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离共产主义社会最近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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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离共产主义社会最近的城市
作者： 特约撰稿 黄章晋
南方周末2008-05-08






两年前的夏天，我在北京声名狼藉，只能南下深圳投奔一家声名狼藉的杂志。我像个即将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倒霉蛋，朋友们的送行酒，吃了整整两周。

是啊，北京是座多么美好的城市，全世界有自己思想体系的人，百分之八十都住在北京五环内，为我难过的朋友，好多就是中国民间意见领袖，他们咳嗽一声，石家庄的人就安静下来，他们右手食指缓缓举起，BBC的话筒就立即伸到嘴边。在北京，每天看上去都有重大事件发生。我是新闻民工，却离开历史的现场。那些将来在纪录片中高高举起的手，轻轻搭上我的肩，那种无言的悲怆呵——是的，在中国，还有比深圳更声名狼藉的城市么？

邓公九二年南巡讲话之前，各类报纸经常揭露深圳的真实面貌：一座靠走私发财的城市，一座靠全国资金堆积起来的城市，一座寄生在社会主义肌体上的殖民地城市。

再后来，中国底层的代言人、中国的民间良心梁晓声说，深圳是座拜金主义的、物欲的、道德沦丧的、文化沙漠的、色情泛滥的城市。他死也不会去那座城市看上一眼。

那时，“深圳”二字容易要我想起“南斯拉夫”。当年铁托跟斯大林同志闹翻，《真理报》这样介绍这个国家：劳动人民重新被西方资产阶级剥削奴役的、政府成为西方买办代理的、反苏反社会主义的、一个到处是警察和监狱的、一个离共产主义最远的国家。

后来，我们知道，原来当时世界上离共产主义最远的国家是苏联。南斯拉夫说的才是对的。

在吃上，虽然北京人有非凡想象力，能把任何原材料变出你意料不到的难吃，但他们大都还有公正的舌头，他们该承认，深圳若自称天下美食第二，那除了广州，就没人敢自居第一。在深圳，凌晨四点上街溜达，不要说满街烤串、鲜榨甘蔗，你就是想要买全套虎骨和一打藏刀，都不用走上二十分钟。如果还要举深圳的优越性，那就是服务业惊人的价廉物美了，当然，其代价是城中村的大量存在，北京人可不喜欢乱营营的城市。这种生活的方便，对天生热爱首都井然、有序风貌的北京人来说，并不值得羡慕。

余下的，就是深圳的操蛋之处了。但也没传说的那么坏。比如深圳的犯罪率，从我的家乡开始严打，深圳就沦为全世界犯罪率第二的城市——比起深圳，犯罪之都广州离湖南更近。不过，我真没在深圳看到一个小偷一次抢劫，未必我真的像落单的砍手党？

深圳的文化沙漠，我也没太觉得。一位北京土著朋友，每次一定要我承认香港是个文化沙漠，承认“文化”一词当然只能附丽于“北京”二字之后。至于深圳，连香港的伪军都算不上，至多保安，提它干嘛。不过，深圳有帮业余爱好经济学的朋友，我很喜欢他们。他们的爱好，出于智力过剩和吸引美眉的需要，是全国最纯粹的，我获益良多。他们经常请我吃饭，却从不打听北京动向，北京的文化人肯定不喜欢他们。

不过， 深圳我最不喜欢的，是全市所有报纸杂志竟然被集中在一栋楼，这样的环境，当然不会有外地新闻人投效，不会形成所谓的媒体圈子。当然，深圳凡事只能当老二，当时有个上海，报纸上你甚至看不到发生过车祸。我呆的那家杂志好歹远离那幢新闻大楼几百米，吸引我来此的福利——免费住房，其潮湿阴暗令人印象深刻，我的衣服必在办公室呆到中午十二点才会被体温烘干。

深圳最要人受不了的是它的无趣。它的无趣，甚至我都总结不出几条可说的东西。出机场，一上出租，的哥就要你系上安全带，半路有人超车，的哥只是安静地向右稍打方向盘，然后，你知道他是外地人，他知道你是外地人，再然后，没了。北京的日子可不是这样无趣：你系上安全带，的哥右手一挥“嗨，那玩意儿……”，大度地原谅了你的无知，你立即觉得用根皮带把自己绑起来确实很没见识，如果验明你北京人的正身，其他出租想超车，你会听到赵忠祥老师醇厚的声音“傻—逼！”，然后是他别转头，目光热切地邀请你加盟，若你是外地人，那你算是遇见博导了。

这个时候，我是多么的怀念北京。

深圳是一个由外来淘金者组成的城市，这个城市的一切都只与他们自己有关，没有历史、没有前人，一切都是自己双手所造，他们对城市的骄傲自然也最纯粹。最早到深圳的人，并非后来那样有如此多的高学历高素质人才，多是在故乡、在原单位不那么受欢迎，甚至混不下去的角色——他们在此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深圳。世界上哪里还有比他们更骄傲自豪的市民？

像北京，他们的骄傲是大元、大明以及大清朝在此建都，占了他们的房子，抢了他们的女子，每来新的占领者，都是他们第一拨出来摇旗欢迎，每垮台一个旧的政治集团，都是他们第一拨上街敲锣打鼓；在上海，他们的骄傲是“1931”殖民地的见多识广，洋鬼子的毛胸膛、白俄妓女丰肥的大腿，他们最先领略过。

深圳人的骄傲甚至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深圳的确没有北京、上海那么多有特色的著名的酒吧，但北京、上海的酒吧如此发达，仅仅是因为在他们城市的夜晚，普通的人们实在无处可去，所以造出了那么多矫情的、意淫异域风情的酒吧，而深圳不然，这个城市各个角落都分布着免费的花园绿地，深圳原本就没有那么强烈的酒吧的市场需求。

很多人以为，中国真正的市民，最早只产于上海一地，而北京只有皇民，这话的确不错。但上海市民对民生问题的计较范围绝不超过自家楼道，一出门遇见戴红袖标的老头老太就缩了回去。上海的市民，在人格上是理性经济人的啮齿动物版。外地人到了上海，很快也会细细碎碎地啮齿化，就如外地人到了北京后，迅速变成围观群众一样。

而深圳的伟大之处，恰在于它没有文化。体制内的冒险者、刚出校门的梦想者、偏远地区的心有不甘者，汇集成了深圳市民，他们的年轻，他们的受过一定教育，他们的野心勃勃，他们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最后沉淀成在大陆范围内格局和意识最完整的市民。他们说普通话，不是只关心宏大政治的北方人，也不是只算计针头线脑的南方人。

比起最善于算计个人得失的上海人，他们关心的范围远远超出了自己小区，超出了同业群体，深圳人比上海人高明之处在于，他们知道“利益”前必须有个“权”字，无“权”则无“利”。比起关心世界命运的北京人，深圳更知道这种关心如何落实。深圳其实是北京一个很好的搭档，因为全中国的意见领袖都住在北京，深圳人只好当群众打打下手了，他们做得不错，深圳是志愿援助贫困地区义工和教师最多的城市。很有可能，深圳是中国唯一一个响应志愿活动者远远多于所需名额的城市——而且也可能是政府对这些志愿者没有政治回报的唯一城市。类似的例子可以举很多，譬如献血，深圳也是全中国义务献血最多的城市。

在各种场合布道高谈民主、自由、开放等字眼的人，统统跑到北京去了，而社区维权、社区组织建设等能体现公民自治自发能力的躬行者，大都集中在深圳。推动社会进步的上游思想资源也许产自北京，但最有资格以行动成为为中国社会进步贡献最多的城市，一定是深圳。

深圳人经常也抱怨本地官员腐败，抱怨社会不公，但你若附和总结说深圳也不怎样，他们会认真地告诉你，深圳固然有种种不如意，但在中国，深圳是最公平、最平等的城市。深圳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可以创造大量一夜暴富奇迹的城市，但它一直在延续另外一个奇迹：在别的地方，关系是第一生产力，在深圳，吃苦和努力才是你通向成功的通行证。

当然，会有人说，深圳一座没有归属感的城市，不是自己的家乡，这是句废话，因为在任何一座远离亲人熟人的异乡发展，你都可以说它没有归属感。

深圳是最不虚伪，当然也最赤裸裸讲究利益的城市，它最早的市民曾用最直白的回答——“我们就是为了挣钱”，令共和国最杰出的三位演讲家和青年思想教育家当场下不来台。这个城市疯狂地追逐财富，然而，它并不只追逐财富，深圳是中国政治口号最少的地方，是道德说教最少的地方，但这个城市的居民，整体上却是中国最具社会公共意识和道德修养的居民。

你看，中国最资本主义的城市是深圳，如果要搞中国离共产主义社会最近的城市评选，中国还有哪个城市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水平能与深圳相比？

这个问题，值得北京人好好研究一下。

虽然深圳没有大学群落、没有遍地开花的讲座、没有随时跟着海外记者的意见领袖，他们只能搞成遍地开花的扁平化的各种小团体。我的每个深圳朋友一听到北京文化人的藐视和诋毁就面红耳赤，可惜除了面红耳赤外，他们讲不出任何可以带上“lism”的词儿为自己辩护，这是深圳人最有趣的时刻。

我知道，写到这里，我已经把深圳变成一个有了过多政治解读意味的符号，而且，今天的深圳多少已丧失了当年可以在各方面成为改革领先者的地位，它正令人失望地日益内地化。好吧，我就讲我听来的唯一一个深圳故事。

六年前一个晚上，一个人到自动取款机提款，发现刚走的女孩忘了取卡，卡上有四千元，他全取了，回家，坐卧不宁。第二天，他连卡带钱交给银行，嘱他们找到原主。那是一个“看上去情况不怎么好”的北方中年男子，他说，他缺钱，但这四千元会要他不安，他相信自己能成功。失卡人是我的同事，四千元是她全部存款。她说她特别理解那个人，多年来，她一直希望命运眷顾那个拾卡人。

两年前的冬天，我回到了寒意凛凛的北京。

今天，我再次追逐着奥运火炬来到这座我时常怀念的无趣的城市，这座年轻而浅薄的城市，与北京等北方城市有着如此显著不同的气质：每一幢楼都不是向四周扩张以挤占更多的地皮，而是尽力向上生长，一座茁壮的森林般生长着希望的的城市。

那些像下人来人往，挥舞着的小红旗的人群中，是否有那个退还了四千元的无名者的笑容？

无论如何，我祝福深圳，祝福生活在离共产主义社会最近的城市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