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历史和当代视野中的中国散文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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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历史和当代视野中的中国散文诗

——当代散文诗的发展暨“我们”文库学术研讨会综述

[北京]陈培浩

来源：伊犁晚报　 2012年01月11日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news/446275.htm

  

    2011年12月9--11日，当代散文诗的发展暨“我们”文库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会议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共同主办。本次研讨会是散文诗文体引入中国九十几年来首次召开有关散文诗的学术会议。会议聚焦于“当代散文诗的发展”及“我们”散文诗群体的探索等多个核心议题，为全国散文诗作者、学者提供了思想交锋、观点碰撞的学术平台。会议共收到29篇论文，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六十几位专家学者、散文诗作者参加此次研讨会。研讨会期间，大会组织了六场专场研讨，分别是：散文诗的再认识专题、散文诗历史维度专题、当代散文诗发展专题、承继《野草》传统专题、“我们”散文诗专题（一）、“我们”散文诗专题（二）。

    会议由孙玉石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致简短开幕词并作主题演讲，他回顾了中国散文诗的发展历史，反思了当代散文诗存在的问题，呼唤当代散文诗创作传承《野草》那种富于表达隐藏性和情景象征性的艺术传统。研讨中，与会者热烈讨论，在提交大会的论文基础上，多有临场发挥和回应，多场次出现激烈的话语交锋、来回论辩的精彩场面。不同场次的发言者也常常就某些话题隔场对话与应答。激辩带来探讨的热烈氛围，也使很多话题密集交叉，很多思考由研讨设定的论题生发出来。依据论辩的内在逻辑，研讨者主要聚焦于如下几方面问题：

            

散文诗的文类难题和历史维度

    散文诗是一种外来引入的新生文体，如果将沈尹默发表于1918年的《月夜》视为中国的第一首散文诗的话，迄今已有九十三年。但在现代中国文学体裁四分法的分类框架中，散文诗的文体特质、文体边界等问题一直困扰着创作与研究。很多学者不约而同地聚焦于散文诗的文类难题。散文诗的文类难题引发了挥之不去的文体焦虑，与会者纷纷对散文诗何所属？散文诗何为？散文诗身份焦虑投射何种理论问题发表看法。

    王芬（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认为：“散文诗”似乎也始终摆脱不了面孔“模糊”的命运，借助“诗”与“散文”来辨明自身成了了解与界定“散文诗”不可避免的套路。黄雪敏（华南师范大学南海校区中文系）认为散文诗之难，或因为写作者对文体特质的忽视，过分填塞与其文体不符的宏大内容，她说：“作家们努力拓展自己的视野，努力地把广阔的社会现实内容纳入散文诗的表现领域，提倡‘现实生活的介入’，却似乎收效甚微。散文诗的这种艺术瓶颈，是不是也与散文诗这种艺术形式本身的某种文体的规定性有关？”什么是散文诗的难题，著名散文诗人耿林莽先生则认为“我们常常慨叹散文诗在文学界及社会上的地位卑微，不受重视。”“我个人认为，关键在于她的境界不宽，束茧自缚。”对美文性、抒情性、小感触等有着片面认识，他认为散文诗应该“从一种窄小的艺术天地中‘突围’出来。”

    面对散文诗的文体难题，也有学者尝试新的思考路径。赖彧煌（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提出疑问：“作为现代写作实践的散文诗，它蕴含的价值迄今仍是隐晦的、充满争议的。是否应该把它主要作为文学类型学上的诗学问题，从形式、结构的维面推定某种诗学风貌即可？还是应该视为现代背景下的某种美学症候的激进表征，进而落实为美学问题的探讨，最终探及到深刻的美学根源？”他认为：“散文诗的意义主要不是文学类型学上的，而是在应和美之衰落中对无形式境遇的认同，在韵律废退中外观上采取散文样式，在内在趣味和使命上反抗散文意识的嵌入和控制。有着和谐的形式的美衰落后，它以其无形式的探索应和着呈现不可呈现之物的抱负，因而它表征为一种崇高的美学。”伍明春（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详细的史料中展示散文诗和早期新诗、“诗的散文”与“散文的诗”的复杂纠缠。并以历史化的眼光提出：“我们不必急于为汉语散文诗划定一条文类界线，或者为其贴上某个本质化的文类标签，而是应深入到丰富多彩的文本中，去感受散文诗文类边界移动的活力。”同样面对散文诗的难题，赵薇（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中文系）则是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进行把握，把散文诗文体的发生、发展置放于复杂的文学场域，考量散文诗在各个阶段所扮演的文学角色。在她看来，散文诗在法国确立是因为“这种文体的独立在先和文体观念的趋于成熟，有效地缓解了本该出现在自由诗内部的美学分歧所造成的文体焦虑。”“与西洋散文诗的卓然于世不同，中国现代散文诗降生于结构剧烈变动的中国现代文学场中，其分化远未达到理想程度，此一时彼一时左右逢源的策略很可能换来对自身‘独立性’的有意轻视。”她同时也警惕新媒体写作对散文诗的挑战。

    以上学者主要在史料的基础上展示散文诗文体归属的客观困难并提出审慎的应对。但对散文诗归属问题也不乏立场鲜明的回答。在回顾散文诗九十几年历史的几次散文诗归属争论后，邹岳汉（湖南益阳市文联），观点鲜明地认为：“散文诗本质上是诗，是诗之一体”。“散文诗对‘诗性’的确认和现代审美意识的确立最为紧要。”树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在其他场次的研讨中呼应了这个观点，他认为：“各种自由诗都是为了挣脱各国传统语言对诗的形式压抑而生”，散文诗与分行诗同源，“散文诗焦虑依然困扰着大家，散文诗的合法性为何一直是一个问题，来自于散文诗跟诗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散文诗即是诗。不要在诗之外寻求一个散文诗。”

    面对散文诗文类难题所产生的“文体焦虑”，也有学者表示不同看法：曾凡华（线装书局）根据自己创作“散文诗体小说”的经验，说明跨文体创作的诱惑与困难，他反对纠缠于文体分类的理论问题之中。认为：写作应该从生活和内心出发，能创造艺术的可能性即好。这种跳出文体分类的思路在不同场次中被呼应：王志清（南通大学中文系）以古代文学研究者、散文诗创作者和散文诗研究者的多重身份发出不无激烈之词：纠缠于散文诗的文体问题是“搞散文诗的人自己看不起散文诗”、“散文诗的路是自己走出来的”。孙晓娅（首都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也认为：“散文诗应多些文本细读，与其探讨散文诗是什么，不如探讨如何写好散文诗。”

    跳出散文诗文体难题，提供了一种类似于现象学的“悬置”和“打进括号”的解决思路。但其他的探讨侧面印证了这种“悬置”的疑难：灵焚（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认为：当代的散文诗在各种选本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公平对待。他举例由谢冕任总主编，200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10卷本《中国新诗总系》中，一百年的现代汉诗总系中，只有极少量的可以当成散文诗的作品。写出散文诗经典《野草》的鲁迅，其分行诗歌成就远不能与其散文诗成就相比，但在1917—1929年的选编中收入其分行诗七首，《野草》作品没有一首入选。灵焚不无激愤地称散文诗正在遭受“冷暴力”。吴思敬（首都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对灵焚的“冷暴力”说提出商榷，作为《中国新诗总系》编委会成员，他对灵焚提出的问题进行回应。他说，在是否收入散文诗问题上，编委会经过了多次讨论，认为新诗的最后形式标志，就是分行，所以分行是新诗确认自身文体身份的底线，也是编委们讨论认为必须坚守的底线。因此，《中国新诗总系》才没有收入散文诗。灵焚与吴思敬的对话侧面印证了文体辨析乃至于散文诗挥之不去的“身份焦虑”的原因，如果散文诗没有在文体上有相对清晰而共识的确认，那么在文体博弈的诗歌场域难免要被遮蔽。

    散文诗文体边界不清，研究者对于散文诗的内涵特质也有不同认识，这导致了在中国散文诗历史起源问题上的分歧。黄恩鹏（解放区艺术学院文艺研究所）认为：中国古代的赋，其音韵声律的“可诵性”对句节奏，其句子相衔相接、行文的理性与诗性的交织，都契合散文诗内在的审美特质。“散文诗这种文学体裁在中国其实是早就存在了的一种文体，只是它的命名在于近代。不需要论家一遍遍不厌其烦要从贝尔特朗、波德莱尔等国外作家身上得到印证。”陈培浩（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则对这种将中国散文诗起源上溯到古代的观点提出质疑，他把这种思路称为一种散文诗的“征古主义策略”，他说：关于中国散文诗起源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王光明先生已经撰文反对，观点鲜明而论辩清晰，但征古思路依然不绝如缕。其原因在于散文诗的身份焦虑促使某些散文诗研究者希望以征古而扩大散文诗的合法性；同时也在于征古者有着透明的词物观，忽视了散文诗概念背后的文化背景和自由想象，从而便忽略了散文诗的现代性内质。其观点得到一些呼应，张桃洲（首都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也认为，每一个概念都应该有其边界，不能没有节制的扩展和延伸。

    在中国散文诗的历史探讨中，王晓生（中南大学文学院）认为，研究者往往误读了西谛关于散文诗的论述，西谛认为散文诗驳斥了“无韵则非诗”的观点，仅仅是偶然使用了“散文诗”的概念，他的“散文诗”并非我们现在所指的“散文诗”，其实是指“新诗”。王晓生的发言方式和观点都颇具个性，但也得到了很多呼应。黄占辉（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同样在散文诗的历史回顾中思考了散文诗文体建设的问题，他反对以字数的精简累增或篇幅长短来标识散文诗的风格。徐娜婧（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历史回溯则是回到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中，探讨这部散文诗杰作对美的赞礼与哀歌，艺术主体的寻美之旅以及守望孤独的姿态。

    与会者多有人表达对散文诗研究现状的不满，罗小凤批评了散文诗研究中的重复劳动、过分拔高等倾向。黄永健（深圳大学文学院）则带来了新的研究思路，他以强烈的中国散文诗问题意识，借镜于外国散文诗的研究理论。他简要介绍了外国散文诗研究的发展，特别强调俄罗斯理论家阿得林·万勒（Adrian Wanner）的同心圆结构理论，阿得林·万勒认为散文诗创作现场构成了一个同心圆结构：位于中心的是以法国象征主义诗人为代表的现代的、前卫的、先锋的，具有反叛颠覆意识的散文诗作品，而在圆心周围演化产生出大量的散文诗变体。黄永健认为这种理论用来描述中国的散文诗写作现场，比进化论的方式来描述会更有优势。

从《野草》传统到当代探索

    在文体问题和历史视野之外，学者们也阐释经典、追问当下，探索散文诗典范作品《野草》所开创的传统，同时辨析散文诗的当代问题和探索。

    关于散文诗的传统，喻子涵（贵州民族大学宣传部）认为“现代性”是其内质：散文诗的“现代性”内涵包括强烈的生命意识、突出的象征意义、鲜明的反叛精神和深刻的自我解剖精神，是散文诗必须坚守的传统。更多的研究者从典范作品《野草》的探讨中去把握散文诗的“传统”：赵飞（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呼应将《野草》视为鲁迅爱情隐喻的学术观点，从艾略特“诗歌的三种声音”理论进入对鲁迅《影的告别》的细读，探讨了《野草》阐释的新可能。任培培（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同样以细读的方式进入《秋夜》，显示了《野草》的象征主义传统对后代阅读者强大的吸引力。陈芝国（广东第二师范学院中文系）在史料发掘的基础上，进入对宋淇（林以亮）1940年代散文诗的研究，他认为宋淇“在1940年代内外危机交困之下创作的散文诗式的小品文，以其对现代性时间与自我关系的冷静剖析，以其对自我与世界分裂与疏离感觉的把捉，以其对现代主义唯美抒情幻象的建构，为陷入新诗写作危机的诗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写作可能性”，是一种“危机下的抉择”。王志清则力图在对《野草》传统的指认中确认当代散文诗创作对《野草》的传承。他认为：“《野草》最突出的文学特征就是它的隐曲的、深邃的、哲理性传达的象征性”，是“从现实和人生经验中悟出了一种生命哲学赋予的美的形式，即曲笔特异的散文诗文体”，他强调“从鲁迅到耿林莽，是一批人和一批作品，是一个精神拷问、虑意现实的传统。这种悯情深度与精神向度，出以一种象征性曲笔的独语，形成了张力遒劲而诗性沉郁的基本风格，也形成了自由结集的‘我们’诗群。”

    对当代散文诗的现状，很多学者表达了忧思乃至“激愤的不满”：喻子涵承接其坚守“现代性”的思路，认为当代散文诗的病症包括：“大众化”掩饰下的粗鄙化、“易写易读”误导下的轻浅与复制、心灵解剖与批判精神的缺失、价值体系崩溃与审美标准降低。他呼唤散文诗创作“现代性”的回归：树立主体意识和生命意识、强化都市意识和开放意识、注重多元意识和求变意识、强调叛逆意识和批判精神。李松璋（深圳人杰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则以散文诗人的切身经验和饱蘸情感的语言对当代散文诗创作创造乏力、精神疲软和承担匮乏的“虚无”和“迷乱”表示不满。他认为散文诗的“虚无”表现在人生态度上是“道德标尺低，个人欲望高，缺乏公共之心和悲悯情怀，只顾惜自我不关注他人”，表现在写作态度上则是“对文学境界和文学审美的追求低，知识结构简陋”，作品信息量、想像力的积贫积弱等等。就此，他呼应周庆荣的倡导，认为“散文诗应该进入意义写作的层次了”。

    对现状表达不满的同时，也有学者努力从宏观或个案的角度去挖掘当代散文诗创作的艺术拓展。崔国发（安徽铜陵学院）宏观地把握了近三十年散文诗的精神脉象和艺术拓展，他认为新时期散文诗呈现出几个亮点：诗坛老将的引领和带动、“我们”北土城散文诗群的横空出世、散文诗与新诗的历史关联日益紧密、散文诗载体建设的加强与散文诗批评的“在场”。散文诗呈现出七个精神脉象：超越时空的宇宙交响、追本溯源的生命寻根、钩深致远的文化通诠、取精用弘的哲学旨圭、城市转型的现实忧郁、关注生存的知性反思和观照自然的心灵神韵。散文诗在艺术拓展上也有着对诗性的领悟和坚守、对体式的创新与探索、对异质的涉取与变奏等多重面相。

    荣光启（武汉大学文学院）则以骆英的《小兔子及其他》为个案，分析了作品中的动物意象、城市意象，认为作品中的“蟑螂”和“小兔子”是二十一世纪的“变形记”，作品逾越了诗与散文诗的形式规约，诗人骆英也成了现代与城市的批评者。荣光启的论文引发了一些回应，骆英《小兔子及其他》之前的诗歌，包括分行诗和散文诗，给人的印象并不深刻。这部作品的成功，是否来自于散文诗文体自由性与他的现代批判经验的契合？由此推开去，散文诗如何去表达分行诗、抒情散文所无法表达的经验，从而彰显自身的独特性？或者说，认为散文诗必有一种与其文体相对应的最契合的经验类型，是否是一种想象化的结构主义本质观？这些讨论，在会上会下得到小范围而热烈的讨论。

    以个案方式聚焦于当代创作的还有张桃洲，稍微不同的是，同样面对着散文、诗和散文诗的多重重叠与纠缠，他的关注点貌似“回避”了这种纠缠，他借由诗人朱朱散文《晕眩》去探讨一个有着深刻诗歌认同的诗人散文对诗性元素的融入，以及诗歌对散文的借用。由此触及或揭示了不同文体边界之间的暧昧性，不同文体吸纳互通、相互借用的可能性。这从某个侧面印证了对散文诗文体归类的困难。

    与从现代性立场对散文诗的不满和期待的思路不同，洪烛（中国文联出版社）则更关注当代散文诗与新媒体的互动及其新可能。他回应赵薇对新媒体影响散文诗写作“辨识度”的审慎忧虑，认为新媒体对散文诗写作或许能够敞开一种新可能。他呼吁关注“在野”的散文诗，关注各种年选、出版物之外的作品，关注全媒体时代散文诗的发展。

“我们”散文诗群的探索

    “我们”散文诗群及他们对散文诗的探索是近年来为散文世界所瞩目的重要现象，本次研讨会，也聚集于“我们”的写作，辨认这一批写作对散文诗新探索的意义。

    灵焚发言汇报了“我们”的诞生与命名的由来，从“我们”重要发起人的角度、以带着体温的语言讲述了“我们”从缘起到成立的过程，并且强调“我们”宣告成立的文字并非“宣言”，而是表达一种“态度”，“我们”不是一个诗歌群体，不强调统一的流派追求，“‘我们’只是一种觉醒，一种认同，一种呼唤，一种历史传承的自觉提示与承担。”

    “我们”群体的创作与成就，王光明（首都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有较前沿的观察和归纳，他由首师大一次关于散文诗的读诗会引入，强调散文诗“不是去表达一种已知的经验，而是以流动的想象去凝聚暧昧未明的经验，以提供读者进一步想象的可能。”而“我们”诗群的突围意义体现在使散文诗从牧歌、颂歌的简单抒情中解放出来，让散文诗重新面对历史、存在和生命困境。章闻哲（黄河诗报）也试图整体上把握“我们”散文诗的意义，她论及“我们”散文诗、理论、实践及其美学开拓，并对散文诗历来存在的一些弊病进行了相关探讨。从历史的角度阐发了散文诗传统写作的形成及其发展滞后的原因，并从现实主义的本质出发，指出散文诗作为一个历来被指斥为“远离现实”的文体写作形式在“我们”的实践中已经体现出对这一“指斥”的规避和纠正的态度。

    “我们”散文诗人个案探讨中，代表人物周庆荣、灵焚、亚楠、爱菲儿被聚焦较多。著名诗人安琪认为“我们”的这些代表，周庆荣以精神高度取胜；灵焚以语言的先锋性取胜；爱菲儿以题材的独特性取胜；而亚楠以恢弘的视野取胜。王光明认为周庆荣的写作以“灰尘”、“砖头”等意象系列发现和凝聚了这个时代的经验，从而以散文诗的方式关怀和辨认我们的时代。薛梅（河北民族师范学院中文系）认为周庆荣文字“渗透出的人生观念，关乎自我，关乎生活，关乎时代，关乎散文诗，但归根到底是关乎生命。生命本位是周庆荣的理想所在，即生命真实。这素朴、平凡的真实，是基于一种抵达理想的生活品质和人格力量的高度之后的素朴和平凡，而高度本身又必然是肩负着生命承担的可贵和坚定。”李仕淦试图在周庆荣的已有写作历程中去把握他的生命之思、写作之谜。他认为周庆荣早期散文诗《爱是一棵月亮树》创造的“月亮树”意象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浮现的神话原型影像与形象”，其背后的“情爱”母题，包含着“个体存在的孤独穿越与理性自觉的醒悟”。而1993年创作的《我们》则是周庆荣从“月光”抵达“阳光”的转折与裂变。他还论及周庆荣面对“黑暗”的方式以及如何在没有英雄的时代，做一个“有理想的人”。认为周庆荣写作的精神光芒，来自于“内心对光明的坚守与永恒追求”。

    罗小凤则试图用“灵魂话语建构”来揭示灵焚写作的精神密码，她认为“灵焚的散文诗创作在当下散文诗群中无疑是‘卓尔不群’的一个‘异数’。他以人类情怀的宽度、智性抒情的厚度、审美指向的深度、难度写作的高度构筑其丰富而深邃的灵魂话语，从而敞开了一个独特而杰出的诗歌世界，为当代散文诗坛立举了一个新的标杆，对规避当下散文诗与新诗的弊病以及散文诗今后的发展态势均具有无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宝贵敏（民族出版社）则从性别视角细读灵焚的《第一个女人》，认为性别意识参与了灵焚这首诗歌的创造，在作品中与宏大的社会强势话语形成对话，并在诗歌中刻下了不可复制的“性别指纹”。

    孙晓娅用文本间性和生态美学理论分析爱菲尔的作品《非处方用药》，她认为，爱菲尔作品“入心最深的是其文本中凝固的传统意象与浸润诗人主体情思的流动的当代意象的呼应、同构、再生和相融，通读《非处方用药》，我们会惊心于穿梭于古今、医学与诗学的意象所滋生的文化生态的丰富和自足的诗性美。”“组诗中交错的现实感与历史感，形成了广阔的时空跨度，诗人的创作在历史文化与现代情怀的双向融合中，获取了一种寻根性、归复性，以及女性意义上的超越。”

    本次会议探讨了散文诗的文体特质、历史维度、当代散文诗的发展和对传统的继承、“我们”散文诗的探索和意义等论题，对于廓清散文诗文体边界和历史传统，辨认当代散文诗的新探索，探求散文诗的发展方向有着重要的意义。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