常用词语，才能为读写训练奠定牢实的基础。

3．从发展儿童语言和提高儿童的认识能力来看，识字又是吸取知识、开发智力的前提。儿童在学前阶段，已经基本上掌握了口头语言。入学以后，他们开始学习字、词，逐步实现口头语言向书面语言的过渡。书面语言材料的基本单位是词，而词又是由一个一个的汉字所组成。学习字词要求语言视觉分析器加入到第二信号系统的活动中去，引起过去在口语中只有语言听觉分析器和语言运动分析器的改组。识字不仅要会认，会听，会讲，还要会写，这样，便促进语言视觉、听觉、动觉三个分析器彼此活动上的协调统一，从而提高了内部语言的能力。词是表示概念的，词又是和句、段、篇联系着的，认识字词，对于理解和吸收知识，增进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开发智力，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总之，识字教学关系到儿童的认知和生理心理发展，关系到学生后续能力的发展。识字教学既是语文教育的基础，又是整个教育和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础。

为此，探索识字教学的坦途是我国自古以来历代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事业。尤其是上个世纪末，识字教学研究异常活跃，识字教学流派多达二十几种，诸如随文识字、集中识字、注音识字、部件识字、循环识字、韵语识字、字理识字等。此外，在全国召开了三次识字教学研讨会，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喜人局面。这充分说明中国历来非常重视识字教学，识字乃语文教育之根。

经验之二：

涵泳——语文教育之本。

何谓“涵泳”？“涵”，《辞海》的解释是“沉浸”，“泳”，自然就是游于水中。“涵泳”一词在中国古代语文教学言论中经常出现。朱熹说，学者读书，须要敛身正坐，缓视微吟，虚心涵泳，切己省察。陆象山说：“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未晓不妨权放过，切身急要细思量。”崔学古说：“凡读文亦可略仿读书法探读数篇，篇只求明，不先求熟。明则自然易熟，明后复讲完篇。或正在读时提一句，责令自讲。讲后再读，熟后再温，得趣全在涵泳。”曾国藩说，涵泳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泳者，如鱼之泳水，如人之濯足……善读书者，须视书，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庶可得之于意之表。四位先哲语录中的“涵泳”，意思是一样，即身临其境，熟读成诵，细细品味。

“涵泳”是我国古代传统的语文教学方法。

“涵泳”的第一个要义是多读。石天基在《训蒙辑要》里记录了学塾中一天的教学活动：黎明齐集学堂，然后各就其位读书；已刻写字；傍午由先生授书一段；下半日专门用于读书；薄暮或歌诗、或不歌诗。读书的时间占了一半以上。可见多读不仅仅是强调，而且确实得到了落实。

“涵泳”的第二个要义是熟读。唐彪在《读书作文谱》中说：“读书须将本文读熟，字字咀嚼令有味。”熟读有什么好处？姚鼐在《与陈硕士书》中指出：“大抵文字须熟乃妙，熟则利病自明，手之所至，随意生态，常语滞义，不遣而自去矣。”文章读熟了，才能体会到妙处，的确如此。

“涵泳”的第三个要义是思索。朱熹在《朱子学的》中说：“读而未晓则思，思而未晓则读。”在《读书之要》中又说：“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之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边读边思，边思边读，读和思交织进行。熟读是深思的依据，不深思就得不到书中情味和理趣。

“从容涵泳，自有无形之益”（李新庵《训字良规》）首先，涵泳有利于语言的积累。一篇文章在弄清立意布局的基础上，细细玩味，其语言的神韵、理义，必然深深印入脑海。由于语感的作用，到铺纸濡墨时，恰切的词语和句子就会呼之即来。“胸藏万汇凭吞吐，笔有千钧任歙张”就是这个道理。其次，涵泳有利于对文章的整体把握。只要反复讽诵，潜心琢磨，即可明达文义。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就是这个意思。这种教学方式体现了伦理型文化朴素的整体观念和直觉体悟的思维方法，它把综合作为认识的起点和归宿，避免人为分割所造成的认识局限。再次，涵泳有利于规范学生的语言。严格地说，绝大多数学生的语言是不准确的。在背诵过程中，学生通过反复诵读书上的规范的语言，潜移默化地进行吸收，久而久之，原来不规范的方言土语及不良的语言习惯必然逐渐地被规范的书面语所代替。

综上所述，语文教学贵在“涵泳”。

现在，不少语文教师误认为上语文课就是要讲。一篇不长的课文，一讲就是两三节，作者介绍、时代背景、段落大意、主题思想、写作特点，没完没了，课文被冗长的分析支解得支离破碎，这种掰开、揉碎、嚼烂的教学，挤掉了学生读书的时间。“还我琅琅读书声”，对于课文中一些文字优美、情感强烈、意境深远的精彩片断和重点章节，一定要指导学生真心读懂、读好、读透，把一个个词、一句句话、一段段文，化为有声有色的事，有血有肉的人，丰富多彩的景，真挚感人的情，让学生在琅琅的读书声中受到熏陶，培植语感，吸取课文中丰富的营养，在熟读中获得记忆。一课书教完了，一定要把是否读熟，该背的是否会背，作为评价教学成败的首要标准。

经验之三：

自得——语文教学之道。

早在2000多年前，孟子就主张“学贵自得”，他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现在重温孟老夫子这段话倍感亲切。孟轲认为：人们在学习上必须作主观的努力，具有不断要求深造的意志，同时又能积极自觉，以求自得，这样才能对于所学的东西有透彻的理解，而又能巩固地掌握，逐步积累起来，变成自己的知识财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自得”用现代的话说就是自学。自学对人的发展至关重要。叶圣陶先生指出，学会了自学的本领，养成了自学的习惯，将来离开了学校，才能在工作和生活中不断自我充实，自我修养，成为有益于人民的人，有益于社会的人。

我们所面临的时代，是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社会知识化的时代，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有人综合估计，全世界的知识总量每7年到10年就翻一番，从这个意义上说，庄子的话很值得回味：“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为了解决“生也有涯，知也无涯”的矛盾，培养语文自得能力则是一条最好的出路。国外的统计资料证明：发达国家1976年的大学毕业生，到1980年，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就有50%陈旧、老化了。我们的学习目的是为了不断地吸取新知识，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需要。这样，学习目的和知识老化就构成了矛盾。而解决这一矛盾的最好方式，乃是掌握方法，增强自得能力。有了自得能力，即使知识更新了，走向社会了，也能适应新形势，为社会做贡献。

自得能力是一种多种心理机能参与的综合性的能力，包括观察力、记忆力、注意力、想象力、思维力等能力因素。它本身属于一般的学习能力的范畴，但在各个学科领域，又有它特殊的体现。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学生自得能力结构应由下列9个方面因素组成：（1）使用工具书的能力；（2）理解题目的能力；（3）分段、概括段意的能力；（4）根据文章主要内容，理清作者思路，提纲挈领，提要钩玄的能力；（5）捕捉中心句或概括文章中心的能力；（6）读懂并找出课文中的重点词语、重点句子、重点段落的能力；（7）仿写的能力；（8）提出疑难问题，并试着作解的能力；（9）做读书笔记的能力。上述语文自得能力，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不可能在一朝一夕或在一篇课文、一个年级内就能达到的，而必须在整个小学阶段逐项落实，循序渐进地培养。

要想增强语文自得能力，应该怎样去做呢？第一，要善于保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这是培养自得能力的前提。第二，要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兴趣是学习的原动力。针对儿童年龄特点，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是培养自得能力的先决条件。第三，要教给规律性的知识，使学生掌握自得的方法。学生自得过程，实质上是凭借一定的知识，运用正确的学习方法和思维方法，解决学习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将未知转化为已知的过程。因此，教给规律性的知识，使学生掌握学习方法，可以促进自得能力的形成。第四，要培养自得习惯。学生有了初步的自得能力，必须反复实践，以养成自得的习惯。只有在养成了自得习惯以后，才算真正具备了自得能力。

经验之四：

生活——语文教育之源。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语文教学的“源头活水”便是生活。这是由语文学科性质决定的。语文是在生活的广阔天地里频繁运用的重要工具，语文的社会性决定语文与生活同在，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社会生活的外延相等。人们就是借助语文来参与生活，同时在生活中使自己的语文能力得以发展。人一旦脱离了社会生活，头脑就会空虚，思想就会枯竭，其语文能力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如果学生与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隔绝，只坐在四壁合围的教室里，把眼光死盯在篇幅有限的课本上，一味接受枯燥乏味的语文训练，恐怕很难求得突破性的进展。

如果我们把社会生活中的语文学习同课堂上的语文学习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它比课堂上的语文学习机会要多得多。从空间方面说，它以社会为课堂，因而学习范围大得多；从时间方面说，人只要进行社会语言交流，无时无刻不是在学习语文与运用语文，因而无所不在；从内容方面说，它包含了人的整个社会生活和社会语言实践，因而丰富多彩；从形式方面说，不但有听、说、读、写、思，而且有视听结合、图文并茂、生动直观的特点，因而灵活多样。难怪吕叔湘先生说：“语文课跟别的课有点不同，学生随时随地都有学语文的机会：逛马路，马路旁边的广告牌；买东西，附带的说明书。到处都可以学语文。”这真是“天地阅览室，万物皆书卷”。为此，我们说教室的四壁，应是多孔的海绵，不该是水泥的隔离层，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语文教育资源，引导学生从“鸽子笼”飞出来，在广阔的社会大课堂里探求知识，历练本领，陶冶情操，修养品德，发展个性。具体说，应当丰富三个“生活”：

1．丰富学校生活：开展课外阅读

课外阅读是学校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它与课内阅读训练积极配合，成为课内阅读的延伸和扩展；另一方面，它是课内阅读的“法式”在实践中的应用。这项活动开展得好，可以巩固学生课内阅读的成果，扩大阅读领域，提高阅读能力。同时，课外阅读也是开拓学生视野，发展学生智力的重要途径之一，语文教师应当高度重视，并进行有效的指导。

2．丰富社会生活：进行假日旅游

在我国广袤的国土上，有波浪连天涌的长江，有远上白云间的黄河；有“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的泰山，有“气吞云梦泽，波撼岳阳楼”的洞庭；有“千里莺啼绿映红”的江南景色，有“翰海阑干百丈冰”的塞外风光。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不仅有美不胜收的自然景观，而且有丰饶富足的天然资源，历史悠久的文物古迹和丰富多彩的民情风格。有条件的家庭，家长可以利用节假日带领孩子外出旅游，这样可以开扩视野，丰富知识，增加见闻，提高修养。

3．丰富家庭生活：重视影视学习

电视是一种视听兼备的大众传播媒介，它不仅图文并茂，而且声色俱全。电视既是宣传教育的工具，又是娱乐消遣的场地，从“大语文教育”观的角度讲，电视也是语文学习的课堂。引导学生有目的地收看电视，可以及时获取各种鲜活的语文信息，接受语言训练和文化艺术的熏陶，培养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语文整体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