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中国式的现象学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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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中国式的现象学评述                       ——评张德明专著《新诗话·21世纪诗歌初论》
                                 苗雨时

新诗话，这种独特的批评模式的提出与创构，并不是偶然的、人为即兴式的，而是有其历史需求的必然性。它因应了21世纪中国诗歌发展的态势和现状。回眸上世纪末20多年的诗歌演变，我们会清晰地理出它的脉络，那就是潮流的此起彼伏、呈梯队式、方阵式行进：现实主义回归，朦胧诗崛起，新生代反向推进，9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论争，等等。跨过世纪之交的节点，诗歌彻底告别了单调、单一，而呈现了多重色彩、多种声音的驳杂与喧哗。特别是进入了网络时代，绝对的自由书写，充分的个人生存空间，更使整个诗坛形成了多元并峙、多义共生、甚至异质混成的繁茂局面。如果说，上世纪的诗歌批评还比较容易给一波又一波的诗歌浪潮命名的话，那么，到21世纪，面对诗歌无潮流、多样态的泛滥与漶漫，以及诗人各自跃动、混乱发声的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景象，诗歌批评就感到了观照的无力与茫然。因为任何一种界定，无论是现代主义、先锋派，还是后现代，都无法做到完全准确的梳理和概括。批评滞后于创作，在创作面前批评缺席或失语，考验着批评家的见识、魄力和智慧。在此种情势下，新进的批评家张德明先生通过对当下批评状况的考察与反思，发现了传统批评模式的陈旧性和无效性，那种缺乏生命感悟和体验的、搬弄理论术语的、僵硬而封闭的三段论式的批评，既脱离诗歌写作现场，也疏远了广大读者受群。有鉴于此，为了纠正这种弊端，他经过深入思考、反复探索，决定从中国古代诗学的丰富宝库中，启用“诗话”的形式，来充实和变构批评话语，以“新诗话”的样态创建一种新的批评话语模式。
“诗话”，是中国传统诗学特有的一种批评样式。其肇始于宋代。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是我国最早的诗话著作。所谓诗话，宋许顗在《彦周诗话》中说：“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现代学人朱光潜在《诗论·抗战版序》中，对诗话做了更为浅易、平白的解说：“诗话大半是偶感随笔，信手拈来，片言中肯，简炼亲切，是其所长。”总结古代诗话的诗歌批评，有如下特点：
1、审美的直觉思维和顿悟认知；
2、话语的快捷、简短、惊警、生动；
3、知人论世，介绍诗人的阅历、趣闻和诗歌本事；
此外，还有诗歌语言的推敲与校勘等功能。
张德明立足于现实诗歌批评的需要，在中西方交汇的文化历史语境中，承继中国古代诗学的艺术精髓，同时借鉴西方诗学的资源，特别是现象学的批评方法，以中国诗歌现代性为中心，加以凝炼和熔铸，从而构建了一种全新的现代批评话语模式——“新诗话”。这种批评模式，运用于21世纪初诗歌的评述，对于诗歌走势的庞杂现象和繁复景现，充分显示了它的适应性和有效性。
全书共分五章。前三章，“现象论”、“地域论”、“诗群论”；后两章，“结构论”、“本体论”。“现象论”、“地域论”、“诗群论”，大体上属于现象学的批评范畴。它们只有大的归类，彼此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一是个人范型，二是地域文化，三是诗人群落。每一类的序列，也是单摆、平放、并置的。所有这些现象都处于扩散状态。这样，就有了“新诗话”充分施展的空间。“现象论”一章，列举了9个个体和一个类，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与其他人互不搭界的诗歌现象。这适合于“新诗话”的现象学批评。在评说中，对各种诗歌现象，既有外在的感性直观，又有深入的理性的评判。他以直觉的思维方式，直面诗歌现象，使诗歌现象在意识屏幕上完整清晰地显现，然后在静现默察中，完成本质的概括与透视。以“赵丽华现象”的个案为例，不仅绍介了她的诗歌被恶搞的“梨花体”事件的来龙去脉，而且在具体诗作评折中，指出了她的口语诗的平白、轻松、机智的特征。因此，这种个人现象，就成了网络诗歌的一种文化象征符号。其他的，如李少君的“自然之思”，毛翰的“网络诗歌写作”，杨键的乡土“隐逸”诗风，老巢的“荒原意识”，郑小琼的触动世界痛处的底层生命的坚硬与悲凉，等等，都是在现象描述中，对现象的本盘做出的准确而客观的研判和论定。
“地域论”一章，评述的是诗人与地域关联的文化现象。不同的地域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因其独立性和差异性，而成为诗歌抒写魅力的源泉。这就是诗人陈先发提出的所谓“地理灵性”。“地理灵性”，即地域的自然与人文的精神魂魄。它直接培育着诗人的心灵和生命。也因此决定了诗人的文化底蕴和审美取向。艾略特曾说：“一个著者的想象只有一部分是来自他的阅读。意象来自他从童年就开始的整个感性生活。”这种童年感性深处的情结，往往取决于他出生地的自然状态与文化流脉的深刻影响。这一章，并列了七个地域诗歌的不同的文化现象。其中，“陈先发与桐城”，最具典范性。安徽桐城，是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桐城派”的故乡。“桐城派”是古文学派，但也兼及诗歌。姚鼎的弟子方东树，以地方观念榜桐城诗歌。他提出作诗的三个要诀：读书练识；真情实事；发于心而正人伦。陈先发就生于桐城，桐城文化从小就融入他的血液，滋养了他生命的智慧与性灵。所以，他的诗歌写作，在文本生成中，能把传统文化的气韵与个体生命体验相结合，灌注于诗行间，从而构建了心意婉转、余韵悠长、集古代与现代为一体的新的诗美范例。他打通了历史时空，以传统的现代阐释为中国当下的人文经验赋意，以此即承继传统又发扬传统，使桐城文脉重新焕发出新的时代风采。其他诗人，也大体相类。虽然此章并没有涉猎到中国大地的更多的文化区域，但仅此七种地域诗歌现象，就足以说明中国地域文化的广博、多样与丰饶。正是这种风采多姿、丰情万种的地域文化现象，共同构筑了中华文明源运流长而又生机无限的辽阔壮美的景现，沛然大气中涌动着我们民族质朴、勤劳、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诗群论”，论说的是一种诗歌群体概貌现象。这些现象中，有的，带一些思潮的征候，如“下半身写作”、“神性写作”、“低诗潮”等，但多维系时间不长很快就消弥沉落了，转变成为一种个别的诗写方式。其实，它们的命名，除有出场的策略性考虑外，也是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和价值的。“下半身写作”，也许名称不雅，但却开启了身体书写之先河，因为身体是一切文学之本。“低诗潮”，解构崇高，俯身向地，但也是追回原始生命的“野性”和“野趣”。而“神性写作”，与此相反。它致力于重筑诗歌的精神高地，在现实关怀中企望终极关怀，昂首天地间，渴求呼吸神性，但也不能一味凌空高蹈，不识人间烟火。至于着墨较多的“中间代”诗群和“新红颜写作”，则是一种更具有涵盖性和包容性的诗歌群体。“中间代”诗人的集合，安琪功不可没。她不仅发文标举：《中间代，是时候了》，而且积极筹措出书：《中间代诗全集》。“中间代”诗群的隆重推出，对它的命名，是有一定依据的。那就是60年代出生而80年爆发的诗人们的创作实力，使他从被漠视中凸显出来。其总的特征，是名作多，诗的分量和艺术水准比较高。但他们的价值取向、审美吁求、个性风采，也不尽相同，而表现为情思与艺术的多种多样、对质、互否而又互补的各擅其妙的诗歌景象。“新红颜写作”，是较晚近的命名。倡导者是李少君和张德明。“新红颜”三个字，也是他们突发奇想敲定的，不管人们认可与否，但它指称的网络女性诗歌写作现象，则是明确、无误的。她们以柔婉细腻的感觉，捕捉生活的波动和自然的脉息，书写世界溶入心灵的秘密，其性别化倾向，催发了她们女性意识的全面觉醒。但她们的诗学观念，也是多元的、个性化的。她们诗歌，也纷呈各种色调和风格：现实的与穿越的，白描的与倾诉的，口语的与雅言的……。这一命名，得到了大多数女性诗人的体认。这一章，清楚地展示诗歌群体的隆起和陷落，使人们认知了新世纪总体的诗歌创作队伍，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把它整合成为李少君所说的“三支建设性力量”：网络诗歌、地域性诗歌和女性诗歌……
“结构论”，讲的是现代诗意义生成的形式结构。它打破了意义与形式的二无阻隔，而形成了现代诗形式即意义、意义即形式的特质。诗歌的形式结构，由各种技巧、手法组成。书中，开列了隐喻、反讽、悖谬、荒诞、张力、戏剧化、叙事等一系列诗歌要素的组合方式。这里，对诗歌技巧和手法的阐释，有的并不停留在修辞层次，而是深入到思维界面，乃至哲学根抵。例如，隐喻，在诗中并不简单是一种赏心悦目的装饰，而几手就是一切文学存在的艺术方式。它基至是现实的艺术构成和构成的艺术现实。同时，它还与暗示、象征、影射等审美思维方式密切相关，相互生发。对各种艺术手法论述的示例，多为新世纪诗歌中的优秀之作，实践与理论相印证，分析得极为精到、确切和生动，两者相互激扬，同时获得了生命。戏剧化、叙事，是从剧本和小说中汲取的艺术优长，以此扩大诗歌的艺术空间和增强诗歌的表现能力。例如，叙事策略。诗的本职专在抒情，叙事并非其所长，但出于表达现代生活需要它从叙事文学中借鉴了叙事手法，其目的在于“减缓抒情的力度，增加诗歌的现代精神容量，凸显诗人浮雕性的主体意识，以遏制因情感的过度流溢所导致的诗人刀刻般锲入时代肌肤的力量被无端耗散的不良倾向”。诗歌的技巧是变更发展的，诗歌的形式结构也在演化迁移之中。每一个诗歌时代都有由一套技巧所构成的多种样态的形式结构。这一章，讲到的这许多艺术技巧，都是构建新世纪诗歌形式所必须的。而正是这种现代的形式结构，从艺术本体上决定了21世纪诗歌的现代性。这就是此章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指引意义。
“本体论”。诗歌本体，是精神本体、生命本体。它探讨的是诗歌的人文根源。这种探讨从多个侧面、多个层次上展开。它以诗人的生命存在为轴心，涉及到诗与政治、诗与哲学、诗与传统、诗与语言、诗与身体、诗的时空座标等多项议题。例如“诗与政治”，这是当下诗歌创作“剪不断、理还乱”的一种关系。张立群写过专著《20世纪中国新诗与政治文化》，他把政治看成是一种文化，带有普泛性。詹明信说，政治是一种无意识。其实，政治是无处不在的。诗与政治的正确关系是：诗歌离不开政治，又不能绑在暂时的具体的政策之上。它们之间的中介是个人与群体相契合的某种历史情绪。政治有显性和隐性之分。隐性政治的诗性书写，更适于从个体心灵深处揭示社会变革的纹理和有血有肉的时代精神。又如，“诗与语言”。现代诗的重要特征，是语言崇拜。在现代诗中，语言不再是盛载意思的容器，而是与诗人共舞的独立自足的生命体。人与语言不是主从关系，而是相互发现，洞彻和选择的一种契合与适应。诗歌的极端写作，是语言魔法和游戏，是自动书写的“我说”与“它说”。然而，对于诗歌整体来说，最根本的还是它的生命本体。在“新诗与身体”一节，作者论述了身体写作的种种状况以及它与日常审美的关联，但身体不只是肉体，还有灵魂。灵与肉的通达，必须建立在诗性哲学之上。“新诗与哲学”一节，论述了诗的根抵是哲学，在瓦雷里看来，一首诗的艺术特久震撼力来自一种“理性的激动”。但诗中的哲学，必须是诗化的。按照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的更彻底的说法是：诗的本质是人的生命存在本真的敞亮。由此我们想到，在当今人的生存处于物质挤压精神的困境之下，不更需要哲学的烛然，以使人解脱周围而放射出人性的自由光芒吗？书中的这些论述，大多独到、深刻，并具有可操作性。它们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这样，诗歌本体的确立，就犹如一株根植大地上的树，它迎着世纪的风云，卓然特立，在广阔的历史时间空中，摇曳多姿，飒飒生辉……
“新诗话“，作为一种现代批评的建设，是一项繁难的诗学工程。张德明先生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做了大量的艰苦工作。从《新诗话·21世纪诗歌初论》这部著作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学识积累的丰厚、文本涉猎的广博，以及对自己与他人诗歌实践体察的深入。除此之外，还显示了他独立的治学精神和勇于创新的胆识与魄力。他站在现代人文精神的制高点上，以本体论和构成论为核心命意，在古今中外相融汇的文化语境中，运用实践理性，对21世纪初的各种诗歌现象，以他独创的“新诗话”的形式，进行现象学的审视、观照、分析、评判，并以浓重的笔墨，为我们描写了一幅中国新诗现代性蓬勃生长、葱郁绚烂的图景。尤其可贵的是，这部著作，是圈内人说诗，不是隔岸观火，因此，更有它的真实性，具体性，可信性和亲切感。对21世纪初的中国新诗，不管人们怎么看，它都一个客观的不容抹煞的存在。张德明的这部著作，不仅确认这种存在，而且从确认中预示了诗歌的未来，赋予了它破解现代人生存困境的艺术使命和历史责任。也就是说，张扬新世纪诗歌的担当精神。因此，我们可以豪壮地说：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现代转型的大变革中，这是呼唤现代诗人也产生真正现代诗人的时代。于此，我想提请诗人们记住波兰诗人米沃什这句话：“如果不是我，会有另一个人来到这里，试图理解他的时代。”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世纪初诗人们所搭建的坚实诗歌基座上，一定会出现我们时代所需要的真正的现代诗人，创作出理解我们时代的伟大的现代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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