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贵：人才与口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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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贵：人才与口才

人才史话：人才与口才     在我国古代，嘴上功夫了得、擅长折冲之道的人，通常叫说客，或称之为纵横家。充当说客的人，不但谈锋凌厉，而且绝顶聪明，尤为具备临场发挥的机智。历史记载的那些伶牙俐齿的说客不胜枚举，如晏婴、毛遂、苏秦、张仪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孔子的学生子贡，他不过偶尔做了一次说客，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功效。     春秋时期齐国的大臣田常，准备借攻打鲁国来扩张自己的势力。孔子得到消息后，派得意门生子贡前往齐国进行外交斡旋。没想到，在子贡极力说服田常的过程中，吴国、越国、晋国的利益陆续牵涉了进来。不得已，子贡只好一路奔波下去。游说的结果竟然一举数得，不仅让鲁国得以保全，还促成了齐国乱、吴国亡、晋国强、越国称霸的联动效应。用司马迁的话说，“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当然，子贡的成功，靠的是充分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但这口舌之功确也不可小觑。     口舌之于人，不仅是饮食吐纳、社会交际的工具，也是谋求生计、施展抱负、开创事业的本钱。事实上，不论过去还是今天，能说会道的人总是受欢迎的。就拿如今选拔公职人员的程序来说，笔试之后有面试，而面试成功与否，很大程度取决于敏捷的思辨应对能力和流畅的口头表达能力。     人们之所以看重口才，除了它具有功利层面的优势外，还因为它能发挥物力难以发挥的作用。口舌的威力有时胜过拳脚，优于刀枪。有道是“一人之辩，重于九鼎大吕；三寸之舌，强于百万雄兵”。古时张仪、苏秦者流，正是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思辨劝谏，拜相封侯，“不出樽俎之间，折冲千里之外”，将口舌之勇演绎到极致。即便在今天，因口才好而使事业如虎添翼者也大有人在，如李肇星、白岩松、易中天、马云、俞敏洪、金一南等。口才不仅能增强思辨力、说服力，扩大影响力，而且也可以转化为生产力和战斗力。     但是，在口才与人才问题上，我们应坚持两点论。一是不能把擅长辞令的人都说成是耍嘴皮子的。能说会道不等于油嘴滑舌，能言善辩不等于巧言令色。言论虽属务虚，但也不见得就是空谈，否则何来“言之有物”、“一言兴邦”呢？作为语言表达能力，口才本身并不具有道德属性，关键是看什么人用，用在哪里，如何运用。二是不能过分崇仰口才，倚重辞令。中国演讲学教授邵守义认为，是人才未必有口才，有口才必定是人才。但如果唯口才是举，以汇报取人，就会在用人问题上产生误导，让那些夸夸其谈的人钻空子，使那些埋头苦干的人受冷落，以至于华而不实之风盛行。仅仅是因为一次工作汇报，就受到前来调研的领导赏识，不久后擢升要职，从此青云直上。这样的事例发生的几率尽管不高，却也不是个案。因此，选拔任用干部要坚持德才兼备，重口才不惟口才，选口才也选干才，既要看表达能力，又要看实际能力，更要看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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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超：汉字：“品”之漫谈 品智生活·汉字：“品”之漫谈     “品”字看似平凡，却与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名词来用，物有物品、有商品、有废品；当形容词来用，人有人品、官有官品、书有品相、器有品格；当动词来用，有品读、品味、品尝、品评……《说文》中解释道：“品，众庶也。从三口。凡品之属皆从品。”凡属品之范围，皆分好坏、分高低、上中下、左中右，众品之差异，形成“品”之本质。     我国古代传统哲学倡导“和而不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意为不同的元素相互融合，才能产生新的事物并促进其发展；同一种元素重复相加，则万物不得进展。品之各异，才有“和谐”之美。乐器之所以发出悦耳之音，正是由于品格的不同；人之所以会对物体爱憎有别，正是由于品味相异；治之所以稳定和睦，正是由于官品分配之合理。《左传》有论“和”与“同”，“和”是“以他平他”，“同”是“以同裨同”。如若在水中加同样的水，味道还是平淡无奇；如若弹奏相同的音调，不会产生曼妙音乐。不同的“品”之间相互协调，配合有序，流转正常，方有“和谐”之韵味。     人亦相同，“品”是一种处世准则，是一种观世态度，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要把“品”放在重要位置。俗语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生长在不同环境的人，因为不同认知、教育影响，形成不同的特征、品格。不同品格的人有不同的观点，观点之异是矛盾之源。这时，就应该秉承“泰山不辞土壤，故能成其高”的作风，以包容之心，纳他人品格之不同，才能化干戈为玉帛。     就人品而言，有品格之不同，也有品德之差异。好的品德有“冰壶秋月”之纯洁、有“苍松翠柏”之正直、有“冰魂雪魄”之清明。孔子曰：“君子忧道不忧贫，”健全的品德是君子之风格，是成事之关键。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对人对事，品德居首位，才干次之，有才无德是庸才，有才有德是良才，用良好的品德武装自己，才能做到志高才重，成为国家、社会有用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